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戎的《毛，不为人知的故事》 金小丁 前言 张戎的自传《鸿》已经被译成三十几种文字，卖了一千万本，在今日西方没有任何一本中国人写的书有类似的影响。她的新作《毛，不为人知的故事》在英国出版时，受到从左到右所有重要媒体一致推崇，不仅有《ＢＢＣ》，《卫报》，《每日邮报》等敢写敢说的豪放类，也有《泰晤士报》，《经济学家》和《金融时报》平时言必有据的学者型。慷慨激昂为张戎站台的，政界有中国人的老相识末任港督彭定康（C. Pattern），新闻界有《泰晤士报》东亚编辑曾因报道６.４获奖的J. Mirsky, 学术界有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中国问题专家M. Yahuda。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任何一位理智正常而不带偏见的人，看了张戎的书都不可能对她的结论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怀疑。 在其他欧美国家，张戎新作所受的热烈拥戴也不比在英国差，德国媒体的精英代表《明镜》周刊，美国从《纽约时报》以下几乎所有重要报纸全都加入了不分党派的赞美诗大合唱。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 该书一周之内便跃居英国非小说类排名榜之首。随后又获得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德国的非小说类排名状元。张戎已成为中国历史的新权威，讲演，座谈，签名，采访，四处奔波应接不暇。包括诺贝尔获奖者在内的西方作家里也鲜有享此殊荣的。说张戎是在西方最受尊崇的中国人，恐不为过。在她的演讲会上提出不适当问题的人，被与会者视为“毛主义者”，无法把问话说完。在Amazon卖书网页上对该书的历史真实性有怀疑的读者评语，被其他评论者斥为“丑恶中国人的宣传” 。 张戎此书的主要卖点是论证毛至少“像希特勒一样，或更坏”。相信这点的西方人，恐怕不会认为奉毛衣钵的中国政府比纳粹好多少，进而也很难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向这个准纳粹政府妥协并与之合作的中国人有多少好感。当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出现经济政治甚至战略矛盾时（如台湾海峡或东海大陆架），这种恶感可能对西方的民意以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后果很严重。 比如，小布什就很喜欢这本书，说它“真实地表现了毛这个独裁者有多么残暴，超出了以前人们的想象”。张戎听说后“非常惊喜”，说布什总统正在跟中国政府打交道，“应当了解这个政权是从什么样的根上长出来的”。美国专家分析，“布什之所以对此书感兴趣，大概是由于它对于他在第二个任期内向全球推行民主的计划提供了支持”（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1.22）。 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是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时提到张戎的书的。如果美国有意介入台海，必做两件事。一是寻求欧洲的支持，二是在西方公众眼里竖起中国的萨达姆或米洛舍维奇，而让胡锦涛进入角色的捷径则是把毛画成希特勒。其中的关键在于说服欧洲知识界的左派和自由派。而这群人正是张戎自传《鴻》与《毛》书的主要读者。从德国绿党对“反分裂法”的强烈谴责和对欧盟售武解禁的成功阻挠，便可看出张戎的特殊影响力。布什向默克尔提到张戎的书，恐怕并非闲聊吧。 据张戎说，《毛》书的中文版将于２００６年春在台湾出版。而陈水扁已经“废统” 了。一旦中东平静下来，台海就要起风浪。而毛在西方人眼里是不是希特勒，可能会成为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决定战争与和平。 张戎的书据称是十年钻研之成果，以各国秘密档案和数百知情者采访为依据。如果她的结论正确，后果再严重中国人也应当接受。可惜，在其惊人之语和浩瀚资料之间存在着鸿沟。更有甚者，二者时常相左。本文之目的在于指出这些自相矛盾之处，展示一下西方媒体最推崇的关于中国的书的真实价值。 本文非但寻找张戎书中的弱点和枝节，而是着专挑那些对毛人品攻击最力和被西方媒体评价最高，认为证明最充分的１７个问题。为了便于读者验证本文的论点或发现错误，笔者尽量不用读者难以验证的材料，主要依赖于张戎书中所提供的信息，读者可以轻易核实。希望张戎的支持者在她这１７个论点中能找出一个能站得住脚的。这些问题将在以下的１７个小节里分别讨论： １）瑞金肃反，２）蒋放走红军进四川，３）蒋放走红军救儿子，４）泸定桥，５）被抬著长征，６）不打日本，７）陷害新四军，８）牺牲胞弟，９）整风， １０）卖鸦片，１１）镇反杀人三百万，１２）囚犯死亡二千七百万， １３）超级大国工程，１４）饿死三千八百万，１５）文革整死三百万， １６）文革目的，１７）毛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下最近围绕张戎此书的争论。在该书出版四个月以后，西方媒体对张戎一面倒的喝彩声在欧洲以外开始出现杂音。今年１０月《纽约时报》的纪思道（N. Kristof）披露，被张戎列入受采访者名单的章含之否认曾接受其采访。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 Spence）在《纽约书评》上指出张戎的某些参考书不是严肃出版物，从中找不到任何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的H. McDonald在《The Age》（2005.10.8）上披露：该报记者最近到泸定桥采访，未能找到张戎所讲的那位当时９３岁的老太太，也没找到任何能记得此人的人。但是记者找到一位现年８５岁的寡妇李桂秀，据当地人说是唯一活着的见证人。“李老太太说战斗确实打了”。“是在傍晚打起来的”。McDonald引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T. Bernstein的话：张戎“这本书对当代中国研究是一大祸害”，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力（P. Link）也承认该书有违事实曲解史料。最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 Nathan）于十一月在《伦敦书评》上列举了书中大量违背史实的耸人听闻之论，确凿证明“张戎和哈利代是一对饶舌的乌鸦／喜鹊（magpies）”。 值得一提的是，当张戎的书今年夏天在英国出版时，美国主流媒体也是一片喝彩，并无半点保留。澳大利亚的《The Age》也不例外。而以上那几位美国学者的反毛情结并不在张戎的英国崇拜者之下。比如，曾常驻北京的纪思道在其文章之首断言，假如毛当初预见到张戎日后会写这本书，早就把她全家灭九族杀光了。中国现代史权威史景迁在其文章里没有任何证据而宣称彭德怀是被毛杀害的，尽管连张戎都承认彭死于直肠癌。《天安门文件》的编译者林培力，毛的医生李志绥回忆录的策划人黎安友，则是最有财源的“民运”组织“中国人权”的美方负责人。这些知名人士长篇大论批张戎绝不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实在是因为张戎太不争气，帮倒忙，几乎坏了人家的反共大业。若不撇清关系，他们的信誉都给糟蹋了。 在西方学者开始批评张戎之书之前，笔者从今年八月初以来，已将本文的英文稿寄往多家发表过对该书评论的西方媒体和作者。既没有愿意发表本文的，也没有愿意刊登一封简短读者来信的，任何反应都没有（直到十二月以后才收到最低限度的礼貌回应）。对英文稿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http://www.geocities.com/jinxiaoding。同时，笔者自八月开始向海外中文网站寻求发表的机会。先投给笔者认为最有希望的《万维》。待遇确实好多了，前５个问题于九月下旬在其主页上登出，但最多待了几小时，其他内容到十二月初才登完，而且再也没出现在主页。此后笔者将本文投给号称秉持“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对不同地域，不同立场观点的包容” 的《多维》。待遇进一步提高，在主页上登了大约三分之二。且全文获准在《多维时报》和专为张戎之书开辟的博客里登出。在此之后有些中文网站从《万维》或《多维》转载了本文的部分内容。全文最终在国内网站《中国选举与治理》主页上发表。 感谢《多维》的何频先生，今年十月在纽约对张戎采访时曾特意征询其对本文所提的１７个问题的意见。张戎表示：“我看了，我还看得比较仔细。我觉得有的问题问得很好，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他是没有看懂英文本呢，还是没有去研究我们书后边的注释，因为有很多细节，数字的来源，都必须到书的后边，我们800页中有150页是注释，是资料来源，那么一定要到注释那里把原文找出来看一看。我看他要么没有懂原文，要么没有去仔细去看注释。我看了一下，这些问题我都很容易的回答” 。 遗憾的是，她仅仅对其中三个问题给了十分“容易的回答”。这些回答和笔者的再提问读者可在问题（２），（３）和（４）★部分的讨论中看到。张戎之弟张朴（《毛》书的中文翻译者之一）在《多维》博客上说将很快登出张戎原文与本文翻译的对照，使读者“一目了然”。尽管读者反复催问，张朴的中英文对照迄今仍无踪影，实在令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们一脸茫然。 本文与其他评论之不同在于，不仅指出张戎不尊重史实，夸张臆造，而且用其矛攻其盾，不用旁证博引，证明该书逻辑混乱，自相矛盾。认真的读者根本无须熟悉中国历史，也应当看出来。因此，张戎在西方新闻界甚至读者群中受到的广泛拥戴，恐怕只能用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来解释。是否如此，请读者公断。 １）瑞金肃反 张戎对毛第一个主要指控是在瑞金根据地（包括江西和福建苏区）害死至少３５万人，占人口总数１０％。她先从１９３１－３５年江西苏区人口减少５０万按人口比例推出瑞金根据地总人口死亡数７０万（１１３页）。她把这７０万称为“死亡数”是不对的，因为从江西苏区人口减少数不可能按比例推出瑞金根据地“死亡数” ，只能是人口减少数。她再从江西２３８８４４位“革命烈士，即死于战场和党内被清洗者” （１１４页）按人口比例推出瑞金根据地烈士总数（大约３３.４万），最后用人口减少数扣除烈士数，剩下的她都算成“作为‘阶级敌人’被谋杀的，累死的，自杀的，或被毛政权以其他方式害死的” （１１３－４页）。张戎的算法太不专业了，因为她完全忽略了因战争造成的平民死亡和难民。 在此期间蒋介石发动了５次围剿，其中一次出动５０万大军（１２５页），根据地从５万平方公里缩小至几十平方公里（１０３－４页）。蒋军并非以善待百姓著称，早在红色政权出现之前的１９２７年，已有“数万共产党人及被怀疑者遭屠杀” （４７页）。在如此长期反复的战争里，平民因误伤，疾病，冻饿，经济困难等致死数目经常超过军队战场上的死亡。 另外，瑞金地区连年战乱，很可能造成人口外移。尤其照张戎的说法，毛在瑞金的政策“是没收最后一件东西”（１１１页），“第一个红色政权的恐怖统治如同监狱”（１１３页）。那么，大批民众必定趁蒋大元帅５次拯救之机逃离毛匪地狱。 假如平民死亡和难民的总数与烈士数相当，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作为‘阶级敌人’被谋杀的，累死的，自杀的，或被毛政权以其他方式害死的”了。这类死者只剩下３万２千人（７０万－２×３３.４万），少于张戎数字的十分之一。 ２）蒋放走红军进四川 张戎对中国历史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否定毛在红军长征中的作用。她说“不会有任何疑问，是蒋介石放走了中共领导和红军主力” （１３７页）。据她说蒋介石想把红军赶入四川来吓唬当地军阀，迫其允许国民党军队随之进入其地盘剿共。 张戎的资料只证明蒋确实把借追剿红军之机进入四川当作额外收获，但无法证明蒋为此放走红军。有趣的是，１９３２秋张国焘就已“进入四川建立了根据地，并将其部队扩充至八万人”。张戎称“国焘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共产党人” （１４７－８页）。当毛到达四川时，张的八万红军“兵强马壮，有机枪迫击炮，弹药充足，训练有素” ，而毛的部队“仅剩一万来人，残兵弱旅处于崩溃的边缘”（１６３页）。 那么，为什么“最成功的共产党人”张国焘和他的八万精兵强将在四川待了三年，仍没把四川军阀吓得允许蒋军入川？而非要毛的万把残兵来当此大任不可？这个问题没解释，人们对张戎的惊人发现怎么“不会有任何疑问”呢？ ★　针对这个问题，张戎向《多维》的何频作了如下解答：“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但是我们早已经研究到了。张国焘的军队从陕西入川的时候，他在川北，蒋介石的军队就想跟进来。但是四川当时是防区制，每一地方有自己的军阀，都不是一块儿的，都是分开的。蒋介石把中央红军是从南边赶进去，他要征服的是整个川南川西川北，同时也要征服川东的军阀”。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不把张国焘从川北赶到川西川东和川南，而非要把中央红军从江西大老远赶来呢？为什么不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边，回头再以围剿张国焘的名义进入四川，而要陪着中央红军到贵州云南绕圈呢？张戎的回答马上引出几乎同样的问题，等于什么也没解释。这种 “很容易的回答” 恐怕有点太容易了吧？ ３）蒋放走红军救儿子 为了进一步证明毛对红军毫无贡献，张戎为蒋介石放走红军提出另一个“更秘密而且纯属个人的理由” （１３８页）：把他儿子蒋经国从苏联换回来。可她的证据只说明蒋想要儿子回来，而无资料证明蒋放走红军，连这种想法的证据都没有。 相反，据张戎说，当“苏俄特务”宋庆龄代表莫斯科向蒋介石提出以蒋经国交换在上海被捕的“两个头等苏联特务”时，却被蒋拒绝（１３９－４０页）。蒋为他儿子连释放两个特务都不干，怎么会甘心放跑他称为心腹大患的几万红军呢？什么样的特务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德一伙还重要？其实这“两个头等苏联特务”是默默无闻的中国夫妇牛兰和他太太。张戎在书中介绍了十几位苏联特务的大名，可偏偏不介绍这“两个头等苏联特务”。为什么？她大概有“更秘密而且纯属个人的理由” 吧。 ★　张戎“比较仔细”地看过本文后，在接受《多维》何频采访时作了以下“很容易的回答” ：蒋介石“想用中共的生存来换回他的儿子。这个材料我们是怎么来的呢？很多很多的来源，首先是俄罗斯档案馆的大量材料，蒋介石是怎么跟苏联政府打交道的，蒋介石本人的日记有大量的记载，蒋经国自己有一个自述也有，也提到这方面的情况。还有，至于蒋介石是怎么放走红军的，这个就是红军长征时有很多史料，当时国民党来往的电报，这个我们的书里有详细的解释” 。 所有这些，正如笔者已经向张戎指出的，“只说明蒋想要儿子回来，而无资料证明蒋放走红军”。为什么张戎死活不拿出哪怕一句资料原文证明蒋介石有意放走红军呢？这难道不是比罗列一大堆“很多很多的来源” 更“容易的回答”吗？ ４）泸定桥 张戎对泸定桥战斗的否定被西方媒体广为宣扬，被称为对红军传奇的致命打击。据她讲，泸定桥战斗“是完全的编造。在大渡桥并无战斗。红军到达时那里根本没有国民党军队” （１５９页）。否定泸定桥之战的主要证据来自对一位９３岁妇女的采访。“她记得共产党‘阴一下，阳一下’ 地打炮－中国话意为时断时续。她根本不记得她这边河岸被射击” （１５９页）。 张戎没说清楚她指的“国民党军队”是否包括不属于国民党正规军的四川军阀部队。从其资料来源看好像并不包括。如果不包括，她的推论显然不成立，因为根据中共党史，当时守泸定桥的正是军阀部队，而不是国民党正规军。 况且张戎承认红军“在泸定桥朝对岸打炮射击” （１５９页），“城内起火了，很可能是红军炮击所致” （１６０页）。弹药匮乏的红军不可能拿炮当焰火放。仅一个月后，未经大仗，他们已“失去了所有重武器，只剩步枪，平均每枝５发子弹”（１６３页）。他们最后的重兵器应当用在了最紧要的关头。怎么会在泸定桥放空炮呢？侦查失误？不太可能。既然张戎否定桥上木板被拆除（１６０页），派个人过桥看看恐怕比建个炮兵阵地还容易。而且若是侦查失误，伪造战斗故事的八成是前线指挥员，以掩盖浪费弹药之责，毛应是被骗对象，不是骗人者。 剩下的唯一可能是红军打炮就是为了造假，张戎似乎持此看法。但红军造假也没必要打炮，除非他们有录像机。而且他们不应画蛇添足使其谎言更容易被揭破。可他们却“马上开庆祝会” ，给２２位假英雄每人发“一件列宁装，一枝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 （１６０页）。红军当时性命都难保，可能浪费宝贵弹药和找这么多麻烦来造假吗？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国民党不揭穿这个谎言？即便蒋介石想放红军一马，这也是他的个人秘密，其宣传机器怎么也让红军丑闻成为“不为人知的故事”？ 最后，谁会因这个谎言受惠呢？据张戎说红军被毛领着走了“２０００公里冤枉道” （１６２页），“对毛深深不满”，“所有人都对毛愤恨” （１５５页）。如果毛能让红军一枪不放而过大渡河，对其巩固刚篡夺的领导地位帮助更大。编造战斗故事只能减少毛的功劳，让他被迫与２２位假英雄分享。也许当年有人编造故事就是要反毛的，如今被张戎揭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　张戎在《多维》采访时对此问题是这样说的：“他（笔者）的很多的立论完全是因为没有看我们的注释，甚至没有看我们的正文”。她否定泸定桥战斗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文献资料，其中一条文献资料就是当时第一批过泸定桥的是２２个红军，这２２个人，过泸定桥后一根毫毛未伤，在桥那边举行了一个仪式，他们每个人还得到一双碗筷，还有自来水笔，. . . 他（笔者）既没看注释，又没看正文，就来发议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我们也研究大量的守桥的国民党军队到底是谁，这在我们的正文里有详细说明是哪一支国民党部队，那么这支国民党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就被调开了，这都有当时的电报，在注释里也有电报的来源，他完全不提这个就没有道理，这样的问题回答起来就很浪费时间”。 很对不起，笔者正是看了张戎的正文和注释，才会明确写道：“张戎没说清楚她指的‘国民党军队’是否包括不属于国民党正规军的四川军阀部队。从其资料来源看好像并不包括。如果不包括，她的推论显然不成立，因为根据中共党史，当时守泸定桥的正是军阀部队，而不是国民党正规军”。从张戎对笔者的回答里，人们仍然无法知道到底她说的“国民党军队”包不包括四川军阀部队。显然，张戎连看一下本文短短几句话的时间都不想浪费，就来“很容易的回答”问题，让笔者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张戎在其回答里强调，她否定泸定桥之战的主要证据是没有死人。笔者早先“完全不提这个”实在是因为这根本就不是证据。即使泸定桥的２２位红军都没死，也只能令人怀疑战斗的激烈程度，而不能彻底否定战斗的发生。当时守桥的军阀部队被叫做“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烟枪，战斗力极差，见到不要命的红军冲过来，吓得乱放几枪就跑是完全有可能的。张戎用没死人证明泸定桥战斗“是完全的编造”显然在逻辑上讲不通，只能是白白“浪费时间”。 《多维》的何频接着提问“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出来的呢？” 张戎回答：“泸定桥的神话最早是斯诺写出来的”。可她在书里明明写着红军“在泸定桥朝对岸打炮射击”，过桥后“马上开庆祝会” ，给２２位先过桥的战士每人发“一件列宁装，一枝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 。没有战斗为何开庆祝会？为何发奖品？根据张戎讲的这些事实，即使泸定桥战斗的故事是编的，起码当时就编出来了。怎么可能“最早是斯诺写出来的”？张戎刚讲完发奖品的事，就马上“完全不提这个就没有道理”。 ５）被抬著长征 张戎的又一惊人之论是毛在整个长征中被担架抬着。可她的证据没一个站得住脚。　 按张戎的说法，毛和洛甫，王稼祥“三人帮行军时粘在一块，通常躺在担架上。一些领导人给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挑夫。整个长征途中，包括最难走的路程，他们大都是被抬着的” （１４４页）。对包含如此重要指控的这句话，张戎反常地在附录里没有列出任何支持材料。其实，在王力所著的《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记事》（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２６页）中有一段毛自己的话：“我病了，王稼祥负伤了，我们俩人都在担架上，在一起走”。难怪张戎不肯把史料依据拿出来！ 张戎那句话除了没有史料依据外，还有其他疑问。首先，毛的三人帮是否有这么大特权。“洛甫，三人中唯一的书记处成员” ，说“我感觉自己毫无权力” （１４４页）。毛就更遭了，“他很孤立，处境很可怜” （１３２页）。长征前他担心自己被遗弃，窜到每一个他以为红军会经过之处，盼望部队通过时把他带上（１２８页）。在此情况下，毛的担架恐怕不是因为他的特权，而是“开拔几天前，他因疟疾而发烧４１度，陷入昏迷” （１３２页）吧。 另一个问题是毛是否愿意被抬。照张戎的说法，毛的三人帮正酝酿篡夺红军指挥权，他们理应争取军心。而“对特权的厌恶在红军里特别强烈，很多人本是出于对平等的追求而参军的，这是党的主要吸引力” （７７页）。既然如此，毛能躺在担架上成功抢夺领导权吗？为什么他的对手不指责呢？除非他们也被担架抬着。那红军怎么没垮并能忍受张戎所描述的过草地等千辛万苦（１６７－９页）呢？ 张戎在另一处提到有人指控“毛和其他领导在整个长征中一直‘坐轿子’” （１６５页）。这句话的根据是张国焘的书，可其中直接引语只是没有主语的半截话“坐轿子”。而张国焘是毛的死对头，写书时早已从红军叛逃到国民党一方多年。张与毛在长征中相会于３５年６月末，分手于８月初，其间开会多行军少（１６６页）。如张戎书中地图所示，俩人的共同行军路线只有很短一段。即使张国焘说的“整个长征中” ，又有多少可信度呢？如果他是听别人说的，究竟是谁呢？ 张戎关于毛一直被抬着的最直接证据是：“毛自己几十年后对其下属说：长征中我躺在担架上。干什么呢？我就看书，看了很多” （１４４页）。毛的话并不一定意味他总是被抬着，让我们看看张戎的解读是否合理。按张戎的注解，毛的话出现在其生活秘书叶子龙的回忆录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张戎总责怪中国政府封锁毛的史实，可她的关键证据却来源于最权威和严格控制的官方公开出版物。即使我们相信叶子龙背叛了毛，相信中共官方已抢在张戎之前几年揭露了毛的恶行，但这样的公开揭发怎么可能在中国竟无人知道，还是“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６）不打日本 张戎说毛对打日本没兴趣，只想发动反蒋内战。可是她的证据却表明与日本正面交锋很难取胜，而毛的持久战方针才是长期抗战的有效方式。 在题为“清党反蒋－不抗日” 一章里，张戎写到：“毛没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策略” （２１１页）。“ 他不断给部下发电报，要他们‘注重创建根据地，而非打仗’ ，从头到尾毛督促他们别打日本，专心抢地盘” （２１２－３页）。 照张戎的观点，共产党应该跟日本人正面交锋。若如此结果将怎样？１９３７年８月，中日在上海开战。“中国１７０个师的７３个－最强的三分之一－超过４０万人投了进去，全部报销。. . . 日本方面损失轻多了，虽然也不少，死伤约４万” （２０９页）。日中战绩十比一。 “此时红军有６万正规部队” （２１１页）。假设他们的战斗力跟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相同，尽管其装备给养和训练都差得远。如果他们与日军正面作战，最多能给日方造成６千人的伤亡，自己就 “全部报销”了。这还不到蒋介石上海战绩的六分之一，对整个抗战影响甚微。而日本后方稳固以后，蒋先生也就难持久了。 幸亏红军听了毛的主意。结果：“到（１９３７）１１月中，中共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人口一千二百万” （２１３页）。“至１９４０年１月朱德彭德怀的八路军已增长到２４万（从战争开始的４万６千）。在上海南京附近由刘少奇领导的新四军增加３倍达到３万人。十几个根据地在敌后建立。光是离北京仅８０公里的晋察冀就控制了２千４百万人口” （２２５页）。张戎摆出这样的事实，能让人相信“毛没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策略”吗？ ７）陷害新四军 按张戎的说法，皖南事变是毛设计的。目的是让新四军军部９千人被蒋介石歼灭，以促使斯大林支持他发动内战。可她的材料显示毛即无动机又无能力这样做。 １９４０年７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撤出长江地区” 。１２月“毛设计要借国民党军队消灭项英所部，以此说服斯大林允许他发动对蒋介石的内战” （２３６页）。“毛在抗日战争烽火最炽之时要求莫斯科支持他开始全面内战” （２３４页）。 据张戎讲，毛让新四军走一条被蒋介石否决的路线，但不告诉蒋。“国民党大部队不知道新四军只是路过，以为是进攻他们。从而双方开战，. . . 在战斗最激烈的４天里，１月６－９日，毛声称没收到任何信息” （２３７）。因此，蒋介石没收到新四军要求国民党部队解除包围的请求，导致新四军总部９千人被歼。 让我们看看毛是否有能力打内战。当时毛的２４万八路军主力在“离北京仅８０公里的晋察冀”，３万人的新四军“在上海南京附近” （２２５页），皆在敌后。蒋介石在哪？“迁都到了深入内地的重庆”（２２３页）。毛即使得到斯大林批准“开始全面内战”，也得跳过日本人占领区才能碰到蒋大元帅。他的武器也比不了人家。抗战刚开始蒋介石光从苏联就获得了“１０００架飞机，还有坦克和大炮” （２０９页），而壮大到抗战快结束“八路军也才只有１５３门大炮” （２９５页）。 其次，“毛声称没收到任何信息”也不足以导致皖南事变。有点军事素养的人都不难分辨一支９千人的队伍是在行军还是在进攻。即使国民党军官无此素养，他们总可以在开火前，或在四天激战中向新四军讯问一下，那样毛的阴谋也就破产了。即使他们懒得问，总该在消灭抗日友军前请示一下大元帅吧。既然蒋介石刚否决过新四军的行军路线，没有毛的通知他也该马上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蒋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在抗战之中爆发全面内战” （２４０页），他应不至于下令剿灭新四军，这样毛的诡计还会失败的。 按张戎的说法，毛连蒋军司令的糊涂和蒋大元帅的疏忽都安排好了。太悬了吧。 ８）牺牲胞弟 希特勒都没杀过自己的亲人，按张戎的说法，而毛却连这种事也干。 “为了在中共党内煽动反蒋情绪，毛又给国民党设计了另一个‘大屠杀’ 。. . . 这次的牺牲品包括他唯一活著的弟弟泽民。. . . １９４３年初，泽民和１４０位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在新疆）被捕”。中共领导集体（以书记处名义）让中共联络人周恩来要求将他们释放。两天后（二月）１２日毛给周又发了一封电报，释放新疆被捕者的事不在上面。周就没提出释放要求。９月２７日泽民和另两位中共干部以图谋颠覆罪被处决。可死的太少，仅三个，毛无法指控‘大屠杀’。他也没对处决提出谴责，因为那样会使人怀疑中共确实犯有被指控之罪”（２５９－６０页）。 这个指控滑稽得让人不好意思严肃对待。下面让我们想象一段虚拟的法庭对话。 张律师：法官大人，我发现姓毛的设计了“大屠杀” 并把亲弟弟泽民害死了呀。 法官：　他的动机是什么？ 张律师：他想煽动人们反对蒋先生呀。 法官：　毛干了什么？ 张律师：他没让姓周的要求蒋先生释放泽民呀。 法官：　可他两天前刚告诉过周，为什么没重复发指示就害死了泽民呢？ 张律师：这样姓周的就知道毛想叫泽民死呀，他就没要求蒋先生释放他呀。 法官：　我不懂周为什么这么理解。毛有没有谴责泽民被杀呢？ 张律师：没有呀，因为他怕暴露泽民确实有罪呀。 法官：　如果这样，他怎么能利用泽民之死来煽动人们反对蒋先生呢？ 张律师：他原来期待蒋先生会杀的很多的呀。 法官：　可蒋先生只杀了３个人，我看不出毛为何指望他杀很多人。 张律师：因为其他１４０个共产党都犯了图谋颠覆罪的呀。 法官：　你的意思是蒋先生不仅杀泽民合理合法，他还有权杀很多人？ 张律师：是这样的呀，大人。 法官：　要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毛再给周发个指示泽民就能得救的呀？ 张律师：呀！ 这样的对话肯定“会使人怀疑”毛“确实犯有被指控之罪” 的呀。 ９）整风 张戎断言在１９４２－４３年的延安整风期间，毛及其同伙康生在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以抓间谍揪特务为名，大搞政治迫害，造成“至少有几千人死亡” （２５７页）。她没给出任何证明材料支持这么多人死亡的说法。 让我们看看张戎重点描述的受害者，“青年志愿者的领头人” 王实味的命运。毛读了王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把报纸摔在桌上生气地质问：谁在这里当家？王实味还是马克思主义？” 看到“实味深得人心毛说：‘我现在有了靶子’。之后他愤恨地说：‘很多人大老远跑来看他的文章，却没人想看我的！’ ‘王实味成了帝王主宰，. . . 他控制了延安，. . . 我们败在了他的手下’ 。他（毛）指责他为托派分子，. . . 他（王）曾说托洛茨基是‘天才’ ，而斯大林是‘不讨人喜欢的人’ ，‘干了数不清的坏事’ ” （２５０－２页）。 很难想象有谁会比王实味面临更严重的死亡威胁。可他直到整风结束后的第四年还活着。在胡宗南进攻延安迫使中共撤离的４７年，王实味因为成了军队转移中的累赘而被杀害（２５２页），但不是毛的旨意。只靠张戎详细介绍的这个典型案例，没有任何其他证明，人们怎么相信整风造成“至少有几千人死亡” 呢？ 附带说一下，张戎在书中断定刚提到的国军将领胡宗南是中共间谍。由此引起胡之子胡为真的抗议。据张戎之第张朴在网上介绍，张戎对胡为真的答复是“要他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父不是红色间谍”。胡为真遇张戎，有理讲不清。这世界上到哪能找到某人不是间谍的证据呢？！ 其实，张戎的怀疑依据的只是胡的军事失误。这很可能不是因为胡当间谍，而是共军太狡猾。按张戎的逻辑，蒋介石应当是最大的中共间谍才对。其实胡身边的中共间谍熊向辉对胡的失利起了很大作用。但张戎和张朴争辩说：“胡进攻延安时，熊已经離開了。你翻遍熊向辉的回忆录，也找不到他在这段时间起了什么作用”。其实，熊向辉自己说的很清楚，正是在他离开胡以后，又在赴美留学前两次被胡召见，从而获得了有关进攻延安的重要机密。 这个小小的插曲显示，如果当年不是毛和康生在延安主持整风，而是张戎和张朴当家的话，大批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才真的会由于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自己不是间谍，而“至少有几千人死亡” 呢！ １０）卖鸦片 “１９４３年苏联人估计毛的鸦片销量达到４４７６０公斤，价值为天文数字的２４亿法币（按当年兑换率约合６千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６亿４千万美元）。. . . 而同年延安积累了价值２亿５千万法币的储蓄，. . . 这个数字是１９４２年延安地区官方预算的６倍” （２８７页）。 如果这样，１９４３年的鸦片销量就应为延安１９４２年预算的５８倍（６×２４亿／２.５亿）。而税收不会高于预算多少，所以鸦片销量约为税收的５８倍。 张戎又说，毛对延安老百姓征收重税，“有时‘几乎等于全年的收成’，对许多人来说‘交了税就没剩下任何粮食了’ ”（２８４页）。因此延安税收几乎是人民维持基本生存以外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毛怎么得到相当于延安人民全部可支配收入５８倍的鸦片收入呢？不是从延安，因为“染上烟瘾的农民对他是没用的”（２９０页）。只能从周围地区。如果这些地区的人口和收入水平与延安相仿，即使所有人用全部可支配收入来买毛的鸦片，毛的鸦片市场也必须覆盖５８个延安的广大区域。而延安的面积“大体与法国相等”（２８４页）。５８个法国的面积超过３个中国！如果把全国人均收入算作延安地区的３倍，毛的鸦片市场也非得覆盖全中国不可。 若如此，延安早就成为中国著名的金三角了，怎么可能这事至今还“不为人知”呢？ １１）镇反杀人三百万 在书的开头，张戎宣告：“毛泽东要为和平时期超过７千万人民的死亡负责” （３页）。她这７千万人的第一笔帐，是１９５０－５１年镇反中“３百万人死于枪决，非法暴力和自杀”。她的解释是，７０万人被枪决，“被殴打或刑罚致死的至少也有这么多。根据几个地方的调查，自杀的人很可能与因以上原因致死的大体相等” （３３７页）。所以，７０万×２×２＝２８０万　≈　３００万。 张戎没提供任何资料支持被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与被枪决数相等的说法。至于为什么自杀数等于前两项之和，她的“几个地方的调查”的具体细节也完全省略了。即使她真有几个调查案例，把他们推广到全国范围也是很不专业的做法。哪怕是根据大样本外推，都是不可靠的。比如，我们把当时全国５亿５千万人口中７０万被枪决作为比例，应用到“毛的主要打击目标－罗马天主教”。既然“中国有大约３３０万天主教徒” （３４０页），其中被枪决的至少应有７０万×３３０万／５亿５千万＝４２００人。可张戎告诉我们只有“几百位中国天主教徒被枪决”（３４０页）。 即使在镇反中杀掉的７０万人，也并不都能恰当地称为和平时期的死亡。当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一半领土还没解放，国共战争和清匪反霸持续到１９５０年，某些地区甚至延续到１９５１年。“镇反和在居住著全国３分之２人口的新解放区所进行的土改”（３３７页），在很大程度上与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紧密相连。许多人被镇压是与其在战争中的军事或暴力行为有关的。一些偏远地区的长年匪患历代官府都束手无策，解放军一到，立即烟飞灰灭。不掉几个脑袋怎么可能呢。 另外，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号召大陆匪区人民造反，迎接美军解放。不少人响应，参与了颠覆组织，宣传，谍报，纵火，爆炸，放毒，谋杀甚至武装暴动。这些行为被张戎今天所属国的政府叫做“恐怖主义”，针对这些行为的镇压应叫“反恐战争”。张戎把“恐怖分子”都算成和平时期的无辜受害者了。 １２）囚犯死亡二千七百万 这是张戎记在毛名下的７千万冤魂的第二个群体。她说在毛２７年统治下“死在监狱和劳改场的可达２千７百万”。证明：“在毛统治下的任何一年，中国在监狱和劳改场的人数大约一千万。囚犯们对其生活的描述表明死亡率很高，可能每年１０％” （３３８页）。所以，１千万×１０％×２７＝２千７百万。 每年一千万囚犯的数字怎么来的，没解释。哪里的囚犯描述的哪个年代的生活状况所得出的１０％死亡率，也没解释。为什么毛要为所有这些囚犯之死负责，更没解释。显然张戎把所有不幸死亡的中国人都算在毛的帐上。照这个公式，若把１９７８－８９年算作邓小平的统治期，他应为一千二百万人之死负责。要是这样对他不公平，也可以把前头的２百万推给华国锋，中间的７百万划给胡耀邦，最后３百万留给赵紫阳。反正无论谁当中国领导人，每天都得摊上两三千条人命。 １３）超级大国工程／计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张戎宣告毛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就一直醉心于称霸世界的梦想，并搞了一个秘密的超级大国工程／计划。这显然是张戎的西方朋友最想听的，因为她为“中国威胁论”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可惜张戎没拿出一点有关这个工程／计划的证据。 书中一章的标题是“启动秘密的超级大国工程” 。张戎在其中写道“１９５３年５月，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宫的继任者同意卖给中国９１个大型工业企业。. . . 这实际上是毛的超级大国工程。其完全的军事性质被掩盖了，而且至今在中国也几乎无人知晓” （３９６页）。此后，毛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 并“命令城市工商业实行国营，以便把每一点资源都用于超级大国工程”（４１２页）。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毛发现他能提供给埃及的只是“步枪等轻武器”，因而“更加急不可耐地要加速他的超级大国工程” （４２５页）。他通过反右消灭了不同意见，接着发动大跃进来“推动他的超级大国工程” （４４４页）。尽管大饥荒令其计划受挫， “成为超级大国仍然是毛的最大梦想。这也是他搞文革大清洗的部分原因－换上那些能跟上他步调的新的政策贯彻者。这个一搞完，他就开始加速超级大国工程” （５７３页）。甚至向西方世界，“毛开始寻求与美国拉关系，以求为他的超级大国工程获取西方的技术” （６０１页）。 毛即使有超级大国的野心，也不等于有一个超级大国工程／计划（Programme）。按照Webster 新世界英语辞典的解释，Programme的意思是指明确写下来，宣布出来，或陈述出来的有关具体活动的方案和程序。它不是仅存在于某人脑袋里的，从未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出来的想法。 在整本书里我们看不到毛或其同事提到超级大国工程的任何记录。这个名字就挺怪。毛一直声称中国属于第三世界（６５０页），决不当超级大国（由邓小平１９７４年在联合国宣布）。即使他暗地里搞，也不太可能用这个名字。事实上“超级大国” 这个词到７０年代才在中文里出现，毛怎么可能在１９５３年就“首次规划出他的超级大国工程” （４３２页）呢？ 如果毛用了别的什么名字，或某个代号，究竟是什么？“那东西” ？“那玩艺儿” ？如果连个名字甚至代号都没有，毛和他的同伙怎么讨论这个工程呢？更别提实施了。如果连这个也不知道，张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恐怕连天也不知吧？ 虽然没有存在的证据，张戎还是列出了毛的超级大国工程的两项内容。一个是１９５３年苏联卖给中国的９１个工业项目。可她一点也没解释什么样的“军事性质被掩盖” 在这些水电站，拖拉机厂，矿山，钢铁厂，汽车厂，炼油厂，机械制造厂之类的企业里。也许在她看来中国人吃饭穿衣都是“完全的军事性质” 。 张戎列举的第二个超级大国工程项目是原子弹。好几个国家在中国之前或之后发展了原子弹。张戎没讲为什么中国搞原子弹就是要当超级大国。可她没忘了告诉我们：“１９５５年３月，美国表示它会在某种条件下使用核武器。１６日爱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非常明确地说他找不出任何理由不能‘象使用一般子弹或其他东西那样使用’它们。. . . 中国看来真有遭受美国核打击的可能” （４１４页）。 张戎没提到的是，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曾要求向北京等大中城市投掷二十几枚原子弹。该计划在经过多次激烈辩论之后被杜鲁门总统否决。还有１９６３年“肯尼迪总统准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英国《独立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７日）。 张戎至少知道中国受到核威胁只是因为向其领土内“国民党占据的岛屿打炮” 而已（４１４页）。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没有受到过比中国更严重的核威胁？按张戎的观点，是否他们都搞了超级大国工程？ １４）饿死三千八百万 张戎说，１９５８－６１四年间，“近３千８百万人在大跃进和饥荒中饿死或累死。. . . 毛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或累死” （４５６－７页）。 她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证明“毛明明知道” 大批人频临饿死而没采取措施拯救。她最有力的论据是：“在１９５８－５９年关键的两年里，光粮食出口就几乎７百万吨，这些粮食可以给３千８百万人提供每天８４０卡路里，足以造成生死之别” （４５７页）。 ５８－５９年大饥荒刚露苗头，毛不可能“明明知道” 粮食出口会导致大量饿死人。５９年的粮食出口合同基本上是根据５８年的粮食估产与国外签约的。而５８年的虚报产量造成毛错误地“宣告５８年的产量是５７年的两倍” （４６１页）。如张戎所述，当时浮夸盛行，《人民日报》曾报道过单产达到“正常水平一百倍”的新闻（４４６页）。看来毛对增产一倍的估计自己确实是相信的。毫无疑问他要为产生这种浮夸的政治风气负责，也要为５９年未能及时发现饥荒并迅速取消粮食出口合同负责。当时中国的出口几乎只有粮食，取消合同在国际信誉上的损失和毛的民族自尊可能都有负面影响。但这跟“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 是两回事。 要客观地判断毛是否“明明知道”，我们不应低估当时获取可靠信息的难度。一个现成的例子就与张戎有关。张戎在其自转《鸿》中介绍，她父亲是当时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不过她把自己父母所在单位叫做 “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部” ，其父的主要工作是到农村访贫问苦。据她讲四川饥荒造成７百万人死亡。对此没人比她父亲更应该“明明知道”了。从饥荒到他去世的十多年里，很难想象他没把这些告诉也是“公共事务部” 官员的妻子，更难想象他妻子会在此后３０年里对张戎隐瞒。可无论在《鸿》还是在这本书里，我们都找不到从她父亲那里获得的有关四川饥荒的任何信息。就连张戎那７百万的数字，也是她出国十多年后才听说的。如果一省之内专管农村“公共事务”的官员对本省人大批饿死都没有“明明知道”的话，远在北京的毛怎么就一定“明明知道”呢？ 其实对张戎来说，证明毛“明明知道”应当轻而易举。她只须拿出证据，表明四川省委或“公共事务部”曾向北京汇报过大批农民频临饿死的情况并呼求紧急救济，而北京没有马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措施。如果张戎把找不出这样证据的原因归咎于毛的残酷打压，她应该至少举出一个证据，表明毛曾制裁过哪怕一位向中央乞求救济粮的干部。她书里讲到的彭德怀不是恰当的例子，因为他干了许多别的事情，比如张戎认为他“考虑过某种类似军事政变的活动” （４６４页），而且在庐山会议上当众质问为什么他不能“操”毛（２７３页，片断引语）。 为什么张戎提不出毛“明明知道”的证据呢？大概与四川省委成功地掩盖了四川的饥荒有关。其他严重饿死人的省的第一书记不久都被撤职，如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唯一的例外是四川的李井泉，反被提拔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李所以能瞒天过海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对四川媒体的严密封锁。而控制这些媒体的顶头上司就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即张戎父亲的“公共事务部” 。让我们就此打住吧。 另外提一下，张戎的３千８百万饿死人数颇有争议。这跟１９３７－４５年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死亡数字基本相等了。为了让读者信服，张戎把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作为支持这一结论的参考资料。可是，无论死亡率还是总人口数，她的数字都与该统计年鉴不同。她没有告诉读者这些差异，只是提到“官方１９８３年发表的统计数据有问题，因为地方公安局低报了１９５９－６１年的死亡数” （４５７页）。张戎没有解释她的正确数字是怎么来的。差别可是不小，如６０年的官方死亡率是２. ５４％，她的是４. ３４％。仅这一项就多“生” 出１千２百万饿死鬼。 其实，按照张戎所解释的算法（４５６－７页），不论具体数字准确与否，那些人数应属“非正常死亡” ，并不等于饿死累死。比如受营养不良影响但主要因为其他疾病死亡的病人，受医疗护理条件影响本可多活几年却“提早”去世的老年人。这些人的死亡可能在事后的统计资料上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在当时却不被看成饥荒的牺牲品，因而没有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高度重视。正因为如此，今天在中国找不到张戎宣称的那种世纪大灾难所应伴随的普遍案例。 如果把张戎的逻辑用到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人口数据上，非正常死亡率比中国饥荒时还高。她应该赞同苏共老党员的观点，判叶利钦种族灭绝罪。张戎“明明知道” 这是不公平的吧？ 最后，让我们看看张戎是怎么证明毛甚至有意让几千万人死亡的。她写道：“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确定地说毛准备牺牲多少人的生命” （４５７）。“毛说：‘象这样工作，所有这些工程项目，中国可能要死一半人。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知道这话听起来太吓人，他想推卸责任。‘死五千万人’ ，他继续说，‘我可能要被撤职，甚至掉脑袋，. . . 但是你们若坚持，我就让你们搞，死人的时候可别怪我’ 。” （４５８） 张戎所引毛的话出自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包括上下文的原话是这样的：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３０００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看了原文，“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确定地说毛准备牺牲多少人的生命”了吧。 １５）文革整死三百万 张戎所说的７千万毛氏牺牲品中的最后一批，是死于文革的３百万。“从毛发动大清洗到他１９７６年死去的十年里，至少３百万人因暴力死亡。. . . 而这些屠杀是政府支持的” （５６９页）。 她的３百万数字的主要参考文献，是《中国之春》，很难说是中立和客观的杂志。 文革时中国有２９个省市。张戎列出的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广西，“１０万人被杀” （５６６页）。要凑齐全国３百万的总数，其他各省死人数也得达到广西的水平才行。可张戎的第二和第三名，云南有“１万７千人被枪决，打死或被逼自杀”，内蒙有“１６２２２人死亡”（５６７页）。让我们假设广西以外的各省死亡数都是２万，加上广西的１０万，总共６６万。张戎宣称的３百万里剩下的２３４万，又成了她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毛对死人应负的责任。张戎说死人最多的广西为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实例” （５６５页）。在那里两派武斗是由于其中的“一方拒绝承认毛任命的（韦）国清将军的领导” （５６５页）。那么毛对两派武斗是什么态度呢？据张戎说，文革一开始，“毛让周恩来在（１９６６）８月３１日天安门红卫兵大会上宣布：‘要文斗不要武斗’”（５４０页）。“１９６８年尽管北京不断下令，各地武斗屡禁不止。其中特别不听话的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曾用他来折磨刘少奇夫妇。蒯这时已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左派’ ，决心要制服他在校内的反对者。他对上面多次指示置之不理，. . . 毛不得不亲自出面让他服从，同时把他当成例子来警告全国，武斗必须停止” （５６４－５页）。 既然毛阻止他身边最器重的造反派武斗，怎么会支持广西云南内蒙那些边远省份的武斗分子呢？张戎自己也承认：“毛掀起的风暴冲击了他自己的权力。他不得不放弃区分左派与保守派的念头，号召各派大联合。可他的命令无人理睬” （５６４页）。按她这个说法，显然毛有发动文革之错，并无支持武斗之罪嘛。 １６）文革目的 评毛功过必谈文革，因为他自己把文革作为一生两件大事之一。张戎认为毛“搞这场大清洗是为了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来推行他的超级大国工程（５５８页）。他的真正目标“是对毛的极端政策不满者。毛要把他们整个干掉” （５４３页）。可是她的证据不仅跟她的说法矛盾，而且还支持了毛自己宣称的文革目标：“从中国清除苏联修正主义”（５７０页）。 （１）张戎的证据表明毛并不需要文革来“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因为文革前在党内并不存在毛与“对毛的极端政策不满者”之间的尖锐矛盾。１９６４年毛开始了大跃进以后的最大项目，三线工程。“它的成本达到２千亿元的天文数字，在其高峰期它吸收了全国至少三分之二的投资。它所造成的浪费超过了整个大跃进时的物质损失”（５０３页）。 尽管如此，“刘少奇和毛的其他同事对如此的愚蠢行为并没抵抗。. . . 只要毛不驱使人民大量死亡或搞政治迫害，看来就是他的同事们最好的指望了－并且足以使他们感到心甘情愿继续顺从下去” （５０４页）。这样看来毛根本没必要“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２）如果毛的目的是用“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来换下对“极端政策不满者”，他应当在文革中提拔前者打击后者。可张戎描述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张戎先举了一个例子，反文革的一员干将是“毛的老跟班谭震林，他在大饥荒时主管农业（可见他为追随毛能走多远）” （５４６页）。接下来她甚至说得更明确：“毛并不区分心怀不满的干部和那些彻底效忠于他哪怕在饥荒时期也没动摇过的人。事实上，他也分不出谁是谁，所以他决定先一锅端了，然后再让他的新政策贯彻者去调查区分” （５４３页）。 这可不是挑选“无情的政策贯彻者”的好办法。假如毛经过对其部下的多年考查，还“分不出谁是谁” 的话，他能相信那些刚从党外突然冒出来的造反派替他挑选“无情的政策贯彻者”吗？实际上，“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在文革中更可能被他们统治下受苦多年的造反派最先打倒。比如四川第一书记李井泉和他的同僚（包括“公共事务部”的），当年合伙躲过了大饥荒的责任，这次就没跑掉。毛若用文革的方式来选拔“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简直是成心跟自己过不去嘛。 （３）张戎的文革理论更难解释毛发动民众捣毁党政系统的做法。 如果毛的目的是用“无情的政策贯彻者”贯彻他的“极端政策”，他最忌讳的应当是破坏贯彻任何政策都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政府权威。没有这个什么样的贯彻者也无法贯彻任何政策，不论他们多么无情。挽救张戎理论的唯一可能是证明毛必须靠发动民众打倒政敌。可惜这个可能性也被张戎彻底排除了。 张戎的证据表明毛无须民众帮忙就能打倒对手。比如，在打倒被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大清洗的第一批受害者” 时，“毛都不屑出席” ，会议“其实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他知道他正在干的事最后将导致他自身的毁灭”。“刘要求所有赞成的人举手，所有的人都举了，包括彭真和刘少奇”（５３１页）。 在刘少奇被打倒的过程中，红卫兵确实有些参与，但张戎证明他们的作用只是象征性的。在引用了蒯大富的一段话后，她写到：“这是红卫兵实际上怎样运作的很好的自我坦白；他们只是工具，胆小鬼，而且自己也清楚这点” （５５０页）。正式打倒刘的时候，“毛让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刘停止见外宾或公开露面，除非接到指示。那天毛写了一篇指控刘的文章，两天后在中央委员会上宣读，公布了刘的倒台” （５４８页）。红卫兵根本没起任何作用。 再看看毛与其他文革反对派的斗争。“在他剩下的最高领导层里，只有一次抗争。１９６７年２月，几个没倒台的政治局委员发表异议，对党内同僚的遭遇表示愤怒” （５４６页）。“但这些高层的幸存者或是毛长年的追随者，或是已经被他制服了的。在他的淫威面前，这些人退缩了。. . . 这个小型反叛被轻易压了下去” （５４７页）。在包括几位元帅的集体挑战面前，毛仍没用红卫兵帮忙。 （４）现在看看张戎怎样用她的证据支持毛的说法，即文革的目的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她相信文革前在中共党内存在亲苏势力，并可能以政变方式夺权。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赫鲁晓夫被宫廷政变赶下台。. . . 几天后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Chervonneko毛‘热切希望’改善关系。周希望受邀请参加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纪念活动” （５１０页）。“在１１月７日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周说：‘我们不想再让毛或者赫鲁晓夫阻碍我们发展关系’ 。. . . 马林诺夫斯基接着又对中国的代理国防部长贺龙元帅讲：‘我们赶走了我们的笨旦赫鲁晓夫，现在轮到你们赶走你们的笨旦毛了’ ” （５１１页）。 张戎接着谈到中共党内的秘密活动。１９６６年“２月北京市长彭真在刘少奇支持下提出‘指导全国的提纲’ 禁止用政治批判摧残文化和对文化的维护。更进一步，他事实上压制了毛想发动政治迫害的指令。. . . 等提纲一颁布，彭市长就飞到四川，名义上是视察那里山区的国防工业。在那他做了件真正让人震惊的事。他秘密地会见了彭德怀元帅。. . . 考虑到这个特殊的时间，他在未得允许的情况下秘密会见毛的主要对手所冒的巨大风险，很有可能他们讨论了用武力阻止毛的可行性。. . . 贺龙元帅，就是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劝其‘赶走毛’ 的那位，不久也去了四川，名义上也是视察国防工业。. . . 还有更多的迹象令毛不安。彭市长似乎考虑与苏联人接触，而且可能想求苏联的帮助来避免毛的清洗” （５２８页）。　 　 按照张戎的推论，当时中国确有发生亲苏政变的可能。如果这样，人们就很难怀疑毛的文革目的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从中国清除苏联修正主义” （５７０页）。 （５）与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紧密相连，毛宣称的文革目标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５４１页）。这些目的不仅跟张戎的证据相符合，而且也可以解释张戎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为什么毛要发动群众打倒大批老干部。因为按照毛所信奉的理论，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不满意的是老百姓，得益的是掌权的。所以要防止资本主义就要靠老百姓造反来对抗党和政府。 毛对资本主义的担心至少与中国今日的现实大体相符。现在国内外大多数人都同意中国在经济上已很接近资本主义，起码对老百姓的生活而言如此。而且关键的转型正是在文革时被批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领导下完成的。我们可以不赞成毛对“资本主义”的抵制，但无法否认他对其可能复辟的预见是有根据的，合理的。毛反对“资本主义”（或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肯定无疑的，对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见也被证明是基本上准确的，连带领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主要领导人都算准了。那么他试图用文革来阻止“资本主义”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１７）毛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最后，讨论一下张戎全书的主题：毛至少跟希特勒一样坏。我们从三个方面比较：对外国，对自己治下的人民和对政敌所造成的客观伤害及主观动机。 （１）对外战争：希特勒侵略了大半个欧洲，导致五千万人死亡。 毛的记录：５０年代毛受北朝鲜政府邀请出兵朝鲜。６０年代毛受北越政府邀请秘密出兵北越。两次出兵中国均在家门口与不远万里来保卫自由世界的国家作战，并在交战对方离开之前先期撤回中国。１９６２年毛出兵印度，因为“中国不承认英国人在殖民地时期所划定的边界” （４８６页）。速胜后几天之内，毛命令部队单方面全部撤回原边界线内。１９６９年中苏之间爆发冲突，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 . . 中国军队的伏击造成３２名苏军阵亡” ，而“苏方对该岛的主权是根据不足的” （５７０页）。在其整个统治期内，毛没有把一块土地纳入中国版图。 （２）百姓生死簿：希特勒下令处死数百万犹太人，共产党和左翼人士，耶合华见证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和其他“不适宜生存的人”。 毛的记录：镇反杀７０万，但相当大部分被杀者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军事和暴力行为有关（详见１１节）。毛统治下监狱和劳改场犯人死亡可能数目不小，但这主要由于社会历史大环境造成，尚无任何证据表明毛负有个人责任（详见１２节）。大饥荒可能造成了近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并非饿死），毛应对导致饥荒的重要条件，即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机会主义所带来的不良政治空气负责，但无证据显示毛知道灾情而见死不救（详见１４节）。毛发动的文革可能造成近百万死亡（包括大量受迫害时正常死亡但被列为“受迫害致死”的）。张戎有证据表明这是毛的失误，无证据显示这是他的本意（详见１５节）。 （３）迫害政敌：这应是最有意义的比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两个独裁者的个人责任皆无法推卸。可惜从希特勒那几乎找不到什么例子来比较，因为基本上没人有机会成为他的政敌。不过我们知道他下令枪杀了早期的纳粹党同伙劳恩，罪名据说是同性恋。他还迫使最优秀的德国将军隆美尔自杀，因为他被怀疑牵涉进一场未遂政变。当然，希特勒还杀了策划暗杀他的斯道芬伯格和他的同党。没有一个希特勒的政敌在纳粹德国寿终正寝的例子。 毛的记录：根据张戎所述，毛当权后的第一个政敌张国焘，１９３８年叛逃到国民党方面去了（２２０－１页）。第二位王明被毛搞垮后曾留在党内，１９７４年死在苏联（３５７页）。第三位高岗１９５４年自杀（４０５页）。第四位硬汉彭德怀１９５９年挨批后“被软禁” （４７０页），１９７４年死于直肠癌（５５７页）。第五位刘少奇１９６９年在迫害中病死，几乎无人护理（５５６页）。第六位林彪１９７１年在外逃中死于飞机坠毁（５８２页）。对最后一位邓小平，“毛只能妥协，让他与亲人住在舒服的家里” （６４９－５０页）直到毛自己去世。 以上所有政敌里，没有一位被处死。也没有任何人因与毛的政敌牵连而被处死。即使是最你死我活的林彪一案，“包括策划暗杀毛本人这样的事都发生了，可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竟然也没有处决一个人” （５８６页）。 让我们看看毛是怎样“迫害他最恨的人”（５４８页）刘少奇的。“毛的奴仆周恩来向中央作的报告把刘定为‘叛徒内奸工贼’ ，并建议判处死刑。但毛反对，正如他否决了刘夫人的死刑。他要的是慢慢地折磨致死” （５５５－６页）。可是，刘的罪名在６９年４月的九大上宣布，而刘“死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 （５５６页）。并不怎么慢 。而刘夫人王光美“慢慢地折磨致死” 过程不仅在毛统治下持续了１０年，而且直到今天还没结束，快４０年了。这也太慢了点。如果毛真想让她死，不管什么死法，１０年牢狱后的健康状况也不会允许她享此长寿吧。 再让我们看看毛是怎么给刘少奇按罪名的。张戎提到毛要把刘打成特务。“专案组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之中，捏造证据与搞不出证据同样危险。有一次，专案组宣称刘在１９４６年希望美军入侵中国，还为此打算与杜鲁门总统见面。毛说：‘提出这种说法，是把我们当成傻子。让美军大规模入侵？连国民党也不会同意’ ” （５５５页）。结果，刘的特务罪名最终没能成立。 张戎没有提出刘的哪个罪名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按上去的，也没有提到刘的专案组用刑讯逼供过任何证人。当然，毛的个人偏见是造成刘少奇冤案的主要原因。但张戎的材料尚无法证明毛是故意诬陷。 这一节的讨论足以否定张戎把毛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的说法。所以，张戎此书的基本结论，在有理智不带偏见的人看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实际上，张戎书里自相矛盾之处远远不止这１７点，本文只挑其中重要的点到而已。正如前言引述的几位西方学者所说，即使书中有些言之有据的观点，也都是别人早就提过的，而张戎大都没有说明，当成自己的原创了。除此以外，真正属于张戎的独创观点，都可以轻易驳倒。限于篇幅，不可能把这些无稽之谈一一列举，剩下的“打假”工作留给感兴趣的读者们，作为消遣。 张戎此书的中文版预计２００６年初面世，届时希望中国政府让它与国内读者见面，使大家都能欣赏一下西方最推崇的中国作家的真实水平。其实，最好能让张戎的《鸿》，李志绥的《回忆录》等书都在大陆公开发行。只有如此，中国人才能逐渐培养出鉴别真伪的能力。 初稿（英文）写于２００５.８.７，现稿修改于２００６. ２. ２７. 附录１：张戎简历 根据其自传《鸿》所述，张戎６９年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西部山区插队。但她在那只待了２６天。期间所干过的较重农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觉背了１２６斤，而现场称量结果为４斤半。 然后她以伪造证明的方式转到成都郊区。在此期间她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城里，在农村时也很少干农活。她自己在《鸿》中毫无愧意地说，她这样的特殊行为引起村里农民的普遍不满，但她根本不在乎。 ７１年张戎母亲通过后门将其调入成都国营工厂。 ７３年再经其母的关系进入四川大学外语系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毕业后由于其母的积极活动得以留校任教。 ７８年在其母干预下获得公费资助到英国留学。 附录２：被张戎采访的部分大陆人士（总人数２９３） （１）毛的亲属：李纳，刘思奇，毛新宇，张文秋， （２）毛的旧故：李淑一，刘英，罗章龙，肖克，易礼容，曾志， （３）身边工作人员和情人：孟锦云，师哲，谢静宜，阎明复，章含之，张玉凤， （４）中央领导的亲属：陈昊苏（陈毅之子），林立蘅（林彪之女），刘诗昆（叶剑英女婿），刘湘屏（谢富治之妻），罗点点（罗瑞卿之女），陶思亮（陶铸之女），王光美（刘少奇之妻），薛明（贺龙之妻），张宁（林立果未婚妻），张清林（林彪女婿）， （５）随从人员：杜修贤，侯波，徐肖冰， （６）高级干部和历史见证人：华君武，黄火青，蒯大富，李锐，钱三强，秦川，王力，吴祖光，夏衍， （７）重要事件见证人：陈凯歌，李秀珍（住在泸定桥的９３岁妇女），司马璐，宋永毅，魏京生，吴宏达， （８）历史学家和作家：戴晴，丁抒，高文谦，龚育之，金冲及，权延赤，王年一严家其，杨奎松，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