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藏的歷史：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

宋永毅

把“文化革命”作為政治鬥爭的一種重要形式濫觴於“四清運動”。據中共官方的《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最早提出把“文化革命”作為政治鬥爭形式的人是當年身兼副總理之職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1964年12月27日，“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主持全體會議，朱德、陳伯達、董必武、陸定一發言。……陸定一主要講文化革命問題。他說：文化部全部爛掉了，整個單位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在專政，並點了部長和幾位副部長的名字”。[45]隨後陸定一自兼文化部部長，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文化部的整風，他們主持起草了“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1965年10月30日）”。這份文件把“文化革命”的概念加以擴展延伸，提出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該報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寫道：“毛主席的兩次批示，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督促和領導，全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深入開展，推動了全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激烈的、深刻而複雜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文藝路線的鬥爭。”[46]雖然陸定一和周揚在“文革”中先後被打倒，但他們確實率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和定義，時間上先於毛澤東，而且陸定一和周揚主持起草的這份文件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說法非常接近毛後來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論。在中共黨史上，陸定一和周揚在產生和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論方面留下了抹不掉的足跡。

　　當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線領導工作，他們於1966年1月23日向全國批轉了中宣部主持領導下起草的這份文化部黨委的“匯報提綱”。在“中央批轉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這一文件里，中共中央加了如下批語：

　　“中央同意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

　　當前文化戰線上的形勢很好。事實證明，只要按照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文藝方向去做，整個面貌就會改變。文藝戰線是一條重要的戰線，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希望各級黨委認真把這條戰線的工作管起來。當前主要是組織文化藝術工作者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切實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深入工農兵群眾，克服文化隊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缺點；同時認真抓創作和領導好整個文化工作。這樣堅持下去，幾年之後，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事業一定會取得顯著的成果。“[47]

　　由此可見，劉少奇、彭真、陸定一等人並非“文革”的反對者，他們與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一樣，都擁護“文革”，也為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手法作了部分“貢獻”。不過，在劉、彭、陸等人的心目中，“文革”應該屬於思想文化諸領域內的政治清洗，要由他們和各級共產黨組織來領導，目的是鞏固黨的統治，他們自然不認為“文化革命”會清洗到自己頭上。上文提到，“四清”時劉少奇對通過殘酷鬥爭式的政治運動來“反修防修”極為熱衷。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和毛澤東一起大談特談“中央可能出赫魯曉夫”；劉甚至主張，如果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在那次會上劉還一再強調，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說，“朝中有人”、“危險在上面”，“公社有嚴重問題，一定是縣委、地委有人保護。地委有問題，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48]《劉少奇之路》一書稱劉少奇把“反修”政治運動的打擊對象限定在“省、市這樣一些層次”，這個說法是違背史實的。如果說，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打擊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這一目標上有什麼分歧的話，那就是，劉少奇認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級領導人都可以被當做“赫魯曉夫”批判打倒，而毛則認為，劉少奇也算是“赫魯曉夫”；除此之外，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其他問題上其實是高度一致的。從這個角度去認識劉少奇在1966年8月以前的思想和表現，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三、“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個偽命題

　　凡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記得這樣一個官方說法：劉少奇在“文革”初期執行了一條和毛澤東對着幹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前，隨着劉少奇之子黨內地位的提升和毛氏後人的落魄，出現了一些大力美化這條“反動路線”的說法。例如，劉少奇之子劉源在自己寫的書中借他人之口說：“所謂的‘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是一條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路線。它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符合國情民情，行之有效。”[49]由於劉少奇在“文革”發動初期直至失去自由前，曾任中共的第二把手，對中共發動“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綱領他都是贊成的，因此他對“文革”畢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連劉源也不得不承認：“不管有多少客觀原因，他身為國家主席，沒有能阻止國家陷入大災難；作為黨的最高領導，沒能制止黨受到大破壞；作為人民信任的領袖，沒能保護人民免受巨大的損失。算不算一種失職呢？我想，這是不能以‘維護黨的統一’，或為了黨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來解釋的”。[50]

　　劉少奇在中共歷史上有過一系列重要“貢獻”。從延安時代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並確立其至尊地位，到鼓勵全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劉少奇都發揮了帶頭領先的作用。劉少奇一手領導的“四清”運動，則為毛澤東發動“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論上乃至方法上的具體準備。在“文革”的發動過程中，劉少奇主持的一線中央領導對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思想、綱領和步驟並無任何“抵制”，相反卻千方百計地揣摩上意，唯唯諾諾，亦步亦趨。劉少奇在位期間，在發動“文革”和領導初期“文革”等方面，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到底有多大的責任？確如其子所言，只是一般性的“失職”嗎？

　　要回答以上問題，就必須破除長期以來官方話語迷霧所營造出來的幾個錯覺。一旦史實得以澄清，究竟是否存在過一條和毛澤東對着幹的劉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謎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錯覺之一：劉少奇反對毛澤東發動“文革”？

　　此說的理由是，劉少奇對毛的“文革”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提出過修改意見。在大陸黨史和劉少奇研究者的文著里有這樣一種流行的說法：劉少奇對康生、陳伯達等人全盤否定其他人意見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能改動的做法有不同意見：“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51]這一說法本身漏洞頗多。劉少奇建議修改的究竟是什麼，是重要文字還是標點符號？若只是建議改動標點符號，無論其建議是否被採納，都無法導出劉少奇反對毛髮動的“文革”這一結論；即便是建議改動文字，也不能就此判斷劉反對發動“文革”，因為還存在着把文字改得更激烈這種可能性。這一說法實際上是用一種含糊不清、事實不明的話語，把一種無法證實的意向當做真實行動來美化劉少奇的形像。

　　當時會議親歷者的回憶表明，上述說法可能完全是臆造的。例如，李雪峰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1966年5月4日到26日期間召開的這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劉少奇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時，在人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講話，介紹‘五。一六通知’內容。討論通知時，大家都是贊成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因為是擴大會，少奇說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有權舉手。全體舉手通過，一字未改。這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為是5月16日通過的，又叫‘五。一六通知’”。[52]當事人陳伯達的回憶錄也從沒有任何關於劉少奇反對“五。一六通知”的記載。[53]

　　“文革”的第一步是毛澤東於1966年4、5月間給“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定罪。彭、羅、陸、楊四人都是劉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其中彭真領導下的北京市委班底還是劉當年領導北方局時的老部下，彭真更是劉提拔倚重的親信。“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垮台，使毛澤東得以控制中樞要地──首都、軍隊和中央辦公廳。劉少奇對此既未提出任何異議，也未作任何抵制，相反卻積極配合毛的部署，採取一味擁護贊成、甚至落石下井的態度。據李雪峰迴憶，1966年4月19日劉少奇出國回來後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劉少奇主持，總理講話，因為少奇從3月16日就不在國內，對這段情況根本不了解，所以會議實際是總理主持。在會上少奇點了兩個人的名。”[54]劉少奇“點名”某人為“反黨分子”是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被劉點名拋出來的大概就包括他的親信彭真。1966年5月18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會見越共主席胡志明，會見時劉少奇告訴這位越共領導人，“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其問題已經解決了。[55]當時在中共高層領導人當中，朱德對批判“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持消極態度，因而被中央責令檢討，1966年5月23日劉少奇主持了對朱德的批判會。

　　從1966年6月27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關於“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一案的講話中，也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文革”初步部署的態度。在這個座談會上劉少奇說：“最近，在我們黨內鬥爭中，揭露了幾個負責人的問題，從性質上講，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嚴重的事件。這個事件，不僅影響到我們黨內，而且影響到黨外，影響到我們的國家、我國的人民，可以說就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大事件。這就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事件，進行地下活動、陰謀活動、反黨活動的事件……彭真不接觸群眾，不接觸實際，喜歡搞個人突出，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領導機關的反映。如果他們政變成功，我們的國家就要變顏色。主席前幾年同羅瑞卿、賀龍同志講，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顏色，如果發生政變，會不會把我們也抓起來？賀龍同志當時聽了傻了。不要以為政變是沒有可能的，是有這種可能的。當然如果他們搞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別是毛主席還健在的時候。這次彭、羅、陸、楊還來不及搞政變，就被揭露了……。”[56]

　　毛澤東製造“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難道劉少奇竟然會毫無覺察？據當時的華北局負責人李雪峰迴憶，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林彪於5月18日作了發言，大談“政變經”，李雪峰和與會代表當時便知道矛頭指向了劉少奇：“他（指林彪）沒有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劉少奇。劉沒有講什麼”。[57]據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組員王力回憶，中央不少人在毛髮動“文革”前就已經知道矛頭所指是劉少奇，還包括周恩來。[58]既然劉少奇當時的地位危如累卵，他為什麼還積極擁護毛澤東針對他的行動，毫不留情地尖銳批判自己的親信彭真？了解中共黨內政治文化的人其實不難明白，劉這麼做，除了表明他仍對毛心存僥倖外，不外是為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他不僅以自己堅決支持“文革”的態度爭取求得毛的諒解，還用犧牲別人──包括將他的親密戰友和老部下送進毛澤東的“文革”政治絞肉機──的方式換取自己的倖免。簡言之，劉少奇當時的所思所為就是害人保己。

　　錯覺之二：劉少奇反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確實以請教的方式婉轉地表達過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法的不同意見，但毛批評他後，劉便完全承認自己的錯誤，以臣服姿態贊成並擁護這一提法了。

　　從1966年5月到7月，劉少奇是黨中央一線對全國“文革”的實際領導者。這段時期內，劉不但在口頭上擁護毛的“走資派”理論，而且在全國範圍內推動了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人物”的“文革”運動。在這短短的幾個月裡，劉少奇以中央的名義頒發和批轉了近十個文件，以指導全國的“文革”運動。[59]

　　在劉鄧的一線中央的領導下，各地黨委批判鬥爭了數百名中央與地方的文藝、宣傳和教育系統的幹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謂的“黑幫”、“三家村”，這些鬥爭對象無一不是經過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後再拋出來交給“革命群眾”批鬥的。被批鬥者當中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負責人，有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副校長范若愚等人；此外還有各省市負責文教宣傳的負責人，如遼寧省委書記周恆、哈爾濱市委書記鄭依平和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牛乃文，陝西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當時定性為“黑幫”），中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張黎群（當時定性為“黑幫”）和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省文聯主席馬識途、李亞群、沙汀（當時定性為“三家村”），貴州省委宣傳部長兼《貴州日報》總編輯汪小川（當時定性為“黑幫”），安徽省省委宣傳部長李凡夫、居薈明、王世傑（當時定性為“三家村”）、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雲南日報》總編輯李孟北（當時定性為“雲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補書記楊西光等人。僅在中南地區，被劉鄧的一線中央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兼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人。在教育界，劉鄧的一線中央還點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長兼清華校長蔣南翔，教育部副部長劉季平，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婁平，重慶大學校長鄭思群，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東北工學院前黨委書記柳運光，瀋陽農學院院長張克威，吉林大學黨委第二書記陳靜波，大連工學院院長屈伯川，東北林學院黨委書記王禹明，遼寧大學校長邵凱以及他與楊俊超等人的所謂“黑幫”，浙江大學校長劉丹（定性為“黑幫”），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定性為“黑幫”）。在上海市，由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統“反動學術權威”包括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周谷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李俊民、上海電影局副局長瞿白音、上海作家協會的葉以群和王西彥等人。

　　此外，劉少奇在這段時期還直接批判和撤換了一些省、市委第一書記。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一線中央領導人親自指導過一個馬拉松式的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劉、鄧、周與毛的“文革”派人物一起，“連續鬥垮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塘、張淮三，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恆，從而為‘文革’大地震掃清華北地區的障礙[60]”。7月2日，劉少奇、鄧小平又親自出馬，代表中央嚴厲批判了烏蘭夫。他們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烏蘭夫不搞階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從而將烏蘭夫打成繼彭真之後的又一個省委書記級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根據劉鄧的指示，華北局於7月底起草了“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該報告稱，“根據揭發出的大量事實”確認烏蘭夫有五大錯誤：反對毛澤東思想，另打旗幟，自立體系；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對修正主義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安插親信，篡奪領導權。該報告給烏蘭夫做出的政治結論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自此烏蘭夫開始經歷漫長的、與世隔絕的軟禁生活。[61]

　　長期以來許多人一直錯誤地以為：上述這些宣傳、文藝、教育、新聞界“黑幫人物”是被毛澤東和“四人幫”支持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實，對他們直接下手的是劉鄧主持領導的一線中央，對他們進行殘酷鬥爭的是各級黨委直接操縱的“革命群眾”──那時候“四人幫”和“造反派”還未出世呢！

　　顯然，就抓“黨內走資派”這一原則而言，毛澤東和劉少奇本來就沒有“路線”分歧，只是兩人的個人企圖不同而已。毛澤東想通過抓“中國的赫魯曉夫”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垮劉少奇；而劉少奇則希望通過打擊毛所憎惡的一大批黨內主管教育文藝和宣傳的高級幹部，保全自己。劉一廂情願地以為，只要把大批幹部打成“黑幫”和“三家村”，就能滿足毛澤東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革命”欲望，自己可以藉此混戰而得以脫身。

　　錯覺之三：“文革”初期劉少奇派工作組阻止運動展開？

　　時下一些中共黨史研究者常常閃爍其詞地把劉少奇主持的一線中央“派工作組”的決定說成是“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的措施[62]，這顯然違背了史實。

　　在“文革”運動開始後的頭幾個月裡，毛澤東對派工作組發動“文革”一直持肯定態度。例如，1966年7月2日，經毛批准，劉鄧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中發[66]336號文件）。該文件提到：“正在進行‘四清’的單位，要在工作隊的領導下，把文化大革命插進去進行。”1966年7月23日，毛澤東同意下發的“中共中央批轉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抽調軍隊幹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請示”（中發[66]378號文件）也提到：“採取抽調幹部參加地方‘四清’的辦法組織工作隊，支援地方文化革命”。[63]事實上，由上級黨委派工作組去領導下級單位的政治運動，是中共政治操作的慣例。“文革”初期最早派出的兩個工作組──以陳伯達為首的《人民日報》工作組和以張承先為隊長的北大工作組都是毛澤東同意和贊成的。[64]所以鄧小平向《人民日報》負責人傳達中央指示時說：“由伯達同志為首的工作組到人民日報，改變現狀，改變版面。使它真正成為中央機關報，應指導和宣傳文化大革命。”[65]

　　海外“文革”研究學者王友琴認為：“沒有工作組的發動和領導，學生們怎麼敢起來攻擊學校當局？學校都是由共產黨黨委領導的。在共產黨中央的支持下，學生才開始大規模的攻擊學校領導，把他們統統說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參與清華大學工作組。他們撤銷了時任高教部長、清華大學領導人的蔣南翔的職務。劉少奇的一個女兒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17歲，她最早開始在中學裡攻擊學校領導人，並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北京的中學在6月初停課，工作組也在那一時期進入學校。劉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的工作組成員的講話中說：”劉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劉超還是早了，先攻敵人的弱點，再攻敵人的中堅，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敵人，那幾個都是受到劉超指揮的，要爭取幾個人起義。首先要爭取學生，教員也要爭取。‘’要斗劉超，現在不鬥。不是不鬥，積極準備斗，不是停下來，是積極準備。‘劉超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校長及中共支部書記。他在兩個星期里被國家主席定性為’敵人‘，既不能自我辯護，也無處可離開，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國家主席的地位，把一個中學校長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敵人‘，親自指揮、策劃工作組以及他的17歲的女兒攻擊這位校長。這樣冷酷無情、違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來自劉少奇。這不是劉超一個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全國學校的老師校長都受到攻擊。“[66]

　　在運動初期利用工作隊整肅幹部群眾的過程中，劉少奇除了表現出共產黨領導人共有的冷酷之外，還表現出了他領導下中共政治運動的殘酷性。劉在批轉一系列中央文件時多次殺氣騰騰地指示，要準備再打“幾十萬右派”。他在“中央轉發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中批示：“大學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來，但應放在運動後期進行；打擊應當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應屆畢業生，是打擊個別最壞的，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級以下和初中學生中，一律不進行反右派鬥爭，不劃右派分子，如發現行反革命或壞分子，可依法處理。”[67]1966年“文革”爆發時全國有1百多萬大學生和數千萬中學生，再加上數百萬教師，如果按劉少奇劃定的1％的“右派指標”（在實踐中打擊範圍一定會擴大），將有近百萬青年學子被打成“階級敵人”。據北京的學生組織“文革”初期所作的統計，“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里統計，反革命工作組把10，211個革命小將打成‘右派’，把2，591個教師打成‘反革命’。這是血淋淋的數字！”[68]由此可見，劉少奇在殘酷迫害無辜群眾這一點上絲毫不遜於毛澤東。

　　劉少奇派工作組抓“右派”這一做法其實是毛1957年對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實施“引蛇出洞”的“陽謀”之翻版，何況事先獲得毛的允准。因此，當毛1966年夏從外地回到北京，然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面尖銳地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在北京專政”時，劉明顯不服，認為是毛出爾反爾，以致於兩人當面發生了爭執。其實，無論劉是否同意毛的主張，是否派出工作組，也無論他怎樣前倨後恭、小心謹慎，甚至以犧牲親信同僚的政治生命來討毛的歡心，毛澤東都會尋找藉口把他打倒。毛澤東對劉少奇採取了先“引蛇出洞”再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權謀。“文革”初起，毛躲在外地不肯回京，委託劉“相機處理運動問題[69]”。既然是“欲加之罪”，所以劉無論怎樣“相機處理”都會是“錯”的：劉少奇派出工作組，毛就指責他“鎮壓革命群眾”、執行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果劉不派工作組，毛同樣可以指責他“放棄黨的領導”、“對抗文化革命”。當劉少奇和他派出的工作組在各學校針對不同意他們觀點的師生大玩毛澤東1957年“引蛇出洞”的“陽謀”遊戲時，毛澤東正等着與劉少奇玩一個更大的“引蛇出洞”遊戲。當時的局面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可以說，劉少奇自始至終被毛澤東玩弄於股掌之中，成了最大的輸家。

　　考諸歷史，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文革”初期，劉少奇的決定都報經毛的批准，而那時毛也從未提出過與劉少奇的政策主張有所區別的什麼“革命路線”。從這個意義上講，“文革”初期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實就是這一時期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兩者是一回事。如果說毛與劉之間有所區別，那就是毛除了支持劉少奇的“文革”部署之外，還有另一套策劃，即躲在劉的背後，一面為倒劉預作準備，一面等着抓劉的“辮子”；而劉站在前台，既無法也無力抵抗毛的“暗算”。至於毛為了打倒劉少奇而如何羅織莫須有的罪名，其實是不難看清的。中國大陸專門研究劉少奇的黃崢對此也有同感：“‘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劉少奇、鄧小平在指導運動過程中，是努力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做的，並沒有提出一套相反的主張。”[70]現在，劉少奇之子把當年劉鄧的“文革”路線說成“實際上是一條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路線”，這是刻意美化劉少奇、誇大和製造他與毛澤東政治上的“分歧”的天方夜譚。

　　歷史的真相是，“文革”初起，毛澤東發現劉落入他精心部署的“引蛇出洞”的陷阱後，於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出爾反爾地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指導“文革”的運動方式，仿佛毛本人從來不知道、也從未同意過派工作組一事。1966年8月4日，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對劉搞突然襲擊，指責他在北京“鎮壓群眾運動”，並聲色俱厲地點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劉當時未能按捺住對毛出爾反爾的不滿，曾衝口而說出，“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71]第二天毛就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同時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把林彪定為接班人，劉少奇則從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從此，劉少奇被趕出了中央一線的領導位置，開始了漫長的軟禁、批鬥、關押並最終被折磨致死的黑暗歲月。

　　應當指出的是，劉少奇直到毛澤東直接攻擊自己、個人生存受到威脅時，才開始有一點不滿言論（此僅見於史學上非常不可靠的家屬的回憶）和辯解。然而，在毛的壓力下，劉每每按照毛無理攻擊他的調子做“檢查”，從大量現存史料中實在找不出什麼劉少奇對毛澤東作“抵制”、“反抗”和“抗爭”的證據。為什麼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都在毛澤東的壓力下違心地做檢查呢？難道他們真認為自己錯了嗎？抑或只是屈從於毛澤東的淫威？這個問題或許還可以這樣問：劉少奇明知毛澤東要整垮自己，為什麼不聯合其他中央領導人反抗抵制呢？

　　筆者以為，這些中共領導人對毛澤東作為中共至高無上的領袖之地位以及對中共意識形態的高度認同，是他們迅速繳械認錯的最主要原因──他們根本沒有任何可以對抗毛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手段。中共把毛澤東捧成半人半神式領袖人物的造神運動，始於延安的“七大”時期，而劉少奇就是這個造神運動的始作俑者，到了在60年代林彪又把造神運動推向新的頂峰。這種造神運動的結局只有一個：造神者們對毛的任何抵制和反抗，都會在他們自己的頭腦中形成“信徒反抗上帝”式的無解悖論；在“神”與皈依的信眾之間若發生任何對立，其結果只能是信眾的認錯和臣服。就劉少奇個人而論，他在中共歷史上從來就沒有自己的戰功和地盤，只是作為毛最忠實的依附者和獻媚者才坐上中共的第二把交椅。所以，劉本人既無任何政治實力，也無任何精神力量去與毛抗衡。劉在中共黨內地位之脆弱誠如毛澤東所言：“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就中共當時的高層政治格局而言，無論是劉少奇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會產生一絲一毫的“聯合其他中央領導共同反抗毛”的念頭。

　　概言之，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與毛澤東在推行“文革”一事上並無所謂的“兩條路線”的分歧，劉、鄧、彭等人的悲劇其實不過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現代版而已。最具諷刺意義的是，這個置他們於死地的現代“君王”恰恰是這些自稱堅持實行“黨內民主”的“臣子”們主動供奉在“神壇”上的。

　　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理論起源於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蘇論戰”和“重提階級鬥爭”，歷經“四清”運動的實踐，最後才臻成熟。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72]回顧歷史，人們會遺憾地發現：“文革”的發生絕不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罪過，也不只是其忠實追隨者林彪、江青等人的罪過；劉、鄧、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領導人”都為“文革”作出了他們各自的“貢獻”，其中尤以“文革”的最大受難者劉少奇的“貢獻”為最。

　　本文將被刻意掩藏的劉少奇與“文革”的關係之真相揭櫫於世，是為了讓讀者了解，在“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劉少奇及其他中共高層人物，曾是“文革”的積極推動者和擁護者。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文革”確確實實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即集體犯罪的結果。本文通過對史料的爬梳分析，澄清了一些已經成為集體記憶的歷史錯覺，發掘出劉少奇悲劇的實質：這是一個不遺餘力的造神者最終被他所尊奉的神無情拋棄並殘殺的悲劇，也是一個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頭來自掘墳墓的悲劇，更是一個冷酷無情的背叛者最後眾叛親離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