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龍：毛澤東比董卓更兇殘 —當有人報告毛澤東很多人餓死時，毛甚至說：“人總是要死的，孔夫子不死的話還在懷仁堂與我們一起開會呢”，隨之大笑。 這活畫出了毛澤東比軍閥董卓更加兇殘的歷史真相。 () 這不是海外反共分子為了騙取稿費和基金會的津貼而杜撰編造的故事，而是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中國進入了“反改革開放”時代》一文所披露的“重大國家機密”。 下面就請讀者自己來讀一讀這篇優秀論文。 中國進入了“反改革開放”時代 胡星斗 一 以2008年北京奧運結束及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為標誌，中國進入了“反改革開放”時代。 一些人肯定不願意承認這個現實，但它卻是事實和潮流。如鳳凰網所做的網絡調查，贊成改革開放的不朽功績不能遺忘的，在11343人中僅占29.5%，為3346人；而反對的竟占70.5%，即7997人[1]。 這也符合中國陰陽辨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邏輯；從1949年底到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恰好三十年；從1979年到2008年底又恰好三十年。 前三十年以不擇手段的階級鬥爭為綱，後三十年以不擇手段的經濟建設為中心，整個中國社會為兩者所付出的代價都是慘重的，反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是必然的。 面對一浪高過一浪、一天甚於一天的反改革開放潮流，大部分民眾特別是工人農民、以及一些受到毛澤東思想影響較深的人主張恢復毛澤東路線，而相對人數較少的 精英和政府官員則反對的是瘸腿的改革，主張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大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前者俗稱左派，以毛澤東旗幟網、烏有之鄉網站等為代表，提倡公平、 正義和民粹主義；後者俗稱右派，以南方日報報系、炎黃春秋雜誌等為代表，強調憲政、民主、自由、人權等世界共同價值。 我主張中派主義，將左派與右派、公平正義與憲政民主結合起來，通過憲政民主實現公平正義。 左派的錯誤在於：其崇尚英雄、皇帝的民族文化和心理一直作祟，對於毛澤東時代的大折騰、大消滅、反法治、反現代文明的本質不了解，對於前三十年的真相幾乎 一無所知。如反右前300萬人冤死、大躍進造成3600萬人（此處據楊繼繩的研究，如果加上少出生的人數，共減少7600萬人）餓死、文革773萬人死 亡，左派們不但不去追問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多的慘劇，反而把證據確鑿的研究成果一概說成“捏造”，試圖否定極左路線的一切罪惡。 但是，據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在河南省發生人吃人的慘劇、信陽一百萬人死於飢餓時，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億斤糧食庫存，而臨近的湖北 省至少有十三億斤糧食庫存，僅動用這兩省的庫存，根本就不會餓死人。明知道大面積餓死人,毛澤東還大幅增加當年的全國征糧庫存額度。 據報道：1959年，中國還出口糧食400多萬噸，足夠2000萬人吃一年。可是，毛澤東為了爭當世界革命的領袖，也顧不上國人餓死了。王稼祥建議在國內 困難的情況下減少外援，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結果被毛嚴厲批判，指責為“修正主義”。當有人報告毛澤東很多人餓死時，毛甚至說：“人總是要死的，孔夫子不 死的話還在懷仁堂與我們一起開會呢”，隨之大笑。 毛澤東還設計了勞改制度、勞教制度、戶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證制度、文字獄體制、計劃經濟體制、資源壟斷體制等天羅地網對付老百姓，掠奪農民之嚴重亘 古未有，通過義務交糧、低價交糧、工農業剪刀差等方式收刮農民7000億元以上。然後，強行積累進行工業化和大呼隆建設，大躍進損失1200億，三線建設 損失5000億，文革損失5000億，若按照現在的價格，還應乘10倍。三年饑荒時，許多地方的饑民逃荒要飯，也被民兵千里抓回，許多人活活餓死在當地農 村或看守所。 血的教訓是，窮人政權不僅會奪了富人的財，要了富人的命，而且必然也會要了窮人的命。因為窮人政權的本質是無法無天。可惜窮人們對此並不了解，很容易上當受騙。 毛澤東倡導的國家主義、集體主義本身就是一條通向奴役的道路；毛澤東的民粹主義如合作醫療制度、大鳴大放等，都只是極權的點綴而已，專制主義、極權主義才是其實質。 現在許多在改革開放中利益受損的人、弱勢群體人員竟然誤以為毛澤東時代“公平、正義”，極力頌揚那個年代，要求回到那樣的社會，這正是改革開放後不允許反思前三十年、隱瞞文革等事件真相、不進行有效的政治體制改革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即使按照有些人說的“毛澤東一切為了人民”，那他走的也是反憲政、反法治、反自由、反人權（人權的涵義是：不僅讓大多數人還活着，而且對於不同觀點的少數人也不能消滅）的道路，不足為取。 有人說毛時代社會風氣好、人民道德高尚，姑且不論反右、文革時期中國人民的道德其實降到了五千年以來的最低點，即使只看左派們津津樂道的五十年代初，正如 當時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指出的：依靠狂熱、愚昧、洗腦、個人崇拜建立起來的秩序，遲早會有瓦解的一天，“貪污、官僚主義正伺機以待，等待中國士氣低落的 時候”。這種人治社會的風清弊絕註定是短命的，不足為今天的人們所羨慕和效仿。 所以，極左派們的錯誤是不能夠洞悉事物的本質，不了解現代文明；他們抓住改革開放中的失誤，大做文章，愚弄民眾，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妄圖復辟毛澤東的封建社會主義。 右派的錯誤在於一味地沉醉於理想主義的憲政、民主，對於國情文化、歷史傳統、公平共富等價值理解不透、關注不夠，形成了激進主義的思潮與動向，以至於受到賣國主義、買辦主義等指責。 中派的憲政社會主義[2]可以剔除左派與右派的缺陷，在反改革開放時代引領中國走向憲政、公平。 二 反改革開放思潮的形成源於改革開放戰略的失誤，即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忽視了社會建設和均衡發展，致使貧富差距、地區差距急劇擴大，社會保障闕如， 人民忍受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四座大山的壓迫；片面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不僅犧牲了社會正義，而且造成大政府、多層級政府與政府失控的局面；害怕現 代政治，把權力的制衡、議會的中心地位、司法的獨立性、媒體與民眾的監督等等統統看成西方的東西，致使官員腐敗、司法不公、民眾權利被剝奪，工人農民淪為 弱勢群體、邊緣群體；將“發展是硬道理”錯誤理解成“GDP增長是硬道理”，於是“不管白貓黑貓”，政府與民眾都不擇手段地掙錢，社會道德不斷沉淪；長期 “摸着石頭過河”，缺乏改革理論與戰略，不斷地、重複地交納巨額“學費”；一味地強調政績與引進外資，但不賦予勞工組建工會、集體談判、罷工抗議的權利， 致使勞工利益受損；對於官僚特權、行政性壟斷、既得利益等忍讓縱容，使得市場經濟高度畸形化。 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於沒有進行有效的政治改革，沒有致力於建立憲政秩序。 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包括我本人對於改革有諸多的批評，但都是從支持改革開放的立場出發提出一些建設性的建議（我認為改革開放雖然存在很多問題，但比毛時代 要強很多很多，所以我“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了設立改革開放紀念日、紀念碑、紀念館的建議[3]），可是，從2003年郎咸平的批評開始，否定改革開放 逐漸成為風氣。 隨後，批判西方經濟學、咒罵主流經濟學家、反美、反西方、反普世價值成為時髦；特別是2008年以來，西藏事件、奧運火炬、四川地震、奧運會把極端民族主 義、排外思潮同時也是反改革開放思潮很可能推向了頂點（如果政府引導得當，奧運會可能成為中國走向二次改革開放——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起點；如果引導不 當，可能成為改革開放事業逆轉的標誌）。 現在，大部分工人農民不支持改革開放，因為他們被邊緣化了；許多知識分子不支持改革開放，因為他們反對瘸腿的畸形的改革；許多官員們私下不支持改革開放， 因為官場太黑暗太腐敗；許多企業家不支持改革開放，因為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商人沒有地位、尊嚴；許多自由職業者不支持改革開放，因為戶籍制度、遷徙制度 的不自由，創業環境的惡化…… 中國雖然進入了反改革開放時代，但並不意味着改革開放一定已經終結了，我相信，只要政府高層頭腦清醒，胸懷開闊，不隨波逐流，不狹隘封閉，善於動員一切支 持的力量，通過保障民權改善民生、挽回民心，還是可以扭轉乾坤，推進第二波的政治體制改革事業的。 對之，我們寄予厚望，中華民族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