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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英放了個屁
送交者: 雷神 2008年12月03日19:46:1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項觀奇:黃宗英放了個屁

11.18.2008


毛主席在<鳥兒問答>中有『不須放屁』一語,有人便攻擊毛主席寫粗話。其實,他們不懂,主席早有說法,他是主張可以寫一點通俗的口語到文學作品裡的。並舉魯迅的<阿Q正傳>為例,『寫了許多口語』。寫<鳥兒問答>,痛斥修正主義,不那麼高興,故用了這句俗語。我這裡也是藉此意思,表示對黃宗英女士那篇『證言』文字的一點不愉快。

但又是『事出有因』。那是一個傳言,趙丹同志去世前兩天,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著名的關於黨和藝術的關係文章,其中有『黨管得越具體,藝術就完蛋了』的說法,結果有位領導人說,『趙丹臨死放了個屁』。趙丹同志的意見是對的,而且表現了一位人民藝術家、一個共產黨員,對黨的事業關心的高尚情懷。不但不是放屁,而且值得後人學習。但由此我想到,真也滑稽,高齡的黃宗英女士這回可真放了個屁,而且真是臭屁。這就是題目的由來。

黃宗英女士以當事者的身份為所謂『毛羅對話』作證。寫得繪聲繪色,但讓我這個歷史學工作者看來,這不是作證,是做戲。黃宗英女士在電影裡可以盡情做戲,但不知出於何種目的這樣傷害毛主席,這種做戲實在要不得。

黃宗英女士為這篇文章,是下了一點功夫的。查了報紙,問了律師,做了不少準備。目的不是別的,尤其不是為了對死人負責,對歷史負責,而是為了把偽證做成鐵證。這就需要我們考一考。
先把有些該肯定的事肯定下來,避免不必要的分歧。

大前提是反右錯了,不是擴大化,是整個錯了。至今不給有的先生平反,不對。整個反右不否定,不對。不賠償經濟損失,也不對。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在我的<論毛澤東歷史思想>一書中,我有兩個標題,一是『反右鬥爭是拒絕黨外批評』,二是『反右傾是拒絕黨內批評』。當時的歷史任務,是解決整黨,發展民主,結果變成了,解決反黨,加強了專制。那個錯誤和損失,不是一句話的事,大了。但是,這裡是說這句話的事,不是談那件事。我不替反右說話,我替毛主席對羅稷南的答話說話。
我看『毛羅對話』這件事是真的,黃宗英女士是當事人之一,也是真的。發生在1957年7月7日,地點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這些,有報紙、照片為證,是真的。

羅稷南先生向毛主席提問,要是魯迅現在還活着,會怎樣?這個意思的提問也是有的。

毛主席有回答,也是肯定的。來座談,就是準備回答問題,怎麼會不答呢?

關鍵是怎樣回答的。

毛主席回答了『不正常空氣下』的『兩種可能』,我看也大體不差。因為有旁證。那就是三月八日、三月十日兩次,在北京回答過同一個問題,說過類似的這樣兩個可能。而那個回答留下了的文字紀錄,是可靠的。八十年代出版的書,公開了這個紀錄。當時還沒有『毛羅對話』這個問題,沒必要作手腳。退一步說,可查原紀錄。

關鍵就剩了一個問題。就是賀聖謨先生轉述的和黃宗英女士提供的這個說法是不是毛主席的原意(周海嬰先生的轉述的轉述就沒有分析的必要了,他的記憶錯誤太多,而且編了不少,唯一的價值是說明記憶有時不可靠,人是可能添油加醋的)。


賀聖謨先生轉述的內容,他自己寫下來公布了出來,並訂正了、也排除了周海嬰先生在轉述時的一系列隨意發揮的錯誤,他以非常肯定的口氣說:『羅稷南的原話是,「會上我問毛主席,要是魯迅現在還活着,會怎樣?毛主席回答說,無非是兩種可能,要麼進了班房,要麼是顧全大局,不說話。」羅當時對我說的就這麼一些。』因為賀聖謨先生不是當事者,所以無從向他詢問當年主席究竟是怎樣回答的,只能就現有的這兩句話,進行考證。


賀聖謨先生轉述的羅的說法是不是主席的原話呢?據黃宗英女士說,是原話。黃宗英女士自稱是在其它的當事者現在已經不在的情況下,她很鄭重地出來做旁證。


那麼,黃宗英女士的旁證有真實性嗎?


回答是否定的。是假的,是偽證


賀聖謨先生說,他說的羅的說法,是羅的原話。我們無從考證。但我不懷疑。儘管羅稷南的侄子作證,他也聽說過,但實在太隴統。羅的這個說法,是羅記憶中的毛主席的答話。但是,賀聖謨先生沒有提供,羅是不是說過原話就是這樣兩句,還是他只記得這兩句。羅可能不存在故意造假的問題。此事發生在1965年,那時,一些人對主席的氣還不像後來那樣大。背景也是重要的,尤其對考察回憶的真實性來說。


這樣說來,為羅的說法作證的黃宗英女士的說法不也是真實的了嗎?因為她和羅的說法一樣啊。
問題就出在這裡。就出在『一樣』上。這個『一樣』,恰恰是黃宗英女士造假的破綻。
我的考證,一言以敝之,黃宗英女士是抄的周海嬰先生提供的所謂的羅的說法。考證如下(以下只稱姓):


周說:『羅稷南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黃寫道:『毛主席對照名單掃視會場,欣喜地發現了羅稷南,羅稷南迎上一步與主席握手,就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他倆一個湘音一個滇腔,我只聽出「蘇區一別」的意思﹍﹍我又見主席興致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麼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着,他會怎麼樣?」我的心猛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我感覺空氣仿佛頓時凝固了。』別被生動的情節欺矇了。實際,這個情節是對周編的『抽個空隙』的發揮,只是,越發揮,越有漏洞。黃雖然查了資料,知道了羅的身世,但『蘇區一別』的內容卻無法查到,於是一筆帶過說『「蘇區一別」的意思』,關於『蘇區一別』說了些什麼,編不出,只好闕如。『我又見主席興致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麼樣啊?」』這是圓『抽個空隙』那句話。結果呢,『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經常着摸一個問題』云云。這樣編,比周的說法更不合情理。主席問你怎樣,你就說我在想魯迅如果活到現會怎樣這件事。別說是主席問,就是一般人問,也不會這樣接茌。羅稷南是見過世面的,大概不會這樣不懂禮貌地回答主席的提問,更況,在當時那種對主席特別尊敬的情況下,在主席面前總會有點矜持的,即便隨便一點,也不至於答非所問。別忘了,羅是還是有政治經驗、有教養的學問家。7月9日,<文匯報>所載的關於這次會見的羅的文章的題目就是『謁見』,羅是懂禮貌的,要問也要找個合適的話頭,語氣也要得當。


周說:『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黃寫道:『魯迅麼——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賀提供的話是『無非是兩種可能』,周沒寫,黃也沒寫。賀提供的是『進了班房』,周寫成『關在牢裡』,黃也寫成『關在牢裡』。而且還說和應雲衛先生說『「應家伯伯,儂阿聽清爽要關勒監牢裡?」應雲衛對我滑頭滑腦笑眯眯:「清爽勿清爽,當伊嘸介事。」』等等。這是最關鍵的一段,黃撒了謊。『班房』一詞是準確的,不僅賀是這樣說的,最重要的是當時的紀錄,1957年3月10在北京回答同一問題時說『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也是用的『班房』。黃照抄周,抄錯了,由『牢裡』,變成『監牢裡』,更錯了,都不是主席的習慣說法。這都證明在黃的腦子裡根本沒有『班房』這句話,現在的說法,不是來自記憶,而是來自周。


周說:『一個近於懸浮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聲。』黃寫道:『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麼,我尖起耳朵傾聽:』這段又是周的發揮,賀根本沒提供。但是,黃配合周所謂聽前『驚出一身冷汗』的說法,編出聽前『我手心冒汗了』聽後『我卻嚇得肚裡娃娃兒險些蹦出來﹍﹍』。請想一想,事過45年,還能記得當時『手心冒汗』甚至肚裡娃娃的動態嗎?


周說:羅稷南『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黃說,『一個湘音,一個滇腔』。這又抄出了漏洞。據賀直接批評周說羅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說『羅老在北大讀書六年,以後又在哈爾濱工作過,他的普通話是說得很不錯的,聲音洪亮,口齒清晰。』黃查了資料,不會再說都是湖南話,於是編出個『滇腔』,且不說『滇腔』到底是什麼腔,反正不是賀說的『普通話』。口音都沒搞對,瞎編,那能還記得原話?恐怕實際是一點印象都沒了。


黃宗英女士自以為很聰明,其實犯了一個簡單的錯誤,她以為全抄周海嬰先生,就可以證死周海嬰先生提供的羅稷南的回憶是真實的。可是,她想得不周密,忽略了向周海嬰先生提供事實的賀聖謨先生還健在,沒想到,賀聖謨先生證實了周海嬰先生超出前面所引的他提供的羅稷南的回憶,都是周海嬰先生的發揮,胡說。黃宗英女士不過是發揮了胡說。


試圖去證實假話,只能證明自己的話是假話。


至於超出周海嬰先生的話的地方,屬於『自我創作』的地方,那漏洞就更多了。我也舉一二。
黃說反右時大家要『洗手洗澡,輕裝上陣』,這個說法,我想應該是63年四清時中央文件出現的說法,我們搞過四清,很熟,黃張冠李戴了。


黃說回家對阿丹說『沒聽到批判羅老的提問嗎?阿丹神色嚴厲地“劃”我一記:“儂笨?!格事體攤出來啥影響?”』這也不對。羅是1898年出生,當時59歲,而且以羅的身份,在當時稱老尙不多的情況下,全國就沒有幾老,對羅稷南是不可能稱『羅老』的。何況,就是當面稱『老』,在家裡也不會稱『老』,編的。


黃把氣分說的太緊張了,不符合事實。黃寫道:『1957年7月7日,忽傳毛主席晚上要見我們。反右已風起雲湧,我忐忑不安想請假不出席,怕的是會被點名發言。阿丹說:「宗英你怎麼啦,虛汗淋淋的。」當時我預產期將到,我答:「孕婦可能特別敏感,我害怕……」』正因為『反右已風起雲湧』,主席能接見,恐怕是會受寵若驚的,至少也不會這樣怕。你看那照片上的黃,喜笑顏開,很是得意,哪來得怕?而且行文說主席要『見』我們,沒用『接見』,這是今日心情的流露,當年這個詞是少不了『接』字的。勢利眼不說,足見是今日之心裡話,而非當日心情之回憶。


黃把氣氛說得太輕鬆了,也不符合事實。黃寫道:『我只偷空兒悄悄問應雲衛:「應家伯伯,儂阿聽清爽要關勒監牢裡?」應雲衛對我滑頭滑腦笑眯眯:「清爽勿清爽,當伊嘸介事。」他嘻嘻哈哈跟別桌的老朋友搭訕去了,滿堂賓客他仿佛沒有不認得的。』在主席在場,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等上海市委領導都在場的情況下,應雲衛敢如此放肆,能如此放肆?會場裡能隨意走動?能嘻嘻哈哈?能如此隨便地對待主席講話?就是三位市領導也不敢,編得沒譜了。


羅的位置也沒說對。既然是座對面,毛怎麼有個『發現了羅』的問題。又怎麼『迎上一步,握手。』除非羅離得遠,那主席得說,座近些,而且得有空位。有人考證,黃提供的對面右一的那位不是羅。我看,不僅羅的位置說得不對,趙丹的位置也有問題。照片看不清,怎麼一張趙丹是梳的背頭,一張是右分頭。衣服也不一樣。這些很容易記的事都沒記清,只好說『依稀』記得,『也是合乎情理的』,什麼情理?作證,只有記得和不記得,不能『依稀』。


最可笑的是黃說看到『羅和趙丹的眼神』。從照片看,一張黃在趙丹後,你怎麼能看到趙丹的眼神。一張黃趙都在主席左右,因為羅是對面,要麼看到羅的眼神,要麼看到趙的眼神,怎麼能兩邊都看到。黃把拍電影那一套搬過來了。編的。


黃有真話嗎?有一點。我看,黃說得對的、也是她記住的,應該是王人美、王元美這一段。因為這一段一是關於演員的,一是王元美起來問是不是來錯了,有點生動情節,給人印象深,容易記憶。準確很難說,但大致情況不是編的。但我不知道<文匯報>後來是否對此有報導。


考證真偽到此為止,是否令人信服,自有公論。下面再做一點分析:


我的總的意見是,毛羅對話,事出有因。『兩種可能』這樣的話可能是說了。問題出在,記憶和自己的理解相聯繫,概括得太簡單,也不準確,和原意有距離,不足為據。正好當時有毛主席對這一問題的解釋,是文字紀錄,是可靠的,應以文字為準、為據。


我這樣分析的根據是:


羅先生提出這樣一個假設性的問題,但是個大問題,要想說清楚,不是一兩句話的事,以毛主席的身份和談話習慣,不可能簡單地就說這樣兩句。總要有所解釋,為什麼會坐班房,或不說話。不然不能回答提問者的問題。羅的回憶更多是把的理解摻了進去。這是常見的,容易理解的。傳說這樣兩句,黃就證實這兩句,反而不真實。


主席的回答當時是被大家認可的,也不算多大的驚人的說法,聽過就算了。黃說當時聽了怎樣震驚,簡直肚子裡的孩子都要嚇出來了云云,文學筆法,喧染氣氛,一看便知。既然如此震驚,丈夫趙丹又正好同時參與座談,兩位又都健談,何以回家之後,並未談及此事?照情理言,甚至在回家的路上,黃宗英女士就該迫不及待地向趙丹同志發議論了,而趙丹更會有話。但會場上如此震動,回家又如此平靜,不合常理。過了幾天,又有『羅老怎樣』的說法,而趙丹又那樣回答,那豈不是認為主席當時就答錯了,都不合常理。


其實拿這件事起鬨,是很無聊的。


毛主席對魯迅的崇高評價的是一貫的,是有文字依據的。沒有前後矛盾的說法。尤其是1971年11月20日,主席在『同參加武漢地區座談會人員談話』時,說:『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聖人。中國第一個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聖人的學生。』可參見金沖及師所著<毛澤東傳>,是有紀錄檔案根據的。毛主席還這樣評價過中國的第二個人嗎,沒了,到頂了。在主席眼中,魯迅幾乎是和馬列並列的。說讀點馬列時,常常同時說要讀點魯迅。


幸好在這件事前就出版了57年主席回答同一個問題的說法,這個說法,是回答羅的可靠的依據,顯然即使有羅的回憶,也是走了形的說法。這在回憶中,是常見的。楚圖南的兒子楚晉先生說,主席的講話修改是常見的,但是,這段話有沒有修改,有沒有意思完全相反地修改,是一個原則,楚晉先生的說法,話中有話,沒懷好意。其實,北京的說法有原始紀錄在,一查便知,不用先入為主,扣上帽子。我堅信,7月的說法,無非是3月說法的重複。


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記憶是不可靠的。原因很多,首先是人的記憶力有限,而且會因人的理解不同,在記憶上發生偏差。至於偽造更是常見的。現在回憶錄比比皆是,但不能誰說了就信誰的,因為完全相反地回憶也是有的,所以史家還是要考證,大家也不要輕信,更不要起鬨。別說是回憶,就是在現實生活中,針對一件事總是又不同的說法,這是常識。大事是這樣,小事也是這樣。所以,不用拿當事者回憶唬人,瞎編的人大有人在。就是文字紀錄,也要考證,例如列寧就老說速記不準確,還不如簡要的報導。現在,黃宗英放了個屁,就因為她當時在場,就說很香,其實很臭。為什麼,大家心領神會。


黃宗英最後扯到律師、法律,以表示自己的證詞可靠。這反到讓人生疑,不說假話,何以有顧慮,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整個反右都錯了,人也迫害了,有兩句鬼話有啥了不得?不談法律倒好,一談法律,就讓人想到,正是這位黃宗英女士,沒有正確處理好和周璇的兒子的關係。才華橫溢、貢獻卓越的周璇夠可憐了,而她的更可憐的兩個孩子周民、周偉,由黃收養。最後和養母鬧到打官司,宣判黃宗英要賠償72426.10元人民幣,多不好。至少,黃的記憶不準確,該給人家的沒給。所以,別盲目迷信記憶。考查回憶的準確與否,回憶者的人品是很重要的因素。黃寫的『趙丹臨死放了個屁』的文章中,說到趙丹死後在北京中央美術館搞趙丹的展覽,很少人參加開幕式,大概因為那個屁,世態炎涼嘛。但黃生氣,教親戚想法弄兩車人來,那邊答道弄四車來。黃永玉先生勸她不必這樣。不知做了沒有。我同情趙丹,但我不贊成這種弄虛作假的辦法,如果這次作證也是弄虛作假,可就真是一個臭屁。


主席回答羅稷南的話到底該怎樣解呢?


還是用紀錄下來的主席自己的說法好,而且是非常精彩、非常深刻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他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是這樣說的:『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經過自己的實踐,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特別是他後期的雜文,很有力量。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於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我沒有討過飯。要革命,不準備殺頭是不行的。被敵人殺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錯殺了就很不好,所以我們黨內有一條:一個不殺。但是坐班房、受點整也難說。上次我曾講了薛仁貴[8]、孫行者的事。薛仁貴害了病,打勝仗,功勞掛在別人身上。對孫行者也不公平,他自然個人英雄主義蠻厲害,自稱齊天大聖,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馬溫”,所以他就大鬧天宮,反官僚主義。我看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都有,張士貴[9]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都有。』


兩天后,三月十日,他<同新聞出版界的談話>中又說:

『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總比資本主義的報紙好。香港的一些報紙雖然沒有我們說的思想性,但也沒有什麼意思,說的話不真實,好誇大,傳播毒素。我們的報紙毒少,對人民有益。報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對的,“軟些,軟些,再軟些”要考慮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板起面孔辦報不好。你們贊成不贊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裡。有人問,魯迅現在活着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着,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他的雜文寫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學、藝術等等都講,特別是後期,政治講得最多,只是缺少講經濟的。魯迅的東西,都是逼出來的。他的馬克思主義也是逼着學的。他是書香門第出身,人家說他是“封建餘孽”,說他不行,但魯迅還是寫。現在經濟方面的雜文也可以寫。文章的好壞,要看效果,自古以來都是看效果作結論的。』


到了三月十二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義上的講話>中,又一次講到魯迅,他說:『有人說,髮長篇大論可以避免片面性,寫短篇的雜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雜文是不是一定會帶片面性?我在上面講了,片面性往往是難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問題都必須很全面,這樣就會阻礙批評的發展。但是,我們還要求努力做到看問題比較全面,不管長文也好,短文也好,雜文包括在內,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說,幾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雜文,怎麼能作分析呢?我說,怎麼不能呢?魯迅不就是這樣的嗎?分析的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對於所論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列寧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說是雜文,也有諷刺,寫得也很尖銳,但是那裡面就沒有片面性。魯迅的雜文絕大部分是對敵人的,列寧的雜文既有對敵人的,也有對同志的。魯迅式的雜文可不可以用來對付人民內部的錯誤和缺點呢?我看也可以。當然要分清敵我,不能站在敵對的立場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同志。必須是滿腔熱情地用保護人民事業和提高人民覺悟的態度來說話,而不能用嘲笑和攻擊的態度來說話。


  不敢寫文章怎麼辦?有的人說,有文章不敢寫,寫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評。我看這種顧慮可以消除。我們的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這對於為人民而寫作是有利的環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於科學和藝術的發展給了新的保證。如果你寫得對,就不用怕什麼批評,就可以通過辯論,進一步闡明自己正確的意見。如果你寫錯了,那末,有批評就可以幫助你改正,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在我們的社會裡,革命的戰鬥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


短短幾天之內,主席反覆地談到魯迅,而且評價這樣高,完全是作為榜樣去講的,甚至和列寧相提並論。對魯迅懷着這樣的尊敬和鍾愛的人,怎麼會說出羅稷南所回憶的那樣簡單的兩句話呢?在這些當年的數次紀錄的面前,黃宗英的詭計不是昭然若揭了嗎?一個臭屁,熏不倒一代偉人,也熏不倒歷史。有點小聰明的阿黃不是個東西。這種表演也不是一次了。


有據可查的毛主席的真實的說法,給出了羅稷南問題的真正答案:講了在不正常的空氣下的『兩種可能』:『他也會不寫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會寫』,當然包括不怕座班房,過去魯迅就不怕,現在還是無所畏懼。

話在回憶中,走了形,可以原諒。但是,起鬨者,用心不好,那是另一回事,不在原諒之列。
這當然是用北京的講話做訂正,如果上海市委有當年的紀錄,能夠公布於世,那更好。這隻有求助於黨史工作的同志了。但實際上,有以上講話,已經把問題澄清了。這種事,類似億元稿費問題,幸虧鄭長秋、吳連登同志還健在,不然也會被張宗英、李宗英證死了。全是別有用心,不是探討歷史,是政治,是蓄意陷害,是要搞臭毛主席。


最後寫幾句給周海嬰先生,我最有意見的是對他。只因他是魯迅、許廣平的兒子。一是做得不符合父母的意見,二是沒良心。


先說一,魯迅、許廣平對中國革命忠心耿耿,知道主席對魯迅的崇高評價和尊重,他們對主席也非常尊重。海嬰不該這樣對主席。違背父母之意。


再說二,主席對魯迅真是五體投地,他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聖人』是真心的,說自己至多是賢人,賢人是聖人的學生,也是真心的。別人捱整,對主席有氣,情理之中,你海嬰幹麼跟着起鬨。57年你媽媽保衛魯迅,有人是要打你媽媽右派的;文革中你媽媽大會上點了成仿吾同志的名,她有氣,她不允許人傷害魯迅。成老不對嘛。山東大學討論成老『解放』的教師代表會議,我作為歷史系的代表參加了,成老檢討的重點就是1959年對着蘇聯的彼德羅夫說了『魯迅有時骨頭也不是最硬的』。你該知道,在我們那一代人中,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那種情緒和覺悟下,不光誰反對主席就打倒誰,誰反對魯迅,也是就打倒誰。這話不能說就是反魯迅,但就是今天看,也不對。一是傷害太重,二是對着洋人說。成老很誠懇,講了魯迅幫他接上黨的關係和別的事,他很沈痛地說對不起魯迅,大家也很難過,諒解了成老。許廣平有什麼極左!那個李初梨說得不對嘛。你別討好他們,別忘了你爸爸的遺囑說的那道理,他們在損害你爸媽的牙眼,這不是你父母個人的事,是人民的事,是勞動人民的事。當年你爸爸就看清了他們的資產階級立場,你別胡塗,毛澤東就是犯一萬個錯誤,他是為勞動人民的,是站在勞動人民一邊的,這也是你爸爸講的道理。丁玲說得好,魯迅說自己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我是喝魯迅的奶長大的。是的,我們這一代,都是喝魯迅的奶長大的。你是他的兒子,你更不該隨意傷害他所尊重的毛主席,割裂主席和你爸爸媽媽的關係。你別忘了他的遺囑,你沒本事,不要緊,有口飯吃就行。幹麼參與起鬨,反毛。所以我罵你沒良心。你應該自省,而且應該教育你的兒子、孫子,要了解魯迅,走魯迅走的路。不懂,不要緊,去搞自然科學,不摻合政治。有魯迅的書在,誰也翻不了天。你們不一定要管,尤其不能遠近不分,好壞不分。他們現在可以把魯迅從中學課本里趕出來,但是,魯迅的歷史的地位他們動搖不了,用不了多少時間,魯迅的作品還會重新回到教科書中的。你是魯迅的兒子,我視你為親人,你辦的事讓人生氣,這是我對你意見大的原因。最後我要說,毛魯不可分,兩個聖人,擔起一個新中國。我們都是他們的孩子。我們要為保衛他們死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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