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逃到香港後窮困潦倒一度與人合夥，辦起了一個名叫《中國之聲》的雜誌，張擔任雜誌社社長，雜誌自稱“既反共，又反蔣”。但不久張國燾就與合伙人產生矛盾，張被合伙人轟走。離開雜誌社之後，張國燾又去炒黃金，想大撈一筆，結果又蝕了本。“屋漏偏逢連陰雨”，妻子楊子烈又在買菜時摔倒在地，摔壞了臀盆骨，高昂的治療費用讓張國燾愁苦難堪。這個時候的張國燾困頓之極，真可謂“淒悽慘慘戚戚”。

　　由於中國大陸的逐漸崛起牽動了美國人的神經，美國的所謂的研究機構對窮困潦倒的張國燾產生了興趣。美國堪薩斯大學所謂的名人中心找到張國燾寫“回憶錄“， 每月給他2000港元。在當時，每月2000港元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飢不擇食的張國燾滿口應承，開始寫回憶錄。1966年，香港《明報月刊》購買了其回憶錄的中文版權，這便是後來出版的《我的回憶》一書。

　　美國政府的情報機構也看中了張國燾，在他們看來，張國燾不僅對中共早期的歷史十分了解，而且與紅色中國的現任領導人有着長期的交往，對他們的籍貫、性格、愛好、交往和中共的政策運作十分熟悉，因此張提供的信息。 這個時候的張國燾，一個曾經的革命者，曾經的愛國者，曾經的民族主義者，開始出賣自己的靈魂，出賣自己的祖國，為美國對付中國出謀劃策了。 

稱“文革”難以為繼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員（這三人包括兩名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官員和一名美國專家，為首的是負責中國大陸事務的領事館官員米西蘭尼奧斯）對其進行專訪，在這次訪問中，張國燾大談他對“文革”走向的判斷。

　　在張國燾看來，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絕不僅僅是（如外界所推測的）出於政治權力的考慮，他認為毛澤東此舉還有着哲學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時期，張國燾便和毛澤東相識，在中共一大上，兩人又一同與會。此後，兩人都曾擔任蘇區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在長征中，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今四川小金縣）會師後，張國燾又曾與毛澤東發生政治鬥爭。毛、張兩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對手，張對毛自然有自己的認識。

　　在分析毛澤東的特點時，張國燾認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認為作為一個農民社會主義者，毛澤東有一種對“平等”的渴望，一旦他發現自己建立的政權沒有提供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趨勢（也就是所謂的“變修”）時，毛便想採取措施來達到目的。這是“文革”發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於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別是那些獲得一些權力的“革命小將”和造反派，張國燾認為這些人缺乏實際工作能力，那些年輕的“革命繼承人”不能勝任工作反而成為負擔。在那些激進的現任領導人衰落後，中國將回歸平靜，“文革” 必然難以為繼。

客觀地說， 張國燾當時的服務對象是美國，這番評論還是能見到其不算太差的判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