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澤(zt)

“黨媒姓黨”，“不得妄議中央”是這些年泛濫成災的政治術語，也是中共嚴控新聞禁錮思想言論的真實寫照，當媒體淪為喉舌和工具，大凡公開監督批評中共以及領導人都被視為大逆不道，或定罪入獄或遭監禁或被禁言，許多人常常想起中共前中宣部長朱厚澤曾經說過的話：“從辛亥革命到今天，我們轉了一圈，又轉回到了專制的起點，而且這個專制超過任何一個朝代，其控制的嚴酷前無古人，其對思想的鉗制超過歷代，相比之下，過去那些文字獄算不得什麼。”

朱厚澤可以稱之為中共的異類，1931年出生於貴州織金，1949年加入中共，曾長期在貴州省工作，並在52歲時擔任貴州省委書記，1985年7月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1986年，朱厚澤在中宣部部長任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寬政策”，也就是寬厚、寬容和寬松，他本人也被稱為“三寬部長”。對此，朱厚澤曾解釋說，三個“寬”字，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松、有彈性一點。

朱厚澤並沒有滿足於政治上爭取“三寬”，他的思想在晚年日趨成熟，對中共的認識更加深刻。比如他對“黨文化”的剖析就很獨到。他認為“黨文化”依靠政治高壓，消滅一切個性和自由，用集體的名義，實現少數人對全社會的控制。“黨文化”“就是控制他人；所謂集體主義，鐵的紀律；說到底，就是以多數人的名義實現少數人的統治。”

朱厚澤認為“黨文化”形成於延安整風，他還有一個語驚四座的結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就是啟蒙運動的終結。因為“黨文化”從整體上消滅了個性和自由，把中國人全都控制起來了。“當初，大家都以為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到來了，換新天嘛，包括我們那些老作家、老知識分子。他們歡呼雀躍，高興得不得了，結果追求來的東西是個什麼呢？是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爭取人權、爭取科學的結束！"；“一切自由的、有個性的東西都完了。”;“從辛亥革命到今天，我們轉了一圈，又轉回到了專制的起點，而且這個專制超過任何一個朝代，其控制的嚴酷前無古人，其對思想的鉗制超過歷代，相比之下，過去那些文字獄算不得什麼。”

朱厚澤對“黨文化”深惡痛絕：“‘黨文化’是個很腐朽的東西，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它無孔不入，無所不在，非常墮落，十分丑惡。它能夠形成四面八方的滲透力量，而我們還不得不容忍這個東西。所以它是一個無恥的文化，絕無任何羞恥。人們對這種邪惡估計不足是不行的，這些人到處冠面堂皇地表演，實際上卻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對於“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朱厚澤用八個字撕下了偽裝：“既不‘社會’也不‘民主’。”就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裡那個小孩一樣，指着光屁股皇帝說：“他什麼也沒穿呀！”。

朱厚澤後來用樸素直率的語言，對這八個字作了一番說明：什麼叫“既不社會”啊？我們是以社會主義作為目標的，我們是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實際上我們這個黨，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後，用國家把社會“吃”掉了，“國家”把“社會”吞沒了，一切都聽命於官方，聽命於官員！從幼兒園管到火葬場，從婚姻登記就開始管，而且管到火葬場以後，人已經死了，我們的政府還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後輩。在談到他（她）的後代的時候，還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個什麼人，真是荒唐之極。

總之，國家代替一切。什麼叫社會主義？以社會為主義，為社會而主義，才叫社會主義！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社會的繁榮，為了社會的自主，為了社會生動活潑地自主向前發展。我們反對過去的政權對社會的壓制、統治、限制，所以我們是為社會解放而奮斗的一群人。我們組成一個黨，就是不滿意原來那種國家對社會的統治、限制、專制！是為了社會解放，不為了社會解放，你搞什麼社會主義啊？

用政權控制社會，而把社會自身的發育和成長給弄掉了。在用國家來代替社會的過程中，這個國家的政權從產生、授權，一直到它的運行過程，到它權力行使的監督，有沒有民主？沒有民主！授權都不民主，權力的運行不是由政府和民間共同履行，權力運行的結果缺乏有力的監督。所以說我們當今的社會是“既不社會，又不民主”。

多年前，香港《七十年代》雜志的李怡先生著文說：朱厚澤在北京醫院馬上就要動手術時，嗓子啞着還要跟姚監復說：「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會不會在21世紀給世界帶來災難？中國會不會成為21世紀邪惡勢力？這個問題我跟好多人講了，不以為是，也不願意看我提供的這兩本書，你倒聽了我說的話，看了這兩本書，要組織人好好研究批判這個，否則中國會成為21世紀邪惡勢力」中共的中國模式發展路徑危害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