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工農幹部與知識分子矛盾的由來與後果

來源: 盛笑笑 於 07-12-04 00:40:05 [檔案] [博客] [舊帖] [轉至博客] [給我悄悄話]

作者：裴毅然

　　一九四九年以後，在中國諸多社會矛盾中，增添了工農幹部與知識分子這一特殊矛盾。隨着意識形態日益左傾化，這一矛盾日益凸顯，成為具有典型時代意義的社會現象。剖析這一矛盾，可收“窺斑見豹”之效，勾勒出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社會諸多矛盾的聯繫性及其深刻根源。

　　五四時期，“階級”學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滲入帶來了一個口號──勞工神聖，其背後隱伏着“以貧為貴”的價值判斷，似乎非勞工就不神聖了。自抗戰時期城市小知識分子投奔延安開始，在延安就出現了工農幹部與知識分子的某種對立。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提出，中共黨內普遍存在的四對矛盾之一即為“工農幹部與知識分子幹部矛盾”。[1]那時，占據優勢地位的工農幹部擺出了“越老粗越光榮”的姿態，而相當一部分的小知識分子為了“進步”，也學着“老粗化”。解放軍進城後，此風愈發興盛起來。一九四九年，接收南京文化系統的一位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在與知識分子談話時，故意“裝出一副不文明的樣子來……用手不停地抓撓他那雙骯髒的赤腳”，“（當時）許多進步知識分子都像他那樣……好像自己是老革命。”[2]工農幹部對黨外知識分子就更是理直氣壯地擺出居高臨下的態度。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來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研討會上作報告時也承認：“我們目前對於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現象，特別是一部分同志對於黨外知識分子的某些宗派主義情緒，更在相當程度上妨礙了知識分子現有力量的充分發揮。”[3]“反右”以後，“我是大老粗”就成了許多工農幹部發言時氣壯山河的開場白，無知成了值得驕傲的價值支撐。“文革”時全社會以粗野為時尚，“國罵”盛行，“造反歌”最後一句便是全場嘶吼——“滾????蛋！”清華附中女生為了表現革命，糾聚操練“三字經”，直至達到脫口而出的水平。[4]時至今日，粗野時尚仍然深深地影響着中國社會，阻礙着民族的文明和進步。正因為如此，在學歷和文憑支配着升遷的今天，分析工農幹部與知識分子的矛盾之形成與後果，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一、從“大眾反智主義”到知識分子的自卑心理

　　十八世紀以來的世界文化潮流中，“大眾反智主義”一直是一股洶湧奔突的暗流。無論俄國十九世紀中期的“民粹派”，還是19世紀後期的“托爾斯泰主義”，均以指責知識分子缺陷為價值起點。“向貧窮與卑微看齊”形成審美潮流，其主要特徵為放大工農的優點與知識分子的缺點。二十世紀初，虛無主義、民粹主義先後登場，兩股思潮均蔑視傳統、貶低文化。例如，克魯泡特金（1842～1921）高呼“關閉大學”、“我們不需要大學”，不惜將既有文化夷為虛墟為革命開路，並以科學的名義美化農村美化民眾，在知識分子心中植入最初的“原罪”意識。

　　這種思潮對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影響甚深。一九二Ｏ年五月一日，創辦共產黨的陳獨秀在上海發表演說：“我們現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覺悟自己無用的下賤，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覺悟自己的有用、貴重。……中國古人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現在我們要將這句話倒轉過來說：”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5]章太炎則認為：“今之道德，大率從於職業而變。都計其業，則有十六種人：一曰農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販、四曰坐賈、五曰學究、六曰藝士、七曰通人（高級知識分子）、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職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軍官、十五曰差除客、十六曰雇譯人。其職業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農人於道德為最高，其人勞身苦形，終歲勤動，田園場圃之所入足以自養，故不必為盜賊，亦不知天下有營求詐幻事也。……知識愈進，權位越申，則離於道德亦愈遠。[6]”

　　“五四”以後的中國左翼文藝運動逐漸發展到專找知識分子弱點，放大工農優點，視工農形象為單純明淨、樸實健壯、豪爽直率、堅定勇敢，知識分子則卑微瑣屑、虛偽貪婪、狹隘妒嫉、做作計較、患得患失、鑽營苟且、無病呻吟、無事生非、脆弱傷感。於是，美化鄉村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大價值取向，與此同時，城市則被視為異己與罪惡的淵藪，是外國資產階級思想及社會腐化現象泛濫之地。1918年，李大釗寫道：“我們應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的機會，……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諸位呀！快去作工呵！[7]”蔡元培亦發表過鼓吹“勞工神聖”的文章。[8]

　　伴隨着西風東漸，實用主義哲學日益浸滲，專業主義興起，應用性知識技能成為最吃香的新學。一九二Ｏ年，劉半農在北大周年紀念日上發表的演說頗能代表那一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走向：做工就是人類的天賦職任。神聖的工作是生產工作。我們因為自己意志的選擇或別種原因不能做生產工作，而做這非生產的工作，在良心上已有一分抱歉，在社會中已可算得一個“寄生蟲”。[9]傅斯年則寫道：“我們不勞而亦食的人對於社會犧牲的無產勞動者，也是僭竊者，將來他們革我們的命，和我們以前的人革帝王貴族的命是一種運動。[10]”顧頡剛認為：“我們應當造成一種風氣，把學者脫離士大夫階級而歸入工人階級。[11]”陶行知甚至這樣寫道：“文化是大眾所創造的，文化是被小眾所獨占……近代工人對於發明上千千萬萬的貢獻都給科學家偷去寫在自己的賬上。[12]”那時，不少知識分子承認了自己的“原罪”，認為受過教育的人不僅“無用”，而且“無道德”。知識分子在社會認知上的這一退讓形成心理上無法甩脫的自責，更糟糕的是，許多知識分子還阿Q 式地將這種贖罪式的自我改造視為“高尚”的犧牲、“歷史的需要”。雖然當時的社會對讀書人始終抱有敬意，但讀書人中卻有不少知名人士自棄知識的價值，自己作踐自己。

　　二、從江西到延安：工農革命隊伍里知識分子的尷尬地位

　　中共建立之初，黨員多為知識分子，負責人更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國民黨清共後，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中共黨內出現了一股“打倒知識階級”的反智主義潮流。其時，蘇共正開展反“托派”的“清黨”，“托派”多為知識分子，為此蘇共規定，工農黨員經重新登記可直接領取黨證，非工農出身的黨員則一般降為候補黨員，這一做法在莫斯科的訓練中共幹部的中山大學被套用。隨着這批中國黨員陸續返國並被派往各根據地，“階級出身論”廣泛傳播，從此成了中共的價值判斷標準與基本思維方式。[13]在蘇區那種“軍事第一”的形勢下，紅軍中工農出身的軍事幹部瞧不起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知識分子幹部，認為蘇區政府是靠自己的槍桿子撐起來的。

　　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以後，黨從組織上全面貫徹階級路線，推行領導幹部工農化，將知識分子歸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從根本上質疑知識分子幹部的忠誠度。一九三四年川陝根據地在肅反運動中甚至提出：“知識分子必然是地主富農，地主富農必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殺。[14]”當時，紅四方面軍仇視與亂殺知識分子的情形最為嚴重。其後果是，一九三七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四方面軍幹部中，許多人明明識字卻硬裝文盲，惟恐因識字而遭清洗。[15]一位逃出湘鄂西大殺“改組派”的紅軍老戰士晚年自述：“當時，凡是稍有點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肅反委員會定成了‘改組派’。像我們這些大老粗，當時還為自己不識字而感到慶幸。[16]”這種工農幹部仇視知識分子幹部的現象，在一些偏遠的根據地，一直延續到四十年代末。一九四九年底，在海南的瓊崖根據地舉發過一宗“特務案”。投奔根據地的林雲之向上級建議：“隊伍中不要說粗話髒話，要組織學文化學理論，要搞讀書運動，以提高全體隊伍的文化理論素質”。但這一建議被某些領導視為“看不起革命隊伍、驕傲自大、打擊領導”。於是，林雲之被指斥為所謂的“特務頭子”，共有三十一名青年男女被冤指入案，最後全部被殺。此案中還有九十五人被捕，二百一十六人受牽連。[17]

　　抗戰爆發後，大批白區中共地下黨員進入延安，原負責北方局宣傳工作的陳伯達生前回憶：“當時有些幹部對我們這些白區做地下工作的人似乎有些偏見，所以我們並不受重視。[18]”然而，就能力與才幹而言，工農幹部普遍低於知識分子，中共要擴大根據地就亟需知識分子的投入，因此知識分子的升遷機會遠高於工農幹部。在延安抗大，從校部到連隊的各級領導絕大部分都是農民出身的老紅軍，而教師卻全是知識分子，外來知識分子還受到特別優待。意識形態上對知識分子的蔑視和現實工作中對知識分子的需要，使得延安的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之間的矛盾逐漸蓄積。

　　延安“整風”運動繼承了紅軍時代輕視知識分子的傳統，蔑視知識分子的調子再次高漲。“整風”前夕，歷史學家范文瀾邀請紅軍幹部王震閱看當時轟動延安城的壁報（以王實味為主的揭露性雜文），王震閱後極為不滿：“前方的同志在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范文瀾感愧不已：“大學教授們熟視無睹的地方，王震同志一眼就看穿了，真了不起。”[19]范文瀾的這一認知甚具代表性，表明知識分子認同工農幹部的價值立場，將原本兩個層面的問題簡單地扯到一起，主動就範於工農幹部的認識水準。親歷延安“整風”的何方先生晚年回顧：“按照中共領導層當時的看法，知識多了，思想就會變得複雜，不如工農幹部那樣思想簡單，容易領導和指揮。這也是後來乾脆說‘書讀得愈多愈蠢’、‘知識愈多愈反動’的根子。[20]”據魯煤回憶：“當時在解放區，知識分子無一例外的都被視為小資產階級，天生是被改造的對象。[21]”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公然貶低知識分子：“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毛澤東接着說的一段話正式發表時被刪去了：“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麼只要你認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地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們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它，它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這樣容易的事呀！ [22]”可以想見，那些工農幹部聽到這番領袖講話，自然人心大快。

　　由於毛澤東貶低知識分子，所以知識分子幹部在工農幹部面前抬不起頭來。延安的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有五十餘名學員，“絕大多數是從各處抽調來的工農出身的寫作幹部，有少數幾位知識分子。曾經希望這些知識分子能幫助工農們提高文化，反過來再受工農的生活、感情的影響。後來發覺不成，知識分子看不起工農的文化，工農看不慣知識分子的生活習慣。有一個知識分子不吃窩頭，工農們就大不以為然。[23]”在這樣的政治氛圍里，許多知識分子幹部不得不“工農化”、 “老粗化”。王蒙回憶道：“在一九四九年時，有一大批作家是以‘革命的先鋒’、‘革命的號手’、‘革命的大炮’的身份來迎接共和國的。但與此同時，作家們卻也發現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現象，就是當這些作家真正投身到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當中，愈發現自己的言行舉止相當不符合革命對他們的要求。在農民革命當中，要求作家無條件地參加革命並認同工農戰士，放棄自己許多在貧苦農民眼中的奢侈習慣。有的作家甚至連刷牙都做過檢討，因為農民們認為沒有必要每天刷牙。我在農村勞動時，也有過這種經驗，農民曾問我：“你嘴裡有大糞嗎？為什麼每天用個糞勺子在裡面掏來掏去的！[24]”

　　三、五十年代工農幹部與知識分子的矛盾之多重表現

　　1.貫徹階級路線造成工農幹部的低能重用

　　一九四九年以後，工農幹部與知識分子幹部由於文化程度不同，理念和工作方法有差異，因而在工作中不斷產生磨擦。例如，一九四九年底至一九五一年底，數十萬知識分子幹部作為工作隊員下鄉參加“土改”，不少知識分子幹部與工農幹部在對待地主富農的態度上出現了分歧，知識分子幹部的人性化立場常常受到工農幹部的“批判”。對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土改”成了他們不得不完成思想轉變的起點。為了表示他們對革命的認同，只能虔心接受“階級論”，深刻認識自己積負的“原罪”；但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從此看清了自己與工農幹部之間存有一道無法逾越的價值鴻溝。

　　中共建政後就在幹部政策上開始全面貫徹階級路線，這種做法從根本價值上認定工農幹部的忠誠度與貢獻遠大於知識分子幹部，偏重提拔重用工農幹部。朱正指出：“（工農幹部）是在戰爭、土地改革，各種秘密工作中獲得足夠的革命資歷的，革命就把這一定級別的領導職務當做對他們過去功績的酬勞，卻並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領導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的專業知識的訓練，……這些被安排在領導崗位上的黨員，有不少並不具備應有的專業知識。[25]”一九五Ｏ年三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陸定一向蘇聯駐華代辦通報，當時華北一百五十萬黨員中一百三十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區委以上領導幹部中將近百分之五十沒有文化或文化很低。[26] 一九五二年，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夏衍組織了對宣傳部、文化局所屬二十四個單位的六百七十九位處科一級幹部的常識測驗。試題多為政治時事與文藝常識，以初中文化程度為準，共有五十題，每題二分，試卷上不留姓名。測驗結果使夏衍大吃一驚：八十分以上僅二人，絕大多數在宣傳文化部門工作的負責幹部只得到三十、四十分，連“五四運動”發生於哪一年，答對者都寥寥無幾，在常識題上更是笑話百出，還有一人賭氣交了白卷。[27]後來在華東局“整風”時有人慷慨陳詞，指責夏衍組織的這次幹部知識測驗是“長知識分子的志氣，滅工農幹部的威風！”夏衍則不得不承認“做法上有錯誤”。[28]

　　一九五七年，民主黨派人士儲安平在他那篇著名的“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中指出：“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29]”結果，儲安平被打成了“右派”，長期遭到政治迫害。

　　其實，中共並不是幹部政策上的階級路線之始作俑者。黨史研究界近年提出，敵視知識分子的政策源自斯大林。二戰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對知識分子也多採取歧視迫害政策。如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拉科西認為：“知識分子永遠不會放棄其小資產階級與敵視工人階級的心態，……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只適用於工農階級，而不適用於知識分子。[30]”

　　2.工農幹部與知識分子的差別待遇埋下了對立心態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到一九五Ｏ年代中期，來自解放區的工農幹部仍然沿襲過去的做法，實行低薪的供給制，而政府對進城後使用的原國民黨統治區裡的知識分子則實行保留工資制，月收入在二百至五百元間，按當時的收入水平看相對處於高薪階層。於是，“市長、部長、司令員的收入要比工程師、名演員低得多。這樣，黨政幹部和業務人員之間，就有了各自的看法。[31]”一九五六年實行工資改革，知識分子待遇又得到大幅度提高，上海的一級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青年講師有九十二元，連助教也有六十五元。[32]對此，工農幹部很不服氣，認為是馬打江山驢坐殿。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張奚若提到：“（有些黨員認為）天下是咱家打的。給你一碗飯吃，給你官做就夠了，一切不過是為團結，並不是你真有什麼本事。[33]”可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去認識，卻是另一種看法：幹部們白住公家的洋房、有汽車、有辦公室、有秘書、出差報銷，我們搭一次電車、打一個電話都得自己掏錢。[34]正因為如此，夏衍指出：“在歡慶解放的熱潮中，大家都自覺地服從政策，表面上平靜無事，可是現在回想起來，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疙瘩，或者說是矛盾，我認為是和解放初期的這兩種制度的並存，是有一定的關係的。[35]”工農幹部與知識分子在待遇問題結下的對立心態，既孕育了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期知識分子對黨員幹部的批評，也為“反右”運動中工農幹部齊心協力地打壓知識分子提供了心理準備。

　　一九五六年一月，為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周恩來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批評了行政管理人員：“應該教育各有關單位的行政管理人員從思想上重視知識分子的生活條件，特別是要打破那種只注意行政負責人的生活，而對於知識分子就覺得‘你有什麼值得照顧，我為什麼要侍候你’一類的錯誤觀念。 [36]”各地曾一度出台不少優待知識分子的措施。例如，中山大學給一些教師出國機會，改善教師生活條件，在教師中發展黨員，為專家學者配備助手；知識分子手持“優待證”，購物、看病、理髮、乘車、吃飯等均優先得到照顧，令人生羨。在重慶，高級知識分子每月增供植物油一斤，乘坐公交車可優先上車，看病不用排隊掛號，可優先住院，西南政法學院甚至讓教授到有公費補貼的小灶食堂與院長、書記一起就餐。[37]很快，這些照顧知識分子的政策就在工農幹部占多數的中共黨內犯了眾怒，怨聲四起。這種刻意為之的“照顧”，實出於一時的統戰需要，與官方的主導價值觀念其實是相悖的，自然很難得到黨內的廣泛認同。而且，通過“搞特殊”這一負面作用很大的方式來體現一時的“照顧”、“重視”，反而挑動了工農幹部與知識分子之間的情感對立。統戰之需這一環境要素一旦消失，變臉相向也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

　　其實，早在一九五Ｏ年代初，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高級知識分子會議時，統戰部負責人就講過：“毛主席教導你們這些人，每天起碼要看三次自己的屁股，看尾巴是不是翹起來了，如果翹起來了，就趕快打下去。[38]”到了一九五七年，毛澤東更明確地說：“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還是那些不大識字的人，他們知識高。”“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麼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農民。”[39]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之後，知識分子明顯不吃香了，其待遇也大幅降低。一九五三年的大學畢業生，工作三年後其工資為八十五元（中教四級），相當於行政十八級；而一九五七年的大學畢業生轉正後工資只有五十三元，僅為行政二十二級，而且此後長達二十五年未提高薪水。[40]

　　3.對知識分子的政治歧視

　　在整個五十年代，以政治高壓為後盾的思想改造運動一環緊扣一環，實質在於打壓知識分子，通過再教育以完成對他們的洗腦，以便這些富於懷疑與批判精神的人完全馴服於當局。就在周恩來一九五六年提出改善知識分子待遇的同一報告裡，他明確說明，“繼續幫助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改造，是黨在過渡時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務之一。”這樣的政策表示，雖然在工作上對知識分子有所倚重，但政治思想上仍必須監督改造他們。既然要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自然就必須有“教育者”，於是工農幹部和工農“積極分子”便扮演起“教育者”這一角色。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工農的地位越抬越高，於是提高工農文化程度一事就自然而然地被擱置一旁了。中央黨校的黨史研究者指出：“1958年以後，在全國明顯地取消了幹部隊伍和工農群眾的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建國初期像雨後春筍地發展起來的速成工農中學、工農幹部文化補習學校、工農預科等各類幹部文化學校也逐漸銷聲匿跡了。[41]”

　　毛澤東很清楚地知道，抬高工農、貶低知識分子只不過是政治需要，他又何曾信任過農民呢？相反，毛曾多次抱怨農民的無知與狹隘，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42]”儘管如此，他還是一再抬高工農、貶低知識分子。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廬山上批判彭德懷：“斛律金一字不識，可以做到丞相（按：北齊左相應為斛律光）。農民、工人不是也學哲學嗎？同他們講課，比知識分子易懂。[43]”毛澤東還有不少這類名言，如“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書是要讀的，讀多了害死人”等。

　　在工農幹部掌權的政治環境裡，人事與保衛等要害部門均使用工農幹部，他們出身乾淨、經歷單純、感情樸素、絕對忠誠，可他們最大的弱點是文化程度較低，有的才剛剛脫離文盲狀態。中共元老薄一波晚年承認：“掌權的某些工農幹部不信任甚至排擠知識分子，是普遍的現象。[44]”1957年，武漢大學程千帆教授曾如此抱怨：“人事處簡直是警察特務機構，我們幾十歲的人的一切就操在他們十幾歲的小孩子手裡，……他們犯了錯誤別人無法監督，而他們可以隨便處治人，使人身加上了陰影，食慾減退，工作不起勁。[45]”天津某設計院一位高工說：“我對院裡的一些工農幹部看不順眼。……他們根本不是搞我們這行的，調進來幹什麼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職有權，專管人。有個人事幹部給我開張證明信，一行里好幾個錯別字。[46]”

　　對知識分子的政治歧視甚至延伸到他們的子女身上。自1957年起，高中畢業生參加高考時，考分再高，只要家庭成分涉及“黑五類”，都不能進入他們想申報的大學，而只能被“踢”到上海師範學院，於是該學院便成了上海家庭出身不佳的考生的“收容院”。之所以讓他們進入師範學院，或許是當權者認為，中學教師地位低下，對社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工農幹部惟一的優勢便是家庭出身或革命資歷，他們沒有知識優勢，便力圖在政治上找回領導知識分子的價值自信。他們當然會熱烈擁護“政治掛帥”，希望只要背誦幾條高度簡化的領袖語錄就可把握處理複雜事務的準繩；他們當然願意看到知識分子的文化資本失去份量，並十分樂意地保持這種能發揮自身優勢的“社會氛圍”；在服從重於創造的崗位上，他們的無知決定了他們只能聽從、難以質疑，卻因此得到了更多的信任。可以說，愚民政治和愚民社會是相輔相成的。

　　知識分子不僅是革命意識的分娩者與傳播者，也是政治組織的締造者。馮友蘭在回憶錄中說，辛亥時期，“當時真正的群眾——勞動人民，並沒有發動起來，也沒有人想到去發動他們。在革命中，活動的人還多半是知識分子……在鄉村，歡迎革命的也是一些比較開明的紳士，他們實際上也是知識分子。[47]”然而，中國的革命最後卻把知識分子當作政治歧視和社會排斥的對象，迫使知識分子走“工農化”的生活道路；而農民則為“大躍進”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在全國性長達 3年的大饑饉中留下了3千多萬餓殍。[48]顯然，毛澤東其實也不關心農民的命運。當全社會被集體改造成“工農”之後，中國並未走向毛所許諾的現代化，而是朝着相反方向大踏步倒退，暴露出種種無法掩飾的巨大惡弊。

　　四、知識分子“工農化”的社會後果

　　在生產力十分落後的農業文明中，維持生產僅需簡單的感性經驗，毋須理性知識，生活在這一層次的人們很難認識到知識的作用，產生不了“黑手（工農）要拿，得有白手（知識分子）幫忙”的直觀感受。事實上，社會越落後，貶低知識分子的觀念便越有市場。從最根本的觀念認知的角度來看，所謂工農與知識分子誰高誰低的問題，建立在所謂“誰養活誰”這一認識上。而這一質問的提出，本身就體現了十分原始落後的價值觀念，其荒謬性今天已毋須論證了。這種人為抬高工農的社會地位與人生價值的觀念，究其實質，乃是“均貧富”觀念的變形。

　　從本質上，階級鬥爭學說是一種動亂學說，以煽動窮人奪取富人財產為政治目的。它所煽揚起來的族群仇恨，讓一部分社會成員從另一部分成員的屈辱中得到滿足和成就感。然而，階級鬥爭運動並不能增加社會整體的財富，它所許諾的“通過調整生產關係從而提高生產力”則是一個金色泡沫，壓抑強者的平均主義不僅不能提高生產力，反而會成為拖滯社會生產力的巨大障礙。革命所竭力爭取的“偉大成果”其實往往是為下一場革命提供了對象，那些以殘酷暴力推行的“社會改造”不僅沒有正面推動歷史前進，反而嚴重阻撓了社會的正常發展，從根本上將中國帶錯了路。那些提出階級鬥爭學說的理論家、領袖們常常把“無產階級思想”當作一面旗幟，其實，所謂的“無產階級思想”，莫要說無產階級自己並不清楚，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家們也從未說清楚過。

　　如果說，上個世紀50到70年代對知識分子反覆的“思想改造”和對工農的不斷拔高，是企圖引導着知識分子從思想觀念上“工農化”，那麼“文革”時期實行的強令知識分子和機關幹部去“五七幹校”的做法，則是從制度上強制地把知識分子的生存“工農化”。

　　“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組織部掌握的資料顯示：1980年代初，幹部隊伍中文化程度低的往往位居較高的位置，而文化程度高的卻處於較低的位置；據 1983年統計，全國2，200萬具有“幹部”身份的機關企事業單位職工里，大學文化程度的占21%，高中程度的占42%，初中以下的占37%；而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81萬負責人當中，大學文化程度的只占6%，高中程度的占22%，初中以下的占72%.[49]這一現象在全國黨委系統中尤甚，在縣委一級，大學程度只占5%.[50]這就是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政治社會狀況，文化低的當領導，文化高的當職員，時稱“老粗管老細”、“文盲治國”。掌權的工農幹部只懂“革命”不懂建設，一談建設便斥之為偏離革命大方向，談論經濟更是不屑一顧。其實，他們根本不懂如何建設。

　　讓無知者來管理社會，自然會按照無知者對世界的理解與標準去設計社會秩序並規定價值規範。也因為他們的無知，面對複雜的問題拿不出什麼辦法，只能搬用教條，這也是教條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大行其道的社會客觀倚托。直到1980年代中期，“各地一些工農幹部仍然不斷出現歧視和打擊知識分子現象，這決不是偶然的，它有深遠的社會與歷史背景。[51]”

　　“文革”時期迫使知識分子走“工農化”道路還衍生出一系列社會重弊：首先，愚民化孕育出“知識無用論”，阻滯了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導致整個社會文化的“大老粗化”；其次，“工農化”背後所隱含的平均主義觀念破壞了有利於社會進步的正常社會差序，擾亂了社會價值觀念，大大弱化了社會成員的創新進步意識；再次，扼殺了知識分子的創造力，強迫他們取媚於工農及掌權者，除了一再上演“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便是“觸及皮膚深入靈魂”的全面改造；第四，由知識分子代表的現代文明隨着這個階層被長期打壓而日漸凋零，取而代之的則是“大老粗”文化當道。1980年代政府曾大力提倡“五講四美”—— 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可見，連最基礎的文明禮貌、秩序道德、衛生習慣等都敗壞到需要重新建設的地步。

　　在1980年代，“誰養活誰”這樣的荒謬說教雖然從官方的宣傳教育素材中消失了，但卻仍然存留在民眾的心裡。曾經有不少這樣的事例，一位科學家得了發明獎，所在單位的食堂大師傅、傳達室門衛、樓道清潔工、送信的工友都來分科學家的獎金，而且還振振有詞，“如果我不給你做飯，你能做出發明嗎！”科學家若不將錢分給他們，勢必影響“群眾關係”，今後就別想再專心從事研究了；另一冶金專家某次得獎金4千元，七分八分，最後個人只分到70元，再應單位同事們的要求請了一次客，化去100元，還倒貼了30元。[52]

　　1980年代的“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並不僅僅是對“反右”以後的糾偏，而且是對“五四”以來整個價值方向的調整，儘管從理論上官方至今仍無明確表述。但是，有了這樣的政策調整，並不意味着過去幾十年積累的“大老粗”文化就蕩然無存了。雖然今天文憑和學歷成了人們熱衷追求的目標，幹部升遷也必須以此為參考，但嘲諷知識分子的社會觀念並未消失，“大老粗”文化的痕跡仍然深深滲透在今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個角落。在文藝創作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趙本山近年在一次春節晚會上表演的小品中就有這樣一段台詞：“沒有農民你吃啥？沒有農民你穿啥？沒吃沒穿，你還臭美啥？！”這段話居然換來了經久的掌聲，顯然，當年提出的愚昧的“誰養活誰”這一觀念，至今仍然“活在人們的心中”。1990年代熱映一時的電視劇《渴望》裡，文化程度較低的工農角色被描畫成品德優秀的正面人物，而具大學文化的知識分子卻表現出各種缺陷。此劇的價值指向仍然是迎合過去幾十年中形成的貶低知識分子的大眾心理定勢——無知者比知識分子純潔高明。

　　在知識分子當中，主動迎合這種落後的價值觀念的人也仍然存在。比如，1995年7月，季羨林在“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一文中寫道：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53]……我做了四十多年的夢。我懷擁“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個崇拜對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54]……我對於當知識分子這個行當卻真有點談虎色變。我從來不相信什麼輪迴轉生。現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別再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弄成知識分子。[55]

　　貶低知識分子的觀念和“大老粗”文化當初是憑藉政治的力量廣泛滲透到人們的思維當中的，現在，即便現代化過程已經改變了城市的面貌和人們的生活方式，這樣的觀念文化仍然會下意識地表現在當代人們的行為方式、話語系統、文化品味等諸多方面，其印跡久久難退。正是在深深帶有“大老粗”文化痕跡的當今中國社會裡，社會迅速的兩極分化孕育着社會底層的仇富情緒和呼應這種情緒的民粹主義思潮，這樣的思潮常常表現為仇外心態。從這個角度來看，探討當代中國工農幹部與知識分子矛盾的由來和後果，有助於理解當前中國的社會脈動。

注釋：

[1]其它三對矛盾是“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老幹部與新幹部”。參見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

[2]楊憲益，《漏船載酒憶當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頁；轉引自高華的《身分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年版，第14頁。

[3]《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11月第1版，第161頁。

「4」章立凡，《君子之交》，明報出版社（香港）2005年2月初版，第170頁。

「5」陳獨秀，“勞動者底覺悟——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職合會演說”。參見《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87年12月第1版，第301頁。

[6]章太炎，《革命與道德》（1906）。參見朱維錚、姜亮夫編注《章太炎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303～312頁。

[7]參見蔡尚思主編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2年1月第1版。第一卷，第154頁。

[8]出處同上，第426頁。

[9]劉半農，“留別北大學生的演說”，參見肖衛主編《北大歲月》（《北大精品書系》），內蒙古文化出版社（呼和浩特）2001年9月第1版，第329頁。

[10]王汎森，“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參見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新星出版社（北京）2005年4月第1版，第116頁。

[11]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參見《王觀堂先生全集》，文華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16冊，第7134頁。

[12]轉引自王汎森，“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參見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新星出版社（北京）2005年4月第1版，第122頁。

[13]高華，《身分和差異》，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年，第5、6頁。

[14]張國燾，“關於川陝革命根據地肅反的情況”，載《川陝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版，第246頁。轉引自朱鴻召的《延安文人》，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2001年版，第179頁。

[15]參見《成仿吾傳》編寫組編：《成仿吾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111頁。

[16]參見彭小蓮的《他們的歲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6月版，87頁。

[17]傅國涌，《他們慘死在黎明前》，載《開放》（香港）2004年第8期，第66～67頁。

[18]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6月修訂版，第61頁。

[19]溫濟澤主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湖南人民出版社（長沙）1984年版，第184頁。

[20]何方，“延安整風與個人崇拜”，載《當代中國研究》（美國。普林斯頓）2005年春季號，第108頁。

[21]魯煤，“我和胡風：恩怨實錄——獻給恩師益友胡風百歲誕辰（六）”，載《新文學史料》（北京）2004年1期，第98頁。

[22]轉引自王若水的“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原載《當代中國研究》（美。普林斯頓）2001年第4期（總75期）；參見何清漣主編的《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博大出版社（美國）2004年10月第1版，第6～7頁。

[23]邢小群，《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山東畫報出版社（濟南）2003年1月第1版，第174頁。

[24]王蒙，“雜感”，載《文藝爭鳴》1994年第2期。

[25]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98年版，第538頁。

[26]庫利克，“建國初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載《遠東問題》1994年第5期；轉引自魏承思《中國知識分子浮沉錄》，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04年初版，第83頁。

[27]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三聯書店（北京）2000年9月第1版，第415、439頁。

[28]出處同上，第416頁。

[29]牛漢、鄧九平主編，《思憶文叢。六月雪》，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8年9月第1版，第137頁。

[30]陳一新，“知識分子政策與國家發展——對若干社會主義國家的初步考察”，載《知識分子》（紐約）1986年冬季號，第106頁。資料來源： Bennet Kovrig《Commuism in Hungary 》（匈牙利的共產主義），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9年出版，第261頁。

[31]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三聯書店（北京）2000年9月第1版，第411頁。

[32]吳中傑，《復旦往事》，廣西師大出版社（桂林）2005年10月第1版，第38頁。

[33]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98年版，第68頁。

[34]出處同注[31]。

[35]出處同注[31]。

[36]《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11月版，第172頁。

[37]參見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廣州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301～302頁。

[38]許水濤，“王芸生的臨終口述——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訪談錄”，載《文史精華》2005年第9期。《文摘報》（北京）2005年10月2～5日摘轉，第6版。

[39]《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52～454頁。

[40]馬嘶，《負笈燕園》，群言出版社（北京）1999年8月第1版，第251～252頁。

[41]陳雪薇，“知識分子的毛澤東與中國的知識分子”，參見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等編著《說不盡的毛澤東——百位名人學者訪談錄》，遼寧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283頁。

[42]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0年9月第1版，第1414頁。

[43]轉引自李銳的“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參見《李銳論說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133頁。

[44]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下卷，第1010頁。

[45]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98年版，第293頁。

[46]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首卷），江蘇文藝出版社（南京）1991年7月第1版，第105頁。

[47]馮友蘭，《三松堂自述》，三聯書店（北京）1989年4月第2版，第34頁。

[48]參見章立凡的《君子之交》，明報出版社（香港）2005年2月初版，第32頁、第34頁。

[49]李銳，“新形勢下的用人之道”（1984年12月），參見《李銳論說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601頁。

[50]李銳，“正確對待知識分子和選拔幹部的問題”（1982年12月），參見《李銳論說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553頁。

[51]千里駒，“論中國的體制改革和現代化運動”，載《知識分子》（紐約）1986年冬季號，第64頁。

[52]出處同上，第61頁。

[53]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央黨校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第204頁。

[54]出處同上，第211頁。

[55]出處同注

[46]，第218頁。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7年第2期（總第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