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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6
送交者: Ph7 2007年11月24日23:46:4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十 我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要掌握政策界限

1 在文化、廣播電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由於當時“報紙上整黨的消息發得少一點,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消息發得稍微多一點,於是就有各種議論。有的嫌不過癮、不帶勁,甚至想採用過去搞政治運動那一套。有的又顧慮很多,擔心1957年反右又來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又來了。一些外國記者,有的是好意,有的未必是好意,道聽途說,引申誇張,甚至無中生有,說我們這次整黨、清除精神污染,勢必像過去那樣又要搞政治運動"。這是我在1983年11月28日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全國廣播電視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的。會上我還講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一共十條意見:1、整黨、清除精神污染的目的;2、劃清國內國外的界限,劃清有益有害的界限;3、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報道、評論,要在鄧小平同志講的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的範圍里做文章;4、正確處理黨內外關係;5、什麼叫黃色,什麼叫淫穢物品;6、關於藝術表演;7、同宗教問題有關的一些政策界限;8、要使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豐富多彩;9、實事求是地、滿腔熱情地宣傳我們的建設成就,表揚人民中的好人好事;10、這次整黨、清除精神污染,絕不要重犯過去"左"的或右的錯誤。

這個講話稿整理出來以後,12月8日,送給鄧小平,請他審閱指示。同時也送給了胡耀邦。12月13日,鄧小平讓他的秘書王瑞林把講話稿退回。王瑞林在退回的附函上說:"小平同志說,這篇講話是好的。關於僱工問題,後來小平同志又對我說,我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過,聽其自然,看兩年再說。"後一句話的意思是要我不再談僱工問題。

我在11月28日的講話中,關於僱工問題是這樣說的:"農村經濟政策,像僱工,黨員僱工,社隊企業承包,都出現了新情況,都有不同意見在討論。要繼續執行中央的方針,對那些不同意見的問題,要再看一看。所謂看,就是要做深入、細緻、全面的調查研究,把情況搞清楚。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們在報紙上、新聞裡頭發表了一些不謹慎的東西,證明效果不好。後來發現,寫文章的同志自己對情況也不清楚,馬列主義的理論準備也不夠。要進行調查研究,積累、整理、分析材料,在內部展開不同意見的充分討論,對這樣的討論不要壓制。但是,調查材料,不同意見,一律不在公開報刊發表。"這段話的目的是不再公開討論和公開宣傳報道僱工問題。

2 在兩次座談會上的講話

二中全會以後,我在宣教部門做了兩次傳達,給理論工作的同志也做了兩次傳達,在企業政治思想工作座談會上講了一次話,題目是《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工作,掌握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1983年12月7日)。主要意思是說:在工人裡面,對反對精神污染問題,只是做正面宣傳,正面教育,不要去批判、反對或清除精神污染。還召開了一次文藝評論工作者的座談會,我在會上談了如何開展對西方文藝作品和學術著作的評論工作的問題(1984年2月11日)。談了四點意見:一、思想戰線工作取得了重要進展;二、對西方學術著作、文藝作品展開評論,是一項緊迫的工作;三、做出規劃,有步驟地前進;四、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評論西方學術著作和文藝作品。

上述我的這些講話、傳達,總的精神是:寧可慢些,不要過分。這就是我當時的總的指導思想,一定要接受"文革"的教訓,不能重複"文革"的錯誤;不能先放手發動,然後再來規定政策,在學習、批評過程中,都要注意掌握政策。

3 在書記處會議上的發言

二中全會以後,我和喬木在書記處會議上第一次就講了:這次反對精神污染,一是要和刑事犯罪區別開來,刑事犯罪按刑法論處,反對精神污染是作為一個思想問題來解決;另外一條界限是,對批評、反對搞清理精神污染的人,一定要同敵我矛盾區分開來。黨內同志思想認識上的錯誤,理論觀點上的錯誤,即使是嚴重錯誤,也是屬於黨員中、人民中的思想問題,這是同志內部、人民內部的問題。這兩條界限,在學習、討論中,在報刊宣傳中,一定要嚴格地劃清。一些敵對分子、非法組織有意把水攪渾,也用精神污染的辦法來進行反革命煽動。特別詳細地講了:政治問題不都是敵我問題。政治問題有兩類,一類是敵我之間的政治問題,另一類是人民內部的政治問題。反對或清理精神污染,不能把那些犯了錯誤的同志都當成敵我矛盾來處理,應該看成是人民內部的不同意見。因此,在方法上就是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允許不同意見的爭論;對犯錯誤的人,要給他們時間,要做工作,也要等待。我在鄧小平同志那裡談話時還講到:要準備有若干人在這次會議(指二中全會)上不通,以後長時期里也不通。

那時候,我也和記者談過幾次,精神都是這樣一個意思。當然,我當時有個想法,我想在劃清政策界限後,就能使工作正常地進行下去。胡耀邦同志沒經書記處會議討論,沒向胡喬木、鄧力群打招呼,更沒有報告鄧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到12月底,就在全國叫停了。這個事就沒繼續下去,就是後來所說的只搞了28天,究竟這28天從哪天算起,搞到哪天,我也搞不清楚。到了1984年鄧大姐講話,先念講話,趙紫陽作了政府報告以後,這個事就基本結束了。

十一 鄧小平和胡耀邦之間出現不同意見

這個時候我和喬木都感覺到,在清除精神污染問題上,鄧小平和胡耀邦之間出現了不同意見。可以看得出來,胡耀邦對鄧小平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是消極地加以應付。我對此採取的做法是:儘可能消除鄧小平和胡耀之問的不一致之處,使胡耀邦和鄧小平一致起來。

鄧小平把我的講話稿退回來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4日,胡耀邦找人民日報社社長秦川、新華社社長穆青、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去中南海勤政殿談話。吳冷西把談話的記錄稿拿來給我看。我把胡耀邦談話中與鄧小平、陳雲講話中不一致的地方都刪去了。實際上我是幫胡耀邦的忙,遮掩了他的真實觀點,在稿子中看不出來錯誤的觀點了。

刪改以後,我就把胡耀邦談話的清樣稿送還給他,在稿子上面寫了一段話:“這是吳冷西同志交給我的筆記,經我修改,送你審閱。鄭必堅同志做了一些修改後退我,照印的。另附兩個材料。一是秦川同志在人民日報傳達你的講話的記錄稿,一是人民日報編委擴大會討論這個傳達時的會議記錄。送上供參閱妥存。”經過我修改的胡耀邦談話,12月23日在中宣部的《宣傳動態》發表了。下面摘錄其中一些內容:"清除精神污染還要繼續搞下去,但要防止兩種干擾。一種是'左'的思想干擾,一種是封建思想的干擾。這兩種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擴大化。因此,要注意八個問題: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裝異服'一詞。第二,歌曲方面,我們提倡有革命內容的歌曲,提倡昂揚向上的歌曲。對不是淫穢的,不是色情的,沒有害處的抒情歌曲及輕音樂,不要禁止。第三,文學方面,所有世界公認的名著不能封閉。......即使有點色情描寫也不要緊。我們要禁止的是專門描寫性生活的作品。、第四,電影、戲劇、舞蹈、曲藝、雜技等,凡是中央沒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濫禁亂砍。第五,節假日中,應允許青年人跳集體舞、少數民族舞。第六,對繪畫、雕塑,不能禁止表現人體美的作品。第七,要在初中、高中開設生理衛生課,講生理衛生知識。第八,是從正面提出加強兩個文明建設。"秦川看了這個修改稿後,就到處散布說他還有自己的版本。

這時,胡喬木從外地回到北京,我把胡耀邦的這個談話給他看了。他說:你改得遠遠不夠。胡喬木把胡耀邦談話中與鄧小平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都劃了槓槓。現照抄如下:

二、關於清除精神污染問題

清除精神污染,前一段搞得急了點,走了點樣。小平同志講話提的是思想戰線,其中又主要是理論文藝。後來,發了36號文件,實際上把矛頭指向社會、指向人民。小平同志講,思想戰線不能放毒。後來,喬木、力群同志感到有些問題,打了幾次招呼,開始講政策界限,提醒得對,這不是糾偏,也不能說走了彎路,只能說中間拐了個彎。

……看來,搞理論的人不一定能搞政治,理論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

清除精神污染,為什麼會走樣?萬里同志講,主要是“左”的和封建的思想的干涉。根本原因是太無知。

三、關於統一思想的問題

統一思想無非是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對社會主義有無信心。……二是敢不敢改革和創新。十二大提出開創新局面,現在這聲音很淡薄。清除精神污染、整黨、打擊刑事犯罪分子,到底主要目標是為了什麼?都是為了實現四化。

思想統一主要是上面兩個問題,人道主義、異化,統一不了沒有什麼了不起。經濟是最主要的。

五、關於宣傳問題

1、宣傳黨中央,主要抓三條:中央的集體領導;集體領導中的核心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起核心作用的是小平、陳雲同志;中央的第一線是書記處。不要孤立宣傳小平同志,這樣並不利。小平同志是中央集體領導的核心,但小平、陳雲同志,還有我胡耀邦不在了,地球照樣轉。小平同志的旗幟是我先舉的,但這樣宣傳,小平同志也不會贊成。我們再不要搞什麼題詞了。

2、......你們要把改革宣傳好。人道主義、異化再發兩三篇就行了。

4、小平同志講話發表之後,不一定發很多文章。報紙主要用新聞事實說話。

5、人民日報理論文章我不愛看,報紙和刊物要有分工。小平同志批評理論工作最大的毛病是理論脫離實際。長的文章可以放在《紅旗》上。

六、關於胡績偉、王若水同志

……有人說他(指胡績偉)和中央完全不一致,我看不能說他和中央不一致。

七、外邊有些謠傳,請人民日報同志注意。

從胡耀邦談話記錄中喬木劃槓的地方可以看出,胡耀邦對於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有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同小平同志頗不一致。


十二 胡喬木《關於人道重義和異化問題》的發表和鄧小平對此文的好評

1984年元旦,鄧大姐發表了新年祝詞。這個祝詞是我們為鄧大姐起草的。這是對小平所持態度的一個肯定和支持,同時也是對分歧的另一方意見的一個批評。1984年春節時,先念同志講話,其內容和鄧大姐的祝詞一致。胡喬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文章也就在這時發表。

喬木的文章《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在1983年12月中旬寫好了。1984年1月3日,他應邀在中央黨校發表演講。1月7日把文章送鄧小平,並隨文章送去一封信,把有關情況作了匯報。喬木信中寫道:"全稿三萬多字,長了一些。但因涉及的問題至今還沒有一篇比較有分量的文章加以解答:黨內外都有這樣的要求,所以很難用短篇來講清。文章是集體創作,四易其稿,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採取的是參加討論的形式,態度力求和緩。已分送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請審閱。黨校要求在該校所出《理論月刊》公開發表。究竟要不要發表,在黨內發表或黨外發表,並請中央決定。"

鄧小平看了喬木的文章,很滿意,說這篇文章是對前一段反對精神污染工作的總結。1月11日作了以下批示:"喬木同志:這篇文章寫得好,可在人民日報發表或轉載。由教育部規定,大專院校必讀。文藝、理論界可組織自由參加性質的座談,允許辯論,不打棍子。”


十三 胡耀邦對"清除”的提法提出異議

1984年1月24日,胡喬木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鄧小平的批示也傳達下去了。理論界進行了討論,在大學生中也開展了教育活動。但事情沒有完。主要原因是胡耀邦的態度沒有變化。

1984年2月11日胡耀邦到上海。在從飛機場到市區錦江飯店的途中,他與陪同的人談到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時說,我曾經和幾個同志議論過關於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是不是合適。小平同志講話中,講了十一個字:思想戰線不要搞精神污染,是十分正確的,也是有嚴格政策界限的。後來我們在決議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恐怕不夠合適。當然,這不是追究哪個人的責任,我們都是舉過手的。精神污染就像個人主義、唯心主義一樣,是無法清除的。所以,這個提法理論上站不住,實際上也辦不到。這點意見請你轉告國棟同志,請他們也研究一下,推敲一下。

當時陪同胡耀邦的是阮崇武,他於1985年9月接替劉復之任公安部部長。阮從上海回來後搞了個材料,而且強調,這個記錄稿是回來追憶的,可能不準確,但意思是不會錯的。阮崇武強調"意思是不會錯"是對的。因為很快胡耀邦又講了同樣意思的話。

2月17日晚,胡耀邦在石家莊同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鍾沛璋談話時說:小平同志說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這個命題是正確的,但做法有問題。有些省委書記就對此有意見,說清除精神污染從一開頭做法就不對,報紙上鋪天蓋地。36號文件是我同意簽發的。現在看來,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種精神污染,就不能說清除。接着,胡又說:唯心主義能夠清除嗎?個人主義能夠清除嗎?還是反對或抵制精神污染比較妥當。

胡喬木看到胡耀邦這個談話材料以後,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要我查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的由來。我請人查的結果是:

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用的是“清理”。

鄧力群起草、胡喬木修改的中央1983年36號文件中央《通知》中無"清除"字樣,有"清理"字樣。

1983年10月12日鄧力群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發言、10月18日在宣傳文教單位傳達二中全會精神會議上的講話,均沒有"清除"的提法。

1983年1O月21-26日,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人民日報》10月24日、25日、、26日、28日陸續發表有關報道,題為《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胡耀邦同志在會上講話》。據報道,彭真同志、鄧穎超同志講話均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報道還說,"胡耀邦同志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了許多黨外同志在座談會上就整黨和清除精神污染兩個方面提出中肯意見和建議"。胡耀邦講話是在1O月26日。

1O月23日,王震在南京召開的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成立大會和全國黨校第四次科學社會主義教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清除"的提法。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王震的這個講話。

11月1日鄧力群在宣傳文教單位領導幹部會議上講話中,有"清除"的提法。

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這篇文章是按胡耀邦的意見寫的,《人民日報》也轉載了。

12月12日,胡耀邦的講話題目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此前後,特別是以後,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談話中,許多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字樣。


十四 胡耀邦與鄧小平的意見相反

1984年2月20日胡喬木把我們查的結果,送胡耀邦、趙紫陽閱。他們都圈閱了。按理說,查清了,也圈閱了,這件事該結束了吧。可是,1984年3月18日胡耀邦在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的談話中依然故我。胡耀邦說,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主要是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指我們的同志在宣傳、廣播和文藝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後來在宣傳中走了樣,出現了擴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現在我們已經不用這個提法了,而是提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與此同時,鄧小平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在胡耀邦會見日本訪華團之前半個多月,即2月28日,鄧小平同薄一波有一個談話。當談到胡喬木1月3日的文章時,薄一波說,國內外反映很好。鄧小平講,反映不一,有些人還在準備反駁。鄧小平說,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來鎮住了,把文藝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氣勢壓下去了。又說,人道主義、異化問題一時間鬧得很厲害,我說過,他們實際上是搞自由化,現在這樣就可以了。我講到,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是長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侵蝕也將會是長期的,因此反對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將是長期的。

3月14日,小平同志同喬木和我談話。在談到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時指出:過去一段時問。精神污染搞得很厲害。我說過,那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二中全會後,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風剎住了。起碼現在沒有發現有什麼人再搞二中全會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鬥爭,是長期鬥爭,要做長期的工作。


十五 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問題上的分歧

事情實際上並沒有完。夏衍看到胡耀邦3月18日同日本訪華團的談話後,就在文藝界廣為傳播。"美國之音"的記者嗅到了氣味。4月12日,“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溫尼•科里(Wayne Co-rey)在電話中向外交部新聞司提問"中國的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是否還在進行?"外交部新聞司就根據胡耀邦對日本訪華團講話的精神,起草了一個答覆稿,其大意是:前一段清污搞錯了,以後不再搞了。外交部還算慎重,他們把答覆稿打印出來送中宣部,問對這個答覆稿有什麼意見。我看了這個稿子後,認為這個答覆與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精神、與鄧小平的講話、與我們過去所講的,都不一樣;喬木也認為這個稿子發出去後,會使黨外和海外的人感覺到中央的意見不一致。就讓中宣部按照中央的精神重新起草了一個答覆稿:"前階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績,我們予以充分肯定。今後還要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4月17日稿。我在4月26日致胡耀邦、李先念同志並姬鵬飛同志和外交部函中是這這樣寫的:"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一向十分重視同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和發展對外文化交流的時候,也不能不注意區別各種事物對我國人民是否有利。精神污染現象是一種客觀存在,只是有時放肆些,有時收斂些。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只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這並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地方。去年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確的,並收到巨大成效。只在去年11月一小段時間內,在一些地方發生了一些違反中央政策的毛病,經中央同志多次劃清界限,這一問題早已不存在。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今後仍將實事求是地繼續進行。因精神污染這一現象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不可能清除淨盡,所以今後將不再用'清除'的提法。"4月28日,趙紫陽批示贊成我們的修改稿,要求"按中宣部4月17日建議新聞司的口徑回答"。胡耀邦同意趙的意見,請啟立同志辦。啟立通知中央辦公廳速交外交部。

十六 《政府工作報告》對反對精神污染的肯定

趙紫陽關於外交部答覆問題的批示,實際上是維護了鄧小平的意見。5月15日趙紫陽在全國人大六屆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他在報告中對1983年反對精神污染講了一段話,對清除精神污染總的給予肯定。他說:"去年舉行的六屆人大二次會議曾指出思想文化領域要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隨後,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和六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又進一步着重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思想文化領域"為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剎住了前一時期極少數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風,依法查禁了淫穢書刊"。在反對精神污染中,由於"對某些政策界限講得不夠清楚,以至有些地方和單位一度出現過某些不恰當的作法",但一經發現,"就及時予以糾正。群眾要求美化精神生活是完全正當的",決不允許把它同"精神污染混淆起來。實踐證明,嚴肅而又正確地反對精神污染,對於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和發揚純樸、奮發向上的社會風尚具有積極作用,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們國家一項長期的根本任務"。本來,喬木認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可以不講這個問題,但趙紫陽自己特意講了這段話。這樣,反對精神污染工作就告一段落了。


十七 事情並未終結

真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關於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並沒有到此終結。以後還不時掀起波瀾。

1 胡耀邦個別傳達鄧小平的兩句話

1984年8月22日是鄧小平的80壽辰。我到北戴河參加祝壽活動後,在那裡住了幾天。有一天,胡耀邦在和我個別談話中跟我說:鄧小平最近講了兩句話,我沒敢在會議上傳達,是個別通知,今天跟你個別說一下。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名譽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決議三年不作。後來外面把第二句話傳成"三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

2 胡耀邦把問題提得相當尖銳

此後一直到1984年12月底中國作家協會四大召開前,肯定反對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對精神污染,互相鬥爭、彼此較量,而否定的力量越來越占優勢,反對精神污染的力量越來越受到壓制,而且受壓制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這期間正在籌備召開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一天,賀敬之跟我講,關於作協會議的準備情況要向總書記報告一下。我同意了。我把他關於人事安排和召開座談會討論作協四大報告的意見與打算,同胡耀邦講了。胡表示同意賀敬之的意見。我向胡耀邦匯報之後,賀敬之他們就在京西賓館開了一個三四十人參加的座談會。丁玲、馮牧、劉紹棠、趙尋等人參加了。開會時,這些同志講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議論紛紛。丁玲發表了一篇很好的講話,表示她對文藝界現狀感到擔憂。會上,趙尋(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有點楞頭楞腦地說,他看到了夏衍到處送的胡耀邦在3月18日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的談話,感到總書記對精神污染的提法跟中央的精神不一致。總書記不與中央保持一致,我們的工作怎麼能做得好呢?後來馮牧把這些內容通過他的渠道報告了習仲勛,習仲勛又報告給胡耀邦、胡啟立、喬石。這樣一來,惹火了胡耀邦。

京西賓館的座談會結束不久召開了一次會議,參加的有胡耀邦、胡啟立、王兆國、習仲勛:,可能還有喬石,並特意把賀敬之也叫來了。這次會議我參加了。會議開始後氣氛很緊張。胡耀邦把問題提得相當尖銳。當然,他沒有直接提到趙尋的發言。接着習仲勛發言說,在京西賓館的座談會上,居然有人出來反對總書記,說總書記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他們還講,這是一次黑會,沒報告中央書記處領導,是無組織無紀律。這給賀敬之的壓力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下,我發言說:耀邦同志,他們要開這個會,我不是在北戴河向你報告過嗎?你不是同意了嗎?怎麼能說沒有向中央書記處領導報告呢?我這樣一講,會議的氣氛緩解了,胡啟立又出來打圓場。這樣,事情算是過去了。

3 胡耀邦等提出"三個失誤"、“兩個不提”、“一個無效”

1984年12月20日,中央書記處召開工作會議,對將要召開的作協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和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準備在大會上作的報告進行討論。這次會議既不通知胡喬木參加,也不通知鄧力群參加。

胡耀邦在會議講話中有一段專門談關於精神污染問題。他說:小平同志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正確的。後來,由於我們自己的失誤,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擴大化,把範圍擴大到社會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上,造聲勢。後來我們發現了就較早剎了車。這個問題以後不提了,根本不提了。在這裡,胡耀邦提出了反對精神污染的“三個失誤”。

會上,張光年匯報作協四大的籌備工作,當說到報告中沒有提清除精神污染時,胡耀邦插話說,可以不提。萬里接着說,自由化的問題說不清楚,以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提了,只提肅清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影響。胡耀邦同意“不提”清除精神污染,萬里又加上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要提”,結果就有了“兩個不提”。

接着,討論作協的選舉問題。本來,按照書記處的決定,作協大會的準備,除了講話、報告之外,最重要最複雜的一個問題就是人選的確定問題。為此做了八、九個月的工作。是以宣傳部為主、吸收作協和文聯的有關同志搞的。上、下調查、訪問,訪問了單位、黨委,還有個人。所採用的這個辦法,實際上與全國婦聯、全國工會是一致的。到了這個時候,人選名單還沒提出,做了一些準備工作,應該說,提出人選名單的準備工作做得比較細緻的。可是,當會議討論到人事問題時,夏衍問:原來準備的作協人事方案怎麼樣啊?是指令性計劃,還是指導性計劃?胡耀邦說:人事管理要區別兩種情況:一是有黨委直接領導的部門,二是群眾團體和民主黨派。對於後者,我們的黨組織根本不要去干涉。對人民團體和科學研究所的黨的工作要管。但文聯作協要選什麼人,根本不必去干涉,即使沒有選好:讓作家們自己負責……“我們不要干預。作家們覺得要有多少副主席,就選多少,不要干預。人事名單如果是黨的部門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導性,是無效性。胡耀邦在這裡又提出了一個“無效性”。
4 作協四大開糟了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就按着“三個失誤、兩個不提、一個無效”這三句話的指導思想,開了一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結果會議開得一塌糊塗。會議選舉的結果是,巴金當選為作協的主席,他是老作家,黨內沒有什麼更多的意見。劉賓雁當選為第一副主席,成了排在巴金後面的中國作家協會領導。

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是部隊作家,參加了這個大會。回去以後向先念同志反映了大會的情況。先念同志後來對我說:這個會實際上是一個反黨的會。結果弄得胡耀邦自己也感到闖了禍了。而夏衍卻說:這次作協代表會議,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

作協四大混亂情況影響到文藝界其他一系列會議。1985年4月18日中國劇協第四次會員大會在北京舉行。當時我出席了開幕式,還講了話。習仲勛、宋任窮、喬石也出席了。在開會過程中,吳祖光說,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是中華民族的恥辱。由於吳祖光等在會上大鬧,弄得趙尋干不下去了。劇協的會沒開好。

作協四大開糟了,這是胡耀邦始料不及的。他沒有想到會搞成這個樣子,於是趕緊來糾正。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作了一個《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發言。在這個發言中,他強調"黨的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提創作自由,並不等於說報刊和出版社的編輯部對於作家的不論什麼樣的作品都必須加以發表和出版"。他還說:我們黨對新聞界的最重要的要求,"我認為就是要有鮮明的正確立場,要有鮮明的階級性和黨性,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在講到反對精神污染問題時,他還不願意放棄他的觀點。他說:"'精神污染'這個詞一般人比較生疏,可能在國內外引起這樣那樣的誤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樣就更是如此,並且在事實上也辦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這個名詞。但是這決不是說,反對精神污染的原則有什麼錯誤;更不是說對於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剝削階級腐朽沒落思想的侵蝕,我們可以不抵制,不反對。"這個講話經過胡喬木的修改,在《紅旗》雜誌1985年第8期上發表了。喬木把胡耀邦講話中的意思改成:以後少提、甚至於以後可以不提(精神污染)。

後來鄧小平知道了。1985年,準備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文件時,鄧小平要修改、整理他自己的講話,就不願找胡喬木了,而是把我找去了。鄧小平沒講胡耀邦,他說:胡喬木講反對精神污染搞錯了,以後不要提了?我不收回我的那個講話(指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將來編我的《文選》,我要原樣不改地收進我的《文選》裡面去。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學生鬧事問題時再次強調了這個話:"反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我同意將我當時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文收人我的論文集。"

胡耀邦實際上不同意鄧小平的講話,但他總是說鄧小平講話的題目是好的,是我們在執行中走了樣。同時,在中央書記處內部用各種方法整鄧力群。我過去說過,雷公打豆腐,專撿軟的打。他不敢直接不贊成鄧小平,而認為鄧力群可以整。

84、85年的事情,後面再展開講。

5 我對胡耀邦一篇講話不滿意

1985年1月25日,宣傳部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請胡耀邦去講話,題目為《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這個題目倒沒什麼,但離開了當時的主題,當時的一個主題是:學習中央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研究改進宣傳工作。在胡的講話里講了一大段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剝削階級消滅了、不存在了,還以階級鬥爭為綱,造成的影響如何如何,影響一直延續到現在。接着,胡耀邦說了這樣一句話:說一句不太恰當的話,公安政法部門和宣教部門,還有一個階級鬥爭的幽靈在遊蕩,這種狀況可不能低估。在那次宣傳部會上,我這個人也太不會應付了,胡耀邦講完後,我什麼都沒說,就說了一句:散會。會後,宣傳部裡面有幾個反對派,理夫、王惠德等幾人在一起嘀咕:鄧力群對胡耀邦不尊重,胡耀邦做了重要講話,鄧力群什麼話也沒說,就宣布散會了。就這點而言,我確實處理得不太恰當,不會應付。因為當時聽了他的講話,心裡確實不太高興。在類似的另一個會上,我準備了一個提綱,在會前,送給了胡耀邦,胡耀邦說:不看了。退了回來。

6 對反對精神污染,胡耀邦一有機會就批

對於精神污染這件事,胡耀邦一直記在心裡。1986年11月26日,在上海黨員幹部會上,胡耀邦在講話中,又提到精神污染問題,說:反對精神污染,我們讓小平同志到現在還背着黑鍋。他的意思是我們給小平同志搞的。他還說:在二中全會上,颳起了一股批評周揚的風。"文革"中周揚被整得那麼苦,現在發表了一篇講話,在二中全會上被批得這麼厲害。讓個別同志找他談談,就行了嘛。我在前面已經說過,要周揚公開作自我批評是鄧小平要求的。胡喬木想辦法,在1984年春天,以新華社記者採訪的形式,周揚做了個自我批評,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一年多,他又把它提出來。所以說,在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上,胡耀邦一有機會,就要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以至於到這個時候,還氣憤地替周揚打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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