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中國行解密：調解皖南事變 收集軍事情報zt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1900-1982年）在來華之前就已經是一個中將集團軍司令員，因為蘇芬戰爭中作戰失利，被解除職務。1940年，崔可夫被蘇聯領導層相中，重新起用，接受命令作為第4任也是最後一任顧問來華。崔可夫在中國逗留了14個月。作為數面人的軍事顧問團團長，崔可夫在這一特殊時期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在1940年崔可夫來華之前面見斯大林，接受了赴華的特殊使命。

1940年12月，崔可夫帶了一份厚禮———150架戰鬥機、100架轟炸機、300門大炮、500輛吉斯5型卡車以及其他一批相關的裝備和備件，到達中國。然而，重慶迎接他的卻是皖南事變，毫無疑問，中國爆發內戰是蘇聯和其他的西方大國不願意看到的。對蘇聯而言，如果中國發生內戰，將破壞蘇聯利用中國來牽制日本的戰略目標。因此蘇聯與其他的西方國家一起對國民政府施加了強大的外交壓力。

崔可夫在會見國民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的時候婉轉地問道：“是否在和新四軍的衝突中使用了我國提供的武器？”這樣的提問在當時的條件下，實際上就是威脅：如果中國發生內戰，很難保證蘇聯的援助。接着崔可夫還拜見了包括白崇禧在內的國民黨官員，表達了蘇聯的嚴重不滿和關切。同時蘇聯方面還同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進行了接觸，勸說與國民黨妥協。當然皖南事變比較妥善的處理主要原因還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以大局為重的忍讓，但是蘇聯的作用也不可完全忽視。在這個過程中，掌握着蘇聯對華軍事援助的崔可夫軍事顧問團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扮演了其他的外交手段所扮演不了的“和事佬”角色。

促成了《日蘇中立條約》的簽署

皖南事變帶來的衝擊剛剛結束不久，1941年4月3日，蘇聯和日本簽署了《日蘇中立條約》。條約實際上是日蘇雙方數年的艱苦的接觸和談判的結果。條約有助於日蘇關係穩定，對避免蘇聯兩線作戰有一定的影響，另外條約也幫助日本對中國施加了壓力，並為其“南進”政策的實施掃清了道路。

在這個條約的簽署過程中，不能不提到崔可夫軍事顧問團的情報搜集作用，因為崔可夫軍事顧問團不僅僅負擔着作為軍事顧問的任務，還負擔着從中國獲得最重要的第一手軍事情報的任務。通過中國和法國駐華使館的情報網，崔可夫可以清楚地知道日本在中國南方和印度支那正在廣泛地作軍事準備，並建立日本海軍的前進基地。

1941年年初，一架日本海軍的飛機墜毀在廣東境內。飛機上有關日本軍隊在東南亞布防和軍事設施修建的重要文件被中國所繳獲。為了得到這份文件，崔可夫親自拜訪了蔣介石，並且最終在條約簽署幾天之前將這份重要的情報攝影複印件用飛機送往蘇聯。

然而條約的簽署卻對中國的抗戰產生了重大的衝擊。條約嚴重損害了中國對蒙古和東北的主權。更為重要的是，套用日外相松岡洋佑的話來說：“在冷卻中蘇關係這一點上，中立條約對我有利。”日軍在1941年4月發動了中條山會戰，將隴海鐵路置於威脅之下。但是重慶國民政府後來發現中條山會戰與簽約的簽訂關係不大。蘇聯方面也努力地將衝擊降到最低點，通過各種渠道對中國表示不會影響中蘇關係。崔可夫這時候也在中國到處與神經高度緊張的各方接觸，為條約一事努力“消毒”。經過了最為緊張的幾天之後，到4月22日，蔣介石發表講話，稱“蘇聯對我的軍火接濟如故”。

準確判斷日本“南進”戰略，成功地完成了預定的任務

然而在這一場風波過了僅僅兩個月，蘇聯的衛國戰爭就爆發了。中蘇日三邊關繫到了一個最為微妙、最為緊張的時期。蘇德開戰使中國國民政府感到，蘇聯有可能加入對日作戰，將大大地減輕中國戰場上的壓力，這正是4年抗戰以來所夢寐以求的。同時對德國和日本兩線作戰，使蘇聯10年外交鬥爭中所極力避免的事變成了現實。

發動戰爭的主動權並不在中國和蘇聯手裡，而是掌握在日本手裡。蘇聯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儘量地利用中國戰場拖住日本陸軍，努力地搞清楚日本的主攻方向，及時合理地調整蘇聯在遠東的軍事部署。蘇聯在中國戰場上實施這一個戰略的直接執行者就是崔可夫的顧問團。

日本到底是會“南進”還是“北進”？在蘇德開戰之後，日本“北進”的調子高了起來。尤其是剛剛簽訂了中立條約的外相松岡積極鼓吹“北進”，不過由於各方從現實角度出發的反對，7月2日日本決定同時進行“南進”和“北進”的準備。日軍在南方進駐印度支那，在北方進行代號“關東軍特別軍事演習”的大規模軍事調動。在幾個月的時間裡，關東軍兵力增加到70萬人（到1942年甚至達到110萬人）。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最高當局要求崔可夫顧問團提出報告，判斷日本的動向。在這個問題上顧問團的成員產生了嚴重的分歧。一些人指出日本的主攻方向是“北進”，而崔可夫和其他的一些人卻在研究了中國和遠東的局勢並依據占有的第一手情報分析得出“南進”結論。

在當時正確地得到日本主攻方向改變情報的不僅僅是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團，在日本的著名間諜佐爾格等人也得到了準確的情報，佐證了崔可夫所作結論。然而佐爾格的情報是從日本的高層直接得到的，而崔可夫的判斷是由中國戰場日軍的動態和戰局的發展方向、結合各種點滴的信息分析綜合得出的。

1941年12月，正在成都休養的崔可夫通過報紙看到了珍珠港事件爆發的消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中國終於擺脫了長期的單獨對日作戰，蘇聯也基本擺脫了日本侵略的威脅，避免了兩線作戰。用崔可夫的話來說是“已經成功地完成了預定的任務”。1942年2月，早已經急於回國參戰的崔可夫收到了返國的通知，結束了自己10多個月的在華使命。

（《環球軍事》呂嚴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