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由民主和法治的開端與挫敗

袁偉時

（一）研究近代中國必須確立的一個指導思想

　　研究近代中國要確立一個指導思想，這是一個根本點。拙著《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1992年）出版後，有人寫書評一針見血指出與眾不同的新見來源於觀察的基本點不同。在這部書中，我觀察問題一個基本的出發點是：十九、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是中國從中世紀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一個非常艱難、非常曲折的過程；應該尋找中國現代化的阻力在哪裡？再簡單化一點，就是要以現代化為綱來研究近代中國，包括整個十九、二十世紀中國。近代中國本來是這樣發展過來的，應該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去認識世界。但是，過去不是那麼一回事。我在五年前說過：中國近代史學界原來是一論獨霸，到九十年代才慢慢變為三派鼎立。一論獨霸，就是所謂三大革命（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為綱。這個史觀是一個顛倒過來的史觀，頭和腳倒過來了。因為它要論證近代中國的出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武裝革命。它要論證這個結論，倒過來講歷史上三個大的革命，中國共產黨不但繼承了這三大革命，而且解決了它們都沒有解決問題。為了論證後來，倒過來解釋前面的歷史，這樣一個史觀我認為是錯誤的。為什麼呢？太平天國不是一個革命，任何意義上它都不是一個革命。革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制度變革，太平天國運動在這方面沒有什麼建樹。它只不過是歷史上冀圖實現王朝更替的下層民眾造反的繼續。任何冷靜的研究者都會承認，它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只能給經濟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從效果看是非常反動的。再看看義和團，它是極其錯誤的排外運動；給中國帶來的是災難性的後果。辛亥革命怎麼樣？我很欣賞章士釗晚年說的一句話：“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許。”[1]這是過來人對史學界的嚴重批評。照我的看法，辛亥革命正確的地方是繼續推進晚清新政沒有做完的事情；除了這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推翻了一個皇帝，把三綱裡面最重要的一綱打掉了，對推動思想解放起到很重大的作用。其實，行內人都知道，太平天國研究，很早就有肯定和否定的兩大派。義和團運動，我相信中青年學者裡面恐怕很少人願意頌揚。於是，即使你肯定辛亥革命，但除掉兩個，作為一個綱領就樹立不起來了。過去很多人都講了三大革命為綱的觀點，那是歷史條件造成的。慢慢地，很多忠實於自己學術的學者，擺脫了這個教條的束縛。繼續固守這一理論框架的，有的也開始努力研究實際情況。

　　還有一派是什麼呢？是為學術而學術。本來就應該有這個流派，這是學者忠實於學術的應有的追求。做歷史研究想要有所突破，應該在兩方面下功夫，一個是對歷史解釋的理論框架，一個是史料。掌握了很多新史料，你可以在某一些方面，將某一些歷史事件、人物或當時社會狀況等各方面詳細加以描述。這是一個功績。但是一般來講，不管意識到還是沒意識到，人們在敘述歷史的時候，會有一定的理論在支撐你，有一定的歷史觀在支撐你。差別僅在自覺還是不自覺。假如你不在掌握史料上下功夫，提出所謂新觀點，沒有充分的史料來支撐，偶有所感寫點文章，提出問題讓大家思考未嘗不可，但沒有達到學術的層次；弄得過分，信口開河，那就貽笑大方了。史料任何時候都是史學的基礎，這是絕對不能含糊的。受過嚴格的歷史學訓練的人們，沒有史料他不敢隨便寫東西，說話要有根有據啊。這是個好習慣。知識分子的責任之一是關懷社會，超越專業說話，即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目前這類人太少了。不過，超越專業不等於說話可以不要根據。他們的成功離不開膽識。所謂膽是社會責任感和銳利的眼光。識主要是知識，包括有關領域的基本知識和社會見識。這些就是根據。有的文人或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好像天上地下，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結果越說越糊塗。例如，目前我們國家裡面比較極端的一些流派，對中國歷史和現狀的評論往往漏洞百出。究其原因與他們知識不足而又好走極端息息相關。

　　但是史料不過是一個工具；包括所謂以三大革命為綱，都是低一層次的問題。因為三大革命為綱，它的一個前提是，中國要現代化，中國要富強，必須掃除障礙，這個障礙只能通過革命來掃除。以現代化為綱，它的觀察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就是中世紀社會怎樣向現代社會轉型，那是第一個層次的問題。第二層次的問題是實現現代化的方法。革命，改革，建設，開放……如此等等，都是方法問題。

　　必須彌補自己的不足之處，不能光關心史料，還要讀有關的理論書，思考理論問題。假如沒有必要的基本理論知識，包括現代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等方面的基本知識，即使你研究一個小問題，常常會誤入陷阱。所以我喜歡給那些好書做義務廣告。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最近新版和重版的一些著作，比如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的一本書，叫《以自由看待發展》，那是以他在世界銀行所作報告為基礎，整理成書又力求非經濟學專業的讀者能夠理解。經濟學的很多專業術語，不是專業研究現代經濟學的，看都看不懂。那本書則既有深度，又容易讀懂。它的一個最基本的觀點，就是“擴展人類自由既是是發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2].阿馬蒂亞·森被譽為經濟學界的良知，他關心第三世界的受苦受難的人、弱勢群體，對他們面臨的問題作了大量的分析，那本書是很值得讀一讀的。此外，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另外兩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斯和科斯等人的著作。一部是諾思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另一部是諾斯和科斯等人的《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最近都重版了。這些著作從產權制度和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去分析歷史的發展，對歷史研究者說來不能不認真思考。其實它跟歷史唯物主義的那些基本觀點是相通的。但是過去我們不敢講，也不作研究；要是思想解放的話，這些東西最先應該是號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那些國家裡面的學者做出來的。結果我們做不出來，讓那些西方的學者做出來了。他們的這些成果，尤其是得到世界學術界一致肯定的成果，我們應該研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書上的觀點，肯定會補我們理論素養之不足。這是我所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研究近代中國必須首先要確立一個指導思想，就是理論框架。

　　（二）中國的自由觀念是怎麼傳播的？

　　自由思想在中國傳播，是由誰開啟的？以往通常說，嚴復是中國自由思想的啟蒙者。但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自由觀念已經傳進中國，而嚴復1854年才出生，相差整整二十年。

　　1833年，西方傳教士在廣州辦了中國第一份中文刊物：《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上面介紹了英國的制度，1835年，它發表這麼一段有啟蒙意義的“新聞”：“英吉利國之公會，甚推自主之理……倘國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無力，百工廢，而士農商工，未知盡力竭力矣。”[3]這裡說的“國之公會”是國會最早的譯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1838年，該刊又發表《自主之理》的文章，進一步闡明有關的道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於庶人，各品必凜遵國之律例……至於自主之理，與縱情自用迥分別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開言路，任意無礙，各語其意，各著其志。至於國政之法度，可以議論慷慨。若官員錯了，抑官行苛政，酷於猛虎，明然諫責，致申訓誡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體，不可逞志妄行焉。”[4]

　　看看這些文字對自由對國家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自由與法治的關係，說得多麼準確、清楚。以後，中國的啟蒙先驅魏源、徐繼畬等繼續介紹西方現代社會，但是應該承認，這些都是利用傳教士的資料、利用傳教士所介紹的一些東西來做的。假如不是固守“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傳統觀念，要是不停留在那樣可憐的水平上，我們不能不承認，19世紀中國的啟蒙，甲午以前是由西方傳教士唱主角的。這可以他們辦的《萬國公報》為代表。鄭觀應寫的《盛世危言》也很傑出，但他也深受西方在華傳教士和外國商人的影響。

　　真真正正在中國把自由問題提到國家興衰關鍵的高度的，是嚴復。甲午戰爭失敗以後，嚴複寫了震動海內的五篇文章，裡面就提到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們學西方的那些辦法，在西方做起來整個國家很興旺很發達，而在中國則毛病百出？他說：“身貴自由，國貴自主”，成敗關鍵在於“自由不自由”！[5]真是一針見血！康、梁特別是梁啓超，一方面受西方傳教士的影響，另外一方面也深受嚴復的影響。嚴複比康、梁要高出一籌，康、梁講的那些沒有嚴復那麼深刻。“身貴自由，國貴自主。”加上“自由不自由”，這十三個字，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基本問題都包含在裡面了。

　　不是說反帝封建嗎？反帝要解決什麼問題？無非國家要自主，要獨立，就是解決這個問題。身貴自由，這一條非常了不起。反封建，什麼叫封建？過去我們沒有抓住要害。我們過去集中精力去解決土地問題。但是當我們完成土地改革以後，人們發現，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完成。原因在哪裡？農民問題要不要解決？當然要解決。為此必須對中世紀社會（封建社會）有清晰的了解。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秦暉教授代表作：《田園詩與狂想曲》，沒有看過的我建議你們找來看一看。我認為這部書將來會寫進中國現代史學史。秦暉先生深入到關中各個地區各個縣，將土改檔案找出來，然後分析那個地方土改究竟解決什麼問題。結果發現，渭南專區“中貧農總計的人口與土地均占到80％以上。”“關中地區除個別縣外，絕大多數地方土地分配中的吉尼係數均在0.23以下，這應該是相當平均的分配了。”“因此，當時的地方文件……認為這些地區的‘反封建鬥爭’主要解決匪霸權豪的問題”。[6]即利用自己社會地位或者政治特權來壓迫剝削農民的那些問題。中國幅員廣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但關中地區模式的提出，啟發我們必須認真研究反封建的內涵。這部書還指出：“身處西方社會的馬克思主義導師們……恰恰認為封建社會的特點在於：在那裡建立在財產關係上的階級對立（而不是統治與服從關係上的等級對立）是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的。《共產黨宣言》認為，只是到了資產階級時代，才‘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而在此以前的中世紀則充滿了‘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7]由此可見，我們過去講反封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掌握好；反封建原來的意思，是說要擺脫中世紀的種種束縛，讓人得到自由。這正好證明嚴復論斷的正確和深刻。

　　總之，嚴復深刻研究了英國，又認真觀察了中國，得出了“身貴自由，國貴自主”，國家命運在於“自由不自由”的結論，提出了解除人身束縛的問題。嚴復的這十三字箴言就是中國救國的正確道路。假如遵照嚴復的理解，那我們整個國家的發展就會走上正確的道路。但是後來，我們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中國的自由思想運動或者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思想啟蒙運動，是戊戌前後那個群眾性的啟蒙運動。假如不掌握這個關鍵，是不可能深刻理解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中國啟蒙運動或者自由運動的開端。

　　（三）中國人從什麼時候開始獲得自由？

　　中國人獲得自由是從甲午戰爭失敗以後慢慢開始的。

　　為此必須先回答一個問題，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國人有沒有自由？有幾種講法。孫中山說中國人自由太多了，所以他說不要講個人自由，要講國家的自由。這是孫中山長期堅持的基本觀點。梁啓超也有類似觀點。

　　從世界範圍看，學術界的主流界定自由都是指個人自由。認真讀過馬列的人也不會同意孫中山的講法。《哥達綱領批判》裡面，馬克思就嘲笑這個講法。他寫道：“使國家變成‘自由的’，這決不是已經擺脫了狹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國，‘國家’差不多和俄國一樣地‘自由’。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一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就在今天，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制到什麼程度。”[8]換句話說，所謂“國家自由”，就是代表國家的政府可以任意宰割老百姓。公民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要限制“國家自由”，使國家權力受到民主和法治的約束。這是不能含糊的重大理論問題。也許有人會說：當年孫中山的意思不是這樣，他是要國家的獨立。但是他將國家獨立跟個人自由比較的時候這樣說的。他沒有說清楚國家獨立的目的就是保護個人自由；即使在爭取國家獨立過程中，也要與專制政府有別，不能隨意剝奪公民的個人自由。他這一類言論很多，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就利用這些言論。孫中山理論素養不高，才出現這樣的毛病。

　　現在還流行對自由的其他一些解釋。有人說，自由為什麼在中國老實現不了，講了一百多年自由而沒有得到，因為你講錯了，錯在哪裡呢？在沒有根據本國的特點，應該回到中國的傳統，好好讀傳統你就自由了。這個說法混淆了公民自由和個人修養這兩個不同的問題。自己的內心世界怎樣達到平靜安寧的自由境界？讀傳統，講個人修養，按照理學的修養方法，有些人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可是，對事關國家盛衰的公民自由來說，這是無補實際的說教。

　　另外，有個流行多年的說法，認識客觀規律（後來加一個改造客觀規律）就是自由。說認識客觀世界就是自由了，幾百年前，已經有人講過。弗蘭西斯·培根就說過：“要命令自然就必須服從自然。”認識了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我們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而在行動上得到自由。”[9]這是認識論的一個觀點，與公民在社會生活中有沒有自由是兩回事。

　　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整個社會要轉型，從中世紀向現代社會轉型，公民的權利問題要不要解決？自由跟權利是可以互換的概念，講公民自由，就是個人自由，就是公民的個人權利，三者是同一個東西。[10]你迴避這個問題，在公民權利、公民自由受到限制受到壓制的環境下，你不去爭取自由，而講修身養性，讀傳統，就能夠讀到自由了；這沒有盡到一個學者應有的責任，沒有盡到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你可以不說，你有緘默的自由。但是你不能講假話，講假話是誤人的。任何時候，受到多大壓力，我不說，我不開口，沉默，我保持我的尊嚴，但是你不能出賣靈魂。

　　說完這些，就要回到正題：中國人得到自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是從清末新政開始的，即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得到自由的。過程和近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差不多，是先從經濟領域得到的。在推行新政之前中國人不但沒有政治自由，連經濟自由也受到很大限制。一個是財產所有權實行家族所有制，父母、祖父母在，個人不得分產自立，違反者要判刑。更利害的是政府控制經濟命脈，辦企業一律實行批准制，要地方督撫乃至朝廷批准。而有權有勢的人辦企業得到批准，還可以得到壟斷性的專營權。我辦了，其他人在若干年內不能辦同類企業。例如，第一個駐英國、法國，也是第一個駐外公使郭嵩燾，從英國回到家鄉湖南，聯合鄉紳，想辦一個輪船公司，從湘江那邊到漢口之間來往運載客貨。郭嵩燾三次打報告給張之洞，都沒有得到批准。郭為此走後門，找李鴻章。李鴻章跟張之洞不是那麼合拍，還是解決不了。郭嵩燾在19世紀90年代初死了，生前沒有實現這個願望。直到1897年，湖南巡撫陳寶箴出面，要求在湖南境內准許輪船營運，張之洞還是不同意。理由是有了小火輪，外國人就要進來！挺講政治的。允許私有經濟比較自由發展，是甲午戰爭以後的事。特別是經過義和團事件，中國受到嚴厲的懲罰以後，再不能走老路了，慈禧實行新政，那個時候才大力鼓勵私有經濟的發展。各個地方各種各樣的鼓勵發展工商業的機構和制度，都建立起來了，還有種種獎勵辦法。另一個是公民權利和經濟自由開始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保障。修改原有的大清刑律，刪掉那些很殘酷的一些條例，然後制定出大清新刑律，新民律，還有刑事、民事訴訟法。制定了多少法律，我記不準確。很簡單，你去查查文獻，大致上想一想，20世紀80至90年代我們制訂了什麼法律，那個時候一般都有了。我們不過是重複大清帝國做過或沒有做完的事。什麼《商標法》、《專利法》、《公司法》，各種各樣的法，我們不是八十年代特別是九十年代才有的？我們九十年代做的工作，我看了一下，大體是繼續做光緒皇帝、宣統皇帝的未竟事業。到20世紀90年代才繼續做這些工作，令人痛心，但是這是歷史，這是現實。

　　總之，我們獲得自由就是從清末新政開始的。民主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的，清末各省成立諮議局，全國成立資政院，標誌着中國民主政治的開端。大家可以讀一讀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的會議記錄，很有意思。講個故事，我做過人民代表，最高的全國人民代表和最基層的鄉人民代表我都做過。1988年，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選全國人民代表，第二天報紙上公布當選名單，有位朋友拿着報紙問我，“老袁，上面那個袁偉時是不是你啊？”我說：“我不知道，反正我叫袁偉時，報紙上登的那個袁偉時是不是我，我不知道。”但是有一個代表我是很自豪的，1958年我在農村，農民選我做鄉人民代表（廣東高明縣大沙鄉）。那時年輕，下放勞動，我幹活和工作都很賣力，農民認為這個人還不錯，一選鄉人民代表，很多人大聲喊：“老袁！老袁！老袁！”就這樣將我選上了。前幾年清理亂七八糟的東西，當選鄉人民代表的證書還在。根據我看過的歷史材料，我參加的人代會的實踐，我認為我們現在的人代會沒有達到晚清諮議局的那個水平，沒有達到資政院的水平；儘管顧名思義，後者還是一個諮詢性質的機構，是正式國會成立前的過渡機構。你或許不信，但我是講真話，有記錄為證。以廣東諮議局的會議記錄來說，對官員的批評是很尖銳的。陳炯明是諮議局的議員，他就提出來，“我們現在應該建立政黨。”在通過的決議裡面就說，“這個委員的建議很好，我們不要叫政黨，叫輔助團體，換個名字”（大意）。這樣開會，水平不低吧？清末多次請開國會運動，就是各省諮議局和商會、教育會領導的。民主也在那個時候發端了，自由、民主、法治都是在清末發端，時間有限，我不可能詳細講了。假如大家有興趣的話，可在網上找我的一篇文章：《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可貴開端——我看清末新政》，發表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1年2月號上，裡面講的比較系統。

　　（四）中國自由、民主的進程為何中斷？

　　任何國家的自由、民主、法治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可是，辛亥革命以後，中國自由、民主的進程一再受挫，1927年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建立後就中斷了。原因在哪裡？傳統的說法是辛亥革命沒有無產階級領導，革命不徹底，沒有發動農民，因此，民主共和制度鞏固不了。我認為不能說辛亥革命完全沒有發動農民。那個時候大量的民軍進城，民軍就是農民。但是進城以後這些民軍要遣散，那就費了很大勁，有些地方還有嚴重衝突。說到無產階級領導，許多國家都沒有無產階級領導，它們的民主、法治制度卻逐步建立和健全起來了。

　　其實，那個時候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當時中國各派政治力量都處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上，沒有適應新的形勢。

　　一個國家有沒有民主，有沒有共和，是不是某一個人主觀決定的？不是，它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社會條件是什麼？要有多元社會，要有多元的社會力量互相制約，在中國還要通過發展現代經濟，突破那些宗法關係。孫中山說中國要團結起來，怎麼團結？“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當中是很實在的；如果用宗族為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利用個人為單位當然容易很多。”[11]孫中山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快要結束之際，特地跑到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開始演講三民主義，應該說是他的最後見解了。假如按照孫中山這套辦法去做，對中國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反封建就要用個人本位來代替家族本位，簡單一些就是以個人本位主義來代替集體本位主義。說來令人痛心，中國有不少人不知道這些常識，把世界學術領域所說的個人主義，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文獻裡面專指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混為一談了。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英語是egoism，準確地說是唯我主義；個人主義，英語是individualism ，有的人翻譯為個人本位主義。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文明的最大成就就是人的解放，是人從各種各樣的宗法專制羈絆中解放出來。

　　人的解放問題沒有解決的地方必然產生極權專制統治，蘇俄和蘇聯就是一個極壞的典型。它從興起到崩潰只有74年，原因當然很複雜，主要原因之一跟它的文化傳統息息相關。俄國流行的東正教是天主教的一個流派。東正教突出的特點是依附政權，政教合一而皇權高於和控制教權。它從東羅馬帝國時代就是這樣的。在俄國，彼得大帝於1721年下令設立東正教事務管理局，將教會置於沙皇官吏的監督管理下，以後就一直沿襲下來了。一個社會要多元，各種力量互相牽制才有自由，才有民主。英國1215年的時候，相當於我們南宋時期，就有《自由大憲章》了，它通過契約關係來約束和規範貴族、城市和國王的關係。在西方，教會獨立，跟政權互相牽制，封建領主又有獨立性，加上城市自治，還有法治和司法獨立的傳統，多種力量牽制下，民主自由慢慢就發展起來了。東正教不是獨立的，它依附政權。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東正教會變成了國家的普通工具”。[12]我們中國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皇權高於一切，宗法關係和家長制統治，自由、民主也不可能在本土自發生長。東正教引導老百姓順從統治者，公民的自由和權利沒有被社會主流文化認可，思想啟蒙的歷史任務沒有完成；儘管有少數先進的知識分子為此奉獻了自己的一切，受盡了苦難。蘇俄和後來的蘇聯成立後，沒有正視這個壞傳統，反而變本加厲，壓制和剝奪個人自由，結果把國家大廈建築在沙灘上，經不起風吹草動，一下子就垮掉了。

　　回到中國的問題上。辛亥革命前後，民主運動從各方面發展起來，這是社會變化的必然結果。隨着清末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民族工礦業，從19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以及辛亥革命以前，以每年平均15%的速度發展。清末新政期間，中國經濟是處在比較高速的發展狀態的，這從國家的收入就可以看出來。清末財政收入，在戊戌變法前後的時候，大致七千萬兩上下；到1910、1911年的時候，達三億兩左右。過去講中國民族工業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無暇東顧，那樣發展起來的。這個有道理，但是它忽視了一個前提，在此以前清末新政開始已經建立了制度基礎，已經是處在一個比較高速發展的階段，這是一個前提。與此相適應，這時民間社會的力量，所謂公民社會的力量發展也相當迅速。以商會來講，到辛亥革命前的時候，已經有將近一千個；辛亥革命後，每年又大致上以一百個的速度增加。這個商會不是現在我們工商聯那樣的乖孩子，它是有什麼意見都要發表的，對國內國外大事都要發表自己意見的。它還有武裝——商團，有獨立組織，甚至救火會也就是消防都是由它管的。我看它章程裡面，連工商登記都要通過它，所以它是真正自由的。為什麼清末那幾次請開國會運動搞的那麼厲害，就是有商會、教育會為後盾。加上各省的諮議局，是強硬的，不是橡皮圖章。簡單一句話，這個運動建立在公民社會基礎上，是民間團體獨立自主聯合起來領導請開國會運動的。這個多元社會的力量在辛亥革命後繼續存在，推到了專制皇朝，那更加自由了，各方面政治力量都發展的很快。本來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完全可以實現民主、共和、自由，慢慢發展起來。結果不行，失敗了，為什麼？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插幾句話。假如我們是一個歷史的研究者，是獨立的公民，有自己尊嚴有自己人格的一個獨立公民，那就應該比過去的那些政治家站的更高。我們不是他的臣子。如果我們跪在他腳下高呼：“吾皇萬歲萬萬歲！”那你就別研究了，那是奴才心態，沒辦法研究，沒辦法回答問題。我們是歷史研究者，所有歷史事件不過是可供解剖的歷史材料，歷史人物則是一些歷史符號。我們要探尋這些歷史符號和材料後面的東西，解開歷史之謎。要是有這樣的態度的話，不難發現所有各派的政治領袖，都犯了重大的錯誤。

　　首先是梁啓超。梁是立憲派的領袖，那個時候作為立憲派社會基礎的商會、教育會仍然非常活躍，但是立憲派沒有發展成強大的政黨，不可能牽制袁世凱。袁世凱本性是專制的。為什麼這個傢伙專制？他本來就是專制王朝的骨幹，是比較開明的大臣，多說就是廢話了。在一定的力量牽制下面，他就專制不了。那梁啓超呢？他認為今後穩定局勢，協調各方，穩定國家，要靠袁世凱；他自己則可以轉移輿論，引導大家，不要那麼急躁了，應該同心協力地建設國家。所以，他就參加袁世凱政權，成為參政黨。但是，在袁世凱政權裡面，梁啓超是起不了大作用的。他起不了批判袁世凱、牽制袁世凱或者設計袁世凱的施政方向這樣一些作用。袁世凱不過是把他作為一個招牌，不過是把他作為一個工具來使用。梁啓超這個時候沒有保持作為一個批判力量的代表，以他為代表的那些人、立憲派沒有下功夫將那些社會力量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強大的政治勢力。這個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更大的錯誤責任恐怕發生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身上。孫中山的問題在哪裡呢？革命以後，他認為三民主義，有兩民已實現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都實現了，剩下一個民生主義。這可以看文獻，孫中山到處去講，“以後我的責任是修鐵路，十年內修二十萬里鐵路，大家要相信袁世凱。”（大意）二十萬里，中國的鐵路，修到現在還沒有達到二十萬里，現在我國才七萬公里左右，到第十個五年計劃完成，2005年，才有可能達到7萬5千公里左右。十年修二十萬里能嗎？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政治家，你的責任不是搞實業。你搞實業，你下海了，你就不是政治家了，你就變成商人或企業家。但他沒有意識到這點。宣布三民主義兩個主義實現了，這是一個錯誤。

　　更大的錯誤是發動“二次革命”。因國民黨領袖宋教仁被刺引發的“二次革命”，大家都很有研究，不用講那個過程。宋教仁被刺，用武裝反抗是錯誤的。當時國民黨是國會裡面的第一大黨，假如它堅持通過法治的途徑來解決的話，可以把袁世凱放在一個非常被動的地位。當時他就非常被動了，因為所有的證據都公開了，國內外都知道了。宋教仁遇刺事件是國務總理趙秉鈞辦的壞事，趙秉鈞後面是袁世凱。其中有一個電報，就講到了與袁世凱的關係，鐵證如山。所以當時上海的地方檢察廳，發了一個傳票，要北京的地方檢察廳協助，傳趙秉鈞到上海來，聽候審問。你看一看中國歷史，有沒有哪一個地方的檢察機關有膽量下命令傳當朝宰相來受審呢？老老實實接受我的訊問，電報說的清清楚楚。你為什麼給他錢？給他電報密碼，指使他暗殺人，你說清楚！這個是空前絕後吧！那趙秉鈞呢，不敢反抗啊。他就說，我生病了，我有醫生證明，我不能到上海，到北京來問我吧。等於我們要偷懶不上課，叫醫生開個證明差不多。按照這樣的情況，通過法律解決，完全可以將執政的袁世凱及其追隨者置於受審判的地位，讓他非常被動。與此同時，全國人心思定，希望通過司法程序解決。孫中山沒有清醒地體察到民眾情緒與辛亥年間不同，沒有認認真真抓住這個機會，沿着法律解決的道路走下去。究其原因是造反思想沒有解決，沒有從思想、綱領、行為方式等方方面面徹底轉變，從革命黨轉變為民主政黨，通過選舉、維護法治、代表民意、批判政敵等方式去贏得民心，贏得政權。孫中山決定起兵反抗的時候，當時很多人告訴他，不能這樣干。上海陳其美反對說：“沒有力量，力量對比差的太遠了。”徵求其他國民黨都督，都說不行，力量太懸殊。孫中山不聽，還要起兵。結果一敗塗地，全軍覆沒。

　　這就給袁世凱一個很好的藉口了。袁世凱很狡猾，要國會先乖乖地選他當總統。選完總統後就宣布國民黨叛亂，應予解散！國民黨籍的議員，參加叛亂，參加動亂，撤銷議員資格！國民黨是國會第一大黨，國民黨籍的議員資格一取消，國會開會不夠法定人數，癱瘓了。癱瘓了怎麼辦，他另起爐灶組織一個參政院。這個參政院，當然是非法的；參加的大都是聽話的乖孩子。梁啓超也參加了。好了，過不了多久，參政院假造民意，一再要求袁世凱當皇帝。假如孫中山、國民黨水平高一點，能夠認識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堅持民主、法治的道路，一直走下去，逐步完善，不授人以柄，讓國會正常運作，國會會通過決議請求袁世凱做皇帝嗎？當然不可能。不走這條路，歷史進程被耽誤了。我們的責任是總結歷史經驗，以史為鑑，不要輕易鼓吹造反思想和以革命為綱的思想。孫中山走錯了一步棋，結果造成一個非常被動的局面。當時梁漱溟是同盟會員，也是老國民黨員，他作為一個記者，出入國會，認真觀察過政局的變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現在很清楚擺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勢力的局面……至於說到助長這種武人勢力的原因，卻不能不責備革命先輩，他們無論如何，不應用二次革命那種手段。二次革命實在是以武力為政爭的開端。從此以後，凡是要為政治活動的，總要去奔走武人的門下……武人的威權從此一步一步的增長，到現在而達極點。”[13]這位過來人的意見，值得人們深思。

　　還有一個機會也喪失掉了。袁世凱死後，黎元洪上台，下命令恢復舊約法，國會也恢復了，但是後來總統府和國務院有矛盾，引發了張勳政變，黎元洪走避，下令副總統馮國璋繼任總統，段祺瑞任總理。發生政變的時候，怎麼處理這個突發事件？那個時候，馮國璋繼任總統是合法的。段祺瑞任總理，在國家遇到突發事件的時候，也是可以理解的，後來應該補辦國會同意的手續。政變沒幾天就給段祺瑞平定了。但是，面對這樣的狀況，孫中山又沒有正確應對。他在“二次革命”失敗以後，組織中華革命黨，那是一個人數很少的小宗派，沒有向現代政黨前進，而是向秘密會黨靠攏，要參加者宣誓絕對服從孫文。結果許多黨員拒絕參加，造成國民黨分崩離析。沒有力量，怎麼辦？孫中山想從日本取得支持。大家是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都應看過有關的檔案史料，知道他很大方地開支票，希望換得日本的支持。當張勳復辟的時候，孫中山在上海，就說：“我們要到廣東去，另外成立一個政府”，立即遭到唐紹儀反對，說：“北方是非法政府，我們不能成立另外一個非法政府。”（大意）復辟平定了，局勢安定下來了，但舊《約法》尚未恢復，舊國會沒有復會。政治鬥爭尚未了結。孫中山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不足法定人數），成立護法軍政府，而且提出要剷除一切假共和。這個問題就大了，你怎麼剷除假共和啊？誰真誰假？思想怎麼審判真假？全世界民主國家沒有審判一個人的思想的，思想是不能審判的。很多官員都是從清朝那邊過來的，你審判假共和，那就亂套了。是不是要全部打倒，重來？要是你夠法定人數，那也好辦，但是他召集的國會不夠法定人數，而且在護法過程中做了一大堆違法的勾當。因為時間關係，我不想講那些具體的東西，假如大家有興趣的話，在網上去找我那篇《民初護法的歷史經驗》，在那裡我詳細分析了這件事。

　　最嚴重的挫敗，是新文化運動後的挫敗。新文化運動以後是國民革命的興起。其結果是建立了國民黨的專制政權。過去的解讀說這是蔣介石叛變革命造成的局面。所以我就提一個問題，要大家想一想，假如蔣介石不叛變革命，他繼續執行廣州國民政府的政策，局面會不會不同？我認為廣州國民政府跟南京國民政府是難兄難弟，是一脈相承的。你不相信，請看史料。廣州國民政府實行的是什麼政策？有什麼政績？

　　首先是建立了一支黨軍。大家都歌頌黃埔軍校。可是，黃埔軍校從軍事上講，它那個教育水平遠遠比不上保定軍官學校。“最能代表南方各種新因素的黃埔軍在北伐中表現卻最差。”[14]最糟糕的是它的思想教育。它講要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可是，按照蔣介石的講法，黃埔軍人要以黨的意志為意志，要以先總理（孫中山）的思想指導一切，不能講個人自由；然後呢，我就是總理的忠實繼承人，你們就要一切聽本校長的指示。它不是為組建現代國家軍隊服務的。黃埔軍校培養出來的軍官後來在抗日戰爭期間，跟保定軍官學校和其他軍校培養出來的軍官一樣，曾經起到很大作用，這完全應該肯定。但總的說來，它不過是蔣介石專制王朝的支柱，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你歌頌什麼？

　　再看，國民黨它在政治上要民主嗎？看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記錄，討論的時候，明明白白講明：寫上民主是為了政治需要，掌握政權以後不打算真正實行的。當時通過的《國民黨總章》中有一條是很重要的，所有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總理即孫中山有最後決定權！這一條就為蔣介石他們建立獨裁制度埋下伏筆了。領袖的最後決定權利，這一條不是外來的，而是從傳統的秘密會黨學來的。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的時候，參加三合會，在裡面當過“官”，官名叫做“洪棍”，他對那一套是熟悉的。這樣下來，能有民主嗎？

　　再講法治。國民黨講要實行司法革命。怎麼革呢？不是維護法治和司法獨立，而是倒退，由黨壟斷一切，實行“黨化司法”，直截了當提出的口號叫“黨化司法”。

　　再看教育。廣州國民政府的教育政策與新文化運動背道而馳，它要實行“黨化教育”。規定所有那些教職工都要參加國民黨，規定各個學校裡面要教授黨義，取消學術自由。這一整套黨化教育是從外國學來的，是新文化運動的反動。

　　共產黨從來不是這個政權的主導力量。後來共產黨被迫退出了這個政權，依靠的力量變了，不再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了，但是實行的其他政策沒有更改。從它的綱領特別是實際措施看，它要建立的社會有沒有民主？有沒有自由？有沒有法治？

　　再看社會基礎，看民間社會的變化。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團體、工商團體跟黨派不搭界，是獨立的。國民黨成立了商人部，還有工人部，農民部，這些工作機構建立起來了，就設法控制民間團體。

　　更突出的是1924年商團事件。商團事件你們怎麼看？一個年輕學者溫小鴻寫了文章，對事件發生的原因提出了新的看法：“扣械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事件，它構成商團事變的近因，而當時廣東由於財政、經濟危機而導致社會矛盾全面激化，是這次事件的遠由，並影響事件的最後走向。”[15]簡單點說，是當時廣東大元帥府沒錢了，要從商人那邊弄點錢，後來看商團進來的軍火不錯，想撈一把。我們傳統的說法是，這個是英帝國主義的陰謀。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張俊義先生，通過查閱英國外交部的檔案，各個方面來往的電報，得出的結論是：“實際上英國政府並未支持和操縱商團叛亂。”[16]現在看來，與國民黨請的顧問鮑羅廷的指導思想有很大關係。按照他們的思想，哪裡容得獨立的團體？所以就要鎮壓商團，鎮壓一個獨立的社會團體。對中國商團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商團是各地商會領導下，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當然不能說此後中國就絕對就沒有獨立團體了，但是商團事件是政黨和政府力圖控制民間社會、鎮壓敢于堅持獨立性的社團的標誌。

　　對中國社會發展更不利的是，另外一派的政治運動——聯省自治運動失敗了。現在看來，聯省自治運動是當時中國最好的一個選擇。過去說，聯省自治運動不足取，說它是為軍閥的割據提供依據。這是猜測性的說法，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聯省自治是當時全國規模的運動，有的已付諸實踐。這一運動通常有四方面的內容：1，制定省憲，實行自治；2，宣布不參與內戰，與各省和平相處；3，致力於本省的經濟、文化建設；4，在各省自治的基礎上，成立中央政府。在進行的程序上，制定省憲通常都依法經過省議會；與此同時，社會精英和社會團體熱情頗高，並本省軍政要員支持。它有利於抑制軍閥割據和頻繁的內戰，有利於各省的社會經濟發展和逐步民主化。當時的省議會是有相當獨立性的。從客觀的社會條件來講，中國還沒有形成全國性的大市場，這給中國的國家統一帶來困難。但是另外一方面，已經有程度不同的現代經濟的發展，各省有不少獨立的民間團體，有一批社會精英，他們有強烈的參政要求。在全國政治運動水平不高的情況下，民間社會要參與甚至控制一個省的政治和其他事務比參與和控制全國事務更加容易，換句話說，民意能夠得到更好的表達。還要看到，逐步統一起來，逐步聯合起來，地方保留比較大的權利，凡是這樣的國家，必然有比較多的民主，比較多的自由。要是實行中央集權制，地方不能夠牽制中央，那樣的體制，往往不利於真正實行民主、共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