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供給制到職務等級工資制
——新中國建立前後黨政人員收入分配製度的演變

楊奎松

改變嚴重不合理的社會財富分配製度，創造一個人人均等的平等社會，是共產黨人發動革命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更是其所遵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所規定和要求的。因此，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中共長期注意堅持在內部實行儘可能平等的分配體制。戰爭期間帶有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制的形成，固與當時的環境密切相關，同時也有意識形態的因素在起作用。

　　但是，當革命取得勝利、中共成為執政黨以後，共產黨人並未能把這種相對而言可以體現其平等理念的分配製度堅持下去，而逐漸轉向了以森嚴的等級制為標誌的職務等級工資分配製度。

　　對於這種情況，毛澤東曾經有過一種解釋。他說，這是因為，進城以後，"原來在解放區實行供給制的人員占少數，工廠職工是工資制，機關、企業新增加的人很多，他們受資產階級影響很深，要把他們原來實行的工資改為供給，也不那麼容易。"因此只好遷就現實，做出讓步。①「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記錄》，1958年11月9-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2001年，第68頁。」

　　但顯而易見的是，這種說法並不足以解釋這一重大政策性轉變的內在原因，也無法使人真正了解這種直接涉及中共分配製度的變化，究竟是怎樣發生的，以及中共自身為何也要遷就這種"資產階級影響".以往的研究對此鮮有分析和說明，本文力圖就此情況略做考察。②「目前已知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工資福利制度沿革歷史的著作文章數量相當有限，且多着眼於勞動工資問題的研究。只有莊啟東等人的《新中國工資史稿》（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6年）、李唯一的《中國工資制度》（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1年）以及《當代中國的職工工資福利和社會保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年）部分地談到了黨政幹部從供給制轉向工資的一些情況。但這些論著一方面主要着眼於勞動工資問題，另一方面在供給制向等級工資制轉變問題上的介紹過於概要和表面化，且完全持肯定態度。」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問題本身比較複雜，演變過程也相對曲折，內中更有一些關鍵性的歷史環節尚有待檔案資料進一步開放後方能揭示原委，故本文還只能依據現已開放的文獻檔案資料進行研究，對其過程做一概要的剖析和梳理。

　　供給制的形成及其分配標準

　　中共的供給制是在戰爭條件下形成的。毛澤東曾講過："我們的黨是連續打了二十多年仗的黨，長期實行供給制？？實行供給制的人員，第二次國內戰爭多的時候有幾十萬人，少的時候也有幾萬人，抗戰時期從一百多萬增加到幾百萬，一直到解放後初期，大體是過着平均主義的生活。"①「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記錄》，第474-475頁。」顯然，打仗是促成供給制形成的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因為打仗，中共各級組織都必須經常保持一種軍事化的狀態；也因為打仗，生活環境非常不穩定，物資供應更是經常會處於極度匱乏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按照作戰部隊的方式，通過統一的後勤補給系統，以一個大致平均的標準，為全體黨政軍民學脫產人員提供生活所需的各種資料，是保證這一龐大機器正常運轉的一種多少有些不得已的分配措施。

　　正因為打仗決定一切，因此，供給制的最初建立，首先就是以保證部隊的戰鬥力為首要目的，後方黨政幹部及相關工作人員的生活需要都在其次。在井岡山根據地初創期，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每人每天一律只有5分錢的油鹽菜柴錢，黨政工作人員也和部隊一起吃大鍋飯。②「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頁。」到江西中央根據地時期，前線和後方分開，後方的供給標準明顯比前線部隊要低。當時曾一度規定，紅軍戰士每天吃1錢鹽、4錢油，後方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每天只能吃1錢鹽、2錢油；紅軍士兵的伙食標準每天1毛錢，而後方省一級幹部的伙食標準每人每天只有5分錢。③「參見《謝覺哉日記》（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6-327頁；《李富春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13-114頁。」1934年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前夕，中共中央軍委還規定過，前方部隊指戰員每人每天口糧116斤（舊制，1斤等於16兩），菜金6分；後方工作人員每人每天口糧114斤，菜金5分。④「轉引自莊啟東等：《新中國工資史稿》，第40頁。」即使在抗戰之初的延安地區，因為經濟拮据，在待遇方面的差距也一度只是表現在前後方之間，而非表現在級別上。如1937年9月，部隊的生活費明文規定每人每月5元，而後方的生活費卻規定："分區（或省）、縣、區、鄉各級工作人員，一律每人每月三元九角（內糧食二元、菜錢九角、津貼一元）。"⑤「《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財政部關於減少辦公費的通知》，1937年9月9日，陝西省檔案館編：《供給制文件匯集（1937-1949）》，第1頁，西安，1958年印，湖北省檔案館藏，SZK-43.」

　　但是，說供給制是一種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也不確切。從抗戰爆發前中共中央在延安將供給制逐漸規範之始，就已經開始體現出不同級別之間的分配差別了。職位高和職位低的幹部，伙食費和着裝最初雖然仍舊基本一致，在津貼上卻已有所差別。按照當時規定，中央委員以上的黨政領導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貼；各廳、處、院及師團級幹部，每月津貼3元；以下依級別遞減，最少亦有115元，最高和最低之間相差3倍多。⑥「據康克清回憶，在1937年春天時他們還可以以師團級的資格拿到每月3元的津貼。見《康克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第223頁。」到1938年下半年，隨着經濟情況略有好轉，享受高津貼人員的範圍也在擴大。據1939年中共中央頒布的《各機關津貼標準》，軍委會主席、委員、師長，以及政府主席、委員和邊區參議會議長、常駐議員，包括政府直屬各廳、處、院等機關首長和大學校長等，每月津貼一律5元；旅長、專員、處長及各中學校長等4元；團長、縣長、縣議會議長及科長等315元；營長、區長、各小學校長等3元；連排長215元；班長、伙夫、馬夫及通訊員等2元；學員、戰士及勤務員等115元。①「《各機關津貼標準》，《供給制文件匯集》，第2-3頁。按，原件無日期，根據上下文件判斷時間應為1939年。」

　　為什麼要有這種差別？這裡面既有高級別幹部因為工作性質不同所存在的特殊需要，也有抗戰期間，基於統一戰線的背景，需要以此差別來吸引或留住某些人才的特殊考量在內。如晉察冀邊區自從伙食費和津貼按等級劃分以後，引起許多議論，遂不得不通令將高低差距重新縮小。但縮小之後，又發生新的問題，故1939年又重新明文宣布需要拉大差距。文稱：

　　查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之生活費以前社會聚訟紛紜，復因戰時財政困難，本會通令降低，以示生活均等。乃實行以來，問題滋多，有家室之累者，既難坐令饑寒，無家室之累者，亦感手頭拮据。以致窮人離職，轉而經營家業，富人畏苦，不肯獻其所能，平均主義造成關門主義，吝惜小費，所得不嘗所失。茲為網羅人材，決定予以變更。飯費仍維原案，一律月支六元，服裝冬季九元，夏季五元，零用各級首長十元，秘書科長八元，科員六元，辦事員書記四元，特務勤務雜役人等二元，區長同於科長，助理同於科員，自三月份起實行。②「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等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財政金融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546頁。」

　　在津貼上的這種差別，隨着時間的推移，不可避免地逐漸被強化起來。最為明顯的是，1941年國民政府停止發放經費，邊區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雖然如此，中共中央管理局卻依據蘇聯的經驗，出台了新的津貼標準，進一步根據職位重要的程度調整了黨的各級幹部的津貼待遇。③「一般研究者通常把這一改變與任弼時從莫斯科返回延安並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一事相聯繫。查蘇聯的幹部分配體制，20年代中期物資供應較為緊張時，確曾建立過以等級差別為基礎的供給制度，黨政高級領導人得以享受專門餐廳之類的服務。而黨政幹部分級別享受特別津貼，也是蘇聯的經驗。參見默文。馬修斯：《斯大林時期以來的特權與法律》，《蘇聯問題譯叢》第4輯，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第72-76、103頁。該材料為沈志華教授提供，謹此致謝。」根據新標準，政治局委員以上級別者，可以享受高出原定最高津貼一倍以上的津貼待遇，即每月可以得到津貼10元之多。④「《中共中央管理局津貼統一標準》，1941年12月16日，《供給制文件匯集》，第3頁。」不僅如此，為了照顧各主要機關最高首長不十分規律的工作和生活，這時還開始實行了有區別的伙食待遇和着裝標準（即所謂幹部服），特別是有了大、小灶的規定。按照新規定，各級幹部一般仍吃大灶，邊區一級和軍隊每人每日一律3角，分區及各縣一律2角，而各主要機關首長則可"吃小灶".吃小灶者"每人每日除照一般規定之伙食費外增加一元".⑤「《一九四二年度邊區財政實行統籌統支辦法》，1942年，《供給制文件匯集》，第6頁。」換言之，這些主要機關首長此時伙食標準可以高出其他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三四倍。這一標準頒布之後，同樣引起了眾多議論。於是，邊區政府財政廳又加設了一個中灶待遇。

　　此文件進一步細劃了待遇的級別界限，把原定較為含混的各主要機關首長吃小灶，改為凡區黨委部長以上幹部可設小灶，地委級則應設中灶。中灶標準為：凡有10年革命歷史，現任邊區級各部門局長、處長、科長級幹部，或有同樣歷史曾任縣的部長、科長5年以上，或從事革命專門事業（如文教、醫務、機要、通訊等）8年以上且有相當貢獻的各中學校長、大學系主任、教授與名醫和高等技術人員，均可享受此等待遇。縣級不設中灶，仍保持大灶伙食標準。①「《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支部轉發邊區幹部中灶待遇暫行規定的通知》，4月4日（原件無年代），《供給制文件匯集》，第336頁。」

　　除此之外，還根據蘇聯經驗，在內部出台了一項幹部保健實施辦法的規定。②「關於蘇聯向黨政幹部發放保健費的情況，尚未見到詳盡的介紹和說明，僅見於1950年代的一些規定之中。但中共延安時期保健費的規定和發放，應當來自莫斯科的提議，似無問題。參見《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經濟統計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41頁。」考慮到經濟物資條件過於簡陋，一些幹部積勞成疾，包括因長期征戰或被捕入獄而身體嚴重受損，卻得不到應有的營養，根據蘇聯醫務人員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中央幹部保健委員會。規定凡參加工作兩年以上，擔任軍隊營級以上，地方縣級以上，機關、學校科長級以上幹部，經醫生檢查證明確實有病（包括各種慢性病，如結核、慢性胃病、貧血等）或身體衰弱者，均可享受定期發給每月2元至6元保健費的待遇。③「《中央幹部保健實施辦法》、《中共中央幹部保健條例》，《供給制文件匯集》，第337、338頁。按，這兩份文件均無日期，根據上下文件判斷，時間應為40年代初。」

　　上述政策的調整受到了一些人的強烈指責。1942年春天延安整風之初，王實味就在報紙上尖銳批評這種規定等於是在推行"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他並不反對給負有相當責任者以適當的優待，但認為新的種種規定太過強調等級的差別，"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因為，在仍然異常艱苦的革命條件下，人們不僅不應當考慮享受任何特殊的待遇，"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的精神".④「見《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第106期，1942年3月23日。」

　　王實味的這番看法可能多少有點偏激。實際上，和當時國內其他任何收入分配製度相比，中共的供給制已經是最貼近平等性質的一種分配製度了。至少，因等級不同而反映在生活待遇方面的差別，無論如何都是最小的。在供給制條件下，無論級別多高，也完全不可能有任何可以稱得上奢侈的物質享受。要了解這一點，還需要簡單了解中共這時的供給制，到底供給些什麼。

　　供給制的真正制度化是在1942年以後。根據是年邊區財政廳公布的規定，可知在供給制下，政府對各機關、部隊、學校人員，採取的是工作生活經費和辦公用品的平均分配製度。只不過，依照此時的客觀條件，決定"對各機關部隊學校人員衣食所需以及辦公用品一部分發給經費，一部分改以實物供給，其中不足的部分由各機關部隊學校生產自給".統一由政府供給的有津貼費（亦有稱"零花錢"者）和糧食、草料、食鹽、被服、書報、藥材等；部分由政府供給，部分由各機關學校自給的包括伙食費、辦公雜支費、路費、特別費以及蔬菜和肉食。⑤「《一九四二年度邊區財政實行統籌統支辦法》（原件無日月），《供給制文件匯集》，第5-6頁。」

　　而經費和實物的供給，無論統一還是自給部分，政府也都有明確的規定。如伙食費標準，每人每日不分邊區、軍隊和分區及各縣，一律2角至3角。辦公雜支費，每人每月按不同級別與實際需要，最高者為大學生，每人每月10元，最低者為鄉級工作人員，每人每月4元。凡因公外出，以往返80里，一天為限，每人每日可得路費（含菜金在內）3元。特別費則含有技術人員津貼、保健費和婦女生育費、婦女衛生費、嬰孩奶費和病員伙食費等。其中生育費每個生育婦女70元，小產減半；衛生費每個婦女每月2元；嬰孩奶費發至5歲，每人每月215元。至於實物供給，最重要者如糧食，普通工作人員每人每日發小米113斤，部隊每人每日118斤，兒童半歲至1歲每人每日4兩，2-3歲的每日8兩，4-5歲的每日12兩。食鹽不論何種人員，一律每人每日4錢。被服分軍隊和地方，軍人每人每年單衣兩套，綁腿一副，帽子兩頂，棉鞋一雙，單鞋兩雙，毛巾布2尺。一般機關學校人員則單衣一套，襯衣一套，帽子一頂，棉鞋單鞋各一雙，毛巾布2尺。初生嬰兒則發布215丈，棉花2斤，不另發衣服。①「《一九四二年度邊區財政實行統籌統支辦法》（原件無日月），《供給制文件匯集》，第7-9頁。」

　　上述供給標準，以後亦無大的改變，只是根據實際需要略有增加。如個人實物供給中增加了肥皂，辦公雜支費中增加了燈油等。②「《一九四三年度經常費預算標準》（原件無日月），《供給制文件匯集》，第14-15頁。」在有些地區，依據經濟條件，則增加了個人雜支或日用品的項目，如規定了發放火柴、煙葉、掃帚、牙刷、牙粉的數量和剃頭的費用。③「《陝甘寧邊區葭縣1944年暫行供給標準》（原件無日月），《供給制文件匯集》，第44-45頁。」1943年以後，由於物價劇烈波動，為確保原標準不受太大影響，新的規定一般都將現金改以實物計算。如1943年規定津貼從小米3升到3斗不等；保健費從肉半斤到3斤不等；兒童保育費從肉6斤到10斤不等；婦女衛生費麻紙15張；生育費雞3隻、紅糖1斤、麻紙1刀；路費每人每日面1斤，等等。④「《一九四三年度經常費預算標準》（原件無日月），《供給制文件匯集》，第14-15頁。」至於大、中、小灶待遇的差別，這時也都保持在有限的範圍之內（見表1）。

　　資料來源：《一九四三年度供給標準的規定》、《一九四三年度經常費預算標準》、《一九四四年度各機關部隊學校一般的生活及財政供給標準》、《陝甘寧邊區財政廳為頒發一九四五年度財政開支的規定與供給標準的通知》（1945年1月18日）、《一九四九年陝甘寧邊區黨政民學供給標準》、《陝甘寧晉綏一九四八年度供給標準》、《黨政民及軍事後方機關供給標準》，見《供給制文件匯集》，第11、14、22、29、47、92、99、151頁。

　　從表1不難看出，在抗戰及國共內戰期間，延安地區的供給制標準，大、中、小灶的差距，最多不過三四倍。而且物資供應越困難，這種差距也就越小。如1943年延安實行大生產運動，經濟情況好轉，因而大小灶伙食標準差距拉得最大；1947年延安地區一度成為國共爭奪的重要區域，因而大小灶伙食標準差距也縮得最小。

　　一些地區甚至一度取消了中小灶待遇，或吃小灶者改為吃中灶，以適應戰爭形勢和供求關係的變動。⑤「轉引自莊啟東等：《新中國工資史稿》，第41頁。」但無論如何，即使是在差距最大的情況下，把中共中央最高級別幹部可以享受的特別保健費算在其中，供給制下因幹部級別所帶來的物質生活方面的差距還是十分有限的。⑥「依據1944年《陝甘寧邊區機關學校部隊工廠現時生活待遇制度與生活情況》一文的調查，當年小灶每月肉的定量為4斤時，高級幹部患慢性病者，長期保健費標準也是"每人每月肉四斤半"，即使是像毛澤東等可享受"特別保健"者，也不過"每人每月肉七斤半".見《供給制文件匯集》，第32頁。」再加上供給制使"公家"與個人嚴密結合，確保了黨的紀律和幹部的相對廉潔，因此這也是毛澤東長期引以為自豪的最重要的革命資本之一。

　　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就曾以中共幹部及其待遇和國民黨官員做過比較。他自豪地聲稱："我們對孔子懂得很少，寫文章寫得不長"，周公、孔子一套搞不來，文墨也不大會。但是，我們的縣長、區長、鄉長，每月2元津貼，"又民主，又能艱苦奮鬥，又能幫助老百姓。自周公孔子以來，從沒有如邊區政府的縣長這樣的廉潔、這樣的民主、這樣的幫助老百姓的。"而國民黨的縣長呢？他們每月拿着180元的薪水，只會娶小老婆、打麻將、抽鴉片，甚至還"貪污、刮地皮，壓迫老百姓"，其他一無所成。為什麼會有如此區別？他斷言：這就是因為我們和國民黨不同，大家是來革命的，"革命是有生命危險，生命既準備犧牲，何況薪水這小小的東西？"因此，他公開預言：中國只有靠共產黨的這些既廉潔又民主的幹部才有希望。①「毛澤東：《在邊區縣長聯席會議上的報告》，1939年7月12日。」朱德在1948年中共準備進城之初也曾明確講過："我們是在供給制條件下過來的，打仗不要錢，伙夫不要錢，什麼都不要錢，革命成功就靠這個制度，將來建設新的國家也要靠這個制度。"②「《朱德在全軍後勤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12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後勤工作文獻》第3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第594-595頁。」

　　從供給制向薪金制的過渡

　　對於這時越來越龐大的黨政軍機構而言，供給制所帶來的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資源浪費數額巨大。因為不論實際需要與否，都必須保證提供給每人同樣數量的生活及消費用品；不論機關大小，都必須為此保持一支專門的後勤隊伍，從事生產、採購、運輸和分配工作，這中間會造成怎樣的浪費，自不難想。故還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將工作重點轉向城市之初，薄一波就明確提出："現在的制度？？處處是浪費，但幹部還覺得處處照顧不夠，民主人士與幹部生活間的懸殊等等，都成了問題。"必須實行薪金制，才能解決這方面的問題。③「《薄一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9年1月8日。」

　　1949年，中共開始占領和進駐各個大中城市。進城伊始，它就不能不面對供給制與薪金制兩種分配體制之間的種種格和衝突。好在入城之初，尚在軍管時期，國民黨政府時期的留用人員均發維持費。如西安最初是每人每月發麵粉315袋（每袋40斤，可折發現金），8月起略微照顧原有等級，改為一等8袋，二等6袋，三等5袋。④「《一九四九年西北區薪金制待遇情況》，《供給制文件匯集》，第159頁。」由於維持費包含着維持其家屬生活在內的各項費用，因此，新舊兩種人員分配差距不是很大。如以留用人員中二等6袋總計240斤麵粉的標準，比較進城工作幹部每人每日食米24兩（每月合72斤），每月津貼麥子14斤、豬肉115斤，特支費麥子11斤，公雜費麥子14斤，總計不足315袋140斤麵粉。這一規定雖可看出享受供給制的中共幹部的生活標準較一般留用人員為低，但彼此差距尚不很明顯。⑤「《西安市及同等城市單行供給標準》，《供給制文件匯集》，第172-173頁。」

　　一方面，這個時期經濟情況十分嚴峻，中共必須要首先確保城市生產生活的正常運轉；另一方面，又必須確保自己的幹部能夠適應城市生活的情況，沒有後顧之憂。故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華北人民政府首先於7月27日向所屬各機關及平津兩市各級政府，下達了對進城工作人員全面試行供給包幹制的通知，決定將以往按部門交由集體支配的伙食費，依照標準折合成小米斤數，全部發放給享受供給制的個人，由其自行支配。通知規定："包括糧食菜金、津貼費、細糧調劑與過節費、被子鞋襪、伙夫費用、伙食運費（每人一月二斤米）、輕病號補助七項在內，以小米為準，每月大灶一百四十斤、中灶一百七十斤、小灶二百三十斤"，今後均包給個人。"此外關於衣服費、出差補貼、車馬費、家屬招待費、醫藥費、保健費、老年優待金、婦女衛生費、生育費、嬰兒保育費、保姆費及其他水電公雜等費，則按標準另外發給。"①「《華北人民政府關於華北級與平津兩市供給制人員試行包幹供給制的通知》，1947年7月27日，《供給制文件匯集》，第173-174頁。按，根據內容判斷，時間似應為1949年。」

　　關於供給包幹制的具體施行情況，以及大、中、小灶的差距情況，我們可以從成都市供給制人員的包幹標準獲得比較直觀的了解（見表2）。

　　需要說明的是，成都屬中共占領較晚的城市，故軍事色彩相對較重。該標準雖為1951年12月制定，但亦可多少反映1950年其他新區城市供給包幹制實行的概況。由表2可知，供給包幹的辦法，基本上可以滿足入城幹部的個人及家屬的生活所需。甚至因為生一個孩子就可以享受一筆生育費、保育費、保姆費，一個普通幹部生養一個孩子所得保育費和保姆費，接近於自己的全年津貼，因此，多生孩子也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改善生活條件。故基本上依靠包幹供給的各級黨政幹部及其家屬，在這個物價和工作不十分穩定的時期，不少人感覺比純粹享受工資制的職工在生活上更踏實些，而且心理感受好。如此後有人所描寫的那樣，"在全國解放以後，這種以'供給制'為特點的一套軍事共產主義生活，還是很吃香的。

　　提到'供給制'，如同說到老革命、說到艱苦奮鬥等等一樣，人們認為是光榮的。

　　"以至於"一些革命青年剛剛參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給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樣，是真心實意地來革命的。原來過慣了供給制生活的同志，也並不羨慕什麼薪金制，人們喜愛這種表現一種平等的相互關係的生活制度。"②「張春橋：《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第1版。」

　　但是，相對於這時大中城市陸續開始實行的對留用人員"原職原薪"辦法（即基本上按照其原來的工資等級和工資標準支付工資），供給制條件下黨政工作人員的實際收入就顯得少多了。在較高級別和那些拖家帶口的基層機關工作人員之間，這種差距尤其明顯。特別是進入城市之後，各種開銷和需求也不可避免地會增加，許多過去在農村中和軍隊裡不可能有的文化娛樂之類的消費，以及提高物質精神生活層次的享受，也直接間接地推動着享受供給制幹部對實行貨幣工資制的渴望。在這種情況下，要求統一實行工資制的呼聲日漸高漲起來。

　　根據等級來實行工資制，其實也早在中共中央的預想和計劃之中。抗戰結束不久，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在對供給制所做的簡單總結中，就非常明確地提出，"越是朝着和平建設的道路發展，則這種生活待遇的差別，就越會增加、擴大"，並從中國傳統的"薪"、"俸"制度的角度解釋了實行等級工資制的合理性：

　　薪俸制度是生活費分配的一種較合理的制度。所謂薪的標準，是按其工作的質量，講技術、講能力、論勤惰，而給予相當的報酬。也就是依照各人的勞動簡單與複雜的程度及其工作的勤惰為標準來進行分配，這是按勞得酬的橫切面。所謂俸的標準是論功績，係指對革命，對人民曾立過苦績，或則有長久的工作歷史，或則因公積勞成疾，或則在為人民的戰爭中負傷殘廢？？等等原因。由於歷史上所積累的勞動的量較多，而給予一定的或長期的，身前的甚至死後其妻兒家屬仍可領取的報酬，如年俸、養老金、年金等等，這是按勞得酬的縱斷面。這一併行、雙重的生活費分配上的薪俸制度？？將是一個比較完備的方法。③「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編印：《經費供給工作經驗的簡單總結（初稿）》；1945年10月，轉見湖北省檔案館藏，ZNI/174/65.」

　　最早開始試行統一工資制的是靠蘇聯最近、蘇聯顧問來到最早的東北地區。

　　它從一開始就將工薪人員劃分為13等39個級別，最高和最低工資相差9倍。④「參見莊啟東等：《新中國工資史稿》，第46頁；中原臨時人民政府工業部工資科：《武漢地區工資材料》，1949年12月5日，湖北省檔案館藏，GM8/27/33.」關內較早嘗試提出工資制標準的上海，也仿照國民黨時期舊政權的等級制辦法，將黨政工作人員劃分為甲、乙、丙三級，每級分三等，每等分四級至八級不等，總計達48個級別。最高甲級一等一級薪金400元，最低丙級三等八級45元，高低相差也是將近9倍。相比較而言，這一標準雖然比舊有的公務行政人員等級薪俸標準，多出10個級別來，其最高最低之間的差距卻小於舊制。因為，舊制中上海市正局長級最高底薪600元，機關工人最低底薪僅45元，表面上至少高低相差13倍還多。①「《上海市府各單位職工待遇比較表》，1949年，上海市檔案館藏，B1/2/375/4.」當然，與東北不同，由上海市勞動局草擬的這一方案並沒有具體實行，原因並非其沿襲了舊的等級制的形式，與供給制的平均主義背道而馳，而是由於陳毅市長與市財政局認為："本府所屬各局處人事制度目前尚未完全確立，關於建立正規薪給制度之一切條件亦未達成熟。"②「《陳毅對財政局報送勞動局等建議統一薪金制度會議記錄的批示》，1949年11月21日，上海市檔案館藏，B1/2/375/41-42.」

　　嚴格地說，等級制的影子早在供給制度下已經萌芽了。從供給制開始成為一種正式的分配製度之日起，其實際標準就沒有做到真正整齊劃一。延安時期全面推行的供給制，是在大力鼓勵機關生產自給的背景下制度化的。因為自給能力各不相同，在向陝甘寧政府財政廳領錢的近百個單位中，幾乎每一家都有其獨特的供給標準，"很難找到有兩個完全相同供給標準的機關".③「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編印：《經費供給工作經驗的簡單總結（初稿）》，1945年10月，湖北省檔案館藏，ZNI/174/61.」延安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根據地了。特別是隨着一些地區經濟情況好轉，其標準也會隨之改變。而這種改變，通常都是首先將等級的差距拉開。

　　對此，中共中央顯然也是了解並且贊同的。1948年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導下的華北人民政府，對各大區大、中、小灶的伙食標準有過一個統計調查，其中華北和華東兩區就非常明顯地呈現"越是朝着和平建設的道路發展，則這種生活待遇的差別，就越會增加、擴大"的趨勢。以每人每日肉的標準為例，該兩區大灶每人每日肉僅3錢，中灶2兩，高出大灶6倍有餘，小灶6兩，高出大灶20倍之多，而且華北區的小灶每日每人還有將近一個雞蛋的補助。相比較而言，西北區仍保持着原先的水準，大灶每人每日肉3.22錢，小灶1.59兩，高出大灶僅5倍。即使是東北區，大小灶之間的差距也還保持着一定的限度。其大灶每人每日肉2.66錢，小灶僅3.2兩，高出12倍，且無雞蛋補助之規定。④「"標準"中小灶專門有"雞蛋"一欄，並標明"25"，估計此"25"係指每月25個雞蛋的意思。見《一九四九年度各區供給標準草案概況》，1948年12月28日，《供給制文件匯集》，第133-135頁。」華北何以能把供給制的等級差距拉到如此之大，原因不詳，可能是得到中央有關部門默許的。

　　但進入到1950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由政務院頒布的《關於各級人民政府供給制工作人員小、中灶伙食標準規定》和由財政部頒布的《中央直屬各機關一九五？年度暫行供給標準》等文件，綜合各大區情況，提出了一個標準較為平均的統一的包幹辦法。文件除規定把實行供給制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生活費，包括糧食、菜金、煤炭、細糧補貼、鞋襪棉被補貼、過節費、輕病號補助費等，連同其他津貼，一律折成米數，發給個人，包幹使用外，還規定：享受大灶標準的，每人每月折米130斤，享受中灶標準的每人每月160斤，享受小灶標準的每人每月225斤。這裡，大小灶之差，還不足一倍。其他如技術津貼、保健費、老年優待費、婦嬰費（婦女衛生費、生育費、育嬰費、托兒費、保姆費、5-15歲孩子生活費等），以及住房、水電、家具等項，均照舊供給。⑤「見上海市檔案館藏，B1/3147/20-21；莊啟東等：《新中國工資史稿》，第57頁。」

　　至於享受小灶的人員範圍，文件明確規定：

　　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員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院、委、署及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正副首長委員以上，和省委級以上的正副秘書長及其他與以上各職同級人員。2.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及政務院所屬部、會、院、署、行辦公廳正副主任、正副司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年以上者。3.中央人民政府直屬各機關司轄處正副處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者。4.大行政區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正副秘書長、委的正副主任、正副部長、各省正副主席、中央和大行政區直屬市正副市長以上及其他與以上同級人員。5.各省正副廳長、正副專員、各市（等於省的）正副局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者。6.參加革命機要工作連續期滿十五年以上者。7.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五年以上，曾受反革命嚴重殘害，如受嚴刑及屢次作戰負傷等，因而影響健康，現在中央機關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以上人員。8.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五年以上之婦女幹部，曾任中央機關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工作者。

　　享受中灶待遇者的範圍為：

　　1.中央人民政府直屬各機關正副科長級、地方機關正副縣長級，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八年以上者。2.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的幹部，及期滿十五年以上的工作人員並安心工作者。3.會計、審計、醫生、司藥、護士、機要、報務、文書、印寫、檔案、演員、研究員、編譯、記者等人員，能掌握業務，安心工作，從事該項工作連續期滿八年以上者。①「《政務院關於各級人民政府供給制工作人員小、中灶伙食標準的規定》，1950年8月2日，成都市檔案館藏，121/72/8/45-46.」

　　從這一標準可以看出，政務院這時一方面進一步強化了等級觀念，另一方面卻仍舊延續了供給制平均主義的傳統。規定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以及中央各院、委、署領導人與中央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工作者同樣享受小灶待遇，明顯與正在考慮推行職務等級工資制的中央財政部的改革思路，相距甚遠。事實上，1949年12月中央財政部關於新參加工作人員暫時借支工資標準的規定，就已經顯露出這樣的改革意圖了。當時規定：正副部長每人每月不得超過1500斤小米，司局長級不超過900斤，處長級不超過700斤，科長級不超過500斤，科員及其以下不超過350斤。②「李唯一：《中國工資制度》，第25頁。」注意到幾個月後公布的工資標準中正部長的工資只相當於最高等級工資的三分之二，可知這時內定的工資級別從最高到最低的差距至少已接近於8∶1了。

　　1950年1月政務院發布的《關於中央直屬機關新參加工作人員工資標準的試行規定》，以及4月25日，財政部向各有關部門和地方正式發出的《全國公教人員統一工資標準（草案）》等，顯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拉大了最高級別工資與最低級別工資之間的差距。按照文件的說明，這一分配標準是考慮到目前國家財政狀況，依據城鄉生活水平的差異，以及工作人員工作能力、工作態度、工作歷史、對革命貢獻大小和工作性質重要次要、繁簡輕重等不同情況而制定的。

　　但其特點，卻是充分體現了等級之間的差別（見表3）。

　　由表3可以看出，政務院統一制定的這一工資標準的最大等級工資係數，遠遠超出了東北和上海先前擬定的標準，其最高和最低之差已達28.33∶1之多。

　　由於此前供給制情況下的等級差，主要也只是表現在肉蛋供應和津貼方面，在其他諸如糧、油、鹽、菜、柴及衣被等方面，仍都保持着大體相同的供給種類和水平，因此，即使其肉蛋供應小灶高於大灶20多倍，也和這一工資標準高低相差20多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這個草案徵求了各大區領導幹部的意見，結果沒有任何明顯的批評意見。綜合各方看法，財政部只是將最初擬定的27個級別，減少到25個，對最高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沒有做任何調整。1950年11月13日，政務院正式通過並下達了《中央人民政府各直屬機關新參加工作人員試行工資標準表》（見表4）。

　　比較表3和表4可以看出，即使有意突出了等級的差別，這個時候制定工資政策也仍舊受到供給制平均主義觀念的某些影響。比如把黨、政、軍最高領導人與最高法院、最高檢察署以及政務院各委主任委員同置於前三個等級中，其他各部、會、委、署、行首長，以及政務院下屬各司局長、各部委下屬各局處長等，簡單合併一起，籠統劃在某幾級里，都顯示標準的制定者對等級的概念還不是那樣敏感。當然，即使按照這一工資標準，1950年頒布的供給標準也已大大落伍了。

　　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初，中共中央再度頒布《中央直屬各機關一九五一年度暫行供給標準》時，基本延續了1950年的暫行標準。不同之處只是將大灶和小灶的伙食費標準，從每月130、225斤米，分別提高到每月3400、6800元，即將原來不足一倍的差距擴大到整一倍。其他有差距者，則主要是休養費相差一倍，津貼及保健費都按級別、參加工作資歷等劃分為四等，分別折米25、20、15、10斤不等。另外，部長以上領導人可享受首長津貼，每月50斤米。①「《華北局轉發中央直屬各機關一九五一年度暫行供給標準》，1951年7月1日，北京市檔案館藏，215/1/1499/1-6.」

　　1951年供給制的暫行供給標準在各地多有變通，但差距並不很大。如華北局在此標準基礎上就規定：伙食費大灶每人每月151800元，中灶251000元，小灶293700元。這裡的高低相差不足一倍，只不過其津貼費的差距較大，且除小灶等級外，華北局還按照中央規定的"首長津貼"，特別增加了"負責同志津貼"一項，規定大灶59000元，中灶97500元，小灶166100元，負責同志184900元。在這裡，等級高低的最大差距已經擴大到3倍以上。除此之外，華北局還規定了洗澡的不同待遇："處長以上幹部及女同志洗盆塘……一般幹部及勤工人員洗池塘。""在四至九月份，男同志及處長以上之男女幹部每人每月四次，女同志兩次……在一至三、十至十二月份，男同志及處長以上之男女幹部每人每月兩次，女同志一次。"①「《華北局行政處關於增加供給標準之具體規定及補領辦法的通知》，1951年8月，北京市檔案館藏，215/1/39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