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的發言，是在中共高層號召“鳴放”之際，儲安平的厄運，開始於“反右運動”之初
　
　　儲安平如果還活着，今年整一百歲。

　　1949年之前，他辦過《客觀》和《觀察》；1949年之後，他出任過《光明日報》的總編輯，雖然只有短短68天。

　　考察近現代言論史，儲安平是個無法繞過的人物。國民黨時代，他批判國民黨：“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污，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污，爛污爛污，二十年來拆足了爛污”。

　　這種風格在之後的歲月中一以貫之。在1957年開始的“反右”中，儲安平難逃厄運。

　　“情況已不容許我在《光明日報》工作了”

　 　1957年6月1日，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儲安平作了《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的發言。次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在顯要位置全文刊登。此時，儲 安平還沒有意識到，形勢馬上就要發生變化了。6月8日，《人民日報》刊發了由毛澤東親自執筆、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反右序幕從此拉開。

　　對於儲安平的批判不僅僅限於《人民日報》。本文之所以選擇《人民日報》，是因為這張報紙不僅代表着中共上層的導向，而且當時與儲安平同等量級的知識分子或政治人物多在《人民日報》上表明立場。

　　事實上，在毛澤東親自執筆的《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之前，“不同意”儲安平的聲音已經開始出現在6月3日上午舉行的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

　　6月6日下午，國務院秘書長助理、民革中央委員盧郁文把批評的矛頭再次指向了儲安平。盧認為，儲安平的提法是嚴重錯誤的，並且說：“這是對於歷史和現時的事實的重大歪曲。這個歪曲不糾正，會使全國人民失掉了團結的中心和前進的方向。”

　　6月8日，儲安平看到《人民日報》發表的《這是為什麼》，感覺“情況已不容許我在《光明日報》工作了”，向當時的《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遞交了“辭呈”。

　 　《這是為什麼》發表的當天，《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4篇來自工人的關於對儲安平的批評。考慮到當時各界人士還在為中央是鼓勵“鳴放”還是要“收”大費腦 筋，這幾篇來自工人的文章就格外值得注意。這至少說明，在《人民日報》內部，已經獲悉了某些信息。在6月8日之前，這些文章就應該已經組織好了。

　 　同一天，在九三學社中央一次並非針對儲安平而是圍繞整風展開的座談會上，周培源批評了儲安平，認為儲安平的發言是有問題的，並且“不是單純措辭上的問 題，而是思想上的問題”。但是這種批評出現了反對者，九三學社中央委員陳明紹、候補中央委員顧執中等人就不同意對儲安平的批評。顧執中認為還是“言者有罪 ”，並對《人民日報》開始批評一些人的錯誤觀點表示懷疑，認為這樣會影響大家暢所欲言。

　　《文匯報》副總編輯、著名記者浦熙修以敏感的 新聞嗅覺，也從《這是為什麼》察覺到了某種動向。那天下午，她打了個電話給陸定一，問《人民日報》這樣做是不是“收”了？說這樣做知識分子不敢再說話了， 並且在電話中為儲安平辯護。這天下午，浦熙修又與樓邦彥、費孝通等通電話，互通儲安平的問題。這些舉動，在後來批判《文匯報》的時候，成了她的罪證。

　　儲安平發言之後，香港和台灣的媒體立即發表了讚揚儲安平的文章。《人民日報》後來對於這些文章做了部分摘編，題為《台灣和香港反動報刊為右派反社會主義的宣傳喝彩》。

　　“一種惡毒的誣衊”

　 　民盟主要領導人的態度都是通過《人民日報》發表的。6月10日，吳晗接見《人民日報》記者，立場鮮明地表明自己對於儲安平發言的態度。他對《人民日報》 記者說，儲安平的發言是“一種惡毒的誣衊”。在前一天的晚上民主同盟中國人民大學支部的座談會上，吳晗對於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意見也是“完全不同 意，因為他們的意見是離開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方向的”。

　　這一天，儲安平分身乏術：當天下午民盟光明日報社支部召開的全體盟員大 會，大家“一致反對儲安平以《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名義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所作的發言”，並對他的言論進行了“嚴厲的駁斥”；在國務院召開的非黨人士 座談會上倒是出現了同情儲安平的聲音，但是馬上被反對的聲音壓了下去；晚上中國民主促進會在許廣平的主持下，紛紛批評儲安平的“立場問題”；在這樣一片批 評聲中，民盟中央小組晚上召開的會議上，民盟候補中央委員陳新桂說他完全同意儲安平所說的觀點，並且認為儲安平說的還不夠透徹。雖然他立即得到了其他人的 批評，但是當時的批評是相對溫和的。

　　第二天《人民日報》報道民盟的會議時，說到儲安平的“黨天下”，認為是“錯誤論調”。

　　不過，隨後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派都召開了座談會批評儲安平，每一場座談會都會在第一時間被《人民日報》報道。批評儲安平的座談會很快由民主黨派發展到大學裡，北京大學首當其衝，費孝通因為只說儲安平應該“認識錯誤”，也被認為是“非常錯誤的”。

　 　6月13日晚，民盟中央小組針對儲安平的座談會終於召開了，在《人民日報》第二天對這次會議的報道中，談及民盟諸多中央委員們對儲安平的態度時，使用的 詞語是“批判”，“會議從八點鐘破例地開到十一點鐘”。副主席史良的長篇發言是獨立於會議報道之外單獨發出的。史良說：“我作為民盟負責人之一，我要公開 聲明，儲安平的整篇發言論點是徹底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還說，“我主張我們民盟中央必須明確表示，和儲安平劃清界限，如果我們中間有誰支持儲安平 的，應當公開站出來。”

　　作為同樣是儲安平關系所在的九三學社也不甘落後，於14日下午邀請在京的中央委員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員舉行座談 會。會上，“二十四個人的發言中，一致對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儲安平散布的‘黨天下’的謬論和其他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的謬論作了批判，一致要求 要和這些反動的言論在思想上政治上劃清界限。”

　　1954年，儲安平曾經以全國人大代表、《新觀察》特派記者身份赴新疆採訪。並寫下了 《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而在這輪批評儲安平的高潮中，儲安平曾經到過的新疆，在表態方面也不落人後。6月13日， 新疆烏魯木齊向《人民日報》發來專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兼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陶峙岳將軍說，儲安平的發言“是不近情理的”。而在前一天的下午，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工會聯合會召開了各民族職工座談會，新疆各族紛紛表態批評儲安平的發言。6月20日，新疆烏魯木齊再次向《人民日報》發來專電，批評儲安平。

　　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6月15日、16日，由各民主黨派的代表所組成的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連續開會，討論和檢查“光明日報在過去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政治方向”，以及儲安平以“《光明日報》總編輯”名義發表錯誤言論的原因和責任。

　 　15日，章伯鈞以《光明日報》社長的身份首先發言。章伯鈞說：對儲安平在《光明日報》的工作，我要負政治責任。接着《光明日報》總編室主任高天和副主任 張友，代表報社的工作人員發言，他們從儲安平的一系列實際做法和他的辦報主張，證明了儲安平在這兩個月裡，是把《光明日報》拉向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方向 ”。

　　在會議的最後，章伯鈞發言，表示同意檢查工作並聲明，儲安平以《光明日報》總編輯名義發表的言論，事先沒有看過。章伯鈞對同時與 會的儲安平說：“我要向儲安平同志要求，應作很好的準備，向真理投降，承認錯誤，把責任擔當起來。資產階級思想，我們都有，然而可以改正。”章伯鈞承認自 己犯了錯誤，但他說原因是“感覺遲鈍，太不懂報紙的事情”。

　　16日，會議剛開始，章伯鈞又作補充說明，他認為，社務委員的責備是對 的。這樣大的事情，沒有開會討論，是錯誤的。既然儲安平發表了錯誤言論，報紙方向也發生了問題，仍然沒有及時開會，這也是錯誤的。但是他認為，這是由於他 的感覺遲鈍，同時他本人也犯了錯誤，成天在考慮自己的問題，心情沉重的緣故。接着他又說，在儲安平的錯誤言論發表以後，他也感覺到《光明日報》在方針路線 上有困難。他再次說，“我太不懂報紙的事情”，並且在會議的最後表示：一、社長負首要責任，社長做檢討；二、《光明日報》問題請各民主黨派中央開會討論； 三、在未搞清楚前，暫不就此事發表社論；四、在儲安平請假未到職前，請社委會同意由高天負責實際工作。有重大問題召開臨時會議。

　　就在這兩天幾乎是眾口一詞的對於儲安平的批評聲中，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這個人，是章乃器。章乃器站出來為儲安平辯護，說：“我覺得，儲安平的言論，從政治來看不能說離開了社會主義。他的動機還是為了國家的好。”隨即，章乃器在《光明日報》遭到了批判。

　　儲安平的問題上升到了《光明日報》的問題，各民主黨派新一輪的會議又開始了。最主要依然是儲安平關系所在的民盟和九三學社。

　　6月18日下午，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會為號召全盟展開反右派鬥爭並開始盟內整風的決定”。民盟主席沈鈞儒和臥病已久的副主席馬敘倫都參加了這次會議並作了發言，足見這次會議對於民盟的重要性。

　　當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民盟中央小組連續召開座談會，在這兩次會議上，候補中央委員、《光明日報》總編室主任高天再次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儲安平，而且更為“系統”，並且要求：“民盟中央徹底檢查，追究促使光明日報一度背離社會主義的政治責任。”

　 　繼民盟宣布整風之後，九三學社在6月21日晚舉行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擴大會議。經過討論，全體通過在全社展開反右派鬥爭和進行社內整風的決定和撤 銷儲安平代表九三學社擔任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委員的聲明。撤銷儲安平代表九三學社擔任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委員的職務是九三學社主席許德珩提出的，立即就得 到了“一致通過”。儲安平感受到了壓力，他在會議上作了簡短的發言，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系統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儲安平的反動言行”

　　民主黨派的一輪批判過去了，在新聞界有着廣泛影響的儲安平，開始受到來自同行們的批判。

　　6月24日，北京新聞界人士舉行座談會，吹響了批判儲安平的號角，批判的範圍也開始逐漸擴大，當時另外一張有着廣泛影響的民主黨派報紙《文匯報》及其負責人徐鑄成，也在這次座談會上成為被批判的對象。

　　在這次連續舉行了幾天的座談會上，《光明日報》的高天一馬當先。高天的發言，和他之前的批判基本相同。不過，就是在當時的形勢下，還有人出來為儲安平辯護，中國新聞社的鄭白濤就認為：“社會主義下的報紙可以唱對台戲，可以小罵大幫忙。”

　 　1957年的6月，就這樣過去了，但是對於儲安平的批判還沒有過去。就在儲安平受批判的時候，《文匯報》成了新聞界中被重點批判的另一個靶子。《人民日 報》先後於6月14日和7月1日連續發表《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兩篇文章。一時之間，《光明日報》和《文 匯報》被“綁定”，批判儲安平和《光明日報》，常常會順帶批評《文匯報》；批評《文匯報》，則必批判《光明日報》和儲安平。

　　7月15日，儲安平在即將閉幕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作了題為《向人民投降》的發言。

　　7月19日，《光明日報》編輯部在《人民日報》上作出公開檢查，檢討在章伯鈞、儲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間所犯的錯誤。

　　11月11日，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舉行會議。會議一致決議：撤銷右派分子章伯鈞的光明日報社社長職務和右派分子儲安平的光明日報社總編輯職務。會議並決定任楊明軒為光明日報社社長，陳此生為副社長兼總編輯，穆欣、高天為副總編輯。

　 　11月19日，《光明日報》發表社論，社論說：“儲安平來擔任總編輯之後，他同章伯鈞勾結起來，利用鳴放政策和共產黨的整風，篡改了報紙的政治方向。在 5月到6月上旬那些日子裡，本報在儲安平直接指揮、布置之下，發表了大量的右派言論和帶煽動性、破壞性的報道。這樣就使報紙脫離了社會主義的軌道，變成了 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工具。這是本報的一段黑暗時期，給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造成很大的危害，也使本報在人民群眾中留下極其惡劣的印象。”撤銷章伯鈞、儲 安平的職務是“一個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決定，是符合人民的要求，也反映了民主黨派廣大成員的意志的”。

　　11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消息，稱“光明日報的反右派鬥爭已經取得巨大勝利，現在全體工作人員正在團結一致地努力改進工作，決心辦好這張社會主義的報紙”。

　 　11月24日、25日、28日，九三學社中央和光明日報社聯合舉行了三次大會，“系統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儲安平的反動言行”。大會由九三學社主席 許德珩、光明日報社社長楊明軒主持。每次出席大會的有九三學社社員、光明日報社職工以及中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高等學校代表等一千多人。“會上，用擺事實 講道理的方法，把儲安平所謂的‘黨天下’的謬論批駁得體無完膚”，事後，《人民日報》發表報道說：“儲安平理屈詞窮，不得不向人民低頭認罪。”

　　這次會，從人數規模上來講，在歷次批評儲安平的會議中，是最大的一次。不過，儲安平的厄運還沒有結束，但是在1957年，在一次次的批判之後，在重重的政治高壓之下，儲安平開始成為歷史了。 ★

　　1957年的夏天，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

　　知識分子開始還有顧慮，但是領袖的號召，把他們的疑慮打消了。

　　1957年6月1日，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本來沒打算參加也沒有打算發言的儲安平，在動員之下做了《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的發言。

　 　儲安平命運的轉變是和中國當時歷史環境的變化緊密相關的。儲安平的發言，“會上即博得一片喝彩，會下更盛傳不衰。大家都記得馬寅初當時即用手拍着椅背， 連稱very good，very good！”中國民主促進會副主席林漢達在會下對別人說：“今天的發言儲安平最好。”

　　第二天，儲安平的發言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此時，知識分子還沒有察覺到，在那個夏季，暴風驟雨馬上就要來臨了。

　　查閱當年的資料會發現，本來，在當時的中共高層，對於鳴放整風就有不同的看法。

　　形勢的發展超出了政策制定者的預料。

　　儲安平四面楚歌：被打成了右派，《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職位被撤銷了。

　　儲安平待在家中，無事可做。放羊，擠奶。

　　批判隨之而來。據筆者統計，在儲安平發言之後短短的時間內，僅《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涉及儲安平的報道和文章，就多達175篇。

　　“文革”開始後，儲安平的日子更不好過了，1966年9月，他在一次自殺未遂後失蹤了，時年57歲。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