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秘書閻長貴的艱辛遭遇

當我坐在閻長貴先生面前，聽他平和地講述30多年前的故事，怎麼也想不到，這樣一位誠懇、書卷氣十足的學者，曾是江青的第一任秘書，以後被打進秦城監獄8年之久，出獄後又流放農場5年。“歷史的組合真奇妙！給中國第一夫人江青當秘書，這是我做夢也沒想過的事情。‘文革’居然使這個沒做過的夢變成現實，我真像經歷了一場噩夢！”聽到閻先生真實的聲音，我想我應該把這段歷史寫出來。

閻長貴先生的祖祖輩輩都是貧苦農民，由於解放，他有了上學的機會，因而他本人是地地道道的學生出身，1956年高中畢業後，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專業學習。1961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紅旗》雜誌社(現在的《求是》雜誌社)工作。但是閻先生並沒有做編輯，而是師從中國哲學史家關鋒，學習研究中國哲學史。剛大學畢業一年多的閻先生，曾因一篇文章而聲名鵲起，他根據華君武先生的漫畫《無題》寫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發表在1962年9月22日的《中國青年報》上，文章主要批評了那種“出頭的椽子先爛”的處世哲學。一篇習作，卻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榮譽，《中國青年報》約他開座談會，文章被收錄進1963年出版的《報刊評論選》，還有人寫文章評價和分析這篇文章。當時閻先生對這篇習作受到如此高的禮遇一直心存疑問，直到“文革”初期，戚本禹才告訴他：毛主席稱讚和表揚過你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並做了批示。30年後他在一套中共中 央文件匯編中看到了當年毛主席對這篇文章的批語：“印發各同志研究。犯了錯誤，只要認真改正，也就好了。”文章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語，這在當時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這無疑對他以後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閻先生做了兩年多學術研究，1963年秋進入《紅旗》雜誌社的“哲學反修”寫作小組，小組由關鋒負責。批判修正主義的文章還沒寫出來，“四清”運動開始了，不久“文革”爆發。至此閻長貴先生的學術研究被迫終止。閻先生坦誠地說，當時參加“文革”的熱情很高也很積極，認為奪取政權沒趕上，但保衛政權可不能落後，所以緊跟形勢和輿論，說過錯話，做過錯事，但在當時認為都是對的。1966年6月，閻長貴被戚本禹調到中共中 央辦公廳秘書局搞信訪工作，一個月後又被調到中 央文革小組簡報組，住進了釣魚臺國賓館，緊接着被分配專門負責江青的群眾來信。這時的閻長貴已經不是一個剛畢業幾年的普通大學生了，他正在一步步地接近當時中國最核心的權力機構，同時也邁進了一扇日後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的大門。

“文革”前，除了私人信件，沒人給江青寫信，江青也沒有專職秘書，但“文革”開始以後，江青擔任了中 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一些群眾給她寫信，一開始每天幾十封，1966年8月31日江青在天安門主持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群眾來信急劇增多，幾百封，上千封，後來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裝，七、八個人都處理不過來，專門成立了江青辦信組，閻長貴任組長，直接由戚本禹領導。閻每天挑選七、八封或十餘封“重要”的信，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給江青，其餘的絕大部分轉給了有關部門：國務院、各省、市委、部委，揭發和批判江青的，則作為“反革命信件”轉給公安部。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對閻長貴說：“江青讓我給她當秘書，我不行，太粗，我看你還比較細，你去吧。”過了半個月的一天晚上，戚本禹正式對閻長貴說：“跟我走，現在你就去11樓！”當時江青住在釣魚臺11樓，戚本禹的意思很清楚，是讓閻長貴去給江青當秘書。其實選中閻長貴給江青當秘書並非這麼簡單，當時有好幾個人選，但最後選定資歷最淺、年紀最輕的閻長貴可能有幾個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會關係簡單，有一定辦事能力，所寫的文章得到過毛主席的讚揚；二是閻長貴當時和江青的女兒李訥接觸比較多，很談得來，李訥對閻的印象不錯，她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三，最關鍵的恐怕還是戚本禹的推薦，江青當時信任戚本禹超過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說王力和關鋒了。

1967年1月9日閻長貴正式當上了江青的秘書，至此江青才有了第一位專職秘書。儘管當秘書前閻經常見到江青，江青也都很客氣地和他打招呼，但是閻當了秘書以後，江青很長時間不見他，見了面也帶答不理，送給江青的文件都是通過警衛員傳遞。閻很納悶，別人告訴他，這叫試用階段。20多天以後，江青才找閻第一次談話。起因是當時中共中 央辦公廳幹部分兩派，汪東興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戚本禹認為自己支持的這派受壓，想讓江青為這派說話。戚本禹派閻去“調查”，然後寫個報告。閻“調查”回來後，給江青和戚本禹寫了一封信，信的抬頭是：“本禹同志並江青同志”，內容當然是同情戚本禹支持的這一派。戚本禹看完信後說：這事我不管！閻馬上爭辯道：“調查”是你讓去的，你怎麼不管呢？戚本禹接着說：你敢不敢把這封信送給江青？閻當時年輕氣盛，隨口就說：那有什麼不敢的！於是閻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將信重抄一遍，通過警衛員送給了江青。第二天，江青把閻找去，對他說：你的信我看了，但這件事你不要管了，從今以後你就在我這裡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派你任務你都不再接受(閻感覺到，江青顯然看出了這件事是別人讓他做的)，你要對我負責，對黨負責。另外，還講了一些做秘書的紀律。從這件事以後，閻開始每天直接給江青送文件，處理信件，做一些事務性工作。江青曾對閻說：我完全是個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連今天是星期幾都不知道。所以，閻每天送文件時，都要附上一個紙條，上面寫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幾。

“文革”以前，江青很少長時間住在北京，她像候鳥一樣，冬天去南方，夏天又住到北方。閻先生說：“惟獨1967年我給她當秘書這一年，江青一天也沒有離開北京。所以我既沒坐過專列，也沒坐過專機。”這一年是江青極力往上爬的一年，給人們的印象她全身心地投入了“文革”。閻長貴在江青身邊小心謹慎地工作，江青一般沒有為難過他。客觀地說，江青還是有一定能力的，無論是報告或是發言，絕大多數都親自擬提綱，不讓秘書起草講稿。閻長貴給江青當了一年秘書，從沒為她寫過稿子。江青極自負，她不要秘書寫稿子，可能是想顯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澤東的影響，“不要秘書代勞”。

江青最終不信任閻長貴，導火線是一封信。1967年冬的一天，江青按鈴一時沒找到閻，別人告訴閻後，他馬上跑去，江青對閻大發脾氣：“我用不起你這個大知識分子，你現在在我這裡，我承擔了多大壓力呀！你還懵懵懂懂，別人說你什麼我都不信，為什麼別人說我你都信。”閻對她的這番話摸不着門兒，但“別人說你什麼我都不信”這句話閻心裡清楚，那是1967年8月關鋒倒台後，因與關鋒的師生關係，閻受到了一些攻擊，《紅旗》雜誌社及一些單位也有人貼閻的大字報說：關鋒是反革命，閻長貴也是反革命，因閻長貴是關鋒的學生。閻長貴在江青同志身邊我們不放心，等等。當時中 央文革小組的《快報》上有不少這類反映，閻把這些情況原原本本地報告給江青，江青說：“跟關鋒在一起、關鋒的學生不一定都是壞人。”

1967年底的一天，江青把閻長貴叫去，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場，她將一封信摔在桌子上，對閻說：“你為什麼把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什麼？你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後就沒動過窩兒！”閻被嚇蒙了，不知怎麼回事，抬眼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那封信，那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位女演員寫給江青的信。前幾天，閻看到這封信，女演員在信中說，她解放前的名字叫過江青，現在受到衝擊，另外，她還願意把一筆存款作為黨費上交，等等。這位女演員的意圖很清楚，希望江青為她說句話，使她不再受衝擊。信很長，閻沒有看完，但他誤以為女演員和江青有什麼私人關係，覺得不好處理，實際上是怕處理不好承擔責任，就寫了個便條請示江青。這下捅了馬蜂窩！其實這位女演員和江青沒有任何關係。在1975年給閻長貴的結論中，就因這封信而定論：“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 央負責同志。”好大的帽子！江青一生的痛處就是30年代曾做過演員，只要那時和她共過事或知道她底細的人，“文革”當中無一不遭迫害。對江青來說，閻長貴這位小字輩也在劫難逃，閻長貴的厄運從此開始。

事有湊巧，當時比閻稍晚些時候和閻共同給江青當秘書的楊銀錄父親病危，收到電報時江青已經睡覺，閻不敢打攪江青，就請示了中 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汪同意楊回家看望父親。楊一星期後回來，閻領他去見江青，江青對閻大發雷霆：“他來了，你還來幹什麼？”就在這天晚上，陳伯達、汪東興找閻談話，陳伯達說：你還是回去搞文字工作吧！汪東興說

：要例行手續審查一下，閻從釣魚臺11號樓被帶到釣魚臺北門警衛連的一間房子裡，暫時關起來。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閻說：“我給江青當秘書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當時閻很坦然，沒把事情想那麼嚴重，隨身帶了幾本哲學、歷史書。

三天后，陳伯達和姚文元來了，陳伯達問閻：幹什麼呢？閻說：看書。陳伯達冷冷地道：你還看什麼書哇！王、關、戚都是壞人。姚文元緊接着補上一句：你就是王、關、戚安插在首長身邊的釘子。這時閻感到事情嚴重了。又過了一個星期的晚上，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閻談話。這是怎樣一種陣勢！閻長貴笑着談起這件事：我這個22級的小幹部竟然驚動了中 央政治局常委(當時僅次於周恩來總理的第4號人物)、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還有揭開“文革”序幕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始作俑者。這裡所顯示的就是江青當時的“氣派”和“威風”。閻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邊無小事！第二天，閻就被關進秦城監獄，成了真正的階下囚。真是“伴君如伴虎”，命懸一線的閻長貴為自己的一時疏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多年後，閻先生在他出版的一本文集的前言中寫到：“若問原因？我只能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共產黨員蹲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這在當時是很普遍、很普通的事情。”

閻在監獄的代號是6820，意思是1968年第20號犯人。投進監獄兩年多，沒有傳訊沒有提審，沒有書報沒有紙筆，除了一日三餐保證人最低限度地活着，一切人與社會接觸、交流的工具都沒有。他像被世人遺忘了，除了看守沒人理睬他，閻成了完全與世隔絕的人，他幾乎變成了聾子啞巴。閻盼望提審，是因為可以與人說話，他像身陷囹圄的困獸，甚至找茬兒和看守吵架，為的就是張口說話。為了不使說話功能退化，他每天背詩詞和自編順口溜。不能與人說話，但大腦不能停止思維，閻的腦子裡無時無刻地想問題，越想就越想不通，為了強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頭前數暖氣罩上的網眼兒，一遍又一遍，循環往復，一旦停止數數兒，又開始思考，這種痛苦使他備受煎熬。當時閻的念頭就是，只要讓我出去，幹什麼都行。

兩年多以後，直到197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審，閻說：當時在秦城監獄連提審都是一種享受呵，因為可以和人說話。以後的情況稍有改善，可以讀《毛選》和看報紙。幾年下來，《毛選》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讀了幾十遍，其中《論持久戰》讀了有上百遍。我看到了閻先生保存至今的這本當年林彪贈送的《毛選》，封皮已經翻卷，破得幾乎拿不起來了。為了能有文字的東西看，每天看過的報紙他不讓看守拿走，看過的還反覆看，用以消磨時間和增加知識。閻先生說：8年如果用來學外語，起碼也能精通一門啊。

1975年5月閻被宣布釋放，並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農場勞動等待結論。農場職工只知道閻是一位特殊人物，並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當時剛釋放過一批戰犯，猜他是戰犯太年輕，作家體驗生活也不太像，儘管猜不出他是什麼人，但是農場職工，還是熱情地接受了閻先生，處處予以關照。

1975 年10月上級宣布了給閻長貴先生的結論：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 央負責同志(負責同志當然指的是江青)。留黨察看一年。閻勞動了一年多，被調到農場中學當教師，開始教數學，後來教政治，又當了中學校長，一年後調到農場宣傳部當理論幹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大批冤假錯案得到平反，閻長貴先生於1979年9月也得到了徹底平反。1980年3月閻先生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離開了14年的《紅旗》雜誌社，重新做起了編輯。

當我問閻先生如何看待“文革”時，他脫口道：“‘文革’是一場浩劫和災難，這是毋庸置疑的，今後絕對不能再搞了。但是，為什麼能發生‘文革’？怎樣避免‘文革’？這卻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大問題。而現在對研究‘文革’還有這樣或那樣的禁忌，實在是不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