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有很多優點，我們這裡就不多說了，現在我們來談談他的弱點，因為他的這些弱點導致對手抓住了緊緊勒在他頸項上的繩索，最終使得他黯然下台乃至病故。

關於胡耀邦的弱點，以前和胡耀邦一起共事的老同志們說了很多，以後被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吳江給總結為以下幾點：

1.寬厚有餘、威重不足。

2.有開拓局面的雄心，而無控制局勢的魄力。

3.容易被人欺負，容易被人顛覆。

據說，胡耀邦看過吳江送來的忠言，付之一笑，讓秘書存檔了事，不料以後胡耀邦的種種結局都不幸被這個總結所言中。

胡耀邦身處的八十年代，雖然完成了撥亂反正，但是，暗潮洶湧仍舊不可忽視，新的權力核心形成之後，它的外圍空間需要大量的實力來填充，這時候，各方勢力都要有所表現，而胡耀邦在這個關鍵的時刻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他與人為善固然值得肯定，可是，沒有對於那些錯誤的觀點和利用各類矛盾興風作浪的極左分子進行有理、有力、有節的鬥爭，也沒有善於把握住鄧小平對他的信任，幾乎是聽任這些人完成對他自己的包圍，政治鬥爭往往是你死我活而沒有任何道理可講的，胡耀邦在最後的關頭仍然迷信他自己的舊日的看法，以致於當趙紫陽、胡啟立、王鶴壽等人向他發出最狠的一擊時，他被殘酷的事實震驚了。

胡耀邦為人寬厚這是不爭的共識，在他下台之後，趙紫陽默許其黨羽開足馬力和一切宣傳機器對胡耀邦的執政歲月進行詆毀時，胡耀邦最多送給趙紫陽一個外號“新老人家”，多餘的話沒有說過一句。（參見李蓉《平民風骨赤子心》）然而，當這種寬厚被利用時，那就成為他的麥城。 

王震和胡耀邦原來的關係是不錯的，有一次王震和其他人座談的時候，曾經這樣提及胡耀邦，他說：“湖南出了很多英雄，大英雄，像毛主席、少奇同志、弼時同志，還有耀邦同志。”有人說也有王老，王震還很謙虛的說：“我不算什麼，我就是一個粗人（以後傳達時改成了軍人），是革命的馬前卒。”

胡耀邦在撥亂反正時，特別是帶頭摧毀兩個凡是集團時，王震給予了高度配合，然而，二人的合作時期也就在這時瀕臨尾聲。而說到二人的分歧那就是關於如何對待毛澤東的評價問題。王震始終認為，在中國不能沒有共產黨的領導，而要共產黨的領導就不能離開毛澤東，否定毛澤東就等於否定共產黨。王震的這個理解是和當時的中國的政治氣候分不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之後，馬上在次年一月召開了理論務虛會，這次會議號稱務虛其實影響是很大的，被很多人稱作解放的春天，當然是指的思想上的解放，在會議上很多人大膽發言，其大膽程度恐怕在今天看也是比較犯忌的。有人提出毛澤東當年握過一個人的手，這個人於是就幾個月不洗手，宋朝的宋徽宗的寵臣朱勔就曾經把皇帝握過的地方纏上黃凌子以示重視，這種比較露骨的比喻在那次會上並不罕見。有人提出華國鋒的畫像完成之後送到一個省，省委書記、省革委會主任都帶領着大家敲鑼打鼓的迎接，因此感嘆說，我們這個具有幾十年光榮傳統和歷史的偉大的黨怎麼淪落到今天的這種地步了呢？ 

這種直接討論毛澤東問題的事情越來越多，很多人說話已經相當露骨，胡耀邦本意是揭開蓋子，可是，一旦蓋子揭開之後怎麼辦，他自己也是胸中無數，特別是這種言論給凡是派提供了攻擊鄧小平等人的口實，於是，小平最後不得已出來說話，他說：“毛主席的問題不是不能說，但是不能全盤否定。”王震和胡耀邦的分歧也在這次務虛會後有所反應。這時候有一個插曲，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改選中央領導機構，增補陳雲、胡耀邦、鄧穎超、王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根據吳江等人的回憶說胡耀邦不同意王震當選以致於王震惱火，這是傳聞。真實的情況是，胡耀邦被告知提名王震為政治局委員，但是，胡耀邦不同意，他說他和王震都是湖南同鄉，而且還是小同鄉，容易給人把柄，不嚴肅。然而這麼一個十分正常的講話以後被謠傳成為“胡耀邦認為王震當選政治局委員是不嚴肅的。”順便說一下，黨內的一些傳聞確實起到惡劣的作用，比如胡喬木為鄧小平起草一個講話稿子，鄧看後說寫的不行，不能用。結果被傳為“小平同志說胡喬木不行了，不能用了。”胡喬木本來就患得患失，聽到這樣的傳聞，其結果可想而知，以後還是鄧小平本人出來闢謠。問題關鍵是這次關於胡耀邦、王震的傳聞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讓王震知道，而胡耀邦始終蒙在鼓裡，據說王震知道以後非常生氣，他說為什麼我當選就不嚴肅了？難道否定毛主席就嚴肅了？支持自由化就嚴肅了？ 

胡喬木和喬冠華號稱是南喬北喬，都曾經是黨內難得的才子，而後二人儘管官階不同，可是卻都有殊途同歸的一面，喬冠華生前被華國鋒、姬鵬飛搞的身敗名裂，而胡喬木在死後被知識界批判的一文不值，不過，即使是這樣，胡喬木在八十年代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仍舊不能忽視。

胡喬木為人文思敏捷、落筆千言，特別是他的政論文章，是黨內公認的了得，而且，胡長年追隨毛澤東，深得毛澤東為文的三昧，因此寫出來的東西很為中央領導人看好，以劉少奇那樣的理論家的底子仍舊希望借重胡喬木，於此可見胡的力度。不過，經常和胡喬木接觸的吳江等人回憶，說胡的理論功底比不了陳伯達，歷史功底比不了田家英，然則不脫為一時的第一宣力。胡喬木投奔劉鄧很早，所以，被毛澤東發覺之後很快遺棄不用，但是，對於胡喬木，毛澤東一直是有保留的，他知道胡終究是書生本色，雖然喜歡政治，可是不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因而儘管放棄於一時，卻也不能終於忘懷，文革後期，毛澤東座車經過胡喬木的住宅時，毛突然興起準備去看望胡喬木，根據張耀祠的回憶說因為敲門敲錯了，所以，沒有能和胡喬木見面，不過，這次毛澤東的心血來潮卻使得胡喬木的境遇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一些長期從事理論宣傳的老同志說胡喬木其人目光總有比較敏銳的時候，這是有些道理的，胡喬木在七五年以後開始決定緊緊追隨鄧小平干出一番事業來，這是鄧小平個人和胡喬木大範圍接觸的開始，在國務院研究室期間，鄧對胡喬木是滿意的，這種滿意也是後來鄧終能夠原諒胡走彎路的基礎。

此外，胡喬木和陳雲也有過一段難忘的交往，五十年代搞大躍進時，毛澤東意氣風發，陳雲卻是不以為然，他對於毛澤東制定的鋼產量的材料表示質疑，曾經托胡喬木遞一份意見書，有的則說是條子，總之，胡喬木沒有轉達，壓在他的手裡，以後毛澤東知道後很生氣說了胡喬木：“你一個秘書有什麼資格壓下中央副主席的意見？”可是，若干年之後胡喬木自己卻又有一番話說，胡喬木說：“那時候，主席對於反冒進火冒三丈，總理都不免，何況陳雲同志，我不轉達就是為了不想讓陳雲同志蒙受不必要的委屈。”這是胡喬木的自解，放在那個歷史背景中看，還是基本符合事實的，所以，以陳雲那樣精明圓熟的人不會不“領情”的。因此在胡喬木復出的問題以及以後胡喬木進入政治局的問題上，陳雲都是投了積極的贊成票。

胡喬木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曾經做了一把“軟骨頭”，揭發鄧小平，所以，等到小平三次復出時，胡喬木無言以對，只好請託鄧力群和王震去在小平面前緩頰，根據國內出版的《胡喬木傳》中記載，王震等人的說情過程是這樣：“王震說：喬木有個自我批評的信，讓我們帶給你。他說自己犯了錯誤，批判過頭，無限上綱，很對不起你。鄧小平說：這沒有什麼，對這事我沒有介意。還特別交代：不必寫信或寫自我批評了。要喬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為此有什麼負擔。鄧小平說：他3月2日寫的那個材料我看了。沒有什麼嘛。其中只有一句話不符合事實，他說那次我發了脾氣，實際上那次我並沒有發脾氣嘛。說到批我麼，不批也不行嘛。當時主席講話了，四號文件發下來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對台戲？批我厲害得多的人有的是。 鄧小平對胡喬木作了肯定的評價，說：喬木是我們黨內的第一支筆桿。過去黨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儘管對他有批評，可是一向重視他。有幾個人聯合起來反對他……結果主席沒有辦法，只好不用。 談到胡喬木的缺點，鄧小平說：他這個人缺點也有。軟弱一點，還有點固執，是屬於書生氣十足的缺點，同那些看風轉舵的不同。 鄧小平說：總而言之，喬木這個人還是要用。至於怎麼用，做什麼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換意見。政研室的事以後再說，反正有用的人總還是要用就是了。”

以上的記載和鄧力群作為當事人的回憶基本相似，不同的地方是，鄧力群那時候聽鄧小平說：“以後我們還是要注意氣節教育，這種教育不僅要針對年輕人，也要針對老人，包括一些老同志，不能做隨風倒的稻草。”這樣的話自然不會傳到胡喬木的耳朵里，否則也有他難堪的了。不管怎麼說，胡喬木贏得小平的原諒，很快走上新的崗位，七七年開始出任社會科學院院長，以後進入書記處，再以後成了政治局委員。 

說起胡喬木就不能不提鄧力群，鄧因為以後的清污很不被中國的知識界原諒，背後罵他的人勝過誇獎他的人，而且，一些開明著稱的老幹部中像李銳、于光遠等人都對鄧力群不抱好感。不過，鄧力群在推倒胡耀邦的過程中確實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越過他來談胡耀邦事件顯然是不合適的。

鄧力群為人用李洪林（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的話說就是：“沉穩持重、意志堅定。”李洪林是典型的“自由化分子”，八九以後被捕入獄，而對於鄧力群並不好的印象，他能夠這麼評價鄧力群確實有些出乎其他人的意料。不過，當我們考諸歷史時就會發現李洪林的判斷基本符合鄧力群的人物性格。

鄧力群是劉少奇的秘書，也是劉少奇歷史上三位影響比較大的秘書之一（其他兩位是李大章、林楓），按照資歷他和前兩位根本沒有辦法相比，林楓做過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是曾經掩護王稼祥去蘇聯養病的主力分子，王稼祥對他非常看重，臨別贈以金筆，而李大章也是一九二四年入黨的老資格。可是，到了劉少奇蒙難之際，作為劉少奇曾經的秘書李大章居然配合專案組在誣陷劉少奇的材料上寫下了他不該寫的一筆，而鄧力群被從廣西桂林揪出來之後，在造反派和專案組雙重的壓力之下，鄧力群堅不吐實，始終沒有在材料上寫一個字，因此也遭受了毒打，還蒙“恩”被江青等人成立“鄧力群專案組”審查鄧的歷史問題。一九七五年十月，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國務院研究室編寫了著名的《論全黨全國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此文集中體現了鄧小平晚年的經濟思想意即“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就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此文以後被批做“大毒草”成為鄧小平二次被打倒的口實，作為研究室的負責人之一的鄧力群再度被揪斗，然而，鄧力群沒有向胡喬木那樣寫了那麼之多的材料，而是繼續“頑固不化”，這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十分難得的。這也是以後小平大力啟用鄧力群的主因所在。

文革十年中很多老幹部因為不能忍受來自外力的脅迫和打擊都說了或者做了不該說的違心話和違心事，誣陷、侮蔑、誹謗、中傷幾乎成了家常便飯，但是，就在這樣的惡劣的環境下，鄧力群還是頂住了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基本維持了人的尊嚴和原則，維持了共產黨員的操守，這是應該給予肯定的地方，雖說此人以後犯了錯誤，可是，這不能因此就抹殺他堅強的一面。

鄧力群在新疆時和王震共事過，王震對鄧力群的出謀劃策很為讚許，所以，王震出來以後對鄧力群可謂是言聽計從，再加上總綱事件，鄧小平對鄧力群也是刮目相看。鄧力群就成了聯繫中央高層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角色。更為有意思的是鄧力群還極力交通陳雲，陳雲是第二代領導集體中的主力，位置僅次於鄧小平和葉帥，以後葉劍英病故，陳雲地位上升到第二號，陳雲本人長年主持人事工作，對經濟方面也有很大的發言權，鄧力群本來和陳雲並無淵源，陳雲有一段甚至對鄧力群上竄下跳表示不以為然，鄧力群就抓住編撰《陳雲文選》的機會對陳雲進行集中攻克，根據原來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阮銘的回憶，鄧力群是在發着高燒的情況之下力疾從事編撰《陳雲文選》的，鄧力群還不讓把這件事告訴陳雲，以後陳雲是從黨校他的前秘書那裡聽到的，對鄧力群的印象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鄧力群主持編撰的《陳雲文選》是集中收錄了陳雲從1956年到1962年這一段時間的文章、講話，是比較能夠反映陳雲的中期經濟思路的，對於以後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很有借鑑意義的，可是，當鄧力群在宣傳這部文選時因為策略的不當還引起了一段不小的風波，風波是這樣的，根據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教育長兼理論教研室主任吳江的回憶，鄧力群去黨校演講《陳雲文選》對於陳雲大加吹捧，內中有“毛主席沒有讀過《資本論》，陳雲同志熟讀《資本論》”和“毛主席發現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道路，陳雲同志發現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道路。”等話，這些話一出來很讓左右派大起反感，左派批判鄧力群數典忘祖，說陳雲熟讀資本論而說毛澤東沒有熟讀，這是把陳雲凌駕於毛澤東之上，而說陳雲發現了經濟發展道路等於把陳雲又凌駕於鄧小平之上，所以，鄧小平聽了這次鄧力群的演講匯報之後，大不高興，嚇得王震跑到鄧力群那裡要他不要繼續胡說。陳雲對此沒有做過任何評論，因而我們說鄧力群出掌中宣部肯定不是陳雲的提議，陳雲是黨內公認的圓熟、老道的政治家，鄧力群吹捧他於前，他不可能在其後鄧力群的任用上觸鄧小平的忌，陳雲以後在公開場合下盛讚鄧小平是總設計師，而自況是設計員。鄧力群的兼任中宣部長是小平一手建議和安排的。

八十年代中國政壇上稱呼小平為老鄧，稱呼鄧力群為小鄧，不僅是位置和年齡，也是一種微妙的關係的反饋。李洪林形容鄧力群手段了得，不僅胡喬木不是小鄧的對手，就是胡耀邦、趙紫陽也並非是小鄧的對手。當胡耀邦還在黨校人選猶豫不決時，鄧力群就專門去找陳雲、王震、鄧小平，策動王震出掌中央黨校，他終於說動陳雲，陳雲轉而向鄧小平建議，小平批准，可是，鄧力群還不滿足，他請做了多年冷板凳的蔣南翔出面充當黨校第一副校長，成為王震的“打手”，以後黨校很多風波都是蔣一人出面，這樣就讓王震隱去，唯獨當小平準備歸隱的消息傳來時，王震破天荒的親自出面表態，不贊同鄧小平全退。當年北京流傳一時的三部曲－－擁鄧、拉趙、倒胡據說就是出自鄧力群之手。不過，此事未經正面證實。

清污運動起來之後，鄧力群受到改革派的責難，萬里、方毅、習仲勛等人對鄧力群飛揚跋扈大加撻伐，最後有人趁機編造了鄧力群的生活作風問題，繼而通過差額選舉的方式罷黜了鄧力群。本來小平提議鄧力群進入中共十三屆中央政治局，但是，在選舉中，鄧力群不夠票數，從中央委員中就被剔除了，不進中央委員會自然進不了政治局，王震出面請陳雲講話，鄧力群就準備進入中顧委常委會，也算是享受政治局委員待遇，然則又出了亂子，他在中顧委全委會選舉中再遭敗績，和常委徹底無緣。鄧力群被黨內說成“會整人，也會用人，從不朝秦暮楚”，可是，這次誰也沒有能夠保他出山，只好黯然下課。

趙紫陽是當時鄧小平等同胡耀邦一起考慮的一位頂尖級的政治人物，此人最大的特點是熟悉經濟活動，建國之後在廣東以養豬著稱，思想上一度和鄧小平等老一輩息息相通，並且因為陶鑄的此前的鋪墊，趙紫陽之於鄧小平可以說十分的熟悉。中央原來準備調陝西省委負責人王任重和四川省委負責人趙紫陽一起入京，以後單獨考慮趙紫陽，準備任命他做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業，因為趙紫陽號稱精通農業，在四川期間，77、78兩年四川糧食增產100億斤，以致於百姓流傳：要吃糧，找紫陽。但是，當中央有關領導找趙紫陽談話時，趙紫陽居然利用其他理由推託了，中央就只好調來王任重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而一向寡言少語的當時地位已經岌岌可危的華國鋒此刻說：“紫陽不來是等着我的位置呢。”（指的是華國鋒的兼職國務院總理）作為中央這麼一個重要的決定，趙紫陽能夠用很簡單的理由給推了出去，那時候看來趙的政治行情已經看漲了。

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組成十二大以後的中國政壇的三駕馬車，這個格局以鄧為主體，鄧小平經常說：“天塌下來有胡耀邦、趙紫陽頂着。”以後他和法拉奇談話時還是重複了這句話，只是在公布的時候改成了高個子。類似的話的改變毛澤東也有過，比如章含之回憶，毛澤東本來對張春橋、王洪文說：“你們多讀一些外語，免得上了喬老爺、姬老爺的當。”發表以後就給改成了“外交部的老爺們的當”。

趙紫陽是中共黨內的開明派人物，在堅持改革開放上他是一直比較堅定的，也就是這點一直被鄧小平看好，直到他走到對立面以後鄧小平還是堅持說這個觀點。一九八三年清污的前後，在中央書記處召集的會議上，根據《人民日報》社社長秦川的回憶，趙紫陽針對鄧力群、胡喬木等人的聳人聽聞曾經細聲慢語地說：“ 我看社會主義有點剝削也沒什麼了不起。”（回憶原文如此）會後，趙紫陽單獨找了鄧小平談起這件事，同去的還有萬里，根據萬里同志的親屬萬伯翱同志回憶，鄧小平對胡喬木、鄧力群的講話不滿意，不過就說了一句話：“堅持改革開放這一基本點不能動搖，其他的都是目。”趙紫陽在初來中央的時候，介入黨內事務比較少，不過，他是旗幟鮮明的站在鄧小平和胡耀邦這邊的，在平反、真理大討論問題上，他是鄧派的頭號大將之一。八二年之前，胡趙二人的關係雖說不上蜜月，可也相安無事。 

胡耀邦和趙紫陽各自的經歷和出身不同，胡耀邦一直在中央一線工作，延安時期就負責過總政治部組織部，建國後又在團中央，撥亂反正前後主持中央黨校、中宣部和中組部的工作，總之始終活躍在中央，而趙紫陽從一開始參加革命就在地方工作，包括在他走上政治生涯的頂峰之前也是來自於地方。鄧小平當初之所以選擇他們兩個人，內中的深意也由此而來，希望他們兩個人就其各自的寶貴經驗做到珠聯璧合，同心協力。

然而，過了沒有多久，胡趙二人的分歧就開始逐漸明顯起來。胡耀邦是黨內黨外公認的清正廉明的代表，他為人寬容、坦誠，但是，也經常出現錯誤，比如胡耀邦信口開河的毛病就是一個顯著的特點，當時鄧力群說胡耀邦是讀書不知大義。現在看來鄧力群說的也並不都是誹謗，胡耀邦喜歡讀書是眾所皆知的，可是，從他後來的處事看很多書的真諦他並沒有掌握。往往興之所致，就開口發揮一番，而且有的時候前後牴觸的地方的不少，給對手提供了攻擊的炮彈的同時也對自身的形象有所損失。相比較之下，趙紫陽就顯得相對沉穩一些，說話持重一些。二人截然不同的性格也是產生矛盾不可忽視的一個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