一次投票和三代人的慘禍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576個代表，毛澤東包括他投自己的一票，共得575票。接着就嚴令查未投贊成票者，追查結果是張東蓀。

張東蓀（1886年12月29日—1973年6月2日），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中國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曾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書長。

張東蓀像

張東蓀家族數代為官。1905年，被官派留學日本，先後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私立哲學館。辛亥革命爆發前夕，張東蓀回國。1912年，參加南京臨時政府並任臨時政府內務部秘書。南京臨時政府解散後，進入報界，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1927年8月，創辦中國第一個哲學研究專刊《哲學評論》雜誌。1934年，他任圖書《唯物辯證法論戰》的主編批判馬克思主義唯物論。1930年，任北平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37年任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兼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

1941年12月，留在燕京大學的張東蓀被日軍逮捕收監。被判緩刑保釋出獄，處於被軟禁的狀態，遂一心寫作。1944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他繼續當選中央常務委員，當選為秘書主任。1月21日，被蔣中正接見。1948年底，張東蓀作為傅作義代表與中共秘密談判，促使北平和平轉交中共統治。此後，他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

· 主要著作有：《科學與哲學》、《精神分析學》、《道德哲學》、《現代倫理學》、《唯物辯證法論戰》、《認識論》、《理性與民主》和1946《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等等不下一二十部。

其子女中：長子張宗炳，美國康奈爾大學生物博士、次子張宗燧，英國劍橋大學數學博士、三子張宗穎，日本早稻田大學化學博士、女兒張宗燁，近代中國優秀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

1951年，朝鮮爆發內戰，聯合國軍隊進入南朝鮮，中國志願軍整裝待發。引起很多知識分子憂慮。張東蓀曾為“國共調停人”，便想從中斡旋。此時來了個名叫王志奇的陌生人，英語流利，學識淵博，對美國政要如數家常。張東蓀遂請王傳話，敬告美國政府不要打中國。還將有關資料交給王，以證明自己身份。不久後，王志奇離奇被捕。1952年，張東蓀因泄露國家機密。被免去政府職務，開除出民盟。王志奇從此人間蒸發，到底是何人，坐了幾分鐘或幾十年大牢，無人知曉。

１９６８年１月，張東蓀被逮捕，關入北京郊區的特種監獄“秦城”，當時已８２歲高齡。“秦城”監獄把被關押者單獨囚禁，數年裡不能和人說話，更不能和家人通信。以至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關在哪裡。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張東蓀死在“秦城”監獄中。

張東蓀一生熱愛和平。1915年，他既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也反對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後又促成了北京政權和平交接。然而，他最後還是成了畢生嚮往的和平事業之殉道者。

張東蓀的妻子劉拙如，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圖書館工作。在單位中被“批判鬥爭”，並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在那裡被監禁了近一年。

當張東蓀被逮捕並關入“秦城”的同時，他的大兒子、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張宗炳也被逮捕，也被關入“秦城”監獄。但是父子兩並不知道他們都被關在同一監獄中。他在監獄中精神錯亂。被秘密關押７年以後，1975年被釋放。

1969年，在“清理階級隊伍”中，二兒子張宗燧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宿舍中自殺。

1966年，張東蓀的三兒子張宗穎和其妻子呂乃朴遭到“鬥爭”後一起自殺。

張宗炳的兒子張鶴慈，1963年時被逮捕。經過審訊關押後，被送往茶淀勞改農場“勞動教養”三年。三年期滿後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處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勞改農場”一共待了１６年。

張宗穎的兒子張佑慈，文革時在天津當工人，他的父母在１９６６年自殺後，他因“企圖給父母報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獲“平反”被釋放時，已經在監獄中被關了10年多。

就這樣，文革十年中，張東蓀一家七人坐牢，四人死於非命。其中最著名學術成就最高的是其次子張宗燧。

張宗燧像

張宗燧 （1915～1969）中國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15年6月1日生於浙江杭州，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1938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並先後去丹麥、瑞士進行科學研究。1938年，去尼爾斯·波爾（N．Bohr）領導的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工作。在這個“哥本哈根學派”的學府里，他有幸會見狄拉克、泡利、羅森菲爾德、維克、莫勒、威爾遜等世界級大師。張宗燧進入了量子理論最前沿的研究。

1938年10月玻爾研究所全體成員合影(前排右一為張宗燧，左四為Wick，左七為N.Bohr，右三為 Møller)

年輕的張宗燧受到玻爾全家的關懷，而且得到了玻爾本人的賞識。1939年1月，在一封推薦信中，玻爾寫道：“在哥本哈根的半年來，張顯示了很高的學術才能和人品……他在莫勒教授指導下，研究了核理論新發展中的各種問題，特別是β蛻變現象。張在處理新的複雜的數學方法上表現出十分不平常的水平，並且還能最透徹地理解其物理內涵。”

1939年張宗燧回國任重慶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1945年以英國文化協會高級研究員身份赴英國劍橋大學進行科學研究。1947年赴美國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院、費城加尼基工業大學工作。

他在劍橋完成四篇高水平的論文。狄拉克支持並安排他在劍橋開課，講授場論，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步上劍橋講壇。張宗燧在國際理論物理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成為劍橋哲學會會員，並被錄入美國《世界名人錄》（1950年版）。

1948年回國。歷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教授。1951年開始擔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此間，與北京農業大學化學系助教傅素冉女士結婚，育有一子張洪青。

30多年來，共發表學術論文50餘篇，科學著作三本。

1951年，“思想改造”和政治運動接踵而來，張宗燧受父親張東蓀的株連，遂成北大批判的重點。不久他與傅素冉女士離異。調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教。

波蘭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英菲爾德來訪，聽說宗燧在師範大學任教，大呼浪費人才。一九五六年底，華羅庚建議調宗燧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任一級研究員，兼理論物理研究室主任。一九五七年，宗燧就任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到數學所後，宗燧為有了安定的研究環境，而十分高興，並與包坤鐸女士結婚，育有次子張敏。

在數學所工作期間，前後發表論文二十餘篇。又與胡寧、朱洪元先生舉辦的量子場論討論班，培養了一批中國自己的粒子物理理論人才。

張宗燧嚴謹的學者風度，講話表態都以事實為依據，從而遭到不止一次的責難和批判。

1962年，尼·玻爾的兒子，著名理論核物理學家阿·玻爾（A．Bohr）來華講學。張宗燧在哥本哈根時，阿·玻爾還在上中學，兩人年歲相近，私交甚好。阿·玻爾見到宗燧時，隨便問起了中國是否實行配給棉布的布票制度。張宗燧從不過問家務，不知道天下有布票，於是隨口答道沒有那回事。回家之後，他從妻子那裡知道實情，卻為自己說了不實的話而痛苦，第二天又去賓館向阿·玻爾做了更正。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竟是“裡通外國”的大罪行。

大躍進期間，他和數學所的許多人一起去參觀徐水人民公社的萬頭養豬場，回來後大家開會談體會和所受教育時，他卻說，為什麼那裡的豬那麼多，而菜市場上卻買不到豬肉？引起對他的批評。

中蘇關係惡化後，數學所一會議上批判蘇修科學是“老、大、黑、粗”。他卻說，不要以為蘇聯的科技都不行，有的領域是很好的，又招來對他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更遭到衝擊，多年積累的研究筆記，被抄家抄走而遺失。他傷心欲絕，從此難以入眠，身體逐漸衰弱。而無休止的鬥爭折磨，更使他難以承受。一位目擊者對當時的情景回憶說：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紅衛兵莫名其妙地（我不知道什麼原因）把張宗燧揪出來，在身上掛上牌子(或者是戴高帽子，或者兩者兼有，我記不清楚了)，在從前的計算所與數學所的大樓前面開了一個鬥爭會，然後由紅衛兵押送他在中關村遊街示眾。第二年的夏天，我在上班的路上遇見他穿了一件冬天的大衣也是上班去勞動(打掃衛生)。我很奇怪，我說“張先生，天氣那麼熱，為什麼還穿大衣？”他說“陸啟(鏗)啊陸啟(鏗)，我快要死了!”我大吃一驚，正想問他“你得了什麼病如此嚴重？”但後面來了一些小孩，向他投擲小石頭，口裡還罵着難聽的話，有的石頭落在我身上。我趕快離開他。以後我上班總繞路而走，避免和他相遇以免受襲。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數學所造反派宣布“張宗燧畏罪自殺”。我聽了後心情十分沉重。當我在聽到他對我講“快要死”的話時，應該意識到，他受到極大的人格污辱，為了人的尊嚴，已萌發一死的念頭，可是我為了躲避幾個小石頭的攻擊，不敢和他多談。他的話明顯有“訣別”的意思，如果我當時能和他多談一會兒，了解他的話的真實意思，並且加以勸導，比方說一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之類的話，也許悲劇不至於發生，他的正處盛年的生命不會驟然了結，還可能會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我有內疚的感覺，直到今天這個陰影一直存在我的心中。”

張宗燧是為學嚴謹的完美主義者，認為複雜的物質世界能為理論物理的數學方程表述是的無比美妙，是他的畢生嚮往和追求。而當這一切遭到毀滅的時候，他的生命失去了意義。

1969年6月30日， 陷於極度痛苦的張宗燧先生服用大量安眠藥自盡，年僅 54 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