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沉默了兩年之後，永遠地沉默了。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刻，也像平時那樣的快捷和出人意料，以至於在他生病期間，我沒有機會為他做上一件事，沒有來得及和他說上一句話，甚至沒能最後見上他一面，成為家中唯一沒有盡孝的子女。也許他的簡潔樸素和不拘常理也影響了他周圍的人，以至於又使我成為家裡唯一沒有趕上他安葬的子女。無可挽回的終生遺憾，不斷地齧噬着我的心；情不自禁的思緒，像不能平靜的海浪不斷湧起；無奈的內疚一遍又一遍地責問着自己：我還能為他做點什麼？父親遠行後，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即使作為血脈相承的女兒，我對他的了解也實在是太少，太少。回過頭去細細翻檢父親的一生，希望能夠搜集到與他有關的一切，哪怕是報章文件中的隻言片語。 我想，應該把對父親的了解和深深印刻在自己心底的往事，和着淚水寫成文字，為父親誕辰九十周年獻上一份女兒的祭奠和思念。 跨越太平洋的焦慮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達美國西北部的海濱城市西雅圖，如約到健康和醫療服務中心（Health＆Hospital Services，後改名為PeaceHealth）進修。根據中華醫學會與這家中心的交流協議，醫學會每年派出一名從事管理的女性，到那裡進行為期一年的培訓，學習醫院和醫療管理。我是學會派出的第二名進修人員，住在擁有這家醫療服務中心的教會的集體宿舍里，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們生活在一起。 這所美國天主教會的慈善機構宿舍，坐落在風光旖旎的西雅圖湖畔。那在微風中蕩漾的藍寶石色湖水，碧草間綴滿五彩繽紛花朵的林間小路，躡步輕行的現代修女，餘暉晚照的湖邊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濾盡塵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靜謐。然而，它這有如世紀般漫長的寧靜，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當地時間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緒煩亂，坐在宿舍里讀不下書，跑到起居室看不進電視和報紙；走進地下室的琴房，將一首首鋼琴曲彈得雜亂無章；轉到湖邊散步，又感覺渾身倦怠……整晚都坐臥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終日。當我漫無目的地走進餐廳坐下喝茶時，一位嬤嬤像雲朵似的輕飄過來。她好像發現了我的失態，用聖母般溫柔的細聲問道：“親愛的，最近家裡來信了嗎？”這再平常不過的問候和輕柔的話語，不知道是怎麼搞的，竟像一道開啟了的閘門，使我一下子淚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來。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們見狀，紛紛走過來勸我。可我還是控制不住自己，淚雨漣漣地居然哭了一個多小時，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間。進屋還沒坐下，電話就響了。我愛人操着儘可能平靜的語調從太平洋彼岸告訴我：“爸爸病了，現住在北京醫院。”我馬上截住他的話，急切地問：“是心臟病嗎？是不是需要我馬上回去？” 他沒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說：“現在平穩多了，媽媽說，要你相信組織上會安排好父親的醫療，好好學習，不要急着回來。” 或許是怕我再追問下去，他匆匆掛斷了電話。我手裡拿着忙音鳴叫的聽筒，站着發呆，直到隔壁一位嬤嬤的掛鐘敲了11響，我才從木然中清醒過來，放下電話，急匆匆提筆給家裡寫信。記得我在北京醫學院醫療系上大學時，內科畢業考試的最後一道題是“心肌梗塞的臨床表現和搶救治療”。那是最大的一道題，留了一頁卷面的近1/4供學生回答。我答得極為詳細，不僅把老師留在卷面的空白寫滿，還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頁。後來判卷老師告訴我們班同學，這道題我考得最好。情急的思緒，竟像潮水般把數年前那次考試的答案翻湧上來。我趴在檯燈下一口氣寫了四、五張紙，直到夜深人靜。我提醒家裡人要嚴格遵守醫囑，謝絕任何探視，並根據學過的知識以及對父親的了解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注意事項，以保證配合治療，早日痊癒。 那晚我幾乎一夜沒睡，不斷猜測着在父親身上可能發生的疾病及相應的治療措施；也特別想回家，好守護在父親身邊，盡一盡女兒的孝心。可是我剛到美國五個星期，兜里總共只有在國內兌換的幾十美元和才領到的第一個月的生活費，根本買不起機票；同時，也怕因私事回國耽誤了公務而無法向組織和母親交代。我只得勉強按住回家的念頭，在心裡默默地為父親早日康復祈禱。 第二天一早家信發出後，我的情緒竟突然如這幽靜的修道院般平靜下來，直至14日黃昏。那是西雅圖一個景色秀麗的日暮時分，為了緩解一天學習的緊張，我像往常一樣，飯後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識的煩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現了。我兩腿酸軟，順勢坐在草地上，淚水泉涌般奪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無聲的淚水像冰雪似的冷卻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凍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黃昏里，直到夜幕降臨。好容易平靜下來，剛回到宿舍，我愛人的電話又來了。他急火火地說：“媽媽要你馬上趕回來！” 當時正是晚上9點多鐘，後來我換算了一下西雅圖與北京的時差，那會兒正是父親的心臟猝然停止跳動的時候。 如同千萬隻蜂蠅同時振動起它們的翅膀，我的腦子裡頓時嗡聲一片。剛來美國六個星期，母親很清楚我的經濟窘況，這次如果不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以她那慣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維方式是絕不會讓我回國的。 可是我依然懷着一線希望，緊張地試探：“爸爸……他還活着嗎？” 電話另一端閃爍其詞：“你馬上和舊金山領事館聯繫，想一切辦法儘快趕回來。外交部可能已經通知他們幫助你了。” 我顧不上再追問什麼，當即撥通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的電話，找總領事。接電話的人嗓音倦怠，極不耐煩地說：“現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點多鐘了，你知道嗎？都下班了！”我解釋說：“我是中華醫學會的副秘書長，是受組織的委派赴美學習的。我家裡出事兒了，希望能得到幫助，儘快回國。”“自己想辦法吧。如果每個回國的人都找我們幫忙，那領事館就別幹事了。”對方冷冷地答道。我不知所措，忙問：“總領事什麼時候回來？我能過一會兒再打電話嗎？”“不行！” 我生怕他掛斷電話，趕緊又補上一句：“是國內讓我與總領事聯繫的，你看我什麼時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辦公嗎？星期一再說吧。”電話還是啪的一聲掛斷了。 似乎是昔日美麗溫柔的太平洋瞬間掀起了無情的巨浪，鋪天蓋地地將我捲入了無底深淵。我第一次感到了時間、空間和距離帶來的恐懼。憤怒和無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淚腺，話筒還攥在手裡就不由自主地失聲痛哭起來。這下子驚動了整個修道院，修女們竊竊私語地傳遞着同一個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圖4月風雪初霽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氣沉沉。已經就寢的嬤嬤們一個個從床上爬起來，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兩相伴地來到我房間安慰我。住在別的樓的嬤嬤們不知怎麼也知道了，不顧樓外寒冷，也過來看我，勸我。 看看勸不住，她們又把住在湖邊的醫療服務中心主席莫妮卡·漢斯修女找來。莫妮卡輕輕扶着我的肩膀，柔聲細氣地對我說：“親愛的，別難過，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說。你需要錢買機票，我可以借給你……你是這麼好的一個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會保佑你們。” 我搖搖頭，無助地問：“上帝在哪兒啊？中國人受了那麼多苦，也沒有見上帝來幫助過我們！” 她似乎受了一個不小的驚嚇，但緩過神來仍輕聲慢語地安慰我，並詢問身邊的修女們誰有電話簿，說她要查查飛機時刻表，幫我訂最早一趟飛往北京的航班。可是，當時已是晚上11點多鐘，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處都早已下班了。 看着在雪地里來往穿梭的修女們，我為自己的家事驚動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凍紅了的雙腳和不貼身的寬大睡裙，我不忍心看着她和修女們再為我忙碌，轉而故作輕鬆地說：“這次我們可以看看到底有沒有上帝了。” 莫妮卡寬厚地對我笑笑，說明天一早會再來看我，她要親自幫我買票，並開車送我去機場。我推說還沒想好，把她送出門外。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靜下來，猛地從床上跳起挨個兒給我在美國的朋友們打電話，看誰能借錢幫我買張機票，同時打聽西雅圖最早飛往北京的航班。電話打了一大圈，最後總算有位公派常駐當地的西安來的朋友，答應用他的信用卡幫我買回京的機票。謝天謝地，我總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時天已經蒙蒙亮了。 大約迷糊了個把小時，輕輕的敲門聲叫醒了我。開門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點來看我。當她聽說我的機票已經落實，行李也已收拾停當，正等着朋友開車來送我去機場時，驚訝不已地說：“喔，你真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親一定也很了不起……”正說着，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的一位官員打來了電話：“聽說你需要幫忙，我們能為你做點兒什麼？”他解釋說，“對不起，昨天我們那位同志不了解情況，當時你也沒提你的背景。”本已平靜的心，頓時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還是苦辣。我強捺着性子，對着話筒沒好氣地慢慢答道：“有這個必要嗎？難道我們在國外的中國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幫助？”他並未生氣，問了我具體搭乘的飛機航班，接着說：“我馬上給香港新華分社打電話，請他們接你轉機。” 這顯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電話的人。我還沒來得及向他道謝，送我上機場的朋友就催我啟程了。 那時還沒有從西雅圖直飛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須搭乘經香港或東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慮到萬一飛機晚點，不能按時換乘下一班飛機，又不懂日語，我選擇了經香港轉機的航線。接下來是長達17個小時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難熬的一段路途。灰茫茫的大海一望無際，像是要把世間萬物吞沒；霧蒙蒙的天空黑雲翻滾，像是要把整個飛機壓爛。我呆坐在飛機上，耳邊反覆交替着兩個聲音：“父親不會不等我回去就走，他一直是那樣生動、那樣年輕地活着！”“父親肯定不在了，他負擔得太多太重，已經走不動了……”我試圖制止住這惱人的爭吵，但這無休止的聲音緊隨着我由小到大，擴展，擴展，竟然與茫茫的大海和滾滾的黑雲連成了一片……還沒有到香港，飛機就晚點了。我沒能趕上本應即刻飛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飛廣州，再轉乘第二天廣州至北京的頭班飛機。從廣州白雲機場到小島賓館的路上，我不時分別詢問來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經不在了？”“告訴我，他還活着嗎？”但是不管問到誰，他們竟是眾口一詞地回答：“你別着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ú 父親的臥室仍保留原來的樣子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親從發病到病逝的全過程。3月下旬，父親從南寧返京參加六屆人大五次會議。許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脫貧的地區近期又有吃不上飯的情況，父親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鬱鬱寡歡地幾天都不說什麼話，不是悶頭看書，就是默默無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頓飯都只是隨便扒上幾口。4月7日晚，父親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會議通知送來時，母親勸他不要去了，可是父親還是拔出筆來，一聲不響地在會議通知單“到會”一欄里打了個鈎。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討論和通過《關於發展和改革中國教育的決定》做準備。這篇《決定》是由國家教育委員會起草的。因為前不久鄧小平在接見烏干達總統時談到“中國的最大失誤在教育”，他曾多次談到過類似的意見。父親那間只有十幾平方米的小臥室，至今還保持着他離去時的樣子。他臨走前換下來的那件已經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裝，隨意地搭在床頭上；單人木板床上鋪的還是那床打着補丁的褥子，擺的還是那隻破背心縫成的填滿舊棉絮的枕頭；曾照亮了他許多個夜晚的青瓷座檯燈，依舊獨立在床頭柜上，碰裂的燈口處還纏着很久以前纏上的膠布；臨窗的寫字檯上，三部電話機旁那隻70年代初生產的鐵質檯曆，日期靜止在他離家的日子：1989年4月8日；寫字檯的另一端，是那部他生前讀過的最後一本書《周恩來傳》，書上壓着一副老花眼鏡，書邊擱着他常用的咖啡瓶替代的茶杯；緊貼東牆的那排書櫃裡，和各種工具書、傳記、回憶錄擺放在一起的，是他親手逐冊編號的40多本讀書筆記；報紙筐最上面的那一摞報紙，是他參加政治局會議那天清晨看過的單面印刷的《人民日報》清樣……直到今天，一走進這間臥室，我仍能感受到父親的存在，總覺得他沒有離去…… 在政治局會議上心臟病突發8日這天，參加會議的除了政治局委員以外，教委還來了幾位領導。父親差5分鐘9點進入會場時，所有與會人員已到齊。父親走到後排坐在副總理田紀雲和國防部長秦基偉中間。會議隨即開始，首先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主任陳進玉通讀《決定》草案。 沒過多久，父親就覺得胸悶、心慌、頭昏、腿軟，但他堅持着。草案40分鐘讀完，教委主任李鐵映首先發言。 這時，父親突然感到胸痛難忍，呼吸困難。他知道自己撐不住了，一邊站起來，一邊向主持會議的趙紫陽舉手說：“紫陽同志，我請個假……”坐在他對面的政治局委員們都看到他面色蒼白，有人問：“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父親身子搖晃着說：“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許是心臟的毛病……”坐在父親旁邊的秦基偉和聞訊趕進來的服務員剛扶住父親，父親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來。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忙說：“耀邦同志，別動！”同時吩咐，“馬上找醫生來，快叫救護車！”趙紫陽大聲問在座的人：“誰帶了急救盒？”坐在父親對面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連忙往口袋裡摸，回答說：“我有。來北京前醫生給了我一個盒子，可是我不會用。”有人接過藥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親口裡，囑咐他吞下。坐在父親後面參加匯報的教委秘書長朱育理對身旁的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小聲說：“這藥吃下去可能要很長時間才能起效！”閻明復着急地說：“那你趕快上啊！” 朱育理三步並作兩步走到父親右邊，接過藥盒，拿了一支亞硝酸異戊酯吸入劑捏碎，迅速捧到父親面前，對已經不能說話、雙目緊閉的父親說：“耀邦同志，快吸氣，大口吸氣！”大約過了兩三分鐘，父親的臉色開始恢復，並深吸了一口氣。他勉強睜開眼睛，艱難地說：“我……想吐……”朱育理眼疾手快，轉身拿起桌上的一條毛巾，說：“來，就吐在我手上。”他話還沒有說完，父親就再也控制不住，吐出了兩大口。這兩大口嘔吐物，幹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沒有怎麼濕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飯怎麼吃得這麼急，這麼馬虎！他隨即解開父親那天穿着的半舊咖啡色中山裝和開衫毛衣、毛背心，以及洗得已經很軟很薄的白襯衫。 大約十多分鐘，中南海的醫務人員趕來了，就地組織搶救。他們搬來一把可以放平的扶手椅，將父親平放在上面，問清了剛剛使用過的藥品，存下了使用過的藥盒……又過了十幾分鐘，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也趕來了，迅速加入了緊張的搶救。隨後，政治局擴大會議改到中央書記處辦公的勤政殿繼續進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留在懷仁堂指揮搶救。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到當天上午11點30分。會議結束前，溫家寶來到會場，向與會人員報告對父親的搶救和診斷：心臟下壁和後壁大面積梗塞，病情危重。醫生建議，待病情稍有緩解，轉到醫院繼續治療。轉入北京醫院全面會診下午3點多鐘，父親病情基本平穩，即被轉入北京醫院，同時通知了家屬。經過全面檢查，父親的磷酸肌酸激酶為正常人的十多倍，這表示愈後不良；病人煩躁不安，膀胱充盈卻無尿排出，這說明病情需要進一步控制。北京協和醫院、北京阜外醫院和北京醫院有關大夫會診的意見是：1.成立特護小組，繼續搶救治療。2.嚴密觀察病情，繼續輸氧、輸液、止痛，立即導尿。3.謝絕一切探視，絕對臥床休息。 會診的醫生們走後，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擔負起了父親的搶救和治療工作。歷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親被安排在當年周恩來總理臨終前住院治療的同一間病房裡。不同的是，父親住進時北京醫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樓，父親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樓的旁邊，挖好了的地基終日夯聲不斷。 第二天上午父親甦醒過來，透過窗戶又看見了暖融融的陽光。但嚴重的胸悶、胸痛和導尿失敗，使他煩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專家、北京醫院名譽院長吳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樣參加病房大交班。他習慣性地問：“這個周末有什麼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嗎？”當他得知父親的病房緊挨着24小時打夯的大樓地基時，果斷地決定：“馬上停止打地基！”並嚴肅地說，“不要說有這麼危重的病人在搶救，就是身強力壯的正常人，也經受不了這樣24小時不間斷的噪音和震動！”父親終於有了一個安靜的治療環境。導尿也在這天上午完成了。當天下午，父親的病情開始好轉，煩躁減輕，並能進流食和臥床大、小便了。 在醫生的一再叮囑下父親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實地躺在病床上。黨和國家的一些領導人紛紛到醫院探視。趙紫陽、李鵬、楊尚昆、彭真、宋任窮等，分別來到病房探視，鄧小平和王震派秘書到醫院看望，陳雲、徐向前、聶榮臻多次打電話了解父親的病情。父親在病床上接到了國家主席李先念從上海打來的慰問電話，聽了鄧穎超寫給他的慰問信。 4月15日7時53分,父親走了4月15日，父親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發病的第七天。即將度過危險期的父親，這天清晨醒來心情特別好，笑着問秘書李漢平：“外面情況怎麼樣啊？”看到秘書不說話，父親又打趣地說，“不要對我封鎖消息嘛。”看見父親情況不錯，家裡人幫他在床上洗了臉、漱了口，還餵他喝了些西瓜汁。父親靜靜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飯，等着母親來看他。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沒有吃過什麼東西，又餓又乏。幾分鐘後守護在父親身邊的三哥德華，發現心電監護儀上綠瑩瑩的心電圖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動起來，心率從每分鐘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來值班醫生。醫生看了看心電監護儀，不經意地說：“沒事兒，以前也有過這種現象。”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轉睛地盯着監護儀。果然，當每分鐘達到110次時心率開始逐漸減慢，一分鐘後恢復到60次。可還沒等三哥和緊張得也湊過來察看的李秘書鬆口氣，峰谷狀的心電波形作了一個短暫的停頓，忽然耀眼地一閃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來，化作一條碧綠晶瑩的水平線向無極的空間延伸而去。 與此同時，只聽見躺在床上的父親痛苦地大叫一聲：“啊！”他那隻被李秘書握着的手突然鬆脫，頭部猝然轉向一側。等醫護人員趕來急救時一切都已經無濟於事了，父親再也沒有醒來。母親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趕到了醫院，但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是擠滿病房門口的機器和平靜安詳的父親……三哥簡直蒙了，他不能相信這是真的！幾分鐘之前他還在為父親安然度過死亡威脅的第六天竊喜，為即將度過的最危險的第一個七天慶幸。可他萬萬沒有想到，大面積心肌梗塞竟會兇險如虎地突然猛撲過來，一瞬間就扼殺了一個生氣勃勃的生命！極度悲痛的三哥用殘餘的最後一絲清醒，記下了這個黑色的時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時53分。 《好大一棵樹》為他而唱 這一晚，夜氣如磐，無聲的哀思沉重低回。風雨中不知多少善良的人們噙着淚水，默默地為父親扎花圈，設靈堂，起草輓聯，抒寫哀思。這一晚，一位文藝工作者在返京列車上聽到父親逝世的消息浮想聯翩，寫下一首詩：“歡樂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給大地多少綠蔭／那是愛的音符／好大一棵樹／綠色的祝福／你的胸懷在藍天／深情藏沃土。”後來，《好大一棵樹》被譜成曲子到處傳唱。但是可能沒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獻給誰的。 父親病逝當天，家裡人剛把40多平方米的會客廳布置成靈堂，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父親的老戰友李昌等第一批弔唁者就來了。此後，弔唁的人們絡繹不絕。 僅第一天，在簽到簿上留下姓名的就達1300多人。這間小小的靈堂，不僅走進了李鵬、喬石、胡啟立、李鐵映、吳學謙、芮杏文、閻明復等領導同志以及夏衍、張友漁、朱厚澤等各界人士，還走進了更多普普通通、素昧平生的老百姓。到父親去世的第三天，前來家中弔唁致哀的一天竟達4000多人。八旬高齡的詩人艾青拄着拐杖走過來鞠了個躬，傷心地說：“耀邦同志當總書記時，把別人從廣州帶給他的新鮮荔枝，分送給我、丁玲、馬海德和艾黎。”楚辭專家文懷沙對着父親的遺像說：“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愛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搏動？”他悲聲顫抖地朗誦道：“民望甚饑渴，公行胡滯留。”專程從山西趕來的80多歲的種棉能手吳吉昌老人一進門就跪在靈前，磕了三個頭之後才寬慰地對記者說：“我給耀邦磕了頭心裡也就踏實了。”年近九旬的兒童教育家孫敬修在孫女的攙扶下，悲不能言地走到靈前半晌才發出呼喊：“你是一個大好人啊！” 一些老知識分子在遺像前放聲號啕，哭訴着：耀邦同志啊，沒有你，我的冤屈就無法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