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記憶遲到半個世紀的尋找

2007-12-12 09:48:28　來源: 南都深度 網友評論 68 條 點擊查看　　

從建國後到上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大陸對那場災難保持了集體“緘默”。“在學術界，研究南京大屠殺，那時還是一個禁區。”80年代以後開始研究，早期夾雜了太多民族情感和政治因素，隨着學術推進，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逐漸嚴謹，對這場災難的認知也逐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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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尋找南京大屠殺的記憶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占領中國南京，使用集體槍殺、活埋、刀劈、火燒等慘絕人寰的手段，進行了長達40多天的血腥屠殺，在南京殺害中國平民和被俘軍人達30多萬人。明天是南京大屠殺70周年紀念日，本報今日起連續刊發三篇文章對這一歷史悲劇進行回顧和反思,本文是第一篇。

第二篇：在日軍占領南京進行大屠殺期間，在難民營里出生了37個嬰兒，如今他們都已七十歲。在刺刀和血腥下，仍有新生命的到來。

第三篇：1934年，中國民族資本家投資在南京建起江南水泥廠，1937年11月試產成功。日軍入侵，資本家請德國人和丹麥人看廠，升起了德國國旗和丹麥國旗。中國難民湧進廠內，近20000人得到庇護。

張憲文是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同時，他肩負着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重任。“已經出版了兩批，55卷了。”他已73歲。

55卷，3000萬字，是南京學界數十位學者共同參與、歷時7年完成的一項龐大的工程。

“我們最終會出到第80卷，收集到的證據、史料越來越多”，張憲文拿出一張照片，那是55卷史料集的全家福，“我就不信，把這些書擺到日本首相的辦公桌上，他還不承認南京大屠殺？”

12月3日，《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二批29-55卷出版發行。這是中國學者在調查了中國、日本、美國、德國、丹麥等國家的歷史史料後的血汗結晶。

“南京大屠殺”史料的發掘研究過程，既是中國學者對這一歷史悲劇的認知過程，也是中國民眾認識歷史真相的過程。

歷史悲劇被湮沒近半世紀

數十年間，“南京大屠殺”的記憶是零星的，中國大陸對那場災難保持了集體“緘默”

在江蘇省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王衛星的記憶里，新中國成立後，對南京大屠殺最早的成書記載，是南京大學歷史系老師高興祖完成的。“1962年，高老師寫成了書稿《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

1960年，高興祖等4位南京大學的老師帶着7名學生，利用學術界短暫的平靜期，對大屠殺進行調查。“調查範圍僅限於在南京大學及周邊的人群中。”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說，南京大學的前身是金陵大學，是日軍侵占南京後的國際安全區的核心地段。

高興祖等人的研究是在悄無聲息中進行的，成果被油印出版，成為南大歷史系的教材。“1963年和1978年，該書的內容在校慶科學報告會上作了報告。”

高興祖的調查進行時，“南京大屠殺”還是遠離中國民眾的詞彙。“這時做的一點調查是不被重視的，‘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連這點研究都中斷了。”張憲文在南京大學學習、工作54年，他見證了整個過程。

1979年3月，高興祖的研究成果從油印本變成了白皮書，但仍然是內部出版物，不過這已是國內最早的關於南京大屠殺記憶的著作。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憶，除了親歷過那場悲劇的倖存者，沒有誰知道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從建國後到上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大陸對那場災難保持了集體“緘默”。高興祖的白色封面的小冊子出版後，“南京大屠殺”又重新湮沒在故紙堆里，鮮為人提及。

“可以說，在1982年以前，國內對這場悲劇的研究沒有怎麼開展。”張連紅曾系統研究過這個過程，“受極左思潮的影響，階級鬥爭為綱，日本是中國為打破美國的封鎖爭取的一個對象。在學術界，研究南京大屠殺，那時還是一個禁區。”

數十年間，中國人對“南京大屠殺”的記憶是零星的。1950年2月10日，南京出版的《新華日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大屠殺的人數。1951年4月8日的《人民日報》一篇文章中寫道：“人們怎麼能夠設想可以叫南京人民忘記1937年12月13日開始達1月之久的30萬人的大屠殺？”

人們對“南京大屠殺”的記憶是那麼的少，好像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其實，早在1944年2月，中國就成立了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後相繼設立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經3年時間，形成了“南京大屠殺案卷”。

“對發生在1937-1938年的日軍在南京所進行的燒、殺、搶、淫罪行的總稱，在起初並無專指名稱，英美及中國的報章在刊發報道時，多稱‘日軍暴行’、‘京敵暴行’。”張連紅說，1946年6月23日，南京市臨時參議會為協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調查日軍暴行，遵蔣介石的指示，成立了“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這是“南京大屠殺”提法最早的由來。

為反擊日本右翼尋找真相

這時的研究夾雜了太多的民族情感，種種主客觀原因導致研究還不是很嚴謹

已退休的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侵華日軍大屠殺研究會副會長孫宅巍仍然記得，1983年12月13日，他被通知到南京市政府開一個會。這個會議改變了他的人生走向。

那是一個閉門開了三天的座談會，名為“南京大屠殺編史”。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修建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從與會官員和其他學者的口中，孫宅巍知道了這個會的背景：日本右翼一直企圖隱瞞南京大屠殺真相，否認這一事件。

“這是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引起的反應。”王衛星說，教科書事件引起中國強烈不滿，一些學者在申報科研課題時就提出了對大屠殺進行研究，“段月萍女士和孫宅巍先生就是這時提出的相關課題研究。”

日本右翼對“南京大屠殺”的否定很早就開始了。1966年，14名甲級戰犯的牌位被移至日本靖國神社，1972年，右翼學者鈴木明發表《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等文章。

孫宅巍認為，正是中國學者研究的匱乏，給了日本右翼可乘之機。

1985年，第一本介紹南京大屠殺的專著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者正是高興祖。這本書的名字是《日軍侵華暴行-南京大屠殺》。10萬字的小冊子第一次全面披露了大屠殺始末，並在日本兩次出版了日文版。

2005年8月15日，已經去世4年的高興祖老人，在抗日勝利60周年時，獲得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頒發的“特別貢獻獎章”。

就在中國學者決定研究“南京大屠殺”之前，日本右翼學者已經蓄積力量，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大面積否定，並形成了一個陣容很大的“虛構派”。

1984年，曾任松井石根（入侵南京的日軍統帥）秘書的田中正明出版《南京事件之虛構》。這本書的序言由日本上智大學渡部升一教授和前近衛師團中尉村上兵衛執筆。三人同唱“虛構說”的調子，以松井石根的日記為主線，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東京審判戲劇性導演出來的”，是為“別有用心地證明日軍的慘無人道”。

與日本右翼的博弈，使中國學者加快了研究的步伐。“不過，這時的研究夾雜了太多的民族情感，處在揭露批判日軍暴行的階段，種種主客觀原因導致當時的研究還不是很嚴謹”，王衛星在回顧當年的研究時說，“現在回頭看，那時缺乏理性思考，潛意識推動比較多，還有當時的史料也很有限。”

儘管如此，學者們還是積累了大量史料，形成了許多研究成果。在高興祖、孫宅巍等人的努力下，1987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等相繼出版。

學界的研究、發掘“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史料，才使得這一歷史悲劇為中國民眾所廣為人知，歷史真相逐漸還原。

1985年抗戰勝利40周年，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成開館。10年後，在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成立，高興祖擔任第一任會長。

日本左右兩派爭鋒

經過數輪爭論，上世紀90年代後，“南京大屠殺確實存在”在日本社會幾乎得到了普遍認同

“我每次去日本查詢史料，都會得到日本學者的幫助。”王衛星自90年代加入“南京大屠殺”研究後，曾三次前往日本的圖書館、檔案館查詢有關大屠殺的史料。“我和日本學者的合作很愉快，比如笠原十九司先生。”

笠原先生在王衛星等中國學者眼裡是一個左派。1984年，正是田中正明等右翼“虛構派”否認“南京大屠殺”高峰，他和洞富雄、藤原彰、本多勝一、吉田裕、井上久士等學者組織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定期召開研討會，出版書籍，回擊“虛構派”。

笠原十九司等人曾多次受南京方面的邀請，涉過重洋與中國學者交流觀點，並實地察看大屠殺遺址。他們相繼出版了《天皇軍隊與南京事件》、《到南京大屠殺現場》、《走向南京的道路》、《被審判的南京大屠殺》等書。這些著作將血雨腥風的歷史悲劇再現在日本國民面前，形成了一個陣容頗大的大屠殺“肯定派”。

以田中正明為核心的“虛構派”開始以社會活動家和政治家為主，他們有的是戰爭經歷者，有的是紀實文學作家。“90年代末期之後，一批新的‘虛構派’登場了。”張連紅說，新“虛構派”的身份多是大學教授。2000年10月，“虛構派”整合力量，發起成立了“南京學會”，每年推出一本《南京學會年報》。

90年代後，“虛構派”和“肯定派”的爭論暫告一段落，“虛構派”顯得有些偃旗息鼓。“南京大屠殺確實存在、日軍至少在南京屠殺無辜民眾20萬人以上，在日本社會幾乎得到了普遍認同。”王衛星在多次與日本學者接觸後發現，“右翼也有不同，分不承認大屠殺的極右和承認大屠殺但不承認規模的偏右。”他認為，後一類正是中國學界爭取的對象。

1993年10月20日，東京高等法庭在判決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案時，裁定文部省刪改教科書中“南京大屠殺事件”及“姦污婦女行為”等內容違法。

法庭判決再次刺激了“虛構派”的神經。1994年5月，法務大臣永野茂門公開說“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他也因此成為戰後日本第一位因否定“南京大屠殺”而下台的政客。

“虛構派”經過休整後，再次捲土重來。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在大阪國際和平中心集會，主題是“20世紀最大謊言―――徹底檢證南京大屠殺”。這次集會成為戰後日本第三輪否定南京大屠殺的高潮。

“肯定派”的回擊通過史料收集、事實研究進行。2002年，笠原十九司出版了《南京事件與日本人》。“去年，笠原先生出版了《日本文學作品關於南京虐殺的記憶》，這些研究超脫了‘虛構派’的糾纏，從思想文明的視角打開了尋找中日共同認識歷史的新途徑。”張連紅說。

近年來，以“南京事件研究調查會”為核心的“肯定派”成員大多參加了“百人斬”訴訟案、李秀英和夏淑琴名譽訴訟案，以法律手段回擊“虛構派”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