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地區紀念知青上山下鄉四十周年會議紀實

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主席發表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發表後很快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上山下鄉高潮，這一高潮也成為了知青上山下鄉的最高峰。因此，不論是上世紀60年代的老知青還是70年代的小知青，不論如何評價上山下鄉的運動，都把這一天當作了知青共同的紀念日。

雲南位於中國的西南邊陲，有着漫長的國境線和複雜的地理氣候條件。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中，邊疆的農村和農墾兵團接納了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知青。2008年12月22日恰逢毛主席這一指示發表四十周年，雲南省旅遊局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共同舉辦了中國首屆知青文化旅遊節。2009年1月3日，昆明市安寧知青聯誼會發起組織了主題為“不忘知青歲月，再造時代輝煌”的紀念會。與會人員近六十人，其中既有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也有幾位參加革命的離退休幹部、還有一些在校的大學生。

首先發言的是大學生小楊。小楊等六名大學生在國家提出要搞新農村建設的背景下，希望了解當年到農村的知識青年都做了些什麼，對現實有什麼借鑑意義，於是他們於2008年11月底到1964年下鄉的知青李新忠插隊的安寧縣大小黃塘村做了一番調查。經過近一天和村民的零距離接觸，他們發現村里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幹部和群眾贊成和擁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重大國策的占92.5%；而聽說過知青的年輕人認可毛主席號召城市中學生到農村同農民一塊勞動和工作的占68.4%，其中甚至不少人認為現在知識青年到農村比當時更有作用。小楊說，他們了解到，第一批知青到村里時，村里人很少有識字的，幾乎都沒到過昆明城，也不敢去。知青們在當地老鄉的幫助下，由什麼都不會的毛孩子變成了村里各方面的模範和骨幹，村民們提到的知青的職務和工作就有：赤腳醫生、記分員、民辦教師、民兵連長、生產隊隊長、會計、稱秤、組織青年義務勞動、搞文藝活動、學毛主席語錄、搞宣傳、管團委等。除了這些，知青給大小黃塘村帶來最大的變化是1968年前後的修橋和拉電。雖然在調查中他們了解到1964年去的知青和1974年的知青還是有差異，村里人更熟悉1964年的知青，但是村里人對兩批知青都給了不低的評價。難以想象，如果沒有這些知青，改革初的大黃塘村會是怎樣；進一步說，如果沒有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無法想象，改革初的農村會是怎樣，當時中國的人才基礎會是怎樣。小楊說一起調查的六名同學只能用這一句話來表達他們對知青的敬重：“甘灑碧血寫春秋”——特別是當村裡有人說，你們下來待幾年才有用，他們無法回答時；當他們看到周圍許多朋友當村官，並不是衝着改變農村面貌去的時。

接下來發言的是小曹。小曹說自己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本來沒有發言權，但是從現實的兩個問題，看到了歷史的合理性：

第一是農村問題。大家都很清楚，現在的農村可謂日益凋敝，從“人”這一方面來說，年富力強的人都跑城裡去了，村里剩下的都是“386199部隊”；從“財”這方面來說，各大銀行撤出農村，信用社也是把農村的資金吸往城市；從“物”這方面來說，許多地方農民的土地都被以各種名義剝奪。當“人、財、物”，都往外流的時候，農村怎麼能搞好。再從全球來看，都是以城市化為目標，以剝奪農村來實現城市化。而當時搞了一個反向運動，“人財物”都往農村流，甚至提出“城鄉一體化，工農商學兵”，雖然當時也有失誤有不足，但起碼代表了另一方向，有很強的借鑑意義，甚至現在要解決農村問題可能需要一場新“知青運動”。

第二是怎麼培養人的問題。當時提的是要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自己算是80後的年輕人，接觸的也多是80後90後，這些人包括自己基本是在蜜罐里長大的，沒經歷過多少苦難。而人的成長，正如那句古語所言，“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個“人上人”不是指社會地位，不是指爬到某個位置後幹壞事，而是指人的精神境界。正是自己有這些體驗，才積極的參與朋友組織的騎自行車到元謀、盤江溯源、重走西南聯大路的湘黔滇旅行團等活動。相信這和知青在艱苦的環境中成長的路徑是一致的，也正是如此，才體會認同知青的精神，去理解這段歷史。

知青上山下鄉，可謂眾說紛紜，小曹認為，對這場運動應該予以理解。許多在工廠的知青下崗後，就抱怨是因為當年下鄉沒有經受很好的教育，但這是兩個不同時代不同的大政策，應該找對原因，不能上當受騙。在小曹接觸的知青中，他發現，凡是當時自願下鄉，對為農村做點事有很強意願的，不論後來經歷什麼坎坷，對知青運動都給予充分肯定；而有怨言，甚至全盤否定的，基本都是當時在洪流中被裹挾而參加的。或許可以說，一個知青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看法，充分反映了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昆明某企業退休黨委書記趙同志發言的主題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趙同志認為，改革開放後，徹底否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這是極其錯誤的。這一運動是毛主席在總結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後，提出的偉大戰略部署，是培養接班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另外一個方法是“鬥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培育出千百萬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是長久之計，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江山不變色的牢固的群眾基礎。對於接班人，毛主席提出了五個條件，即“要懂馬列主義，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要團結大多數人，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做自我批評”，這是比較全面的，在國際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也是經得起考驗的，只要照這做就能成為很好的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而後來提出“知識化、年輕化、革命化、專業化”四個條件，這是一般性的，是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社會制度都可以用的。趙同志回憶起70年代，廠里組織知青到安寧縣草鋪下鄉及絕大多數知青後來在工作上有優異表現。最後他說，上山下鄉是知青一輩子最寶貴的財富，是知青的驕傲和自豪，知青應該無怨無悔，一生不忘毛主席的教導，把毛主席開創的繼續革命的事業進行到底。

第五位發言的是雲南師範大學的林教授。林教授說，自己1977年下的鄉，恰好趕上全國知青運動的尾聲，自己一直以這段經歷為自豪，因為從中體會到了勞動的意義，知道了莊稼是怎麼種出來的，受益終生。毛主席發出指示四十年後的今天，全國有這麼多的紀念活動，這正說明了其價值意義所在。林教授認為知青運動最大的價值在於雙手養活了自己，體會到了勞動的意義。而人類和其他生物最大的區別就是自發自覺自主的勞動，並從中創造出科學技術文化藝術，可以說所有的財富都是勞動創造的。現實證明，當一個社會鄙視勞動時，這個社會就會墮落。林教授還認為自己生於毛澤東時代長於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最幸福的一代人，當時實行公有制，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工作，其物質和精神方面的成果都是中國最輝煌的時候。毛主席可以說是上下五千年中國第一偉人，他之所以有這麼大的成就，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作為農民的兒子，一生從未脫離勞動（早期是農業，晚期是社會實踐），二是喜歡學習思考，看他的照片幾乎就找不到娛樂照。

接下來發言的是老紅軍後代陳同志。他說，自己姐弟七個，小的四個都當了知青，或許會有不少人奇怪，但這是事實，老幹部家庭也不例外。文革時自己是鐵杆老保，是某紅衛兵組織的宣傳部長，因此和各地很多知青都有聯繫。有到瑞麗的知青，接受了毛澤東思想，志願到緬甸支援革命（同樣，有不少邊疆知青到越南的），有的知青寫信回來說不論在農村還是在緬甸，不論做什麼工作，都是為了共產主義；而現在有的順口溜說“嫁人你不要嫁給我，你要嫁給別人，然後帶着他的房子車子來”。這就是兩種時代兩種精神的差異。中國第一位知青是誰呢？陳同志認為是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毛岸英從蘇聯回來後，毛主席說他喝的洋麵包吃的洋奶，並不了解中國國情，因此要求他到農村去到工廠去，去接受鍛煉，去了解中國。文革時期的知青上山下鄉，毛主席要解決的是農村如何發展，人民如何認識勞動，如何改造人的思想，從而改造這個社會這幾大問題。

陳同志說，毛時代時的農村很紅火，後來搞了承包，按說要更好，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甚至可以算是一種倒退。幾年前他們組織“老知青宣傳隊”到昭通，鄉里殺了一隻羊招待他們。一位老太太硬是要求他們買幾塊她做的蕎粑粑，一問，老人說，多賣掉幾塊自己夏天才有塑料鞋穿。老人還讓吃飯時盛一碗米飯給她，老人說，以前還能種水稻，現在只能種苦蕎和包穀了，小孫子已經幾年沒吃上米飯了。這種現象在雲南農村並不少見，比如金沙江畔的村民眼看着江水流過卻沒有一點辦法。當時知青會同農民用最土的辦法搞水利，現在卻什麼都沒有了，像這樣的老、少、邊、窮的雲南農村地區該怎麼辦，但是有人還要搞土地流轉！

陳同志還講到了自己小時候在延安的生活，講到了那一代人所做的犧牲，講到了某些人現在去階級鬥爭、去毛澤東化的險惡和歹毒。而全面否定知青歷史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如何繼承知青的精神，如何繼承革命事業的方向？這是擺在在座各位面前的問題。

接下來，昆明理工大學某支部書記發言，他說共為知青一代，要珍惜和發揚知青精神。全國第二支、雲南第一支志願墾荒隊——昆明志願墾荒隊隊長劉小三講述了他們1955年時隊伍產生的過程，他們到農場後如何“搞好生產，建設邊疆，保衛邊疆”，及知青從進農場到出農場的所做的貢獻。

最後發言的是1964年下鄉的知青李同志。李同志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的最有效方式，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知青運動取得了物質和精神的雙豐收。物質方面：在北緯21度線以北人工種植橡膠成功，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橡膠作為一種戰備物資，這一成功不亞於另一顆原子彈爆炸；將知識、文化、新思想帶到農村，深化農村改革；科學技術帶入農村，在農業方面進行革新；發展經濟，比如北大荒變成了北大倉；為國家分憂解難，下鄉緩解了就業壓力；在邊疆，形成了政治邊防，百萬知青在邊界上，發槍就可以戰鬥，對蘇修等國起威懾作用。精神方面：轉變世界觀，與農民結合；各條戰線，成為骨幹力量；舍小為大，吃苦耐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知青精神；時代變，共產主義的信念不變。

不知不覺，三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很多人還想發言，怎奈時間不早，只好結束整個活動。

會議是結束了，但是毛澤東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場運動必將啟示後人，毛澤東主席留在這一代人血脈中的精神也必將一代代的傳承下去。

附文：

無悔的青春，無私的奉獻

——昆明安寧縣大小黃塘村知青問題調查記

“知青”，對於八十年代中後期出生的我們來說，是一個遙遠的詞語——我們呱呱墜地時，知青早已回城多年；而上山下鄉，媒體電視書籍網絡，幾乎無一例外的告訴我們，這只不過是那個瘋狂得令人無可理喻的年代的又一註腳。現在，國家又提出要搞新農村建設，要大學生深入農村。一個疑問盤旋腦中，久久不去——當年到農村的知識青年都做了些什麼，對現在有什麼借鑑意義。於是邀約了幾個朋友，聯繫了昆明安寧知青聯誼會的程約漢、吳丹江兩位老師，準備到知青生活工作過的農村做一番調查。

11月30日，6位來自雲南財經大學、雲南民族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等不同高校的大學生在雲南師範大學門口碰頭，同行還有四位當年到安寧縣插隊的昆明知青，而我們要去的村莊是知青李新忠老師當年插隊的地方。

十個人共坐了兩輛車，一路上當年的知青和同學們就聊了開去，他們幾位都是1964年的初高中畢業生。不知不覺，就到了我們的目的地，安寧縣連然鎮大黃塘村。一下車就圍過來了七八個人，熱情的和我們打招呼——他們大多是和李新忠一起由半大娃娃變得成熟的村里人，如今也都六十多了，其中有一兩位屬孩兒輩，如今也是四十多歲的人了。村民小組長也對我們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

簡單寒暄幾句後就進入了正題。本次活動共分兩塊，一塊是開座談會——向村里幹部和群眾了解這個村莊的情況，村里知青的情況，以及他們對知青下鄉這項政策的評價；另一塊是分組到村里進行隨機的調查。隨機調查時以本村為主，兼及一旁的小黃塘村。

我們特意設計了兩張調查表：一張針對55-70歲左右的老人，他們的年紀和知青相差不大，對當時的情況比較了解（這裡記為表一）；一張針對20-4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或者沒有接觸過知青，或者知青在村里時只有幾歲，還不懂事（這裡記為表二）。表一共有三個問題：知青下鄉好不好，為什麼；知青在哪些方面發揮了什麼作用；村里知青你印象最深的是誰，為什麼。表二也是有三個問題：聽過知青這個詞沒；誰告訴你的知青，怎麼敘述的；當時城裡的知青到農村和農民一塊生活勞動工作，你覺得好還是不好，為什麼。當然，我們在調查時並不是把表直接交給村民來填，也不是對着表來念，而是把問題融入和村民的聊天之中。而調查時也有村里老人陪同，這很快就消除了隔閡，拉近了我們和村民的距離。調查表各有30張，當時村民也有不少在田裡幹活，我們在村里村外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訪談，到調查結束時，表一共填了27張，表二共填了19張。

經過近一天和村民的零距離接觸與調查，我們發現了全新的歷史、全新的知青：

大黃塘村距安寧縣城10余公里，緊挨西山區，螳螂川畔，可謂滇池出口第一村。平時水流平緩，到夏天雨季水川水洶湧湍急。現在全村有三十餘戶，300多人。1964年，該村迎來了第一批知青，共22人，其中大黃塘村一隊9人，二隊6人，小黃塘村7人，1971年大部分調返昆明工作。在1974年，該村又迎來第二批知青，這時恰是第一批知青全部返城後不久。

我們從收回的27張表一中，明確了解到，村里大多數幹部群眾（60歲前後），是贊成和擁護毛澤東時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重大國策的。

在表一中，回答“毛主席當年號召城市中學生到農村建設新農村，好不好？為什麼？”時，27張表，稱“好，很好”的有25張，占92.6%，而稱“不清楚”的有2張，占7.4%.關於“為什麼”，可歸納為五點：①“下鄉來嫩手嫩腳，對農村一無所知，跟我們下田泥一腳水一腳，學農活，我們文化少，但是比較重視教他們農活”；②“毛主席當年號召來農村很有必要，現在進城，有的罵‘爛農民，籮籮將人帶倒’，我想沒有農民，天下人吃什麼”；③支援農村建設；④“能鍛煉知青，明白農民的苦楚，工作才會上進”；⑤縮小貧富差距。小黃塘村的劉美仙大媽今年七十二歲，她說：“好！因為城裡的孩子學到的知識是豐富的，但缺乏實踐，不懂得當時處於社會主義新中國農民的辛苦，不知道如何把握自己的命運。通過對底層社會、農民的學習，包括做飯、砍柴等農活的學習，讓他們深刻體會到生活的艱辛和痛苦，為以後學習社會，為國家、為人民謀利益打下良好的基礎。”小黃塘村韓紹忠大爹說：“非常好！知青從中學到了怎樣去生活，怎樣去和別人做事，學習為人處事的方法。通過學習，尊重別人的勞動果實，養成勤儉節約的好習慣，並影響後人。”

在表一中，回答“當年村裡的知青在哪些方面發揮了什麼作用”，27張表都予以肯定，沒有說沒有作用的。知青在農村發揮的作用，可以歸納為以下六點：①“傳播文化知識，用現在的話說，科學知識是第一生產力，當時他們實踐了”，“當民辦教師，教村里人認字”，“宣傳毛澤東思想，讀語錄，教唱歌、跳舞”；②“村里分糧食，掌稱安排他們”，“同我們打成一片，農民的知心朋友”，“隊長、出納都不識字，他們慢慢鍛煉，又有文化，當上幹部後帶動群眾干”；③“對發展經濟其帶頭作用，指導農民科學種田，鋪路、架橋、解決村里通電問題，建成灌溉農田用的抽水房”；④“為農民利益考慮，組織紅衛兵，維護人民群眾利益，地址歪風邪氣”；⑤“帶動農村致富，種果樹等”；⑥“工農和諧，城鄉和諧”。大黃塘村的董興華大爹說：“當年我屬狗，李新忠屬豬。我們好奇，城裡學生為什麼來呢？後來教他們煮飯、找柴、用背籮、背板，他們教我們唱歌，相當融洽。六十年代，村里文化相當欠缺，有小學文化就很不錯了。賬單發票都藏在醃菜罐里，做賬、查賬時從罐里掏出來用。昆明沒有去過，都不敢去，有事都讓知青去。後來他們分工到海口洗衣粉廠，還相互找在一起玩。”大黃塘村二隊的楊躍鋼當時只有5歲，她回憶說：“知青教我背老三篇，所以後來讀書讀到高中。前些日子，碰上74年下鄉的知青到村里，我說，我們會接待你們的，有空只需來玩”。

在表一中，回答“印象最深的知青是誰”時，他們的看法是比較一致的，他們總會說出四五個名字：段光明、李新忠、高玉珠、甘亞光、席瑾。比如當時任赤腳醫生的席瑾。有兩位老人就講到自己長輩當時犯病，席瑾馬上找人把病人送到昆鋼醫院，昆鋼醫院治不了又連夜送往昆明城的大醫院。幾十年過去了，她們講起這事時，濃濃的感激之情還含在其中，讓人感動。一位姓余的阿姨說，自己的啟蒙老師就是64年到村裡的知青高玉珠，如果沒有他們或許自己當時還讀不了書，而最令她感動的是，幾年後一次偶遇，她沒認出高老師，但是高老師卻認出了她，並主動和她打招呼。

我們從收回的19張表二中，明確農村多數幹部群眾（30歲上下）是聽說過“知青”這個詞的，其中普遍認為在新中國建設初期，毛主席號召城市中學生到農村同農民一塊勞動工作，很好。

表二有15張聽說過知青，占78.9%，沒聽說過的4張，占21.1%。

回答“毛主席號召城市中學生到農村同農民一塊勞動、工作好的”有13張，占總數的68.4%。在回答“為什麼”時，歸納為4點：①“體驗真實生活，認識真實世界”；②“給了農民很大幫助，不論在生活上，還是在工作上”；③“互利互助”；④“付出汗水，體驗農民的艱苦奮鬥，說到底，就是要防止社會變質”。

對這一個問題，回答有好有壞的有3張，回答其它的也有三張，各占15.8%，可歸納為兩點：①“現在更需要知識，以前知青下鄉更多是向農村學習，現在知青進入農村的話更有實用性”，“沒有現在的大學生下農村具有現實意義”，“聽別人講不好，現在文化人進入農村有必要”；②“國家的政策，知青不下來，農村照樣發展”。

除了調查表所反映的，在交談中我們聽到的大多是64年知青的故事，我們了解到，知青給大黃塘村帶來的最大變化大概是修橋和拉電了。大黃塘就在滇池水出口螳螂川邊上，村里人要出去必須過川，當時只能渡船或是走木橋，雨季來時，河水上漲，就很容易衝垮木橋，船也很難渡，並且木橋很容易朽掉，兩三年就得重新換一次。村里68年開始就着手解決這一問題。當時知青段光明任隊長，李新忠任副隊長，知青們會同村民想辦法從昆鋼買回一些廢舊鋼軌，又從廠里借來焊機。就是在這種沒有工程技術人員沒有材料的情況下，全村人集思廣益、通力合作，找到了材料，也找到了合理的架橋方案，建成了新橋。據說，當時村里一位軍人開了輛吉普車通過新架的鋼軌橋後，村里一老人高興的說：“你是大黃塘自屁股分兩瓣以來，第一個開車進村的人。”據62年回村搞建設的高中生楊寶樹介紹說，他們是68年村里完全通上電的，也同樣是在沒有任何專業知識和材料的情況下，想方設法解決問題的。老人記憶中最清楚的是67年武鬥時他們正到城裡拉電機，在小西門還聽到槍響，也是那一段時間他們進城必經之路碧雞關武鬥死了不少人。他們想法聯繫到一些舊電杆，電杆用馬車拉到麻園，在麻園把電杆搬上火車，由火車運到昆鋼650，卸貨之後再用馬車，如此輾轉，電杆才到村里。據說那台電機用了很長時間，而有的電杆現在都還在用着。老人們說，如果沒有知青，無法想象村子會在那時候修橋通電。

當然，知青到農村並不是那麼一帆風順的，最初也受了很多委屈吃了很多苦頭。據村里大爹大媽們講，當時知青雖然有文化，但畢竟都是十六七歲的半大小伙半大姑娘，從來沒離開過家，沒吃過苦，許多人連飯都不會做。村里人給他們找來柴火，並教會他們煮飯、拾柴（刺柴）、種菜種糧。可以說知青們在農村人的熱心幫助下，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什麼都不會到變成各方面的模範和骨幹。

這裡不得不提的是74年知青，他們是64年知青全部離開後不久入村的。他們同樣主動的幫助農村，比如把煙廠的廢舊煙葉弄到村里當肥料（都是煙廠子弟）。或許由於政策不同，兩批知青的表現還是有些差異。首先是心態上有差異，下鄉時64年的知青品學兼優自願下鄉，而74年的知青是在社會大潮中下的鄉。第二，待的時間不一樣，64年知青待了近十年，74年知青待了三四年。第三，組織形式上不一樣，64年下村後和原單位就沒有關係了，住的是村里借的房子，是和農民一起種集體的田；而74年知青下村後，煙廠派了一位四十多歲的幹部來作指導，同時煙廠也出了些錢安置他們，再者他們的房子是煙廠蓋的，他們種的田是集體單獨劃給他們的。或許因為這些不同，村里人說到74年知青時同樣說好，但是對人對事的印象並沒有64年那一批的深；對於64年知青，他們只說過有一個小毛病多一些，而74年知青，就有偷雞摸狗的。當然，這只是極個別的，村里人對兩批知青都給予了不低的評價。

雖然做的只是一個村莊的調查，但相信它代表了許多農村的真實情況。

調查結束後，我們感慨萬千。

如果沒有當年知青大規模的上山下鄉，中國農村封閉落後的面貌恐怕很難改變，也恐怕很難大範圍的普及初等教育，為世界衛生組織引為典範的新中國毛時代的合作醫療恐怕也難以實施；如果沒有這些，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必然是農村依然封閉落後，城鄉差距依然很大，國民大多數是文盲，人均壽命很低的國家。這樣的一個國家，恐怕缺乏現在這樣高速發展的基礎。

而最令我們感動的是64年這一批知青，他們年輕時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主動要求到農村，或許在別人看來，他們失去了很多機會，但是他們青春無悔；而到農村後他們不計名不計利，默默的奉獻着。或許只有這一句話能表達我們對他們的敬重：“甘灑碧血寫春秋”。特別是當村裡有人說，你們下來待幾年才有用，我們無法回答時；當我們看到周圍許多朋友當村官，並不是衝着改變農村面貌去的時，我們的敬重之情更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