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時，也就是北京那個莊嚴的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進入意義重大的主題報告的時候，在雲南邊陲一個地圖上無法查到的叫做橄欖壩的偏僻地方，一個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無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難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間小路上。沒有人聲喧譁，沒有塵土飛揚，只有一縷深秋的太陽寂寞地穿過樹林，將破碎的光斑灑落在這個即將成為母親的氣喘吁吁的年輕孕婦身上。女知青不時直起腰來，抹一抹額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邊的樹幹歇一歇。她當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遙遠的北京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這些事情與她和知青未來命運的關係，眼下她只有一個比任何時候更加強烈的願望，那就是快快趕完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醫院去。
　　就這樣，當這個已經在上山下鄉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身對於未來的巨大希望，步履維艱地走向分場醫院的時候，她並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將走到盡頭。因為一個可怕的災難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陰影已經張開翅膀。
　　從任何意義上說，七分場這間只能遮風擋雨條件簡陋的舊房子都不能被稱作“醫院”，正如那個出身貧農，當過部隊炊事員，高小畢業，被選拔進“紅醫班”深造三個月的成醫生也很難可以被稱為“醫生”一樣。然而，成醫生和他的同事們確確實實在這間從未認真消過毒的大房子裡一直工作了將近十個年頭。
　　成醫生並沒有對孕婦的到來感到緊張或者驚慌失措。他讓一位對生孩子富有經驗並且熱心的家屬大嫂做他的幫手，又從容不迫地將所有接生器械一一消毒，然後戴上橡皮手套，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嬰兒的降臨。不料整整一個下午過去了，胎兒並沒有馬上出世的意思。事情到了這一步就變得很不公平，因為醫生和患者同樣需要吃飯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時間。於是醫生在一連看了三次手錶之後，決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飯。他吩咐家屬大嫂暫時替他照看產婦，有事到家裡找他，然後就離開衛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幸的事發生了。產婦出現橫位難產的症狀。此時，成醫生已外出兩個多小時未回來，產房裡只有家屬大嫂一個人。不久，一個令所有產科醫生談虎色變的魔鬼——子宮大出血猝然出現。九時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農場醫院途中停止呼吸。母子雙亡。十點半鐘以後，終於有人在距場部不太遠的一間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個爛醉如泥的醫生。
　　農場醫院的西南角有一間簡陋的停屍房。連日來，這個一向被視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為當地輿論注目的熱點中心。聞訊趕來的知青絡繹不絕，將停屍房圍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換上一身草綠色軍裝，頭髮梳得像過節一樣整齊，面部淡淡化了妝，部分掩蓋了年輕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間殘留的痛苦痕跡。那個未及出世便過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與他的母親並排躺在一起。母子倆看上去都不象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來弔唁的知青大多是本農場的同學或戰友，他們有的趕了很遠的山路，個個挽着褲腿，臂戴黑紗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進門就忍不住大放悲聲。人們與其說用眼淚痛悼亡友，不如說同時也為自身的知青命運而悲泣。
　　醫院的人們長時間沉浸在這種悲痛和壓抑的氣氛之中。……人們互相傳染和彼此激發着長期被壓抑的怒火和不滿。有人籌劃舉行追悼會，要求農場善後處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須追究肇事者責任，改善知青待遇和醫療衛生條件，等等。上述提議立即得到多數知青一致響應。於是這種由女知青瘁死引發的不滿情緒迅速演變為針對知青普遍命運的反抗行動。
　　知青中迅速擴散的敵對情緒使得農場領導深感不安。當天下午，醫院藉口天氣炎熱屍體不宜久留，試圖將屍體轉移掩埋，遭知青阻攔，未果。
　　十六日，農場保衛部門奉命強行處理屍體。知青不允，雙方發生摩擦。消息傳開，知青譁然，於是越來越多群情激憤的男女知青從四面八方趕到現場。
　　
衝突一觸即發
。
　　重慶女知青周俐敏是這樣回憶的：“當時並沒有人意識到這件事會鬧大。我們以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無辜的犧牲品，那麼我們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醫療條件，懲治那些草菅人命的醫生，應當也不是無理取鬧。現在說來讓人不敢相信，當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還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鹽水湯。……”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說：“其實，開始誰也沒有想到同農場領導對抗，因為知青的本意並不是鬧事，鬧事能解決什麼問題呢？……問題在於農場領導採取高壓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準備使用武力強行驅散知青，壓制人們的不滿情緒。在這樣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知青才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二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現在景洪街頭的請願隊伍終於打破了邊疆小城的安謐和寧靜。
　　十八日上午九點剛過，數以千計的男女知青就從四面八方湧進城來。儘管當地政府事先早有準備，布置了大批民兵和軍警嚴陣以待，但是大隊知青還是勢不可擋地湧進市區，並且沿着馬路浩浩蕩蕩朝着州委和政府駐地進發。
　　這是特定時期和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在邊疆的一個起因相當偶然的特殊事件。遊行的知青並無激進的口號，慷慨的陳辭，或是失去理智的暴烈行為。這些來自偉大首都，黃浦江畔和天府之國的曾經意氣風發的紅衛兵小將，如今低垂着他們被亞熱帶烈日烤焦的曾經無比驕傲的頭顱，肩上抬着他們不幸死難的同學和姐妹，邁着沉重遲緩的步伐走向未可知的命運前方，去為生者和死者爭取一點做人的基本權利。
　　與此同時，雲南西雙版納以及臨滄、德宏、紅河、文山等墾區農場均受到橄欖壩事件的波及和影響。短短幾天，版納墾區所屬八大農場均面臨知青情緒失控的嚴重形勢。各農場知青紛紛行動起來，互相聯絡，秘密串聯，一呼百應，煽風點火。或者毋寧說，知青久已壓抑的情緒和願望原本就是一堆危險的乾柴，不用煽風點火也會因為種種原因自動燃起熊熊大火來。
　　於是有的農場知青發起“萬人簽名運動”，明確將回城要求上書黨中央華主席；有的知青集體通過《回城宣言》，宣稱不惜一切代價實現回城目標；還有的農場已經醞釀知青大罷工，推選出協調行動的領導機構，並起草了有關行動的章程草案，等等。
　　總之，也許誰也不曾想到，一粒小小的火星，一個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為引發這場驚天動地的知青大返城風暴的導火索，成為導致十幾萬雲南農場知青乃至全國知青最終走向覺醒並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運的第一聲驚雷。
　　十八日中午，請願知青代表向州委提出三點要求：⒈懲辦肇事醫生，追究其法律責任。⒉改善農場的醫療衛生條件，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故。⒊給死者開追悼會，追認烈士，優撫死者家屬。
　　以今天的眼光看，以上三點要求決不能算作過分，甚至有些就事論事和小題大作的意味。因為當請願者以前所未有的勇氣衝破來自自身和社會的重重阻力，山呼海嘯地聚集在當地最高權力機關門前時，他們興師動眾的目的竟然只是提出三個相當表面和微不足道的膽怯要求，這就難免使人感到驚訝和失望。
　　然而知青的要求沒有未能得到及時答覆。對領導者來說，任何以要挾方式提出的要求都是一種冒犯，因而也是非合理的和難以接受的。換一種角度講，權威本身是領導的一個組成部分，你可以蔑視責任乃至真理，但是你決不能蔑視權威。
　　事態呈現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二十一日，州委經請示後表態如下：⒈肇事醫生嚴肅處理，追究責任。⒉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開追悼會。⒊進一步落實知青政策，責成農場儘快改善醫衛條件，並統籌解決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問題。等等。
　　請願大獲成功。
　　
三

　　知青請願的大潮很快退去。州委大院和墾區指揮部的人們剛剛來得及喘出一口氣來，他們暗自慶幸事態沒有進一步擴大，慶幸這個小小的麻煩終於成為過去，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如同炸雷傳來，令人目瞪口呆。
　　一向在州府眼皮底下平靜無事的景洪農場知青宣布總罷工。當如願以償的請願隊伍陸續離開景洪返回農場的時候，在景洪通往橄欖壩的塵土飛揚的公路上，罷工的人群出現了。他們的人數比橄欖壩知青總數多幾倍，他們擋在路上，兩幅鏽漬斑斑的橫標將兩行驚心動魄的大字深深映入每個知青眼底——“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十二月三日，省、州委有關領導在墾區指揮部會見知青代表。會議室鋪了地毯，茶几上擺了香煙和水果。領導們占據了居中的一排大沙發，兩旁是秘書和部門頭頭，還有工作人員輕手輕腳地斟茶倒開水，這就使得會議室內事先有了一種居高臨下的威懾和壓抑感。知青代表們魚貫進入的時候，都難免有些緊張，擠擠挨挨，縮頭縮腦。也有故意做出不在乎的樣子，點燃香煙來吸，吸得過猛卻大咳起來。
　　領導互相交換一個眼色。這些年輕人，畢竟沒有見過大場面，他們從一開始就在心理上處於被動和下風地位。如果好言勸撫，有什麼樣的難題不能一個一個解決呢？
　　“今天有省里和州委的領導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來同大家，嗯，見見面。你們有什麼想法，嗯，都說說，說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嘛，對不對？”
　　代表遞上一份書寫工整的請願書。一個皮膚白淨的男知青簡要把罷工理由和返城要求複述一遍。
　　“你們這些要求，是不是能夠代表農場，嗯，墾區廣大知青同志的願望？”
　　“我想今天各位領導請我們到這裡來，並不是為了審查我們的代表資格。我想提請領導注意，我們每個罷工知青都具有代表資格，因為我們的返城要求是共同和一致的。請看，這份有萬人簽名的《罷工宣言》就是證明。”
　　“我來談點個人看法好不好？你們提出的要求，我看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作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政策，我們還是要堅持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嘛。但是我們在具體貫徹黨的知識青年政策時，可能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對同志們思想、工作和生活上考慮得不那麼周到，甚至有許多失誤的地方。這些工作上的問題，我可以負責地告訴大家，我們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去糾正……”
　　“不要繞圈子！”“不許迴避實質性問題！”
　　“知識青年同志們，希望大家保持冷靜。你們應該相信黨，服從黨中央華主席的正確領導……”
　　“各位領導同志，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需要你們解答。請問你們家裡都有幾個子女在鄉下當知青呢？”
　　“簡直是胡鬧！告訴你們，必須無條件復工！現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為所欲為的時代！你們知道罷工的後果？你們是在對誰罷工？罷誰的工？……我們決不允許有人蓄意調動知青罷工，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知青代表全體退場，表示抗議。會議未獲進展。
　　十二月十日，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在北京閉幕，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當晚播發會議決議。這個消息猶如一根導火索，把知青中長期壓抑的反抗情緒統統點燃了。從十日起，農場有線廣播就開始不間斷地從早到晚廣播全國知青會議決議（即《知青工作四十條》），從精神和心理上瓦解罷工知青的防線。大多數知青對此的反應，先是驚愕，詰問，懷疑，緊接着就爆發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憤怒和絕望。
　　因為《四十條》中針對農場的政策只有一條：“……今後邊疆農場（兵團）知識青年一律按照國營企業職工對待，不再列入國家政策的照顧範圍。”云云。
　　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滅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說今後他們連知青都不是，只是國營農場的“青年職工”。制訂政策的人們也許忘記了二百萬農場知青是怎樣從城市來到邊疆的。如果他們確曾是知青，那麼他們回城的正當願望為什麼遲遲得不到滿足？難道知識青年是一種永久性的職業嗎？如果文件能夠改變知青的真實地位和身分，那麼文件能夠改變知青用青春寫就的長長的歷史歲月嗎？
　　“操他奶奶！別人四個面向，咱們為什麼偏偏不讓轉向？……”
　　“下鄉知青一年招工，兩年轉干，三年上大學，咱們兵團知青十年再教育幹嗎還不畢業？”
　　“中央了解農場知青的情況嗎？！”
　　“誰來關心知青的命運？……”
　　一種被徹底遺棄，被欺騙和玩弄的複雜感情攫住人們的心。許多知青聽完廣播當場嚎啕大哭，頓足捶胸，仿佛被宣判無期徒刑。
　　要改變知青的命運，就必須以某種主動的方式參與知青政策的修改調整。消極被動沒有出路，原地固守只能自生自滅。罷工知青面前只有一個大膽的方案可供選擇，那就是到北京去請願，向黨中央和鄧副主席反映邊疆知識青年的真實情況。讓黨和國家最高當局傾聽來自廣大知青的呼聲和願望，關注和不再忽略普通人們的命運悲劇，讓社會輿論同情和支持知青的正當要求，以促使上山下鄉運動的錯誤早日得到糾正，這就是知青們決心大張旗鼓沸沸揚揚到北京去請願的真正用意和弦外之音。
　　罷工指揮部全體成員一致同意北上請願，通過《北上請願並致黨中央、華主席、鄧副主席的一封公開信》。
　　“……我們的目的是，代表雲南農墾十萬知青向黨中央、國務院負責同志當面呈交情願書，並作口頭匯報，反映十年上山下鄉路線中存在的錯誤和問題。我們的唯一宗旨和使命，是將全體農墾知青的最高心願——大返城的要求轉達給敬愛的華主席、鄧副主席。我們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順應黨心民心和歷史潮流的。我們堅信黨中央在了解農墾知青真實情況之後是會同情和理解我們這一正當要求的。
　　……罷工已經沒有退路，我們的命運如今正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碌碌無為不行，人心渙散不行，垂頭喪氣無所作為更不行！我們必須把罷工鬥爭堅持下去，堅持到北上請願團取得徹底勝利！……
　　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十二月十四日，州委拒絕知青北上請願的要求。
　　十五日，省委緊急電告滇南區片有關地、市、州委：“切實做好說服工作，不放一個請願知青到昆明。”
　　十二月十七日，西雙版納第一批赴京請願團知青代表共一百四十三人離開景洪，沿中、老公路步行北上。十八日，第二批知青代表一百六十人離開思茅徒步北上。省、州委派出工作組沿途勸阻，大批軍警亦出動配合。知青請願團破釜沉舟，誓死北上。十九、二十兩日，各農場先後共有十一批知青代表共計兩千多人出發北上，與工作組發生衝突，被攔在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線。
　　此後數日，其他墾區罷工知青亦紛紛組織請願團，強行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