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在短短三四年時間內，非正常死亡三四千萬人，是不可抗拒的客觀原因，還是領導集團的主觀過錯？若干年來，中國共產黨都把它歸罪於客觀原因。
1959年，各地都把大批人因飢餓而死說成是瘟疫流行。四川省還煞有介事地在全省開展“愛國衛生運動”來防止“瘟疫” 。這個說法很快不攻自破，後又歸罪於自然災害。1960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說：過去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更加強調自然災害的影響：“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着，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但是，
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說“天災在大多數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進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 毛澤東很不喜歡這個說法，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批評了對形勢估計“一團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完全歸罪於“自然災害”。“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提法是：“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這裡把大饑荒的原因歸結為三點：政策錯誤；自然災害；蘇聯撕毀合同。但強調“主要是‘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這實際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具體化，但加上了蘇聯撕毀合同的因素。歷史的真實情況是怎麼樣呢？
一、天災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中國疆域遼闊，地形複雜，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少數國家之一,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區發生大大小小的天災。查閱中國的自然災害記錄可以發現，中國自然災害是非常頻繁的。從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內，我國發生較大的旱災1056次，差不多兩年一次，較大的水災1092次，平均每兩年一次。 從1950年到1997年的48年間，平均每年旱災受災面積2034萬頃，水災受災面積988萬公頃，二者合計約占我國農作物播種面積的20％。
1949年長江、淮河、漢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嚴重決口漫溢，水災嚴重；1950年察哈爾、綏遠、內蒙古遭受旱災，山東、平原和遼寧省遭受水災；1952年黃河下游、長江流域夏季乾旱，淮河上游和漢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澇；1953年，長江以北大部分地區春夏少雨，遼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魯、豫盛夏多雨受澇，南方部分地區夏旱較重，北方低溫凍害嚴重，颱風造成了嚴重損失；1954年長江流域因持續暴雨而產生特大洪澇災害，淹沒農田4755萬畝，1800萬人受災，死亡1.3萬人。1955年華南和西南地區有冬、春旱，華北地區春旱嚴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決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區、秋季在黃河中上游及長江中上游少雨乾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災嚴重，颱風災害也很嚴重；1957年晉、內蒙西部春夏秋連旱，黃河到長江北岸夏秋季先澇後旱，江南盛夏乾旱，東北多雨受澇；1958年全國大部分地區春夏偏旱，黃河中游出現大洪水，鄭州黃河大橋橋墩曾被洪水沖毀。 儘管年年有天災，但中國的糧食產量仍能逐年增加。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後也同樣多災多難，持續性乾旱對農業影響很大，特別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 。在大的自然災害中總是要死一些人（特別是水災）。要把三年大饑荒的原因歸罪於自然災害，是很容易找到根據的。1959－1961年肯定是有自然災害的。問題在於，這三年的自然災害是不是比歷年的自然災害更加嚴重，即使嚴重一些，是不是能造成幾千萬人死亡，這就需要將這三年的自然災害情況與歷年的自然災害情況作一個比較。
1，用官方的數據分析
據官方數據，1959－1961年，全國自然災害是相當嚴重的。1959年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繼1959年大災害後，1960又發生了建國以來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50年來首位。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於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面積達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
表15-1 1950-1983年部分年度全國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面積及糧食總產量
單位：萬公頃、萬噸
年份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 成災面積 旱災成災面積 水災成災面積 糧食產量
1950 1001 512 41 471 13218
1951 1256 378 230 148 14369
1952 819 443 259 184 16392
1953 2342 708 68 320 16683
1954 2145 1259 26 1131 16952
1955 1999 787 414 307 18394
1956 2129 1523 206 1099 19275
1957 2951 1498 740 603 19506
1958 3096 782 503 144 20000
1959 4463 1373 1117 182 17000
1960 6546 2498 1618 498 14350
1961 6175 2883 1865 540 14750
1962 3718 1667 869 632 16000
1963 3218 2002 902 1048 17000
1964 2164 1264 142 1004 18750
1965 2080 1122 811 281 19453
1966 2421 976 811 95 21400
1977 5202 1516 701 910 28273
1978 5079 2180 1797 285 30477
1979 3937 1512 932 676 33212
1980 4453 2232 1249 915 32056
1981 3979 1874 1213 862 32502
1982 3313 1612 997 836 35450
1983 3471 1621 759 1216 38728
註：自然災害指水、旱、霜、凍、風、雹等災害。成災面積指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耕地。
資料來源：災情面積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4》第190頁，糧食產量見《中國統計年鑑1984》第141頁。
國家統計局的這些數據來自農業部的災情統計。而農業部的災情統計是各級政府層層上報的。國家統計局是為政權服務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災害”的調子，國家統計局不可能提供與此相反的數據。連比較講科學的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任國家統計局局長時也只能“上面要什麼數就給什麼數”。 其他人就更難說了。當然，作為職業統計工作者，通常是追求數據的客觀可靠，這是他們的職業操守。但是，在制度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何況在統計系統中還有不少不講職業操守的人，其中層次越高的官員，職業操守越差，而數據要經過高層次官員“審核”才能發布。更為重要的是，各級地方政府層層上報災情數據時，總是誇大災害。誇大自然災害既可以減少上交和得到救濟，也可以減輕官員們餓死人的政治責任。
然而，即使從官方公布的數據中，我們也難以得出餓死人的原因是天災。
我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歷年糧食產量也列在表15-1中，可以看出，糧食減產和受災嚴重程度並不呈正相關關係。
從表15-1中可知，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的成災面積都超過了1959年，都沒有出現大饑荒。在這11個年頭中，有9個年頭糧食產量超過了上一年，其中有6個年頭糧食產量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
就從表上列出的1965-1961年三年數字來看，也看不出糧食產量和天災的正相關關係。1961年的成災面積比1960年高出15.4%，但1961年的糧食產量卻比1960年高出2.8%。
退一步來說，即使是糧食大幅度減產，只要中國門戶是開放的，只要有糧食市場存在，就不會發生饑荒。當糧食稀缺的時候，糧價就會上升，外地糧食就會流入，中國沒有糧食，外國糧食也會流入。中國當時是對外封閉的計劃經濟國家，沒有糧食市場，更沒有融入國際糧食市場之中。
由於中國疆域遼闊，地形複雜，各地的氣象情況是很不相同的，這個地區有災，可能另一個地區豐收。雖然區域性的災害頻出，但總體上還是過得去。即使沒有糧食市場，政府可以從豐收地區調糧救濟災區，老百姓也可以到豐收地區投親靠友或逃荒。所以，中國歷史上只有區域性的饑荒，幾乎沒的出現像1959－1961年期間這樣全國性的大饑荒。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1920年到1936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 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萬，是最嚴重的一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
1958－1961年三年之內就餓死3600萬人，少出生4000多萬人，就是按官方公布的天災數字，把這個歷史上罕見的人口大規模減少歸罪於天災，顯然說不過去。
2，用350個站點的氣象資料分析
由於中國的一切數據都由國家統計局壟斷，除了統計局以外，很難找到其它的數據。然而，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總是千方百計尋找和利用其它數據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修正。所幸的是，中國的農業氣象學家們還有自己的統計和研究。為此，我先後五次到國家氣象局向專家求教。我不僅在國家氣象局圖書館找到了不少資料，還經專家指點，找到了一本能回答我的問題的書，這就是高素華主編的《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 。
這本圖集是農業氣象學家根據1951－1990年間全國分布大致均勻的350個站點的氣象資料作出的分析。這本書不僅資料來源於非官方，而且用曲線形象地描述了1958－1961年中國的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和其它年份的比較，不懂氣象學的人也能直觀地了解這三年的氣象和正常年份的差別。
我們從這本書中的幾個指標曲線來看1959－1961年的災害程度。再從其它書中引用有關知識對這些曲線作出簡單的解釋。
1．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據對自然災害評價的需要，氣象學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來劃分乾旱等及。他們認為，這個指標能夠反映乾旱的本質特點。它反映了該年降水量與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離程度。如果當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則不論是降水量多的地方還是少的地方，都不會發生乾旱。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按下列公式計算：D＝（B－X）／X×100％
式中，D為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B為降水量（毫米）；X為同期多年平均降水量（毫米）。
表15-2 旱情等級的劃分
降水量 干距平百 旱分率 等（％） 級旱 期 一般旱 重旱或大旱
連續三個月以上連續二個月連續一個月 －25～－50 －50以上－50～－80 －80以上－80以上
資料來源：國家科委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編著：《中國自然災害區劃研究進展》，北京，海洋出版社，1998年，第44頁。
山東1959年就餓死了不少人，當時說是山東大旱。把死人歸罪於旱災。當時山東的乾旱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氣象資料表明，1959年7－8月，全省平均降雨量為278毫米，比常年同期（360毫米）偏少23％。即降水量距平為－23％。 從表15-3中可以得知，－23％在一般乾旱線以下。而山東省在1967年12月至1968年9月，全省降雨量距平高達－44％，屬一般乾旱，這時還在混亂的文化大革命之中，也沒有餓死人。
高素華採用各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來分析全國情況。
某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某年降水量－40年平均降水量）／40年平均降水量×100％
他們採用全國分布大致均勻的350個站點1951－1990年的降水資料。40年平均降水量是1951－1990年曆年降水量之和除以40。由此算出每一年的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他們繪出了1951－1990年間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隨年代的變化曲線。曲線圖的縱座標是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橫座標是年。圖15-1中可以形象地看到各年降水量與40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從圖中可以看出，1960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約為－30％，為一般乾旱。其乾旱程度遠遠低於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年等年份。1978年的旱災遠比1960年嚴重，還處於文革結束不久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時期，沒有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為約為80％，是澇年，但其澇程度遠遠低於1954、1973等年份。氣象專家將澇災分為澇、大澇兩個等級，連續一個月降水距平大於200％，連續2個月降水距平大於100％，連續三個月降水距平大於50％為大澇。 1959、1961年只能算一般澇年。1954年澇災最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人的現象。
圖15-1 1951-1990年中國年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50頁。
2． 生長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4－10月是農作物生長期（簡稱生長季），這個時期降水量多少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產量。高素華等採用全國分布大致均勻的350個站點1951－1990年的降水資料，制出了圖15-2 所反映的“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從圖15-2中可以看出，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與年降水量距平變化曲線大體是一致的。由於各地區在不時季節降水量分布不同，各地的生長季降水量距有所差異。但從總的趨勢上看，1959－1961年這三年，生長季降水量距偏離幅度是40年來最小的幾年，遠遠小於1954、1965、1972、1973、1978、1989等年份。從偏離幅度看，這三年是一個常態年份，不能說是大災之年。
圖15-2 1950-1990年農作物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53頁。
3． 年平均氣溫距平時間變化曲線
氣溫對農作物的生長有重要影響。我國氣象學者利用全國大體分布均勻的350個站點1951－1990年的年平均氣溫的平均值繪出的全國氣溫距平時間變化曲線，如圖15－3。可見1958年－1961年的氣溫同歷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不是歷年來最大的，即年景比較正常。（編輯先生：此圖在《墓碑》圖表中圖15－3）
圖15-3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41頁。
從此曲線可以看出，1959－1961年氣溫偏離常年不是最大的，沒有出現超常低溫。
“降水生產力” （TSPn）和“氣溫生產力”（TSPt）都屬於“氣候生產力”。所謂氣候生產力就是以氣候條件來估算的農業生產潛力，即在當地段的光照、溫度、降水等氣候因素的作用下，假設作物品種、土壤肥力、耕作技術等作用都得到充分發揮時，單位面積可能達到的最高產量。這是自然條件影響糧食產量最直接的科學表述。降水生產力（TSPn）和“氣溫生產力”（TSPt）都有科學的公式來計算。 由於過於專業，本處從略。
4． 氣溫生產力時間變化曲線（TSPt）（編輯先生：此圖在《墓碑》圖表中圖14－4）
農作物的自然生長力與氣候有關，主要是與氣溫和降水有關。從氣溫生產力時間變化曲線上可以看到所選的年度與歷史平均水平的偏離幅度。偏離幅度小的即正常年景。圖14－4中可以看出，從1958－1961年，氣溫生產力的偏離不是最大的。
圖14-4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56頁。
5，降水生產力時間變化曲線（TSPn）（編輯先生：此圖在《墓碑》圖表中圖14－5）
圖14－5
資料來源：高素華主編：《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59頁。
寫完了這一部分以後，我心裡還不踏實，想找高素華當面求教。高素華是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已退休。經多方周折，我於2005年8月30日在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採訪了她。一見面，就感到這是一位很有科學素質的女性。講話很客觀，不偏激。她說：“我們的研究沒有政治影響，是純自然科學研究。客觀情況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高素華1963年畢業於瀋陽農學院農業氣象專業。畢業後一直在國家氣象局工作到退休。她看了我的上述文字，認為我的理解是正確的。她說：“1958年到1961年，在全國範圍內沒有出現大面積的旱災和澇災，也沒有出現大面積的低溫災害。這三年是正常年景。”
3、用120個水文站點的資料分析
金輝先生提供了一份《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該表是由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水文專家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點歷年的水文氣象檔案資料編制的，逐年記錄了這80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勢。但金輝先生沒有提供資料來源，我無法用原始資料作進一步的分析。但我覺得金輝先生的分析方法有錯誤。由於金先生的這一研究成果被人廣為引用，影響很大，我不得不得作出評價。
表14-3 部分年度全國旱澇等級資料統計
年份 －2度站（澇） －1度站（偏澇） 0度站（正常） 1度站（偏旱） 2度站（旱） 120個站點總指數 全國平均指數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6 29 33 30 20 8 －55 －0.4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2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8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2 23 27 38 22 10 －31 －0.258
1963 17 28 21 33 21 ＋13 ＋0.108
1964 28 34 25 25 8 －49 ＋0.4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808
資料來源：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年版。
表15-4將每一年度的旱澇狀況分為五個等級，即1度為澇，2度為偏澇，3度為正常或旱澇相當，4度為偏旱，5度為旱。金輝先生將其中一些年度的數據進行了綜合整理。為了使情況一目了然，他將原表中的旱澇等級作了符號意義上的對應調整，即澇由1度改為－2度，偏澇由由2度改為－1度。正常或旱澇相當的由3度改為0度，偏旱由由4度改為1度，旱由5度改為2度。其中（－2）度的澇和（＋2）的旱為水文氣象上的災害年度。表中的指數和平均指數越趨近於0，則說明全國的旱澇大勢越趨近於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年景。當然這裡邊也包括了先旱後澇或先澇後旱以及南澇北旱等各種情況的相互抵消。但各站的具體數字，則使這一統計更接近於真實情況。
表15-4顯示，1959年總指數為－9，平均指數為－0.075，其中旱的2度站為13個，它們是長治、洛陽、鄭州、信陽、德州、臨沂、荷澤、蘇州、宜昌、漢中、安康、萬縣、昌都；偏旱的1度站為25個。2度站、1度站合計38個。－2度站13個。旱澇站合計26個，為總站1／5強。
1960年總指數為＋11，平均指數為＋0.092，其中旱的2度站僅8個，即大同、臨汾、鄭州、屯溪、邵陽、百色、漢中和銅仁；偏旱的1度站為44個。2度站、1度站合計52個，說明1960年偏旱的地區較常年多。澇的－2度站14個。旱澇站合計22個，不到總站數的1／5。
1961年總指數為－1，平均指數為－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個即開原、朝陽、赤峰、同陽、信陽、濟南、安慶、鄖縣、沅陵、喀什、康定、重慶、銅仁、貴陽；偏旱的1度站29個。2 度站和1度站合計稍超出總數的1／3。澇的－2度站12個。旱澇站合計27個，不到總站數的1／4。
金輝認為，不論從總指數、平均指數看，還是從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也不是單獨看其中一年還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都可確實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年（總指數為＋27，平均指數為＋0.208）和1958年（總指數－21，平均指數－0.175）更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指標――0。尤其是接連三年平均指數都沒超過正負0.1，三年總平均指數為＋0.003，這在《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組來。
還可以比較真正大澇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災，總指數達－79，平均指數為－0.658，僅澇的－2度站達到41個，就超過了總站數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則是真正的大旱年，總指數分別高達＋95、＋97，平均指數分別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過了總站數的1／3，分別是41個和42個。
再看與1959-1961年相鄰的兩個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總指數、平均指數，以及旱、澇站的合計數，都要比三年災難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這三年被稱為“三年恢復時期”。儘管這三年的氣象水文條件不如1959-1961年，並且它又是在三年災難的巨大廢墟上艱難起步的，但這三年的農業還是實現了連年增產，整個國民經濟也從三年災難時期的近乎崩潰狀態得到了復甦。
金輝先生的結論是，1959－1961年，全國旱澇態勢相當正常。並且，其正常程度令人吃驚，所以可以說是風調雨順。
需要指出的是，金輝先生將每個站點的指數求出算術平均值，用算術平均值偏離“0”的大小來判斷災情輕重，這種分析方法是錯誤的。假若某年有60個“－2”（即澇），又有60個“＋2”（即旱），即這一年又有旱災，又有澇災，應該是重災年，但求出指數算術平均值為“0”，即沒有災情。由此得出“風調雨面順”的結論，顯然是違背事實的。“先旱後澇”或“旱澇相當”是不能抵消的，但這一平均，就抵消了。但是，這裡提供的2度站占120個站的比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我請高素華看了金輝先生的《風調雨順的三年》一文。高素華看後說：“我們搞農業氣象的不用水文站點的數據。水文數據和農業氣象數據不可比。水文數據對研究徑流是有用的，但不能用來對農業氣象作出判斷。”她還說，旱災和澇災對農作物的影響不同，一度旱災和一度澇災是不對等的，所以，把上述水文站點的旱澇度數進行數據處理是不合適的。高素華說：“我們氣象學者不用‘風調雨順’這種帶有情感色彩的說法，我們只是用數據證明這三年是正常年景。”
二、蘇聯撕毀合同不是大饑荒的原因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10月3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致電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表示蘇聯政府決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
斯大林在世的時候，蘇聯對中國增強軍事力量和經濟建設提供了很多援助（如通過貸款方式為中國提供60個師的裝備）。但是，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使毛澤東不快，毛澤東只能忍氣吞聲，不便發作。斯大林去世後中蘇關係出現了新的轉機。赫魯曉夫在新中國成立五周年時送給毛澤東的禮物：促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援華項目的簽字，歸還旅順海軍基地，出讓中蘇合股公司的蘇方股份，增加援建重點工業項目和軍事貸款，提供原子能反應堆和加速器等。約18000人次的蘇聯軍事和技術專家來華工作。
蘇聯對中國的經濟援助的主體是提供重點工業項目的整套設備和技術，據中方資料，整個50年代與蘇聯簽訂協定由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成套設備項目共計304項，單獨車間和裝置64項。正是這些項目和設備，構成了中國工業化的基本框架。直到80年代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現代工業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斯大林去世以後，蘇聯領導層接連不斷地發生激烈的權力鬥爭。赫魯曉夫為了戰勝其政治對手，積極調整對華政策，一再討好毛澤東。1955年8月2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批准了蘇聯高教部關於幫助中國進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滿足中國政府的請求，幫助在北京和蘭州組織教學，培養原子能專家。這年10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西南遠郊坨里地區興建一座原子能科學研究基地（代號為601廠，1959年改稱401所），並將蘇聯援建的反應堆和加速器安置在這個基地。以索洛諾夫和阿里柯謝夫為代表的蘇聯專家組與中國的工程技術人員一道，為基地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同年12月，以諾維科夫教授為團長的蘇聯原子能科學家代表團訪華，向中國贈送了一批有關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書籍。蘇聯代表團還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報告會，講授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項問題。在12月26日周恩來與蘇聯代表團舉行的會談中，雙方討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56-1967年原子能事業規劃大綱(草案)》。蘇聯科學家主動表示，蘇聯準備給中國核工業建設以全面援助。
此後兩年蘇聯的核援助進一步擴大。1956年4月7日中蘇簽署的協議規定，將鋪設從哈薩克斯坦的阿克斗卡至蘭州的鐵路，以便向設在羅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實驗中心運送設備。同年8月17日，中蘇兩國政府又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協定。協定規定，蘇聯援助中國建設一批原子能工業項目和一批進行核科學技術研究用的實驗室。在這一基礎上，11月16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1次會議通過決定：設立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為二機部)，主管中國核工業的建設和發展工作。1957年3月，三機部制定了第二個五年計劃，要求在1962年以前在中國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業體系。1957年5月，著名的核物理專家沃爾比約夫率領十幾位專家來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此時已由中科院和三機部雙重領導）工作。沃爾比約夫專家組最初的任務是培養研究濃縮鈾和鈈方面的中國專家，後來也負責指導反應堆的實驗。由於蘇聯專家的幫助，實驗性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繼建成，並從重水反應堆中獲得了少量的鈈。此外，通過教學和實驗，還培養了一批中國科學技術人員。儘管以後蘇聯停止了對中國的核援助，但上述援助為中國在1964年的第一顆原子彈打下了重要基礎。
中蘇關係的破裂是逐漸演變的。
1956年2月4日至3月27日的蘇共20大全盤否定了斯大林，使毛澤東不快。《人民日報》接連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4月5日）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12月29日）。這兩篇份量很重的文章，不點名地批評蘇聯20大的作法。但中蘇關係並未像外界估計的那樣受到重要影響。1957年夏秋，蘇共中央六月全會做出的譴責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魯曉夫則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國提供核武器的技術援助，中蘇關係又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澤東率領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在蘇聯進行了長達18天的訪問。毛澤東遊說於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並反覆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為首”。
1958年夏天，赫魯曉夫通過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毛澤東提出與中國合作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這個提議觸動了毛澤東敏感的神經，他在尤金面前大發雷霆。赫魯曉夫不得不親自到北京向毛澤東解釋。毛不熱情接待，反而穿着游泳褲與不會游泳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邊會見。在會談中，毛澤東拒絕了赫魯曉夫在中國建“長波電台”和與中國搞“聯合艦隊”的提議。但中蘇關係還是沒有破裂。
1958年8月8日，中蘇兩國簽訂協議，決定蘇聯在技術上幫助中國建設和擴建冶金、化學、煤炭、機械製造、木材加工、建築材料工業和電站，具體落實為建設和擴建47個工業企業。
1958年8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採取的軍事行動引發了第二次台海危機。毛澤東事前有意向蘇聯隱瞞炮擊金門的決定。毛澤東此舉，一方面無視中蘇同盟的存在，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存在的中蘇同盟以要挾美國，這令赫魯曉夫十分惱火。
1958年11月23日，第一枚蘇制薩姆－12地對空導彈運抵滿洲里；前後共6套發射器、62枚導彈運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蘇方還派了專家及一個導彈營前來一對一地教練中國官兵。1959年10月7日，一架從台灣起飛的美制Ｕ－2型高空偵察機在北京近郊通縣上空被擊落，使世界震驚。這是世界在實戰中用導彈擊落敵機的首例。那枚開創世界首例的導彈，正是蘇聯送的。
蘇共對中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做法持批評態度，這使毛澤東十分不滿。因此，中國就大張旗鼓地批判赫魯曉夫的“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1959年10月1日，赫魯曉夫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大慶，在這期間，他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就國際形勢、對美政策、中國和印度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發生了爭論。
大躍進、大煉鋼鐵、炮擊金門，使赫魯曉夫憂心忡忡。他更怕毛澤東得到核武器後在台灣海峽製造事端，把與中國結盟的蘇聯和與台灣簽有共同防禦條約的美國都牽進去，破壞蘇聯與美國搞緩和的戰略。兩黨決裂勢不可免。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1957年10月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 此時，中國的大饑荒已經出現了半年有餘，顯然這次合同的撕毀不是大饑荒的起因。何況蘇聯這次撕毀的是原子彈的協議，不影響農業生產，也不會影響工業。而與農業有關的蘇聯援建項目――洛陽拖拉機廠，1959年11月1日建成投產，達到了每5分12秒生產一台拖拉機的設計水平。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報告說，在“一五計劃”中蘇聯援建的項目，在執行的過程中，由於若干項目合併建設，總數改變為166個。這些項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產的有113個。從1959年開始，除了已經簽定協議的項目外，根據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蘇兩國政府先後簽訂的兩次協議，蘇聯還將幫助中國進行125個企業的建設。 1960年3月，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二屆二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還說，蘇聯1959年繼續給了我國巨大支援，對國民經濟繼續大躍進起了重大作用。
1960年2月，在莫斯科舉行的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會議要求華沙條約締約國家支持蘇聯在裁軍、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主張，支持蘇聯同美、英、法舉行首腦會議的方針。中國代表團的發言唱了反調，並且在中國報刊上發表了這個發言。在會議結束後的招待會上，赫魯曉夫喝了酒之後就開始罵人。他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即2月6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波斯別洛夫和外長葛羅米柯向中國代表團宣讀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口頭通知，說中共的對外政策是冒險的，對內政策是主觀唯心論；說中國代表團在這個會議上的發言是違背了共同制定的路線。1960年2月22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對赫魯曉夫進行反擊，於是，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赫魯曉夫對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突然襲擊”，對中國的內外政策和毛澤東進行了激烈的攻擊。中國共產黨也作出了激烈的回應。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專家合同343個，科技合同257個），並通知中國政府，他們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華專家1390名，並終止派遣專家900多人。據中國官方宣傳，蘇聯專家撤走時，帶走了圖紙、計劃和資料，並停止供應我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
需要指出的是，蘇聯撕毀的是專家合同和科技合同，與農業無關，而且撕毀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時大饑荒已經發生了一年有餘。把中國的大饑荒歸罪於蘇聯撕毀合同顯然是違背事實的。
1960年11月5日到12月8日，劉少奇赴蘇參加十月革命43周年慶典，1961年6月19日，兩國又簽訂了經濟合作和科學技術合作的協定。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沒有完全中斷。
1961年4月，中國外貿部長葉季壯率政府貿易代表團赴蘇聯商談1961年中蘇兩國貿易問題，簽訂了中蘇兩國關於1961年貨物交換議定書。這次會談，還就處理1960年中蘇貿易業務上的中國欠賬問題達成了完滿的協議，同時還商談和簽訂了關於蘇聯借給中國糖的協定。葉季壯在蘇聯外貿部舉行的宴會上講話說：“由於我國最近連續兩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1960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許多商品不能出口或減少出口，給蘇聯造成一定的困難。但是，蘇聯同志對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蘇聯政府同意我們1960年貿易業務中的欠賬在今後五年內分期償還，並且不計利息。還提出不計利息現在借給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由中國以同等數量歸還。我們認為，這些對於我們克服暫時困難來說，是重大的幫助和支持。我們永遠珍視、並且衷心感謝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給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
三,償還蘇聯債務也不會產生大饑荒
蘇聯對中國的貸款數量其說不一，中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記載共有11筆貸款，總額為56.76億舊盧布。 原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著名經濟學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蘇中經濟貿易關係史（1917-1974）》一書中記載的貸款6筆，總額為14.861億新盧布（折合66.117億舊盧布――1個新盧布折合4.45個舊盧布） 。而吳冷西在他的《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中轉引1960年7月中旬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數字：斯大林時期蘇聯對中國的援助156項，赫魯曉夫時期又增加了148項，共304項。這些援助不是無償的，共152億盧布。到1960年，已經還了72億盧布，還剩79億盧布。 北京大學沈志華教授利用中國和俄國兩方面的檔案文獻和相關史料，對蘇聯1950年代援華的貸款數額、用途及其條件做了深入研究。他的結論是：1950年代蘇聯給中國的貸款應為13筆，而不是11筆，總金額大約是66億舊盧布，而不是56.76億。中方少算的兩筆貸款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兩筆追加的軍事貸款，其原因可能是這兩筆貸款沒有簽訂協議，而只是斯大林與毛澤東在電報中商定的。
蘇聯向中國提供66億舊盧布的貸款中，軍事貸款總計62.88億盧布，占50年代全部貸款的95%。其中，抗美援朝貸款在貸款總數中所占比例大約48%。經濟貸款，如果不算1961年的3.296新盧布蔗糖貸款（合14.6億舊盧布），則不到3.3億舊盧布。
表14-4 1950年代蘇聯給中國貸款的統計 單位：億（舊盧布）
序號 時間 協議金額 實際使用 軍事（其中抗美援朝） 經濟
1 1950.2.14 12 12 12 （基本全部）
2 1951.2.1 12.35 9.86 9.86（9.86）
3 1951.4.10 3.4 3.4 3.4 （3.4）
4 1951.9.12 6 6 6 （6）
5 1951.9.15 0.7 0.38 0.38
6 1952.11.9 10.36 10.36 10.36（大約1）
7 1953.6.4 6.1 6.1 6.1
8 1954.1.23 0.035 0.035 0.035
9 1954.6.19 0.088 0.088 0.088
10 1954.10.12 5.2 5.46 5.46
11 1954.10.12 2.78 2.78 2.78
12 1955.2.28 2.47 2.47 2.47
13 1955.10.31 7.23 7.23 7.23
合計 68.713 66.163 62.88 （約32億） 3.283
資料來源：沈志華：《關於1950年代蘇聯援華貸款的歷史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沈志華教授認為，傳聞中所說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後曾追逼還債，他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卻發現了蘇聯為緩解中國的饑荒提供的援助的資料。1961年3月為幫助中國解決饑荒問題，蘇聯提出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100萬噸小麥和50萬噸轉口古巴蔗糖，但中國不要小麥，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這筆貸款為3.296億新盧布。
按協議，這些債務應到1965年全部還清。到1964年，中國提前一年還清了50年代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還清了蔗糖貸款和貿易欠款。至此，中國還清了所欠蘇聯的全部債務。
中國提前還清了的債務，並不是蘇聯逼債，而是毛澤東為了“爭一口氣”，主動提前還清的。吳冷西在他的書中回憶道：1960年7月16日，蘇聯以中國不信任蘇聯專家、不尊重蘇聯專家建議以及向蘇聯專家散發反蘇文章為由，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毛澤東即於18日在北戴河會議上大談自力更生問題。雖然蘇聯照會並未提出還債問題，毛澤東卻指示周恩來算一下要多少年還清蘇聯欠賬。周恩來把賬算出來，說，按80億盧布計算（即前面說的79億盧布），過去我們每年還5億，照此算需16年才能還清。如果按8億計算，則要10年才能還清。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延安時期那麼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個時候好多了，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政治局會議討論後決定，要爭取5年還清。於是，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
1964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自豪地說：在經濟困難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一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基本還清了，我們欠蘇聯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14.06億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13.89億新盧布，剩下尾數1700萬新盧布我們已向蘇聯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中的一部分來提前還清。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比這個時期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這裡引用的《人民日報》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只是摘要，沒有發布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多少錢。在《政府工作報告》的全文中有這個數字：“不僅如此，這一期間我們還節衣縮食，拿出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預計到1964年年底，我國的對外援助共計支出人民幣66.7億元，其中1961－1964支出的為35.5億元，占53％。”既然能夠用“比償還外債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小兄弟，說明償還外債並沒有構成重大負擔，更說明償還外債不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
當年中國的援外是“無私”的。在大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國家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從事援外，數額也在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被送給那些生活水平遠高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在1958年就跟中國要了50萬盧布。1961年2月2日，中阿雙方在北京根據《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予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貸款協定》的規定，進一步簽訂了幾份議定書，並且交換了中國向阿爾巴尼亞供應糧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換文。根據上述議定書和換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意對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建設化學、冶金、電力、建築材料、輕工業等二十五個項目方面，提供成套設備和給予技術援助。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供應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拖拉機及其他農業機械、糧食和其他商品。
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中國援阿的化肥廠，年產二十萬噸，平均一公頃地達四百公斤，還遠超過中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在阿方領導人看來，向中國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當然。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當時阿共第二號人物）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1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國政要》裡回憶說：1962年，他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找到外貿部部長李強，無果；後來還是找到劉少奇解決了問題。恰巧當時，缺糧食的中國向加拿大進口了大批小麥，幾艘載滿小麥的中國輪船正在大西洋駛往中國，接到中央的命令後，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
中國政府一方面花很多錢支援“小兄弟”，另一方面把大量的“黃油”變成了“大炮”。在大饑荒年間，中國的國防費用比償還外債的錢高出很多倍。這也說明還債不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
表14-5 中國償還外債、對外援助和國防費用的比較 人民幣：億元
年份 償還外債 對外援助 國防費用
1950－1955 6.80 12.60 332.3
1956 5.97 4.04 61.2
1957 6.08 4.67 55.1
1958 7.23 2.76 50.0
1959 7.11 3.50 58.0
1960 6.73 3.63 58.0
1961 6.58 5.19 50.0
1962 6.42 8.54 56.9
1963 2.86 9.61 66.4
1964 0.96 12.16 72.9
註：中國很多武器是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由民用工廠生產的。當時各省市都設有“國防工業辦公室”，負責“軍工動員”任務的落實。此外，一些重要的軍事科研項目由非軍事研究單位承擔，很多普通院校承擔了軍事院校的科研項目和培養人才的任務。“兩彈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來自國防經費。所以，表中的“國防費用”低於實際國防費用。
資料來源：歷年國家財政決算報告和《中國財政統計:1950-1991》（財政部綜合計劃司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
表15-5中的外援數字低於周恩來報告中的66.7億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資。從表15-6中可以得知，從1960年到1962年，償還外債總額為19.73億元。此數不僅是還蘇聯的債，還包括償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欠賬。同期外援數17.36億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資）僅多出2.37億元；相當於同期國防費用164.9億的 11.96％。如果償還外債真的不堪重負，影響到食品供應，只要把“大炮”中分出一點點資金變成“黃油”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