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曾經留學蘇聯多年，卻連一句俄文都沒學會。來到革命聖地延安後，他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寫了《評〈中國之命運〉》和《人民公敵蔣介石》兩本小冊子，一舉成名；解放後參與了“毛選”的編輯整理及“九評”的寫作。但他自私自利、投機取巧的本性一直未變，終於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翻車”，淪為林彪陰謀集團的同黨。

留學蘇聯連俄文“好”也說不清

我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第二天見到了毛澤東，會見以後，毛澤東請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吃飯。毛澤東、陳雲、張鼎丞陪周恩來、任弼時一桌；柯慶施和陳伯達陪我。我就是在這裡認識並逐漸接近和了解了他們。當時，柯慶施任統戰部副部長，陳伯達在他手下工作。

上世紀30年代初，柯慶施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時，也是負責統戰工作。1931年陳伯達從蘇聯回國以後，也到了天津，但找不到黨的關係，幸而遇到他在蘇聯留學時相識的柯慶施，總算接上了關係。但因為他說一口福建惠安的土話，一般人聽不懂；他的個性又古怪，很難同別人合得來，柯慶施只好把他留在自己身邊工作。柯慶施曾派他到抗日名將、我黨秘密黨員吉鴻昌那裡執行過任務。

陳伯達在北京被國民黨憲兵三團（當時對付共產黨最兇惡的組織）被捕過，但發現他有病，確診為 “老鼠瘡”。憲兵三團一方面怕被傳染；另一方面認為患了“老鼠瘡”反正活不長，就把他釋放了。隨即他就離開京津，往西北而來。陳伯達到達延安時，柯慶施已先於他回到了延安，並擔任了統戰部副部長。陳伯達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仍到他那裡工作。

統戰部位於楊家嶺後溝，出出進進總有機會遇到毛澤東。陳伯達不放過一切同毛澤東說話的機會，哭着鼻子訴說他的委屈，說他1926~1928年在莫斯科受王明的“排擠打擊”。

其實，陳伯達在莫斯科，就是在中山大學學習。據和他同期在中山大學的同志說：陳伯達在中山大學和誰都不來往。和蘇聯人之間固然因為語言不通不便交往，和中國人之間呢，因為他那福建惠安的方言，也很難交往。日常生活中，他是只顧自己，從不關心他人，於是他在中山大學實際上是“孤家寡人”。在蘇聯幾年，他仍聽不懂俄語，連個俄文“好”也說不清。那麼他在中山大學怎樣學習馬列呢？他讀的是中文書。

好“偷”文章，外號“臭蟲”

毛澤東對陳伯達的使用是費了一番心思的，先是讓他到馬列學院去上課，但他的話學員聽不懂，開會時本來討論很熱烈，他一發言，會場就渙散了。實在很難找到適合他的工作。

任弼時對陳伯達的品德是有看法的，對他不感興趣。但因毛澤東要用他，又無法安置，在任弼時擔任中央書記處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時，只好自己來管，於是在中央辦公廳下面成立了一個政治研究室，約20人，讓陳伯達任研究室主任。有時毛澤東出題目，讓他寫文章，《評〈中國之命運〉》和《人民公敵蔣介石》就是這樣產生的。

陳伯達擔任了政治研究室主任，從不領導室里同志，只顧自己寫文章，還利用研究室的同志替他搜集資料，甚至把他們寫的初稿拿了去自己用，寫成文章卻是他一個人的。這就引起研究室的同志不滿。他竊取別人的勞動成果這一嗜好無法改變，所以有人給他起了個“臭蟲”的外號。

延安“搶救運動”中被打成“王實味反黨集團”成員的成全、王里、宗錚、潘芳4人都是政治研究室的，他們是王實味的好朋友，但在陳伯達手下施展不開自己的才能，憋了滿肚子的氣。整風開始後，成全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建議不僅要整“三風”，還要整“人風”，對陳伯達提了一大堆意見。也有人給任弼時寫信，也是反映對陳的意見。但他們的信被壓下來了。於是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作了進一步發揮，把本來是對陳伯達的意見，變成了對黨的不滿。在康生的一手策劃下，王實味被打成了“反革命”，成全、王里、宗錚、潘芳被打成王實味“集團”。這些人被整得很慘，只有陳伯達，沒有觸動一絲毫毛。

整風后期，大多數被整的同志得到了甄別平反。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得到平反後，都以各種理由要求調去了前方，政治研究室也就不復存在了。

整風以後，我被調到社會部第一室（情報室）任主任，住在棗園。毛澤東住在棗園前部的圍牆內，社會部部長康生住在棗園後溝，我住在圍牆外，就近圍牆有一小門可以通行，這樣我離毛澤東比離康生更近，為的是毛澤東找我方便些。我的近旁是副部長李克農。

我在社會部辦了個“書報簡訊社”。那時，邊區要訂外面的報刊很困難，但在我們那裡，通過各種渠道，竟集中了國統區、敵占區和國外的許多報刊。這些報刊除社會部本身使用外，還供總參謀部使用。為了有序工作，安排了幾個人管理這些書報，並作研究摘錄，印送給中央領導和“七大”部分代表參閱。書報簡訊社為了管好這些書報，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如：限制閱讀範圍、不准帶出室外等等。我特地告訴陳伯達：書報簡訊社不對外；閱覽時要辦手續；不得進入書庫；不得攜出室外，希望他自覺遵守。陳伯達口頭上答應了，實際上依然我行我素，不僅隨便進入書庫，還把書報拿走，進而又令工作人員為他搜集資料。工作人員很為難，向我報告，我只好這樣答覆：“你們任務很重，有時間可以幫他干。”

有一次，他把拿走的資料又偷偷摸摸送了回來，在書報簡訊社門口遇上了李克農，他自己心虛，又想討好李克農，便說：“你守着書，一定看了許多。”

李克農因為眼睛不好，恰恰看得並不多，便以為陳伯達在挖苦他，於是回敬道：“閣下，不恰當的假謙虛，比虛偽更討人嫌！”

《評〈中國之命運〉》讓他成名

《評〈中國之命運〉》一書是陳伯達寫的，但那是毛澤東授意和修改的。毛澤東的本意是：讓無名之輩陳伯達去評，以示看不起蔣介石。毛澤東說：“讓陳伯達把他評了！”但在貶低蔣介石的同時，卻抬高了陳伯達。這本書的出版，使陳伯達的地位驟然升高了許多。

1945 年為“七大”起草文件，劉少奇領導的一個組有廖魯言、胡喬木、安子文等。搞了幾個月，起草了幾次，都不理想。有人提出請陳伯達執筆，又怕請不動，劉少奇說：“人家有本事，就給人家磕個頭嘛！”於是，任弼時和劉少奇一起找陳伯達做工作，陳伯達果然略作推辭之後接受了。他將起草小組收集到的資料和幾次初稿拿去，不到一個月，寫出來了。經討論，沒做大的修改，一次敲定。

康生和陳伯達關係密切，他們都稱自己是受王明“排擠、打擊”的。陳伯達寫東西之前，幾乎總是先請示康生，康生給他出主意。陳伯達寫好後，也總是先請康生審閱，然後才送到毛澤東那裡。直到寫“九評”時，依然是這樣。康生曾打開他的柜子讓我看他為“九評”準備的材料和意見，並說這都是提供給陳伯達寫文章的。

康生給陳伯達出點子、供材料，為什麼不自己寫呢？這正是康生的狡猾之處———他實現了自己的意圖，又得到陳伯達好感；更重要的是：一旦政治風雲起了變化，他不留一點痕跡。

陳伯達的第一個妻子到延安不久，無法同他生活，離開他到前方去了；第二個妻子可能是抗大的一個學員，只憑聽到的陳的名聲，便接受了他的追求，可是到一起生活之後，她受不了了，也離他而去。似乎在此之後，他還有一次婚姻，時間更短促，女的也跑掉了。

他婚姻多變的原因，主要是他除了讀書和寫文章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生活內容，從來想不到別人，更談不上關心照顧別人。陳伯達的住處，我從來不願意去，只有一次，是曹軼歐（康生的老婆）拉我去的，我才領教了一回：他的屋裡臭烘烘、亂糟糟，桌子上、床上、地上堆滿了書，根本無處下腳。似這等樣子，誰也無法同他生活。

第一次訪蘇時出洋相

1949年末至1950年初，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時，陳伯達也去了。

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到達莫斯科之後，有一次中國代表團應邀到克里姆林宮赴宴。蘇聯人在宴會時為了高興，通常要找一個嬉戲、捉弄的對象，斯大林捉弄的對象通常是米高揚，這次也不例外。他們很快發現中國人中也有可捉弄的對象，那就是陳伯達。於是斯大林說：他讀過《人民公敵蔣介石》，然後笑指陳伯達說：“這是個危險分子！”

陳伯達當然知道這是誇獎他罵蔣介石罵得痛快，於是就昏昏然了。他酒量本不大，被勸着猛飲，蘇方其他人也一杯一杯地灌他。陳伯達還以為有了表現自己的機會，根本無視毛澤東、周恩來的存在，徑直向斯大林碰杯，異常張狂。

回到住處孔策沃別墅，毛澤東把陳伯達叫到自己的房間，怎麼談的不知道，只是葉子龍進去了一下，出來以後，向着我用兩根指頭從眼睛往下劃，意思是：陳伯達在哭。

蘇聯方面也安排陳伯達這位理論工作者一些活動，共有三次，都是費德林陪他並為他翻譯的。

第一次是與學者座談，因此陳伯達應該有一個相應的名義，費德林出了個主意：就說陳伯達是“教授”吧。是哪一門學科的教授呢？這就難了。因為他哪一門都不專，和人家的專家一交談就會露餡。還是費德林出主意：就算“哲學教授”吧，因為“哲學”是個泛稱。

第二次活動，就是所謂的“《紅罌粟花》風波”。《紅罌粟花》是蘇聯的芭蕾舞劇，蘇聯人認為這是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的內容，然而，它卻和中國人的感情相悖謬！因為罌粟花是鴉片的原料，中國人曾經深受英國輸入鴉片之害，林則徐燒鴉片，是中國婦孺皆知的民族英雄。而劇中象徵蘇聯的海軍，同中國革命的聯繫竟是通過一個妓女，這又是中國人極為反感的。陳伯達確實很不高興。我們都看不下去，從包廂跑到休息廳去了。陳伯達的第三次活動是參觀莫斯科東方博物館，該館以中國展品居多。

參與“毛選”的編輯整理

毛澤東同斯大林的多次會談中，斯大林特別重視和關心毛澤東著作的編輯、翻譯和出版，毛澤東對此很滿意，並要求斯大林給他派一位理論上強的人幫助編輯整理。所以斯大林派到中國的顧問團，經濟建設方面的總顧問是阿爾希波夫，政治理論方面的總顧問是尤金。而尤金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出版。工作程序是：田家英、陳伯達等人整理毛澤東手稿，毛澤東親自審閱定稿，然後我和費德林譯成俄文，尤金再根據俄文在理論上把關。所以《毛澤東選集》第一版是中、俄文同時出版的。

1950年3月初，毛澤東一行回到北京，尤金和費德林隨後也來到北京。田家英和陳伯達等人在城裡立即着手整理毛澤東的著作，我和費德林住在香山原青年療養院翻譯。最先定稿的是《矛盾論》和《實踐論》。這兩篇論文的譯文很快到了斯大林手裡，斯大林讀後極為推崇。他認為文字活潑、通俗、新鮮，與歐洲哲學著作的僵化形式形成鮮明的對比。他親自批示在《布爾什維克》雜誌（蘇共中央理論刊物）上發表。發表後是一片讚美聲。

在莫斯科期間，歐洲共產黨情報局的機關刊物《爭取世界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的主編米金曾向陳伯達約稿。陳伯達為此寫了稿，要我們為他譯成俄文。他那篇文章的題目是《斯大林與中國革命》。我讀了他的文章，總覺得似曾相識，後來想起來了，那是1949年12月《人民日報》上發表過的，是慶祝斯大林70歲誕辰的，他拿來稍加改動，再往外發。費德林發現文章前後有矛盾，就把陳伯達找來，指給他看，並問他：“你看前後矛盾不？”

陳伯達一把抓過就要改。費德林擋住道：“不忙，你先把思想弄清楚，到底是什麼意思？”

陳伯達一答，他又一問；陳伯達再答，他再問……反正陳伯達未能自圓其說。費德林耍夠了，讓他走了。費德林說：“‘教授’的本事就這麼一點，給他捏攏算了。”

在廬山會議上“翻車”

1959 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本來是要糾“左”的，陳伯達也看準了這個風向——既是毛澤東的本意，又是民心所向，於是他就支持了彭德懷。這就是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中說的，陳伯達“跑到彭德懷那裡去了”。但毛澤東突然變成了“反右傾”！雖然陳伯達“反戈一擊”，暫時保住了自己，但他投機的本質卻暴露無遺。

1961 年9月的廬山會議，討論工業60條，其間陳伯達幹了一件蠢事。在會議期間，他既不請示，也不請假，便自己下山去了。他下山時，無意中遇到剛從蘇聯回來不久的賀子珍。陳伯達告訴了她，說毛澤東在山上開會，如果想見毛澤東，這是極好的機會。賀子珍聽了陳伯達的話，便向毛的住處走去，他們相會了。陳伯達到山下又遇到了江青，他又把賀子珍去見毛澤東的事告訴了江青。於是江青“殺”上山去，大鬧了一通。

1970年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是陳伯達投靠“林副主席”最緊密的時候，也是他徹底走向“翻車”的時候。1971年4月“批陳整風”推向全黨全國，歷時1年有餘。

摘自《毛澤東的翻譯——師哲眼中的高層人物》師哲口述師秋朗整理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