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認識“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同劉桂生先生商榷
孫景壇

劉桂生先生在《近代學人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誤解及成因》（1）一文中提出：近人認為“漢武帝與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造成了儒學的一統，禁絕和摧毀了儒學以外的百家諸子，以致中國文化學術日衰，國運日蹙”，“完全不符合歷史實際”，儘管許之衡、柳詒徵，徐復觀、戴君仁、李定一、金春峰諸先生已做過駁正，但此說“竟長盛不衰”，原因在於這些近人不能確切地如實地“理解董仲舒的那番話”，以及他們受“所處的時代、環境以及在西方文化影響下所形成的思想觀念使然”。（2）對劉先生這一看法，筆者不敢苟同，特提出與之商榷，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一、董仲舒那番話究竟是不是“文化學術的獨裁專制”？

劉先生認為：“董仲舒對漢武帝說：‘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並不能斷定他要求在全社會範圍內‘禁止’、‘禁絕’儒學以外的學派活動，甚至要求‘從頭到尾’加以‘摧毀’；也沒有建議在全社會範圍內只讓儒學一家獨存。”“皆絕其道”、“邪辟之說滅息”，“也不能由此就引申、推斷出董仲舒要求頒布禁令，並採取暴力禁絕其他學派的活動與流傳”，等等。（3）一句話，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文化學術的獨裁主義”。

看了劉先生的話，使我想起，自文革以來，不斷有人在給李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翻案、叫好。如毛澤東主席就帶頭說過“勸君莫罵秦始皇，焚書之事待商量。祖龍雖死魂猶在，孔丘名高實秕糠”（4）；有人認為：李斯並沒有要燒掉全國所有的《詩》、《書》，博士官還可以保存《詩》、《書》嘛！李斯也沒燒掉全國除法家（實是申、韓術家——下同）（5）以外的書，卜筮、種樹之類的書不是明確不燒嗎？李斯還為中國古代科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呢！這些話與劉先生之言何其相似乃爾！劉先生就是將這些為法家“文化學術專制”翻案的語言，拿來為董仲舒的“文化學術專制”辯護的。

劉先生認不認為李斯的“焚書議奏”是“文化學術專制”？如果是，那麼，脫胎於李斯“罷黜百家獨尊法術”的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難道僅僅因為他打的是儒家旗號，就不是“文化學術專制”了嗎？而李斯僅僅因為他是法家，他打擊的主要對象是儒家，他的“罷黜百家獨尊法術”就是“文化學術專制”嗎？若此，這是什麼邏輯？若非，即劉先生認為李斯的“罷黜百家獨尊法術”不是“文化學術專制”，那麼，中國古代究竟存不存在“文化學術專制”問題？如果不存在“文化學術專制”，那就另當別論；如果存在，那麼，這種“文化學術專制”究竟指的是什麼？

推而廣之，中國現代林彪“四人幫”橫行時的“文化大革命”，存不存在“文化學術專制”？敢問：劉先生在文革中是被整者，還是整人者，若是整人者，筆者就不同您對話了，因為在文革許多整人的人的心目中，沒有“整人”這個詞，只有幫助、教育之類的語彙；如果是被整者，您對文革的學術批判如何看？您若認為不是“文化學術專制”，那符合您上述的邏輯，但不會得到理論界的贊同；若認為是“文化學術專制”，那我告訴您：文革還保留了魯迅——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還宏揚了古代的法家，怎麼能叫“文化學術專制”？還沒把所有的文人都搞光！

劉先生還認為：“皆絕其道”、“邪辟之說滅息”，“也不能由此就引申、推斷出董仲舒要求頒布禁令，並採取暴力禁絕其他學派的活動與流傳”。事實上，比這更駭人聽聞的事董仲舒都幹過，劉先生不會不知道。請看《漢書·五行志》上說：“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侍煸秩粲銼菹攏骸�当今之蕽��藵≈而謫菅，非姨N�平譀霁，不能治也。蕬n灼莨笫粼諡詈鈐墩�揍戸諗]�忍而宙y�，瓤~犰芰蒣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應當說，按董仲舒的學術及為人，他會這樣做的，問題只在於漢武帝采沒採納。董仲舒建議以“陰陽錯行為由殺人”，武帝不是就沒採納嗎？還差點治了他的罪。

筆者認為，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文化學術專制”無疑，無需為其辯護。董仲舒的文化學術專制。來源於他在政治學說上的專制理論，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核心是“義”，具體理論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學說是不是政治專制主義？劉先生要正視這個問題。如果劉先生不承認“三綱”是專制，那就難怪他為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辯護了，如果承認，那就應明白：董仲舒在文化學術上的專制思想與其政治專制主義是統一的，是與董仲舒的整個思想相契合的，若像劉先生那樣解釋，是對董仲舒思想的閹割。（6）

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古已有之

劉先生認為，現在理論界流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是近代學人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誤解所致。他列了個表，羅列了誤解此問題的主要學人，如：梁啓超、章太炎、鄧實、劉師培、陳煥章、孫德謙、陳獨秀、胡適、馮友蘭、翦伯贊、侯外廬、郭沫若等，繼而說：“在我國從漢代到清中葉，從來沒有人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看作禁絕摧毀其他各家。這一點，只要查一查《四庫全書傳記資料和集部篇目索引》及《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兩書所收從漢至清論董仲舒者共二十二家的言論就能明白。”他還列了兩個表，第一表的二十二學人是：司馬遷、班固、吳兢、鄭樵、孫復、張栻、劉敞、黃震、真德秀、郝經、方回、張宇初、馮從吾、喬宇、朱睦絜、史鑑、孫承思、陳廷敬、朱軾、陸隴其、戴鈞衡、劉毓崧等；第二個表列了從《史記》到《清史稿》的有關漢武帝、董仲舒的詞條共262條，分載於《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魏書》、《南史》、《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書》、《元史》、《明史》、《清史稿》等正史之中。（7）

看到劉先生的論述，我忽然想起一個人，就是孟子。《孟子·梁惠王上》說：“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不過，劉先生比孟子還厲害，有過而無不及。孟子只說他不知道，沒有否定歷史上齊桓、晉文之事的客觀性，而劉先生不只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作了新解，還從經、子、史的高度，尤其是列舉了二十六史來證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傳統上就不存在。

應當說，劉先生是歷史學家，對中國古史非常熟悉，他所列舉的經、子、史籍，基本上可以肯定，不存在他所批評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可是，劉先生是否窮盡了經、子、史籍了呢？恐怕不能肯定。劉先生在列舉經、子、史籍時，有意避開了存在“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典籍。如他在列舉二十六史時，剔除了《漢書》，在列舉二十二學人時，只列了班固的《董仲舒傳贊》。似乎《漢書》中未講“漢武帝、董仲舒”；班固作為學人，只有《董仲舒傳贊》。《漢書》中未講“漢武帝、董仲舒”能說通嗎，未講“董仲舒”，怎麼會有《董仲舒傳贊》？劉先生的用心是良苦的，好像在變魔術，只給人們看“無”的東西，而將“有”的一面掩蓋起來。

事實上，班固的《漢書》就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始作俑者。（8）如班固在《武帝紀贊》中說：“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董仲舒傳》說“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班固還花大力氣重新撰寫了《董仲舒傳》。應當指出，班固的《漢書》，多抄《史記》，凡二者重合時，基本轉抄《史記》，但《董仲舒傳》例外。《董仲舒傳》是固、遷在史學上重合時差異最大的一篇。班固將《董仲舒傳》從《史記·儒林列傳》中析出，獨立成篇。內容除抄司馬遷外，橫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對策一事，並附錄了《天人三策》。班固還在《武帝紀》七年下，附錄了詔令，並說“於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旁證董仲舒確實參加了對策。對此，劉先生為什麼視而不見？

另外，據筆者所知，在劉先生列舉的史籍之外，還有一部重要的史藉，這部史籍自北宋以來，直到今天依然很著名，即司馬光編的《資治通鑑》。傳統至今，許多史學工作者幾乎不讀二十六史，張口閉口談《通鑑》，毛澤東解放後讀史將《通鑑》讀了十九遍！《通鑑》在中國古代史籍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劉先生既是史學家，不可能沒讀過《通鑑》，若真沒讀過，那就有點象法國人不知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了；若是讀過，就應知道在《通鑑》裡有個完整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傳統至今，理論界與史學界所說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均本於此。請看漢紀九：

武帝一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

“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天子擢為中大夫。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二年：“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上雅向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王臧奸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蚍置猓�申公亦以疾免歸。”

五年：“置五經博士。”

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台灣著名歷史學家柏楊先生對此曾結論說：“董仲舒先生的這項‘對策’，經皇帝採納後，就成了神聖的‘國策’。一個巨大轉變，在不聲不響中發生，光芒萬丈的思想學術自由的黃金時代，開始夕陽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漫長而單調的儒學思想的時代”。（9）

司馬光還有一首較為有名的《獨樂園詩》：“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游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10）司馬光這裡的“百家始消伏”，劉先生又做何解？這就是說，中國傳統上確實存在一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而這個說法的炮製者就是司馬光。由於司馬光既是政治家又是史學家，所以，該說在宋以後的歷史上影響非常大。近代學者如梁啓超諸人，講“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絕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受“所處的時代、環境以及在西方文化影響下所形成的思想觀念使然”，而是有據可依。

馬克思說過：“研究必須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11）現在理論界一些學人，在研究上總是力圖掩蓋、抽掉與自己的觀點截然相反的材料，只引證對自己觀點有利的材料，這種做法不可取。科學的做法，應占有一切材料，包括正反兩方面的材料，尤其是要敢於正視否定自己觀點的材料，如果這一材料是確實的，要在充分占有正反兩方面材料的基礎上重新審視自己的觀點。

由此可見，儘管劉先生列了幾個表，引證了二十二位古代學人，十二部史籍，但筆者只要舉一個人、一部史籍，即可說明他的這一看法站不住腳。

三、漢武帝未搞思想專制不能反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思想專制

劉先生說：“當然，對歷史名詞的理解是否正確，最有力的檢驗者應該是歷史的實跡。前人也曾批陳，漢武帝與董仲舒是否真的獨尊了儒術，罷黜了百家，可疑之處甚多，與此說相悖的史實不勝枚舉。漢武帝本人用人、施政就不是只從儒學一家。這在前期還可以說是受竇太后的牽制，但竇太后死後，漢武帝仍沒有只用習儒的人。相反，那些治刑名之學、黃老之學的人有的依舊被重用，比如張湯。對於並不尊儒，甚至對偶頗有譏評的，他也照樣重用，並沒有加罪責。如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漢書》說他們的‘是非頗謬於聖人’，但漢武帝照樣使他們父子相繼為太史令。司馬談寫《六家要指》，把儒家並列於其他各家，同等評價其是非得失，而且對道家比對儒家要尊崇得多，武帝根本沒有加以責罪；司馬遷在其著作中對這些觀點照樣引述，也一直流傳。再比如淮南王劉安也就在這個時候召集他的賓客，寫出《淮南鴻烈》（《淮南子》）這樣的道家著作，成書時雖然儒學已較前興盛，但《淮南子》依舊流傳。漢武帝之後學術研究的自由一直存在。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七略》一書保存了眾多的古代學術文化資料，這是治中國文史者都知道的。再從另一面看，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受到漢武帝的重用了嗎？沒有。就在他的建議為武帝嘉納之後，得到的也只是個江都相，到地方去做一個藩王的事務主管，中央朝廷中沒有他的位置。就是武帝本人，更是所謂‘外施仁義而內多欲’，典型的‘儒表法里’，這是人所熟知的。所以，硬要說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定儒學國教，實在是張大其詞，於史無據的。正如過去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要作這樣的論斷，必須‘束書不觀’，有意不顧史實。”（12）

劉先生的論述讀起來非常熟悉，早在1993年，筆者在拙作《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13）中，就表述過同樣的看法，即漢武帝從未搞過思想專制。但劉先生用其來證明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思想專制，欠妥。漢武帝沒搞思想專制，不等於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思想專制。

應當指出，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一種理論，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若存在的話，是一種社會實踐。若漢武帝搞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專制），我們可以說他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若沒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專制），我們只能做兩說：一是沒有採納董仲舒的建議，二是採納了，但董仲舒的建議本身就不是思想專制。從前面的分析可知，董仲舒的建議的確是思想專制，從班固到司馬光、再到近現代眾多知名學者，都是這樣理解的。既然董仲舒的建議不能排除思想專制的嫌疑，我們合理的做法是，探求漢武帝到底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沒有？

筆者認為，漢武帝並未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14）第一，沒有原始史料支持。如上所述，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始作俑者是班固，班固是東漢人，不是西漢人，更不是西漢初期人，與漢武帝、董仲舒隔了一個歷史時期——西漢時期。但在班固之前，西漢初期自有她的史學家，而且這個史學家不僅不比班固遜色，還遠比他偉大，這就是司馬遷。司馬遷對漢武帝與董仲舒的記載，沒有後來那些五花八門的政治、情感因素。司馬遷未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除司馬遷外，整個西漢學者對此都未提及。

第二，始作俑者班固不能自圓其說。班固是此說的始作俑者，但班固的記載混亂，牴牾之處甚多。（15）1、董仲舒沒有參加對策的可能。董仲舒在景帝時就是頗有名氣的儒學——《公羊》博士，怎麼會在武帝時重新對策? 2、三策自身的矛盾。A、三策次序顛倒。按班固的說法，第一策為公共試卷，二、三策為複試卷。可是，第一策的策文卻說：“今子大夫裦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可見這是複試卷，對“舉首”再問怎麼會是公共試卷呢？第二策的策文說：“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可見這才是公共試卷，對“百有餘人”的策問絕不是複試卷。B、三策不都為儒學試卷。如第二策的策文明確說：“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可見，這是百家策問，非儒學策問。不要忘了：董仲舒參加的是武帝初期的儒學博士考試！C、三策內容所反映出的時間極不統一。如第一策說：“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可證其為元光元年前的作品，因漢興至建元三年為七十年；第二策說：“夜郎康居，說德歸誼”，並建議“興太學”，可證其為元朔三年至元朔五年的作品，因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康居在元朔三年，“興太學”在元朔五年；第三策說：“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這一刑獄現象絕不出自武帝前期，乃中、後期事。如《漢書·杜周傳》說：“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延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延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3、三策的考題與《武帝紀》中所載之詔令有矛盾。按班固的說法，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參加了儒學對策，但《天人三策》的考題無一與詔令的內容接近。4、為什麼不給董仲舒再授博士？按班固的說法，董仲舒對策第一,可是卻未授博士，只說“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與理不合。“以仲舒為江都相”怎麼能代替授博士呢？5、武帝七年之後，無“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證。武帝七年之後，漢代學術界無大波瀾，找不到“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據。6、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與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關係問題。早在董仲舒對策之前，田蚡在武帝六年曾“絀抑黃老，崇尚儒學”，若董仲舒在武帝六年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麼二者之間是什麼關係？7、董仲舒的對策之年問題。只要認為董仲舒參加了武帝初期的對策，就無法找出董仲舒對策之年，現理論界對此至少有五種說法，都難於成立。

第三，正式泡製者司馬光移花接木。司馬光是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正式泡製者，司馬光發現了班固作始俑時有兩大矛盾：一是武帝七年後，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證；二是說不清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與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關係。為此，司馬光將董仲舒的對策從武帝七年提到了元年，並同時將武帝六年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從歷史上抹去。這就告訴人們：漢代只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沒有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不過，司馬光的這一做法受到了後人的廣泛批評，如“武帝元年未置《五經》博士，何來董仲舒的儒學對策”？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是錚錚鐵史，《史記》、《漢書》都有記載，怎麼能隨意抹殺？

由此可見，劉先生要想用漢武帝未搞思想專制，來證明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思想專制，必須要先證明漢武帝確實採納並實行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要證明漢武帝確實採納並實行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筆者上面提出的問題則能迴避。

四、“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實踐中的另一面的後果究竟是什麼？

劉先生說：“深究歷史，還應當看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漢武帝以來的實踐中還有另一方面的後果與作用。”“首先，董仲舒這一建議確立了設學校的制度，變春秋戰國以來的私學為官學，使地主階級子弟可以由入學學儒而化為官僚”；“再者，董仲舒建議及其實施還引發了又一個影響深遠的後果，那就是為中國政統與道統思想的進一步確立及其自陰陽五行學說向儒學方面的轉換開了端”；“其三，漢武帝對於儒學以外的諸家學說，並非只有抑黜的一面，而是還有維護、保存使其得以流傳的另一面”；“其四，‘罷’、‘尊’的舉措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改變了秦的舊政，從秦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變為‘以經為教’，‘以儒（經師）為師’”等。（16）

劉先生不僅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作出了不同於理論界的新解，又為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唱起了讚歌，似乎漢武帝崇儒新政的所有成績都與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有必然聯繫。

應當指出，劉先生的這些讚歌，不是什麼新見解，而是班固當年的老調重彈。班固在《董仲舒傳》中不是說“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嗎，劉先生只不過在此基礎上，又做了點附會而已。但劉先生的這些看法同樣根據不足。（17）

關於“設立學校制度”。誠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前兩策，都有“興太學”的建議，但如前所述，不能證明《天人三策》的前兩策為董仲舒的作品，也不能證明漢武帝“立學校之官”採納的是董仲舒的建議。相反，《史記·儒林列傳》載：“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郁滯，乃請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班固在《武帝紀》中也承認：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舉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又《漢書·循吏傳》說：武帝“立學校之官”本自文翁的“起學官”：“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齋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雲。”

關於“董仲舒建議及其實施引發的中國政統與道統思想的確立及其自陰陽五行學說向儒學方面的轉換開端”。由於劉先生對此沒有細說，筆者只想提醒劉先生：1、中國自古就是政統與道統合一的，只不過在此之前，秦是“申韓之治”，漢初是“黃老之治”而已；2、儒家道統與政統的合一，不能歸於董仲舒，而是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因為如前所述，無法證明漢武帝真的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3、至於從陰陽學說向儒學方面的轉換，也不應歸於董仲舒，仍是田蚡人等努力的結果。董仲舒的真實學術，是繼續光大陰陽五行學說，如班固在《禮樂志》中說：“董仲舒始推陰陽,為儒者宗。”不過，“董仲舒始推陰陽”是事實，“為儒者宗”不確，因為現在理論界連董仲舒為儒家都證明不了！怎麼能說他是“儒者宗”？（18）

關於“漢武帝對於儒學以外的諸家學說的維護、保存、使其得以流傳”。誠然，武帝時期，對於儒學以外的諸家學說都有維護、保存、使其得以流傳的另一面，但是，漢家維護、保存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家學說，並不是從董仲舒對策起，而是自古有之。漢初曾因秦法，制“挾書律”，但自惠帝后，呂后明詔“除挾書律”。（19）這為各家學說的保存奠定了政策基礎。文帝時期，文帝就曾廣徵書籍，如曾派晁錯到伏生家承授《尚書》等。（20）武帝時期，保護各家學說是因襲呂后、文、景政策，後來劉向父子校書亦然。就是說，漢代統治者保護各家學說並非是採納了董仲舒的對策，也不是從尊儒才開始的，它是黃老之治的政策延續，跟董仲舒不沾邊。尤其是，漢武帝繼承了保護各家學說的政策，只能反證他未採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否則，百家不是真的被廢了嗎？

關於“改變了秦的舊政，‘以經為教’，‘以儒為師’”。誠然，漢武帝以後實行了“以經為教”、“以儒為師”等政策，但必須清楚三條：一是漢廢秦代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並非是自此時，而是在“黃老之治”時期。如文帝時，就有詔書說“三老，眾民之師也”（21）等；二是漢代並非完全廢除了“以吏為師”，只不過是既“以儒為師”又“以吏為師”並行而已，如漢代一方面舉“廉吏”：“廉吏，民之表也”（12）；另一方面又以“三老、孝弟以為民師”（23）。尤其是，漢代“以經為教”、“以儒為師”應首推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劉先生把這些所謂功績都記到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賬上，沒有根據。

附帶講一句：不要忘記宋、明理學思想專制的血腥。筆者雖否定“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客觀性，但認為“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在歷史上並非僅僅是一種理論，而是曾被實踐過，那就是宋、明理學時期。宋人對董仲舒最推崇，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最感興趣，如孫復說：“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謂盡心聖人之道也。暴秦之後，聖道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也。”（24）“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就是司馬光正式泡製出來的。司馬光泡製“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不是在寫歷史，而是為現實服務，即為宋代以後的理學思木想專制製造理論根據。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打儒家旗號搞思想專制的有兩個派別：一個是以董仲舒為首的董學，另一個是以程、朱為代表的宋明理學，他們共同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筆者早曾指出，“董仲舒非儒家”（25），“宋明理學非儒家”（26），他們搞的思想專制都與韓非的“義理”學說有關。所以，歷史上不存在儒家思想專制，更不存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說，搞思想專制的董學與理學，他們理解的儒家，都不是仁政，而是義政。他們這種思想專制，如明、清“文字獄”，打擊的不僅是李贄等非儒家，更重要的是打擊真儒家，尤其是亞聖孟子，反對孟子的“民貴君輕”、“臣可易君”等思想。（27）所以，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宋明以來的社會實踐中，是充滿血腥的，“五四批孔”實際都是董學與理學給儒家栽贓惹的禍！

註：

（1）（2）（3）（7）（12）（16）劉桂生：《近代學人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誤解及成因》，原載《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瘁》（史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劉桂生學術文化隨筆》北京青年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胡星斗：《文革與諸子百家》（電子版）。來源：故鄉中國研究，發布日期：2001年7月27日。

（http://guxiang.com/xueshu/others/guoxue/200107/200107270032.htm）

（5）拙作：《韓非非法家論》，載《江蘇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

（6）（26）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論》，載《江海學刊》，1995年第4期；《報刊文摘》1995年7月27日轉摘；《新華文摘》1995年第9期轉摘；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哲學與哲學史》1995年第9期轉載。

（8）（13）（14）（15）拙作：《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載《南京社會科學》，1991年第6期；《報刊文摘》1994年1月13日轉摘；《求是》之《內部文稿》1994年第3期轉摘；《新華文摘》1994年第3期轉摘，等。

（9）柏楊：《資治通鑑》（現代語文版），第5冊，第83頁。

（10）司馬光：《司馬溫公文集》第12卷，《獨樂園詩》。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17頁。

（17）拙作：《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偽作》，載《南京社會科學》，2000年第10 期；《新華文摘》2001年2月轉摘。

拙作：《班固董子觀獻疑》，載《嶺南學刊》，2002年第1期。

（18）拙作：《再論董仲舒非儒家》，載：《當代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思考》，河海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9）（20）（21）（22）（23）《漢書》：《高后紀》；《爰盎晁錯傳》；《文帝紀》；《文帝紀》；《武帝紀》。

（24）《睢陽子集補》。

（25）（27）拙作：《宋明理學非儒家論》，載《南京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哲學與哲學史》1996年第8期轉載。

上引拙作都重發於“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

初稿於1999年12月，修改於2002年6月。

於南京困窮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