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反對過周總理嗎？
周一良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江青在首都體育館召開批林批孔大會，湯一介同志在會上宣講所謂《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我補充講解了其中的歷史典故部分。不久，“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筆名梁效）成立，大約因為我被目為能夠兩個正確對待（“文革”和自己），我被北大黨委由歷史系調到梁效工作，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被粉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梁效成員接受政治審查，到１９７８年秋結束。如果對一般人而言，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粉碎“四人幫”而告一段落；那麼，對我而言，這場大災難又饒上了近兩年的光陰才算結束。

　　梁效設支部書記一人，由遲群、謝靜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隊的幹部擔任；副書記二人，北大清華各出一名。三十幾名成員中，兩校之外，還有少數人民大學的教師。成員除老教授晚間回家外，都集中食宿，每天三段時間都須到班。梁效紀律森嚴，不得隨便請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內容。集中駐地在北大朗潤園的北招待所，門禁森嚴，給外人以神秘莫測之感。梁效主要任務是寫作，由中青年同志擔任，為“四人幫”製造反動輿論。寫作意圖由遲謝兩人下達，或由《紅旗》、《人民日報》等報刊的編輯口頭傳達，有時甚至寫成書面提綱交給各寫作小組。幾個寫作組之外，有個研究組，後改名注釋組，幾名老教授在內。江青聽毛主席談話，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不懂的典故，立即通過遲謝兩人命令這個組查閱報告，起了供顧問諮詢的作用。梁效還要求老教授對於寫作組的文章在文獻典故方面發揮所謂“把關”的用處。記得在１９７６年批鄧公開化之前，支部書記布置寫了一篇《論孔丘其人》，矛頭所指已極為明顯。支部書記意猶未足，最後又加問一句：“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繪成身材矮小的人呢？”我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決不能說矮小。這是記憶中在梁效所起的唯一一次“把關”作用。

　　粉碎“四人幫”後有人說此文是針對他而來，顯然是為與“四人幫”劃清界線，往自己臉上貼金。注釋組的任務是對指定的詩詞或文章作簡明註解或譯成白話，據說是供護士讀給毛主席聽時之用。注釋組成員認為這項任務直接為毛主席服務，都兢兢業業，盡心竭力去從事這個工作。

　　在梁效工作期間，有一件值得提的發現。梁效成員曾被派到毛家灣林彪住宅，逐頁檢查他家裡的書籍，以便發現他的親筆批註之類，作為批判材料。我負責歷史書籍。

　　林彪不學無術，未見任何批註，但我卻有意外發現。《資治通鑑。魏紀》記載司馬懿為了麻痹和欺騙他的政敵曹爽，和曹爽派來的人談話時，故意假裝腦子老糊塗，驢唇不對馬嘴地打岔。喝粥時，有意隨喝隨從口中流出，沾滿一身，表示體力衰頹。《隋紀》裡記載隋煬帝楊廣為了騙取其父文帝楊堅的信任，每當文帝到他宮裡來，他總是把年少貌美的宮女隱藏起來，找一些老而且丑的出來侍候。樂器上也都積滿灰塵，裝成久未觸動的樣子，以顯示自己不好聲色，來博取父皇的歡心與信任。林彪在這兩段文字上，都密密加以圈點。果然，司馬懿計策得逞，政變成功，曹爽受騙被殺。楊廣騙得楊堅歡心，順利登上了皇帝寶座。而吸取司馬懿與楊廣的“先進經驗”的林彪，也“史無前例”地在共產黨的黨章中取得合法（？）接班人地位。我建議利用此材料寫批判文章，可惜未被採納。

　　江青曾幾次來駐地與梁效成員見面，她去天津、小靳莊和山西大寨，也令梁效和梁效成員以外的某些教授隨行。江青談話淺薄無知，而喜歡自吹自擂，炫耀賣弄。她給我的印象並不佳，但她口口聲聲主席如何，因而給人感覺她是主席的代言人。我認為批林批孔也好，評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她只是執行者而已。由肯定法家從而承認中小地主有一定進步性，由研究法家著作而引起群眾對古典文獻的興趣，這些傾向都與我的思想合拍，因而心安理得。

　　開始批林批孔之前，《北京日報》約我寫一篇關於柳宗元《封建論》的文章。據說是毛主席欣賞此文，意在宣揚文中意旨，以防止大軍區形成割據局面。當時流行一種據說有來頭的說法，認為奴隸制社會必然分封，進步到封建社會才有郡縣制。我以為這種觀點與中外歷史都不合，於是在文中徵引史實，指出這個說法並無根據，意思是力求在“奉命”的文字中在學術方面多少注入點新意。到梁效大批判組以後，搞儒法鬥爭，我寫了一篇《諸葛亮與法家路線》，登在《歷史研究》。諸葛亮的思想中，儒家之外本兼有道家及法家成分，但此文配合甚囂塵上的儒法鬥爭宣傳，即使內容沒有歪曲附會，客觀上也構成“四人幫”反革命輿論組成部分，而我自己還以為是為毛主席革命路線效力。特別是梁效後期注釋工作，有時任務急如星火，又須大家討論定稿，每每深夜才能回家。我常常一邊蹬自行車一邊想，幾十年前古典文獻的訓練，今天居然服務於革命路線，總算派上用場，不免欣然自得，忘卻疲勞。後來《紅旗》重新登載了我關於《封建論》的文章，我又當了黨的十大代表。毛主席逝世，我列名治喪委員會，參加守靈。所以，直到“四人幫”被打倒，我作為梁效成員始終處於順境。所幸者，我雖怡然自得，卻未忘乎所以。審查梁效時，有人向一位同住燕東園、勞改大院的同屋，既是老革命又是老教授的同志了解我在梁效期間的劣跡表現，這位老同志的回答是：周一良進梁效以後與往日並無不同。這也許就是我接受政治審查後依然平靜自若的原因。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６日晚間，我與家人在王府井萃華樓吃飯，只聽雅座一夥穿綠色軍裝的人邊吃飯邊歡呼叫嚷，當時並未在意。次日早晨到北招待所上班，門口已有解放軍站崗，不能進去。原來“四人幫”倒台，一夜之間，梁效成員成了現行反革命。這個情況來得確是突然，卻又像不那麼突然。“四人幫”的罪行很快就大白於天下，我不需要什麼思想鬥爭就投入運動，開始揭發批判。較之“文化革命”開始後相當長時期跟不上，大不相同了。梁效成員開始接受政治審查，全體集中到未名湖畔的宿舍和食堂吃住，老教授吃住回家，但也必須上午、下午、晚間三段時間報到。成員兩三人編一組，每組負責人為學校的幹部，輔以工廠工人。“四人幫”罪惡滔天，民憤太大，因而監督的人都以敵人對待梁效成員，往往疾言厲色，令人難以忍受。成員寫材料，揭發，交代，大會小會相結合進行批判、審訊、鬥爭，全套作法與“文革”毫無不同，我說是“以‘四人幫’之道，還治梁效之身”。只有不搞噴氣式和不挨拳打足踢，勝於“文革”。但這次政治審查來自官方，與紅衛兵之為群眾運動又不同，其壓力之兇猛而強大，空氣之緊張而令人窒息，遠遠在“文革”之上。

　　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條是緊跟“四人幫”，反對周總理。如揭發出江青說總理是大儒，批儒目標指向總理，等等。我在梁效期間，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指周總理，也從未聽到遲謝二人在任何會上暗示過。周總理逝世，梁效成員都很悲痛，不少人自動佩帶白花。有兩人在“四五”期間去了天安門，我是其中之一。注釋組中後來查問，我當然如實報告。會後組長孫靜告訴我“別緊張”，我當然也沒認為犯了什麼錯誤。審查期間，范達人和何芳川兩個組的負責人分別找過我，嚴厲責成我老實交代他們兩人反對周總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兩人都是歷史系很好的學生，我認識他們快二十年了，敢保證他們不會反總理。

　　關於反總理還有一段值得提及的插曲。“四人幫”把孔子與林彪拉到一起，不僅舉“克己復禮”等口號為例還想從生活上牽強比附，說林彪是儒家。其實林彪生活上倒確有一些怪癖。如他的衣服每件上都標有若干度的記號，他機械地按照加在一起保持多少度來穿衣，但這卻與孔丘無關。大家知道，記述孔子生活的，主要為《論語。鄉黨》一篇。

　　因此，江青命令把《鄉黨》篇譯成白話，供廣大群眾批判。這個任務當然落實到注釋組。篇中講到孔子在朝廷上的姿態，有一句“趨進，翼如也”，描寫他向前急走的神情。幾個人反覆推敲捉摸，想不出恰當譯法。魏建功老教授靈機一動，說“翼如也”指的是孔丘張開兩臂，形如鳥之雙翼。但直譯“如鳥張翅”不太雅馴，不如說“端着兩個胳臂向前急走”，更為傳神。魏老說着站了起來，端起雙臂，躬身向前快走了幾步。大家連忙一致贊成他的說法，就這樣定了稿。誰知“四人幫”倒台後，大量批判梁效影射史學的文章中，有人提出“端着兩個胳臂”是影射周總理，對他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因為總理右臂受過傷，總是彎曲像端着。（據說是在延安時，江青騎的馬驚了，把總理從馬上撞下受傷）雖然總理只是端着右邊一隻胳臂，但批判文章對梁效欲加之罪，自然也就顧不得那些了。魏老當然多次被審訊，異常緊張。注釋組的每個成員也都被提問。大家一致承認這句譯文出自魏老，但都表示，他決無藉此攻擊總理之意。退一萬步說，總理也不是端着“兩個胳臂”呀！

　　政治審查自冬徂春，又經歷了第二個冬春，遲遲未宣告結束，更談不到處理結論。人們猜想此案大約經過多人，都感到棘手，在“四人幫”定案之前，無人敢負責宣布結束審查。北大黨委雖對每個成員都很了解，也無能為力。“文革”中沒吃過“勞改大院”苦頭的中青年同志，未免禁受不住這樣忽松忽緊、遙遙無期的審查，滿腹冤屈，憂愁沮喪。每逢放風外出，我看見有的人在湖邊抑鬱徘徊，低頭沉思，不禁怕他們走上二十年前我的好友丁則良冤沉湖底的老路。但我也愛莫能助。至於我自己，經過“文革”中狂風惡浪，加在頭上的五頂大帽子都一一被事實摘掉。

　　我深信“為人不作虧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這兩句傳統諺語的真理。在審查過程中，無論如何威逼詐誘，我都處之泰然。雖然始終被目為“態度不好”，我決不作違心之談，苟且過關。梁效接受的最大規模的批鬥會，是在首都體育館批判鬥爭遲群、謝靜宜大會上陪斗。這座體育館的主要設計者和建築師，是我的九弟治良，我戲稱他為老兄建造了“恥辱柱”和“審判台”。大會為體現“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一位來注釋組不久的中國文學老教授成為從寬發落的典型，而一位寫文章的主要筆桿子則從嚴發落，未經法庭審判，關進監獄達一年之久。梁效的審查到１９７８年秋間結束。又過了幾年，我被告知不給任何黨政處分，也不入檔案。

　　打倒“四人幫”之初，社會上就流傳不少關於梁效的謠言，如說北招待所地下室有江青進行刑訊之地，牆上血跡斑斑云云。十多年後，在美國遇見一位老教授。他８０年代中期訪問北大，住過北招，竟然還以此相詢。還有關於我個人的謠傳，說我是梁效頭目。其實幾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裝點門面以為號召作用，同時供顧問諮詢。當時又盛傳梁效駐地我屋內有保險柜，櫃中藏有關於周總理的“黑材料”。解放軍深夜進入北招後，在我屋內用槍對着我說：“現在交出保險柜鑰匙，你還是人民內部，不交我就開槍！”其實我夜間不在北招住，屋內更無保險柜。據說這些話都出自北大歷史系某人的大字報，一時流傳頗廣，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很多人知道。了解我的人斷言不可能，也有人信以為真。“四人幫”倒台，萬眾歡騰，群情奮激，不少人形諸歌詠以表達鞭撻的心情。我展轉讀到文學研究所舒蕪先生的《四皓新詠》，譴責梁效成員中的四名老教授——馮友蘭、魏建功、林庚、周一良。為留此一段掌故，移錄如下：

　　貞元三策記當年，又見西宮侍講筵。
　　莫信批儒反戈擊，棲棲南子是心傳。
　　詩人盲目爾盲心，白首終慚魯迅箴。
　　一卷《離騷》進天后，翻成一曲雨鈴霖。
　　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箢鑰護奸謀。
　　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
　　進講唐詩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
　　義山末脫捋扯厄，拉入申韓更奈何！

摘自《畢竟是書生》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