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11日，江蘇常州市革委會公檢法在常州市體育場召開萬人公判大會。體育場包括了一標準足球場面積很大，地上坐滿了等候公判的群眾。

那年月三天兩天街道牆壁上貼布告，布告上是一串“犯人”的名字和所犯的“十惡不赦的罪行”,布告右下方是一朱紅色濃筆一勾畫——統統槍決。

犯罪分子絕大多數是寫反動標語、收聽敵台或反革命小集團成員。有一個小集團大約有六七個年輕人，其中有一個還是女孩，當然都是死刑。

但，這次公判對象與歷次不同，是一個老紅軍為首的反革命組織。

公判大會開始，反革命小組的五名成員被押解到主席台上。五人都強迫彎着腰，胸前掛着寫着名字打了叉的牌子，滿臉紫紅一聲不啃。顯然是脖子被繩索勒緊了。

大會負責人說完後，一年輕人在台上哭哭啼啼揭發這個組織罪行。這年輕人以前是部隊的復員軍人，參加了這個小組，而另五位被控訴的都是解放軍轉業軍官，其中為首的是老紅軍蔡鐵根。

揭發的基本事實是，他們曾經一起去過宜興一帶。當時，蔡鐵根說，可以到這裡打游擊。顯然是想搞反革命叛亂。

最後，對“以蔡鐵根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案”進行宣判：蔡鐵根、李業舫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吳翼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余須涌、屠蘇等被判處有期徒刑。接着，五人被押解出體育場。

蔡鐵根（1911年12月—1970年3月11日），原名蔡澤生，曾用名蔡委心，漢族，生於河北省蔚縣塔頭村，曾就讀於廈門大學，1936年12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59年10月，在全軍“反對教條主義”運動中，蔡鐵根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受到開除黨籍軍籍、被分配到常州市機械工業局當巡視員。

據有關公安人員透露，蔡鐵根到常州後，被安排其家庭某一棟樓的二樓居住，而三樓和一樓都特地安插了國安人員家庭居住，以對他監視。

1969年8月，常州市機械工業局以破“四舊”名義到蔡鐵根家抄家，抄出蔡鐵根的40多本日記。因其日記里有對黨內政治生活和某些政策措施不滿的言論，特別是還有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常州市委於9月上旬成立“蔡鐵根專案辦公室”。最終定性為“蔡鐵根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牽連人員達百人之多。後來，據說一名年輕的復員軍人為其鳴冤叫屈，也被判了死刑。

蔡鐵根被害10年後，在胡耀邦等領導同志的直接關心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蔡鐵根的冤案終於昭雪，他被定為烈士，骨灰盒得以安放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事實上，蔡鐵根一直有寫日記的習慣，記載他思想的日記是他被殺害的原因之一。他在日記中忠實記錄了當時即使是最富庶的蘇南地區的極度飢餓狀況，也有對當時的政策和體制的深刻反思。

今摘錄其長子蔡金剛所選部分日記如下：
1.反思大饑荒
實際上的餓，尚好解決，只要吃一頓飽飯也就可以暫時止住飢餓；而由於實際上的餓所引起或造成的思想上的餓，卻很難解決，而且對實際上感覺上的飢餓有着互相促進作用。越是飢餓，越是飢餓；越是飢餓，越是吃不飽；越是吃不飽，越是想吃；越是想吃，越是飢餓，越是飢餓，越是……
由於物質上餓所引起或者造成的精神上的餓，所引起或者造成的後果更為嚴重！本來平常人平日每天食有一斤糧食，無論如何都能吃得飽，都夠吃了的。但在這飢餓的情況下，由於精神上、思想上的餓一餐飯都能吃一斤多，甚至二斤，（在下廠工作中，遇到現場會議或其他什麼機會，因而受到廠里招待時，我們這些下廠幹部便要放量地大嚼一頓，十兩米一碗的飯至少要吃他兩碗！我有幾次一邊大嚼一邊忍不住好笑，自己不作那莊嚴的軍官，曾幾何時如何便變的這樣不顧身份！其實這並不奇怪，而這正是所謂客觀存在決定意識的具體事例。
                        （1960年10月27日）

近來由於節約糧食，供應定量減少，全家每月只得糧食83斤，也就是說全家五口人每頓飯只得幾兩多糧，距離吃飽那是太遠了。每天只得吃一些非菜非飯的湯水來延續生命。孩子的媽媽為了孩子們的健康，每月寄3至5斤全國通用糧票來補助。但由於最近常州宣布“通用糧票停止通用”，這個補助就也無形中被取消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不得不去請求所謂居民委員會幫助解決，為了說明我們的生活情況，我將我們每天吃的非菜非飯的湯水向他說明，不料這卻觸犯了“不准說吃不飽”的禁令，於是一個警察樣的“幹部”嚴厲地威脅我說“要檢查檢查你的反動言論和反動思想，什麼叫做非菜非飯的湯”！並且立即打電話給我所屬的重工業局黨委，要他們檢查我的“反動思想”。於是不僅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反而鬧了一肚子氣並且招來了許多麻煩。
                         （1960年11月24日）

中國六億人民正在經受着一種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災難－－浮腫病。這種病已經在全國各地普遍地蔓延。
據說衛生界對這種“新時代”病已經得出臨床經驗：從發病到死共分兩期，初期是浮腫（有的人說浮腫又分三期），後期是消瘦，而到了後期就無法治療了！
因為政治上的原因，目前關於這病在全國各地的蔓延和發展情況和死亡率還不得而知，但它已在全國各地普遍地蔓延則已從各地通信中知道了。而且據說死亡率也是很高的。關於這種“時代”病的原因，據說是營養不良。明白地說就是長期地飢餓的結果！
“偉大的毛病”目前正在全國各地普遍地蔓延着，發展着。可是還沒有看見“英明偉大的領袖”採取什麼有效地措施！
這無疑是中國人民的災難，而且是一種慘絕人寰的災難！……
“偉大的毛病”已經侵入到我這苦難的家庭里來了！頭幾天難兒虛腫，我還未曾注意。近來我的左半個身子浮腫，我還以為是神經病所致。今天看到桂蘭阿姨也浮腫起來了！這可怎麼辦呢？醫療有什麼用，唯一的辦法是加強營養，可是在這連飯都不能吃飽的情況下，哪裡還談得到什麼營養呢？！只好“苟延殘喘”等待死期！
                              （1961年1月20日）

再也想不到，戶口和糧票這樣極不為人所注意的小玩藝，竟會使六億人民都失掉自由。再也想不到這“右派”二字竟會使得黨內外一切有真知灼見的人閉口無言。（1959年8月1日聽了常州專署各局長檢討為農業服務的思想之後）
按理，革命者應該是人性最強烈的人，也就是人類感情最豐富的人，但實際情況卻並不如此。過去曾經有人說黨性與人性有矛盾，當時未曾深思且以為是謬論，近年來的實踐經驗越來越感覺其可疑。
為了吃飽肚子，而犧牲了最大的自由，這是最不值得的，也是最可惜的。實際上完全失去了自由，也就不可能完全吃飽肚子的。
                               （1959年8月6日）

僅僅在常州這個江南魚米之鄉，而且一直是豐收的地區，然而母子不親、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故事就不可勝數了。
我的鄰居，一個老太婆（還是個居民組長呢），由於孩子們小，而口糧少，老太婆受到影響很大，因而要自行起伙，卻不料引起了兒子的憤怒，竟自將他生身的母親按倒在地拳腳相加，打了一頓。
那時，我還勉強支持着下廠，就在這懷德橋，三更半夜，曾幾次遇到被生身的親娘遺棄了的孩子。他（她）們被餓的站不起身來，就睡在路的當中，等待着慈悲的拾主。
就在這常州的木匠街，一個木匠，因為發現被下放的朋友帶着二十幾斤糧票就起了不義之心，誘友入室，持斧行兇，砍傷了朋友以至被判處了十八年徒刑。
賈秘書說，在他的故鄉（南陽），在六零到六一年間，農民竟被餓死了百分之七十！有一個在解放軍中當排長的小軍官，因為多年不曾回家，請假回里省親時才發現合家八口全被餓死了。
據余科長談，就在附近的宜興西門外，有個老夫婦，他們有一個獨兒子在解放軍中充軍官，老頭因恨這革命的後果，誘騙兒子回家，當這個軍官回來省親時，才發現母親已被餓死，而老頭兒還在。可是當夜老頭兒就乘兒子熟睡之際，用斧頭把他親生的兒子劈死了。
就在這常州市的模範公社－－荷花池管理區，兒子因為嫌抱怨父親吃的多，不顧兒子晝夜勞動，老頭兒自縊死了，派出所因此傳訊這個兒子，還沒有決定給他什麼處分，兒子也自縊死了，剩下一個兒媳，無法過活也尋了自盡，幸而被鄰居發現救了下來，乃得不死。據說這是最近的事。……
                              （1963年12月3日）

聽老李說最近蘇北捕獲了一個人口販子，他由蘇北向皖南販運兒童，價格是人民幣五塊錢一斤。這是因為頭兩年皖南餓死的人太多，十室九空（不是沒有東西而是連人也沒有了），許多地方有地無人耕，可是現在蘇北又鬧“天荒”，所以出現了這種奇蹟……
                                 （1963年8月20日）

（各種票證）不僅都有時間地點的限制，而且都是無價證券，但由於平均主義的分配和物資缺乏，這些無價證券無形中都變成了高價證券。因而無形的證券交易市場（也沒有一定的時間和地點）便應運而生。依靠這些證券交易而且大有橫財可發；當六一到六二中間，糧食最緊張的時候，一斤糧票價格竟達兩元以上，而且買一斤糧食卻只需一角幾分錢。這就難怪社會主義無價證券交易的興隆了。
                                      （1963年2月5日）

2.思考政治制度

“整風”有時也叫“整黨”，有時說是“審幹”，有時也叫做“肅反”。（可以肯定，將來還會有新發展的）這是馬列主義武庫中所沒有的，所以說“毛澤東創造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整風”的內容是隨着各個時期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在毛澤東的鬥爭史上，開始最早的反左傾機會主義，其次是反右傾機會主義，再就是反自由主義，反主觀主義，反個人主義，反英雄主義，反宗派主義，反教條主義；三查三整，三反五反，反高饒，反胡風，反宗派，反右傾，反……
“反”這個字眼，有時會使人害怕，所以在說法上是“批評與自我批評”，“自我檢討”，“坦白反省”，“忠誠老實”，“向黨交心”，還有什麼“搶救運動”……還有什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等。
“整風”的範圍，開始只限於黨內領導集團，後來擴大到全黨，後來又擴大到黨外，現在則是“六億人民都要檢討”了。
                          （1960年1月11日）

黨內鬥爭，據說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其實並不盡然）而兩條路線的鬥爭又是階級鬥爭的反映，（這也是不合實際的）於是黨內鬥爭便成了敵我鬥爭。於是在鬥爭中獲得勝利的集團，便成了正確的，因而也就是馬列主義的。（儘管在理論上也承認，有時多數卻並不一定都正確）而失敗的集團便成了反馬列主義的；於是勝利者集團便給失敗者集團作結論，加封號，戴帽子；於是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分子，甚而至於反革命分子，階級敵人，隱藏在黨內的壞分子，奸細，特務分子等等名目便應運而生。這都是真的嗎？
其實，所謂黨內鬥爭也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一言以蔽之不過是黨內領導思想的鬥爭，充其量也不過是領導權的鬥爭。其實也就是舊社會上爭名奪利的鬥爭。可惜的是一些黨內有思想，有遠見，有正義感的人，在這種鬥爭中成了勝利者們的犧牲品！而一些卑鄙，惡濁，不惜一切手段陰謀害人的人們卻成了正確的馬列主義者。
                               （1960年1月11日）

“要作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號召，大概是一九四七年整黨時，向黨內也就是向黨員提出來的號召；最早是出於劉少奇的黨員修養。而見諸報紙並成為向全黨全民的號召提出，則是最近幾年來的事。昨日《人民日報》對這個問題作了專門的論述。這是每次整風或整風之後，惟恐整風不透的結尾號召，也就是近幾年來泛於整風的最明確的答覆。
                                  （1960年6月16日晨）

幾年來，黨內出現了一批特殊人物，他們無視黨內外的各種莊嚴規定而任意胡為，他們不僅不按黨章規定的程序辦事，而且無視黨內民主，不准黨員有不同意見，也不准黨員保留意見，而且也不准黨員發表意見。他們任意蹂躪黨的各種組織原則，隨便把持有不同意見的黨員加上各種污衊性的封號並把他們排除在領導之外，甚至於黨外，只要對他們個人有意見，那就是反黨，只要對他們的倒行逆施有不同意見，那就是右派。他們公開地猖狂地蹂躪黨的各種組織原則與政治原則，發表了許多反動而荒謬的理論，在國內造成了空前的饑荒，把工農都導向了絕路，任意倒行逆施卻不准黨員有任何意見，這是什麼馬列主義，這是什麼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他們究竟打算幹些什麼？
                         （1960年10月14日）

在中國凡是國家不管的東西，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只要國家一伸手，那就立刻供應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隊了。因此人們希望他們不管，但是他們幾乎是什麼都要管，（但只要他們一管，東西立刻就沒有了）即使因為管的太多而浪費了多少人力和財力，然而他們還是要管。這原因據說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的萌芽”，客觀上其實就是害怕人民豐衣足食！這政府是對社會主義的強姦！
                               （1963年12月20日）

要挽救中國，要挽救中國的人民，要挽救中國的革命，就必須從根本上徹底地粉碎這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思想傳統！必須徹底地打倒中國的各種形式的“皇帝”！必須徹底地真正地解放人民的思想！必須使人民享有真正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權利！不准任何“英明偉大”的人物強姦民意！必須在中國實現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徹底的民主自由！
                             （1961年2月20日）

3.思考財產制度

社會主義革命使一切人喪失了私有財產，因而使一切人喪失了個人“自由”，在這種制度下，依靠黨，依靠國家，依靠集體才能生活，否則寸步難行。
黨內不同意見，分兩派、三派甚至許多派，這是政治活動中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各個政治組織的章程所允許的，但把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冠以右派的名譽卻是中國共產黨的創舉。但黨內有這麼一派，並且還想把它的隊伍繼續擴大，卻也未必是好事，所以就只好把他們開除出黨，於是在現代的中國，右派便成了政治組織之外的一種超然的有名無實的那麼一些人。據說這些人已經被發展到三十多萬，按說這個政治力量也很可觀了。
                             （1959年6月16日）

在《白奴》裡作者在描寫農奴生活時，有這樣幾句話：
“我沒有權力為我自己工作——我沒有權力遵循我自己的道路去走……
“一切脫離動物狀態的人寧可在自由之中忍受飢餓和寒冷，決不願吃的飽，穿的好而忍受別人的奴役。
“我不能幻想有這麼一所小小的無論多麼簡陋的茅屋屬於自己，或者有一畝不論多麼貧瘠的和荒蕪，總是我自己的土地。我沒有權力結婚……
“我的精力由於喪失了積極性而枯竭了，因此每一鋤，每一鍬都需要緊張地鼓起全身的力量。”
這些是作者在描寫十九世紀南美農奴生活而寫的。但這些不是我們中國的人民公社很相象嗎？
根據現代中國社會主義的經驗證明，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經濟基礎，私有財產喪失了，個人的自由也就隨之完全喪失了；私有制度完全廢除了，個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滅了。因此，看來個人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度是不相容的。而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卻是分不開的，從而也就可以知道，個人自由乃是私有制度的產物，而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基礎了。
可是自由對於人來說，和財產是同樣的重要，歐洲人說“不自由，毋寧死”，那是因為不自由也就找不到飯吃，在社會主義社會裡，要自由就沒有飯吃，要吃飯，就不能要自由，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二者是不可以兼得的，但在現代的中國，完全犧牲了自由，人民也不能吃飽。
這樣看來，人們要自由，就不能不要私有財產，而要私有財產就不能要社會主義。難道這就是馬克思、列寧的思想？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要吃飯就不能要自由，而不自由就是奴隸，如果人們不願意作奴隸，要自由，那就還是保持私有制度的好。只有在私有制度下，吃飯和自由兩者才可以兼得，雖然有時兩者並不能夠完美地兼得，有時為了吃飯不得不暫時犧牲點兒自由，有時為了自由，不得不暫時吃的壞些兒或餓些兒，然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就連吃飽飯這一樣也不能保險。
                               （1963年6月27日）

饑寒交迫的社會主義好呢，還是生產過剩的資本主義好？是全民忍飢號寒好呢，還是一部分人饑寒一部分人溫飽好？是稍有點兒民主好呢，還是完全獨裁統治好？是稍有點兒自由好呢，還是完全沒有自由好？
                                     （1963年2月8日）

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在人民自覺的要求下建立起來的，而是在一個命令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一下子宣布一切財產為全民所有的命令強迫下建立的。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一攬子包下來，在這種情形下，六億人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了，一切都要聽命於政府，聽命於領導，聽命於共產黨。但共產黨有何能一下子把六億人民的生命財產全部很好地管理起來。於是便在一切方面都表現出“包而不辦”的嚴重現象來。然而人民卻要處處等待領導，既不肯（也不能）積極主動，也不肯積極負責。於是無人管理和胡亂管理的現象便泛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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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摘錄的日記內容來看，蔡鐵根確實是具有卓越見識的人。無限唏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