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評價毛澤東，開創一個新時代 【一】 去歲紛紛擾擾，執權柄者延至年底才正式登場，搞了個開革開放三十年總結，核心是一句話：不折騰。 不過，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被折騰個不休的國度。套用周恩來為紀念碑寫的題辭，那真是：三十年來，中國一直在折騰；由此上溯，三百年來，中國在折騰；三千年來，中國一直在折騰。折騰的主角，除了少數時段外，一律是統治者，前赴後繼的獨裁分子及其集團。 中國被折騰搞怕了，所以，胡總說不要折騰，字面上絕對正確。今天看來，與習儲不折騰主要面向“反動派”不同，胡總的本意，可能承繼鄧“要反對右，更要防止左”的基調，是對國內日益猖獗的左派喊話。 何以見得？ 三十年總結的背景相當複雜。面對時進時退、一條腿前進的過程，國內至少有四類尖銳的反對意見：一是認定改革開放的道路是根本錯誤的，是對馬列毛和產主義的公然背叛；二是認定改革開放斷斷續續實際不過二十年，取得的成就與造成的問題兩相抵消；三是認定一條腿的改革開放取得了片面的經濟利益，政治改革不能力行，中國到了十分危險的境地；四是認定改革開放走上了絕路，中國進入了後改革時代。各種意見交合之下，大致形成了改革開放左的取消派——主張恢復毛主義、右的取消派——主張早日力行政改。政改派中，又分執政黨自身改革派——主張改稱社會民主黨【注1】、改行社會民主主義（下稱社民派）和奉行主權在民徹底政改派——主張吸收世界主要國家經驗，根本走上以三權分立為核心的民主憲政道路（下稱民主派）。 這些派別與奉行中間偏左立場、維持當前節奏步調的“維持派”構成了當前中國意識形態的主要生態。當局屬於維持派，他們自己認為是穩健派。對維持派危害最大的，是極左派（左的取消派、毛主義派）和徹底政改派。對後者，官方立場是堅定的。對前者，在寧左為右的傳統下，官方打擊有點不方便，因而有怨怒之氣，所以胡總喊出了不折騰的心聲 極左派在失去了老資格的領軍人物和核心陣地《中流》後，形成了馬賓等新的代表和烏有之鄉網核心陣地。他們甚至將馬賓的文章、講話匯集成一本小冊子，在網上炒作。小冊子開篇赫然提出“徹底為毛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宣布三十年來的中國最高層為背叛者，宣稱“造反有理”，要發動第二次文革。這種來自背後的槍聲，自然讓高層感到“痛心”。 讓他們痛心和不安的聲音，還來自網絡盛傳的遲浩田將軍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解讀為“中國稱霸全世界”兩篇講話。 在這種形勢下，胡總不得不謁西柏坡、拜井岡山，以示正統，也不得不對馬賓們小以懲戒。 相形之下，與蜂起的民間維權抗暴不斷升級不同，社民派和民主派相對理性。 主張執政黨自身改革、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人，更是對三十年來的進程給予了稱讚和充分理解，認為在這一進程中，鄧江胡面對極左的壓力，不時批評之外，只能常常“打左燈，向右轉”，並認為改革開放實際上走的是持續的社會民主主義化路線。他們並大聲疾呼：要為改革鬆綁，松“左”對改革的綁架。 而松“左”對改革的綁架，首先要破除對毛的迷信。 【二】 時至今日，除了烏有之鄉眾左頭領銜、不計其數的五毛們為嘍羅的崇毛屢掀波瀾外，民間對毛的迷信不時泛起，這與毛去世時的情景並不相同。即使在萬馬齊喑的文革中，中國也不乏勇士挑戰毛的權威。在林彪事件後，連毛自己都清楚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忠實的政治盟友只有定位自己為“毛主席的一條狗”的夫人江青為首的文革小組幾個人，還有侄子外甥女和幾個小女子。四五運動，表明相當多覺醒了的人心靈上已經唾棄了他（雖然並不意味着這些人都在理智上與毛決裂）。毛死後，憨厚的華和毛的大內總管撕毀了“你辦事我放心，有問題找江青”的遺訓，閃電般地抓捕了第一夫人——這是對毛極大的羞辱。 當毛去世，確實有受貫了被毛統治生活的百姓疑惑今後的生活怎麼過，時年幼小的我就親耳聽到。但是，在北京的居民中，在全國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和官員中，知道更多真相的人們受夠了毛的統治。在逼華下台、準備做“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日子裡，”十大寡婦鬧京西”的傳聞也傳到了數千里之處的鄉村（十個被迫害致死的高幹遺孀大鬧中共京西賓館會場，要求將毛定為歷史罪人），我也聽到了。那個決議花了一年多時間，做得很艱難。其間，鄧小平接受法拉奇採訪。法拉奇提到，“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說的是‘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鄧回答毛與林彪‘四人幫’不同。由此，全中國的人都知道了，如果說有一個幫派的話，那也是以毛為首的。 艱難作出的這個決議，雖然通常比喻為將毛一生功過三七開，稱其建國有大功、建國有小錯、文革有大過，但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搞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決議據說統一了當時全中國混亂的思想，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期。但是，這個高度評價毛、定義毛為歷史偉人的決議，同時成了改革開放事業的巨大包袱，決定了在不能明說中改革開放只能摸着石頭過河的方式、不斷打左燈向右轉的方法，決定了政治改革險象環生裹足難前的命運，決定了左派要挾之下必然發生的一次次政治運動終至領導人非正常更迭、人民喋血的慘痛教訓，決定了跛足而行的中國必然在經濟獨行的路上產生效率低下、貪腐橫行、民生未幸的種種痛苦。這一切，在當年決議起草過程中遇到大量反對意見，鄧說“對有些錯誤意見，要硬着頭皮頂住，不能接受”時，或許還沒預見；接下來的過程中，鄧或許認為老人還在還可控制；到南巡講話“主要防止左”時，鄧則顯然有些着急了——因為，經歷了那麼多的挫折後，當局已背上了極其濃重的負擔。路，已偏了，車在偏道上已跑得很遠。 雖然難免有糊塗乃至大糊塗的時候，但鄧總體上說是一個睿智的人。他一直沒有為自己、為改革、為他的黨、為中國，去掉毛這個沉重的包袱，改革開放事業的遺憾、他的黨的遺憾，更是中國生民的巨大遺憾。 同時，這也是他自己的遺憾，因為被這個包袱壓着，他作出了不少將為後人詬病的選擇，他個人的歷史地位也將受損。 說遺憾，是因為他很清楚，中國終究要去除這個包袱。 【三】 感謝上蒼，雖然解密中共檔案的阻力很大、速度很慢、範圍很小；感謝上蒼，雖然“黨國”如此堅硬，但其黨內仍有智慧勇敢的高級幹部在思想、在寫作、在呼籲；感謝上蒼，我們有了網絡，雖然這個網絡是如此破損。 因為有了這些，我們可以透過鐵幕知道本該知道的一點事實。 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是，打破毛的神秘偶像、扔下中國前進的最大包袱正成為可能。多災多難的中國，逢八逢九必有血光之災的中國，也在逢八逢九的年份創造着希望。 二〇〇九年，是眾多重要事件的周年。同時，一個重新評價毛的機遇，正在降臨。 這個機遇來自對中國經濟改革做出重要貢獻的中共高級領導人，萬里，他於二〇〇四給政治局寫了八千言信，鄭重提出重評毛；來自因《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成為社民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辛子陵先生；來自將為辛作寫序的毛前秘書李銳先生、謝韜先生；來自大義凜然冒險將謝序刊發到《炎黃春秋》的杜導正先生及其同仁。 李銳先生認為，毛“（建國）功勞蓋世（治國）罪惡滔天” （雖然中共建國與吾國吾民有何功尚未可知，雖然建立一個烏托邦與蔣介石血洗百年國恥真正統一中國讓中國一下子進入大國行列的功績有何可比性尚未可知），對毛的功過評價為倒三七；謝韜先生的文章《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直接指出了中國發展的第三條道路（他們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三卷中修正了早年的空想社會主義加暴力革命思想，民主社會主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終點，並在恩格斯最後寫作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最終確認【注2】。中國接受的是列寧的主張）。 萬里的信，以“在有限的晚年，有三個期待”開言。他希望：一是以法治國，樹立憲法地位，過渡要堅決，要加快；二是三農問題，解決要從法制上、具體政策落實上體現；三是本著科學態度、求實精神、對歷史負責，對毛澤東一生作出新的評價，是時候了。 關於現在重新評價毛澤東“是時候了”，萬里特別在信中援引了八十年代初期、中期、九十年代初期，中央政治局、中顧委及鄧小平、陳雲、彭真、李先念、楊尚昆等有關對毛澤東評價和當時有關再評價記錄在案的決議、意見等。 【四】 以下我們先引用萬里的表述。 八五年中央政治局關於重新評毛的決議 八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建議決定：鄧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建議：鑒於黨內對毛澤東有關功過的評價、對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論，在目前政治環境下，如果爭議繼續，會導致黨內分裂，影響黨的中心工作，也難得出經受歷史檢驗的評價，留待十五年或二十年再作結論。 八六年鄧對毛評價的若干意見 八六年七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顧委的聯席會上，鄧小平就若干爭議作了闡述：作為人，以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作一生政治評價，我們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顧到當時的政治環境，顧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認識和情緒。我們是錯的，這錯誤要由我們的一代來負責，主要由我來承擔。但要說明，我們是清醒的。毛澤東作為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個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黨內機制不能正常展開，我們都有責任。毛澤東從部署、策劃，到展開文化大革命，到要達到的目標，我們大多數人是不知的，連周總理都難知道。這當然毛要負很大責任。中央對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盤否定，並定為浩劫，是符合事實的、是嚴肅的、是尊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作風，實際也包含了對毛的評價。黨內對文化大革命結論的爭議基本沒有；但對毛的評價還是有爭議，這裡面有多種因素。再過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對毛再作評價是必要的，時間成熟了。陳雲提議：鄧小平同志的意見，作為一項建議性決議討論表決。出席聯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共五十六人，表決結果：五十二票贊成，二票反對，二票棄權，通過。 ——到2009年，越過20年了。 彭真說毛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萬里還引證了九七年十五大之後，黨內元老、黨外知名人士、民主黨派，都曾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對毛澤東一生再評價；從建國、治國思想路線上，對毛澤東思想進行撥亂反正；改建毛澤東紀念堂；把毛澤東肖像從天安門上除下。 彭真在黨內說：毛澤東自己承認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追求者。毛澤東承認他看的舊書要比馬克思的書多千倍、萬倍，稱毛澤東是個舊民主主義革命家，是較符合的。 ——毛常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應該說斯大林加秦始皇吧。 以下是補充材料。 李銳先生在為辛書序中說： 我一九七九年初回到工作崗位時，曾經說過：毛澤東功勞蓋世，罪惡滔天。前者指革命，後者指執政……毛澤東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一九四九年取得勝利。但這蓋世的功勞，比起他執政後給國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災難來，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第二個《歷史決議》討論會，我參加了這個會。對毛澤東的是非功過問題，四千多名高級幹部中相當多的人是這個意見。鄧小平作為一個黨的老領導人，為了引導全黨全國人民從個人崇拜的迷誤中走出來，又避免黨的分裂，他在講話中肯定毛澤東的功勞是第一位的，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建設社會主義。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我曾經在文章中說過，這個《決議》是總結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開始。《決議》是鄧小平主持通過的，只着重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辛子凌先生在前述大作中記載：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坦誠地說：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前面提到，鄧說要“硬着頭皮頂住”——本文作者注）。歷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老、（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2009年，是時候了——本文作者），讓下一代作出全面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着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 參加會議的有十四屆政治局全體，還有鄧、陳雲、彭真、萬里、薄一波、楊尚昆、王瑞林。江提議，對小平同志這一談話紀要及其他同志的發言紀要，作為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的議題存案。在會上曾舉手表決，一致通過。 【五】 萬里的信僅以一個老黨員的名義寫，但顯然有特別重的分量。中央政治局收到萬里的信之後，胡總偕中辦主任王剛、中宣部長劉雲山，登門謁見萬里。對萬里表態： “當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見、決議是存在的，我個人是理解的，遲和早要解決好的。這是建國後很主要的政治問題、黨的組織問題。我們這一代或許能在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處理好。胡又說：當前工作千頭萬緒，待解決的問題、矛盾較多，如能在較平和的政治氣氛、環境下解決對毛澤東的一生的評價，就能有較大的共識。” “或許能”，這是胡總的表態。在今天失望頗深的人們看來，等於“不能”。在社民派看來，胡仍不得不打左燈向右轉，仍在等待時機，胡因此希望不折騰。 但是，我們相信，在現代社會，歷史並不能真地被隨意改寫，何況重新評毛的要求來自各個層面，特別是毛的黨內同事和後輩一再確認過？隨着事實的傳播，重評的呼聲會越來越強烈。等到某一天，國人認清了這一切，恐怕對毛的評價不一定要你來做了何必等到那一天？ 當我準備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記得，辛|子|陵先生說過他的書在香港順利出版，並且能自||由到香港參加活動；我知道李||銳先生此後仍被邀請參加中共十五大；謝|韜先生並未被構陷；杜導正先生因後來發的一些稿觸了某個底線，被要求離職，但各方面共同堅持之下，炎黃春秋雜誌並未被削弱。也聽傳言說有其他重要領導人建議改黨名、高層派了許多代表團到北歐社民黨執政國家學習。如果高層仍一時不能決議，至少不堵死不同的聲音，這都是令人寬慰的事。 又在準備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看到網友發揚網證周老虎偽照、網調周久耕天價香煙之後，運用基本知識和史料，比對相片，證實了毛的身高不是什麼183公分，而是172公分（誤差正負1公分，)周恩來169公分、並沒有宣傳機器刻意宣傳的那麼高大的文字。感覺真搞笑——歌星才需要瞎掰身高吶。 文章還提及江青晚年一頭烏髮而非故意傳說中被捕時被扯下假髮現禿頭的事實。雖然夫妻生活一般，但那是配合最密切的政治夫妻啊，差別自私那麼大呢？ 我想，哪怕是沒做多少好事但一生悲哀的女人江青和她沉默的女兒，都有權還歷史以真實。 何況，幾億神州“盡堯舜”的同胞？何況，口口聲聲要復興的這個苦難民族？ 重新評價毛，我們都能真正開創一個新的時代。面對歷史，這是誠懇的也是卑微的請求，但，也是神聖的請求。 ----------------------------------------------- 【注1】李銳辛書序：“據曾在延安擔任美軍觀察組成員的謝偉思回憶，一九四四年八月，毛澤東與他談話說：'為了與美國的合作，共產黨人還考慮過要不要改變自己的名稱的問題。'鄧小平在晚年與高級幹部談話時也說過必要時改變黨的名稱。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是社會民主黨。發表《共產黨宣言》時並沒有共產黨，這個文件本來叫《共產主義宣言》。” 【注2】謝|韜辛書序：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歲時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談話，否定了年輕時設計的未來社會模式。恩格斯說：“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裡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六二八～六二九頁） 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談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