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票證-是公平的保證，當年解放區就是靠票證把蔣管區比下去的

　　　研究歷史的最終目的也是為的研究原理，好讓一些原理在今後供我們使用。因此，研究歷史也就不是的為追究什麼人的責任，你想要追究責任，那些責任人中許多都已經死了，追究也無什麼太多意義，人對自然，對社會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認識的不清楚也不是罪。

　　那麼，就假設現在吧。想象一個試驗，就是在市場上將某種商品的價格，哪怕是暫時地，強行地下降到一定的程度，會導致什麼現象？我認為會導致搶購潮。這種想象的試驗是有意義的。

　　例如，幾年前蘭州就有一家超市，為了促銷，將自己出售的雞蛋的價格下降到一定程度，結果現場出現搶購潮，秩序一度混亂，而且降雞雞蛋迅速被搶購一空。還有過一則新聞是，在四川的一家樂福超市，有一時間將大桶食油的價格定到很低，也導致了搶購潮，降了價的食油被迅速搶購一空，而且現場秩序混亂，甚至出現了死人現象。這些都是已經出現的事實。

　　那麼，我就認為，現在的任何一家超市，無論是將豬肉降價到一定程度，還是將雞蛋降價到一定程度，或者將食油降價到一定程度，都必然會爆發搶購潮，而且，那降了價的商品，是必然地被搶購一空，導致貨架空空如也。

　　當然，如果人們是擠啊衝啊地搶購，反映了人們缺少素質。美國人素質據說比台灣高的的多，因為台灣還是有好多中國人的，但是美國黑色星期五降價的時候也是可以把貨架搶劫一空的。

　　上述的原理說明了什麼呢？當然是在說明，象豬肉，雞蛋，食油這樣的商品，只要價格降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導致貨架空空如也，大排長隊，產生搶購潮。或者說，產生短缺。

　　當然也可以認為，便宜到一定程度的豬肉，雞蛋，食油，在今天仍然是短缺的。今天不短缺的是價格按市場調節後適度的豬肉，雞蛋，食油。我這裡研究的都是抽象的社會，不要認為我是在說中國社會，在美國社會也一樣，在歐洲社會也一樣。

　　另一個原理是我觀察出來的，那就是，任何一個社會，無論是前蘇聯社會，還是北朝鮮社會，還是中國的過去的社會或者現在的社會，任何商品，哪怕是違禁品，都必然存在着黑市。政府雖然在某一些時候會打擊黑市，卻永遠不能夠消滅黑市。政府的打擊黑市，其結果不過就是使黑市的價格更高而已。因為，做那種違禁買賣的風險更高，這個風險是會轉移到非法買賣的價格中體現的。也就是說，黑市的價格，是受到看不見的手的操縱的，是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的。

　　例如，有自行車票，那就必然有自行車票的黑市買賣。某個市民根據某種規則，從上級那裡合法分到了自行車票，但是他有可能這個時候並不需要自行車。因此，是可以私下買賣，將自己的自行車票出售給他人的。我就以此為例。假設一輛永久牌自行車，需要自行車票購買，價格是一百五十八元，但是，另一個人沒有自行車票，於是他先到黑市購買自行車票，假設當時黑市的這種票，是值二百元，因此他花了二百元購買了一張自行車票，再拿着自行車票去商店購買了一輛永久牌的自行車。那麼，對他而言，自行車票是有價證券，價值二百元，或者說，一輛永久牌自行車票的價格其實是三百五十八元。或者也可以想象，如果當時政府並不採取票證措施，聽任自行車廠自由定價，那麼自行車票立即消失，而永久牌自行車的在大商場的標價就立即上升為每輛三百五十八元。其實這個原理用在豬肉上也是一樣，如果豬肉要票，並不等於沒有足夠的票的人就買不了需要的數量的豬肉，他可以向別人購買肉票，再拿購買來的肉票去買豬肉。例如，一個人要辦喜事，需要更多的豬肉，他就可以這麼幹。親朋好友之間的交易永遠無法用法律來懲罰。更何況，文革的目標，已經講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此並不是小商小販。

　　因此，研究的結論就是，票證事實上是有價的，因此都是有價證券。或者也可以認為，票證是另一種貨幣。因此進一步需要研究的，就是當社會出現問題的時候，解決問題的辦法，用票證和不用票證，要相比較。則如果用票證，且票證是公平發放的，從原理上等價於按人發錢。但是，既然如此何必發放票證？何不發錢？

　　我以為，票證這種東西的好處在於，它通常有期限的限制。因此，相當於過期失效的一種特殊貨幣。我也曾經建議過是不是發放一種特殊的，有失效期限的人民幣。現在不是說，應付金融危機，需要鼓勵消費嗎？也就是說，多買東西就相當於愛國，而不買東西相當於不愛國。既然如此，發放有失效期限的票證，就等於是鼓勵消費了，因為你不花，它就失效了。

　　無論如何政府在考慮解決金融危機的時候，也是應當將發放票證作為一種待選的手段的。不應當簡單地將發放票證說成是極左的錯誤。

　　順便講一下特權的事情。在毛澤東時代，大幹部們有特權這件事情，其實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當時的人民並不在意。為什麼不在意？下面講原理，當然是根據我的經歷來講原理。

　　當時我的小學校長算不算大官？應當不算，也就相當於一個連級幹部吧。但是他是人民解放軍轉業幹部，而且因為戰爭，一隻手斷了，只有一隻手，這樣的人就算有一點特權吧，但是，老百姓會理解為，他是犧牲了一隻手才換來的，因此，會對這種特權有理解。後來我上中學，那個中學的領導中也有解放前就成為地下工作者，而且被敵人抓進嚴刑拷打過的。這樣的人有一點特權，好象大家也認為是冒着生命危險換來的。

　　當時的許多共產黨的基層幹部，都是解放前入黨的，當然也有抗美援朝時的戰士。例如文革造反時，那個四人幫的一份子，王洪文，也是志願軍戰士，在文革開始的時候是一個科級幹部。

　　也就是說，我小時候見到的許多共產黨的基層幹部，連級左右的，都是那種冒着生命危險參加過革命，不是身上有彈片，就是參加過大大小小許多次戰鬥的，不是解放軍戰士，就是志願軍戰士。例如我當兵的時候，一些營級的幹部，就經常向我講述噹噹年剿匪時的戰鬥，或者在朝鮮和美國軍隊較量的經歷。而團級師級的幹部，就向我們講述的是他們偷襲日本鬼子軍營的故事了，軍級的幹部，就講紅軍長征的經歷了。

　　象這樣一些基層幹部，都是冒着生命危險鬧革命的人，因此大家對於他們搞一些特權，都能夠理解。尤其是，那些特權說起來也算不上什麼，並不過份，既沒有一下子包五六個二奶，也沒有動不動就出國消費，不過就是一個自行車票。

　　而在共產黨當年解放戰爭時，解放區不斷擴大，國統區不斷縮下，解放區立即就是晴朗的天，經濟情況立即好轉，但是國統區仍然經濟亂七八糟，呈崩潰態，而且在那種情況下，國統區的國民黨大官們仍然過着奢侈的生活，甚至現在的大款們也不一定過得起的奢侈生活，如討十個小老婆這樣的事情。那宋美齡也一直過着特別豪華的生活。因此相對而言，共產黨解放區的大官們即使過着有一定特權的生活，但是老百姓和國民黨一比較，認為還是共產黨的統治，對老百姓更為划算一些。


現在沒有票證了，可是百姓對今天的共產黨並不滿意，官僚不用票證反而可以建立起N奶訓練營了。發展了三十年反而因為吃不上飯經常被推坐下來提供性服務，或者不願意的跳樓，變成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