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有很多优点，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现在我们来谈谈他的弱点，因为他的这些弱点导致对手抓住了紧紧勒在他颈项上的绳索，最终使得他黯然下台乃至病故。

关于胡耀邦的弱点，以前和胡耀邦一起共事的老同志们说了很多，以后被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吴江给总结为以下几点：

1.宽厚有余、威重不足。

2.有开拓局面的雄心，而无控制局势的魄力。

3.容易被人欺负，容易被人颠覆。

据说，胡耀邦看过吴江送来的忠言，付之一笑，让秘书存档了事，不料以后胡耀邦的种种结局都不幸被这个总结所言中。

胡耀邦身处的八十年代，虽然完成了拨乱反正，但是，暗潮汹涌仍旧不可忽视，新的权力核心形成之后，它的外围空间需要大量的实力来填充，这时候，各方势力都要有所表现，而胡耀邦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与人为善固然值得肯定，可是，没有对于那些错误的观点和利用各类矛盾兴风作浪的极左分子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也没有善于把握住邓小平对他的信任，几乎是听任这些人完成对他自己的包围，政治斗争往往是你死我活而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胡耀邦在最后的关头仍然迷信他自己的旧日的看法，以致于当赵紫阳、胡启立、王鹤寿等人向他发出最狠的一击时，他被残酷的事实震惊了。

胡耀邦为人宽厚这是不争的共识，在他下台之后，赵紫阳默许其党羽开足马力和一切宣传机器对胡耀邦的执政岁月进行诋毁时，胡耀邦最多送给赵紫阳一个外号“新老人家”，多余的话没有说过一句。（参见李蓉《平民风骨赤子心》）然而，当这种宽厚被利用时，那就成为他的麦城。 

王震和胡耀邦原来的关系是不错的，有一次王震和其他人座谈的时候，曾经这样提及胡耀邦，他说：“湖南出了很多英雄，大英雄，像毛主席、少奇同志、弼时同志，还有耀邦同志。”有人说也有王老，王震还很谦虚的说：“我不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粗人（以后传达时改成了军人），是革命的马前卒。”

胡耀邦在拨乱反正时，特别是带头摧毁两个凡是集团时，王震给予了高度配合，然而，二人的合作时期也就在这时濒临尾声。而说到二人的分歧那就是关于如何对待毛泽东的评价问题。王震始终认为，在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而要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离开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等于否定共产党。王震的这个理解是和当时的中国的政治气候分不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马上在次年一月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次会议号称务虚其实影响是很大的，被很多人称作解放的春天，当然是指的思想上的解放，在会议上很多人大胆发言，其大胆程度恐怕在今天看也是比较犯忌的。有人提出毛泽东当年握过一个人的手，这个人于是就几个月不洗手，宋朝的宋徽宗的宠臣朱勔就曾经把皇帝握过的地方缠上黄凌子以示重视，这种比较露骨的比喻在那次会上并不罕见。有人提出华国锋的画像完成之后送到一个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都带领着大家敲锣打鼓的迎接，因此感叹说，我们这个具有几十年光荣传统和历史的伟大的党怎么沦落到今天的这种地步了呢？ 

这种直接讨论毛泽东问题的事情越来越多，很多人说话已经相当露骨，胡耀邦本意是揭开盖子，可是，一旦盖子揭开之后怎么办，他自己也是胸中无数，特别是这种言论给凡是派提供了攻击邓小平等人的口实，于是，小平最后不得已出来说话，他说：“毛主席的问题不是不能说，但是不能全盘否定。”王震和胡耀邦的分歧也在这次务虚会后有所反应。这时候有一个插曲，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改选中央领导机构，增补陈云、胡耀邦、邓颖超、王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根据吴江等人的回忆说胡耀邦不同意王震当选以致于王震恼火，这是传闻。真实的情况是，胡耀邦被告知提名王震为政治局委员，但是，胡耀邦不同意，他说他和王震都是湖南同乡，而且还是小同乡，容易给人把柄，不严肃。然而这么一个十分正常的讲话以后被谣传成为“胡耀邦认为王震当选政治局委员是不严肃的。”顺便说一下，党内的一些传闻确实起到恶劣的作用，比如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一个讲话稿子，邓看后说写的不行，不能用。结果被传为“小平同志说胡乔木不行了，不能用了。”胡乔木本来就患得患失，听到这样的传闻，其结果可想而知，以后还是邓小平本人出来辟谣。问题关键是这次关于胡耀邦、王震的传闻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让王震知道，而胡耀邦始终蒙在鼓里，据说王震知道以后非常生气，他说为什么我当选就不严肃了？难道否定毛主席就严肃了？支持自由化就严肃了？ 

胡乔木和乔冠华号称是南乔北乔，都曾经是党内难得的才子，而后二人尽管官阶不同，可是却都有殊途同归的一面，乔冠华生前被华国锋、姬鹏飞搞的身败名裂，而胡乔木在死后被知识界批判的一文不值，不过，即使是这样，胡乔木在八十年代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仍旧不能忽视。

胡乔木为人文思敏捷、落笔千言，特别是他的政论文章，是党内公认的了得，而且，胡长年追随毛泽东，深得毛泽东为文的三昧，因此写出来的东西很为中央领导人看好，以刘少奇那样的理论家的底子仍旧希望借重胡乔木，于此可见胡的力度。不过，经常和胡乔木接触的吴江等人回忆，说胡的理论功底比不了陈伯达，历史功底比不了田家英，然则不脱为一时的第一宣力。胡乔木投奔刘邓很早，所以，被毛泽东发觉之后很快遗弃不用，但是，对于胡乔木，毛泽东一直是有保留的，他知道胡终究是书生本色，虽然喜欢政治，可是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因而尽管放弃于一时，却也不能终于忘怀，文革后期，毛泽东座车经过胡乔木的住宅时，毛突然兴起准备去看望胡乔木，根据张耀祠的回忆说因为敲门敲错了，所以，没有能和胡乔木见面，不过，这次毛泽东的心血来潮却使得胡乔木的境遇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一些长期从事理论宣传的老同志说胡乔木其人目光总有比较敏锐的时候，这是有些道理的，胡乔木在七五年以后开始决定紧紧追随邓小平干出一番事业来，这是邓小平个人和胡乔木大范围接触的开始，在国务院研究室期间，邓对胡乔木是满意的，这种满意也是后来邓终能够原谅胡走弯路的基础。

此外，胡乔木和陈云也有过一段难忘的交往，五十年代搞大跃进时，毛泽东意气风发，陈云却是不以为然，他对于毛泽东制定的钢产量的材料表示质疑，曾经托胡乔木递一份意见书，有的则说是条子，总之，胡乔木没有转达，压在他的手里，以后毛泽东知道后很生气说了胡乔木：“你一个秘书有什么资格压下中央副主席的意见？”可是，若干年之后胡乔木自己却又有一番话说，胡乔木说：“那时候，主席对于反冒进火冒三丈，总理都不免，何况陈云同志，我不转达就是为了不想让陈云同志蒙受不必要的委屈。”这是胡乔木的自解，放在那个历史背景中看，还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所以，以陈云那样精明圆熟的人不会不“领情”的。因此在胡乔木复出的问题以及以后胡乔木进入政治局的问题上，陈云都是投了积极的赞成票。

胡乔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曾经做了一把“软骨头”，揭发邓小平，所以，等到小平三次复出时，胡乔木无言以对，只好请托邓力群和王震去在小平面前缓颊，根据国内出版的《胡乔木传》中记载，王震等人的说情过程是这样：“王震说：乔木有个自我批评的信，让我们带给你。他说自己犯了错误，批判过头，无限上纲，很对不起你。邓小平说：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还特别交代：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邓小平说：他3月2日写的那个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那次我发了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嘛。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 邓小平对胡乔木作了肯定的评价，说：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有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结果主席没有办法，只好不用。 谈到胡乔木的缺点，邓小平说：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 邓小平说：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政研室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

以上的记载和邓力群作为当事人的回忆基本相似，不同的地方是，邓力群那时候听邓小平说：“以后我们还是要注意气节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要针对年轻人，也要针对老人，包括一些老同志，不能做随风倒的稻草。”这样的话自然不会传到胡乔木的耳朵里，否则也有他难堪的了。不管怎么说，胡乔木赢得小平的原谅，很快走上新的岗位，七七年开始出任社会科学院院长，以后进入书记处，再以后成了政治局委员。 

说起胡乔木就不能不提邓力群，邓因为以后的清污很不被中国的知识界原谅，背后骂他的人胜过夸奖他的人，而且，一些开明著称的老干部中像李锐、于光远等人都对邓力群不抱好感。不过，邓力群在推倒胡耀邦的过程中确实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越过他来谈胡耀邦事件显然是不合适的。

邓力群为人用李洪林（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的话说就是：“沉稳持重、意志坚定。”李洪林是典型的“自由化分子”，八九以后被捕入狱，而对于邓力群并不好的印象，他能够这么评价邓力群确实有些出乎其他人的意料。不过，当我们考诸历史时就会发现李洪林的判断基本符合邓力群的人物性格。

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也是刘少奇历史上三位影响比较大的秘书之一（其他两位是李大章、林枫），按照资历他和前两位根本没有办法相比，林枫做过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是曾经掩护王稼祥去苏联养病的主力分子，王稼祥对他非常看重，临别赠以金笔，而李大章也是一九二四年入党的老资格。可是，到了刘少奇蒙难之际，作为刘少奇曾经的秘书李大章居然配合专案组在诬陷刘少奇的材料上写下了他不该写的一笔，而邓力群被从广西桂林揪出来之后，在造反派和专案组双重的压力之下，邓力群坚不吐实，始终没有在材料上写一个字，因此也遭受了毒打，还蒙“恩”被江青等人成立“邓力群专案组”审查邓的历史问题。一九七五年十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国务院研究室编写了著名的《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此文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晚年的经济思想意即“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此文以后被批做“大毒草”成为邓小平二次被打倒的口实，作为研究室的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再度被揪斗，然而，邓力群没有向胡乔木那样写了那么之多的材料，而是继续“顽固不化”，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十分难得的。这也是以后小平大力启用邓力群的主因所在。

文革十年中很多老干部因为不能忍受来自外力的胁迫和打击都说了或者做了不该说的违心话和违心事，诬陷、侮蔑、诽谤、中伤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是，就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邓力群还是顶住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基本维持了人的尊严和原则，维持了共产党员的操守，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地方，虽说此人以后犯了错误，可是，这不能因此就抹杀他坚强的一面。

邓力群在新疆时和王震共事过，王震对邓力群的出谋划策很为赞许，所以，王震出来以后对邓力群可谓是言听计从，再加上总纲事件，邓小平对邓力群也是刮目相看。邓力群就成了联系中央高层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角色。更为有意思的是邓力群还极力交通陈云，陈云是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主力，位置仅次于邓小平和叶帅，以后叶剑英病故，陈云地位上升到第二号，陈云本人长年主持人事工作，对经济方面也有很大的发言权，邓力群本来和陈云并无渊源，陈云有一段甚至对邓力群上窜下跳表示不以为然，邓力群就抓住编撰《陈云文选》的机会对陈云进行集中攻克，根据原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的回忆，邓力群是在发着高烧的情况之下力疾从事编撰《陈云文选》的，邓力群还不让把这件事告诉陈云，以后陈云是从党校他的前秘书那里听到的，对邓力群的印象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邓力群主持编撰的《陈云文选》是集中收录了陈云从1956年到1962年这一段时间的文章、讲话，是比较能够反映陈云的中期经济思路的，对于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可是，当邓力群在宣传这部文选时因为策略的不当还引起了一段不小的风波，风波是这样的，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教育长兼理论教研室主任吴江的回忆，邓力群去党校演讲《陈云文选》对于陈云大加吹捧，内中有“毛主席没有读过《资本论》，陈云同志熟读《资本论》”和“毛主席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等话，这些话一出来很让左右派大起反感，左派批判邓力群数典忘祖，说陈云熟读资本论而说毛泽东没有熟读，这是把陈云凌驾于毛泽东之上，而说陈云发现了经济发展道路等于把陈云又凌驾于邓小平之上，所以，邓小平听了这次邓力群的演讲汇报之后，大不高兴，吓得王震跑到邓力群那里要他不要继续胡说。陈云对此没有做过任何评论，因而我们说邓力群出掌中宣部肯定不是陈云的提议，陈云是党内公认的圆熟、老道的政治家，邓力群吹捧他于前，他不可能在其后邓力群的任用上触邓小平的忌，陈云以后在公开场合下盛赞邓小平是总设计师，而自况是设计员。邓力群的兼任中宣部长是小平一手建议和安排的。

八十年代中国政坛上称呼小平为老邓，称呼邓力群为小邓，不仅是位置和年龄，也是一种微妙的关系的反馈。李洪林形容邓力群手段了得，不仅胡乔木不是小邓的对手，就是胡耀邦、赵紫阳也并非是小邓的对手。当胡耀邦还在党校人选犹豫不决时，邓力群就专门去找陈云、王震、邓小平，策动王震出掌中央党校，他终于说动陈云，陈云转而向邓小平建议，小平批准，可是，邓力群还不满足，他请做了多年冷板凳的蒋南翔出面充当党校第一副校长，成为王震的“打手”，以后党校很多风波都是蒋一人出面，这样就让王震隐去，唯独当小平准备归隐的消息传来时，王震破天荒的亲自出面表态，不赞同邓小平全退。当年北京流传一时的三部曲－－拥邓、拉赵、倒胡据说就是出自邓力群之手。不过，此事未经正面证实。

清污运动起来之后，邓力群受到改革派的责难，万里、方毅、习仲勋等人对邓力群飞扬跋扈大加挞伐，最后有人趁机编造了邓力群的生活作风问题，继而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罢黜了邓力群。本来小平提议邓力群进入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但是，在选举中，邓力群不够票数，从中央委员中就被剔除了，不进中央委员会自然进不了政治局，王震出面请陈云讲话，邓力群就准备进入中顾委常委会，也算是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然则又出了乱子，他在中顾委全委会选举中再遭败绩，和常委彻底无缘。邓力群被党内说成“会整人，也会用人，从不朝秦暮楚”，可是，这次谁也没有能够保他出山，只好黯然下课。

赵紫阳是当时邓小平等同胡耀邦一起考虑的一位顶尖级的政治人物，此人最大的特点是熟悉经济活动，建国之后在广东以养猪著称，思想上一度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息息相通，并且因为陶铸的此前的铺垫，赵紫阳之于邓小平可以说十分的熟悉。中央原来准备调陕西省委负责人王任重和四川省委负责人赵紫阳一起入京，以后单独考虑赵紫阳，准备任命他做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因为赵紫阳号称精通农业，在四川期间，77、78两年四川粮食增产100亿斤，以致于百姓流传：要吃粮，找紫阳。但是，当中央有关领导找赵紫阳谈话时，赵紫阳居然利用其他理由推托了，中央就只好调来王任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而一向寡言少语的当时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华国锋此刻说：“紫阳不来是等着我的位置呢。”（指的是华国锋的兼职国务院总理）作为中央这么一个重要的决定，赵紫阳能够用很简单的理由给推了出去，那时候看来赵的政治行情已经看涨了。

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组成十二大以后的中国政坛的三驾马车，这个格局以邓为主体，邓小平经常说：“天塌下来有胡耀邦、赵紫阳顶着。”以后他和法拉奇谈话时还是重复了这句话，只是在公布的时候改成了高个子。类似的话的改变毛泽东也有过，比如章含之回忆，毛泽东本来对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多读一些外语，免得上了乔老爷、姬老爷的当。”发表以后就给改成了“外交部的老爷们的当”。

赵紫阳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人物，在坚持改革开放上他是一直比较坚定的，也就是这点一直被邓小平看好，直到他走到对立面以后邓小平还是坚持说这个观点。一九八三年清污的前后，在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会议上，根据《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的回忆，赵紫阳针对邓力群、胡乔木等人的耸人听闻曾经细声慢语地说：“ 我看社会主义有点剥削也没什么了不起。”（回忆原文如此）会后，赵紫阳单独找了邓小平谈起这件事，同去的还有万里，根据万里同志的亲属万伯翱同志回忆，邓小平对胡乔木、邓力群的讲话不满意，不过就说了一句话：“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点不能动摇，其他的都是目。”赵紫阳在初来中央的时候，介入党内事务比较少，不过，他是旗帜鲜明的站在邓小平和胡耀邦这边的，在平反、真理大讨论问题上，他是邓派的头号大将之一。八二年之前，胡赵二人的关系虽说不上蜜月，可也相安无事。 

胡耀邦和赵紫阳各自的经历和出身不同，胡耀邦一直在中央一线工作，延安时期就负责过总政治部组织部，建国后又在团中央，拨乱反正前后主持中央党校、中宣部和中组部的工作，总之始终活跃在中央，而赵紫阳从一开始参加革命就在地方工作，包括在他走上政治生涯的顶峰之前也是来自于地方。邓小平当初之所以选择他们两个人，内中的深意也由此而来，希望他们两个人就其各自的宝贵经验做到珠联璧合，同心协力。

然而，过了没有多久，胡赵二人的分歧就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胡耀邦是党内党外公认的清正廉明的代表，他为人宽容、坦诚，但是，也经常出现错误，比如胡耀邦信口开河的毛病就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当时邓力群说胡耀邦是读书不知大义。现在看来邓力群说的也并不都是诽谤，胡耀邦喜欢读书是众所皆知的，可是，从他后来的处事看很多书的真谛他并没有掌握。往往兴之所致，就开口发挥一番，而且有的时候前后抵触的地方的不少，给对手提供了攻击的炮弹的同时也对自身的形象有所损失。相比较之下，赵紫阳就显得相对沉稳一些，说话持重一些。二人截然不同的性格也是产生矛盾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