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这一说法并不妥当，这只是今文经学、特别是明清时代的观念。其实孔子思想并不能代表全部儒家思想，因为在先秦和汉、唐、宋的大部分时期里，儒学的更普遍含义是“周孔之道”。孔子在主观愿望上可能的确是要继承和发扬周文化，但他更多地继承发扬了东周、而不是西周时代的思想观念；而且他出生在鲁国，也不能不受鲁文化的很大影响。孔子是在继承阐释了某些“先王之道”的同时，加进了或强化了尊君抑民、尊卑有序、贵贱不愆、墨守成规、尊尊亲亲而反对法制、繁文缛礼等礼教弊端，因此可以说孔子是礼教思想创始人。这一由孔子创立、为董仲舒和程朱等人所发挥的礼教思想系统由于其尊君抑民的特性，因而为君主们所追捧、被抬到不适当的高度，但对国家和民族未必有利，在现代社会更是必须被扬弃的糟粕。《尚书》、《诗经》、《周易》等古籍中所体现的上古传统要更民本、宽容、务实、法治，是我们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源头和正统。只有去圣孔子、将圣化孔子和美化礼教这片障目的叶子从眼前移走，才能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真正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

        个人一孔之见，谈出来与各位讨论。全文近二万字，贴于《百度贴吧》的《孔子吧》和《儒家吧》。

（一）“周孔之道”的观念比“孔孟之道”更悠久

        现在提起“儒学”这个概念，人们总是将其同“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理解只能说是明清两代四书八股、程朱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下形成的观念。而在先秦和汉唐宋的大部分时期里，是“五经”据更重要地位，那时人们对“儒学”更普遍的理解是“周孔之道”。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这一说法流行开来，并被普遍接受，广泛出现在文章、书籍、甚至词典中。但我们不能不说，“儒家学派创始人”这一说法是不妥当的。近些年来也不时见到有学者指出过这一点，例如任继愈先生曾写过《再谈儒家和儒教》一文（原载《北京日报》2007年3月13日），文章一开头就讲：“讲到儒这个名称，一般人都会把它和孔子联系起来。但是，儒家或者儒教这一套学问，却不是孔子发明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孔子到现代不过两千多年。孔子的学问，继承了此前二千多年的文化成果。”孔子只能说是“周道”的阐释者、也许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说是发扬者，但肯定不是创立者。而且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儒家思想也的确一直被称为“周孔之道”。只是到了明清，周公才不大提起，儒学的含义也才由“周孔之道”而变为“孔孟之道”。明代来华的传教士们将“儒学”译为Confucianism（孔学或孔子理论），这反映的只是明清时代的观念；如果这些传教士们早来中国几百年，他们会将“儒学”译为Chow-Confucianism（周孔之道）或Chowism（周道）或做音译。

（二）“周学”与“孔学”的同异

孔子不能说是“周道”意义上的儒家创始人，那末，能不能说“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呢？孟子就是这样讲的：“孔子之为集大成”（《孟子•万章下》）。韩非子也是这样看的，他讲：“儒之所至，孔丘也。”（《韩非子•显学》）“所至”即有“集大成”的意思。但认真分析起来，我们不能不说：孔子思想与周公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尽管孔子在主观愿望上也许是真心要继承发扬周公事业，但他更多地继承发扬了东周、而不是西周时代的思想文化；而且他生长在鲁国，不能不受鲁文化很大影响。在不少方面，孔子同周公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有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对周公思想的偏离、背弃。个人认为，孔学与周学相比，大约有百分之三、四十大体一致，而百分之六、七十并不一致。这种一致之处和不一致之处，下面分别各试举五点：   

        一致之处：（1）孔子基本继承和阐释了上古传统中的德政惠民思想，主张善待百姓，安民富民，减轻百姓负担。（2）孔子基本继承和阐释了上古传统中的行“中”道、“允执其中”的思想。（3）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阐释了上古传统中的伦理道德规范。（4）孔子基本继承和实践了上古传统中的重视教育教化的传统（但在教育内容和一些观念上有所改变）。（5）孔子在一定范围内继承了周文化的宗教思想。

        不一致之处：（1）周公更为民本，主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而孔子更为君本，强调尊卑有序、贵贱不愆。（2）周公是从实际出发，实践“三代不同治”，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制定了很多方面新创的规章制度。孔子生于乱世，他希望能恢复秩序和安定，这种愿望无疑是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高尚的；但他主张的办法却是从观念和书本出发，墨守成规，阻止一切变革，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而要完全恢复“周礼”。他这种本本主义、照抄照搬不仅在当时行不通，也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困扰和混乱。（3）周公很重视道德教化礼乐，但并不认为那是万能的，因此非常注重法制，关注民生，也不歧视工商业，本人还是位军事家。而孔子则夸大道德教化礼乐的作用，贬低法制，“罕言利”，对军事不感兴趣，轻视应用学问。（4）周公应当参与或主持了“制礼作乐”，但周公时代的礼仪是相当简易的，也明确认同太公的“因其俗，简其礼”。而孔子则以繁文缛礼而著称。（5）周公主张“抚民以宽”、对百姓的抱怨指责“不敢含怒”。而孔子则主张“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礼”是以尊卑有序为核心的）、“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从以上简略分析中我们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内容基本都是源自周文化，而孔子与周公的不一致之处又明显以周公更为高明、务实，那为什么孔子被长期尊为圣人，而周公则被逐渐淡化？这在强调尊师重道传统的中国历史上是很反常的。排除了各种理由不十分充分的可能性后，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上述不一致之处的第一点上，也就是在“无道昏君应不应该被推翻取代”这一关键问题上，周公和孔子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正是因为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周公的历史地位被逐渐淡化，而孔子的地位则被越抬越高。

        也许有人会说：周公讲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是革命时代的观念，而孔子主张的尊君抑民、尊卑有序是守成时期的观念，各有各的用处。但哪种观念是更好的守成观念不能不作深入讨论。

如上面提到的，在周学观念居主流地位的西周时代，发生过国人将厉王赶走的事件，但赶走厉王后的共和时代和随后的宣王时代都是相当不错的时期。接下来的幽王在位十年胡作非为，也许是由于加强了行政上和思想上的控制，没有出现国人暴动，结果是被申侯联合西戎攻入，身死国灭。如果在幽王第一次烽火戏诸侯的时候就将幽王赶走，再次共和或王位换人，西周是不是亡不了？还应提起注意的是，厉王被赶走后，又活了十来年直到自然死亡；幽王如果被赶走也会安度余生，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其本人是不是都更好？

 孔学礼教思想推崇君臣大义、强调尊卑名分，君主再暴虐妄为再昏庸无能也要维护其地位，直到引发大的内乱外患，国家和百姓损害惨重，君主本人也不得善终。《荀子》中讲“至忠为贼”，这句话可以说骂得非常有道理。对君主个人愚忠、不知变通，对国家、对百姓、对君主本人都是祸害。如果一直延续周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和古《传》中“从道不从君”的观念，中国历史上君主被赶下台的事件可能会多一些、共和时期可能会多一些，但很可能不会出现这么多大规模的内乱外患，甚至不排除形成和平撤换不称职君主的机制和规范。而礼教思想阻塞了走上这条道路的可能性。

即使我们尽量历史主义地看问题，承认一定程度的尊君抑民、尊卑有序在帝制时代可以为社会所接受、至少可以被容忍。例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崇尚道家思想，但也讲：“儒者（指孔儒）……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强调尊君抑民、尊卑有序、贵贱不愆的礼教思想难道不应该被彻底扬弃吗？

（三）“周孔之道”与“孔孟之道”的演变

        个人认为，大致说来，孔子思想理论中有三分之一是继承、阐释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上古传统，三分之一是继承、阐释了伯夷、叔齐和《春秋》中的君臣大义、尊卑名分传统，三分之一是继承、阐释了鲁文化中安贫守拙、繁文缛礼等传统。因此，从广义上说，孔学和包括周学在内的上古传统都可以统称为“儒学”；但在实际上，孔学与包括周学在内的上古传统之间有不少区别，有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区别。在西方，对基督教有这样一种说法：基督教内不同派别之间的区别，有时比基督教与其它宗教之间的区别还大。在被总称为“儒学”的不同流派之间，也会存在这种情况。

    平心而论，清朝在进入和平时期后，还是有善政的。例如，赋税不算重，在赈灾、水利等事情上还一直是认真的，等等。但清代毕竟是外族统治，要想用几百万满人管住几亿汉人，这任务无疑是非常艰巨的，愚民、弱民乃是必然选择。如很多人所指出的，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字狱最严重、思想言论最受窒息、也是最缺乏活力和创造性的时代。如鲁迅所讲：“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州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而四书八股、程朱理学就成为他们禁锢思想、封闭排外、保证臣民效忠清室的得力思想工具。

在清代，“五经”和周文化被进一步淡化。清代科举“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经文虽与四书并重，积习相沿，士子不专心学习。”（《清史稿•志八十三•选举三》）这样，人们的眼界、思路日趋狭隘。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徐继畲等因了解、介绍外国情况而被骂为“汉奸”，后来的洋务运动也受到势力强大的守旧派抵制，这在汉、唐、宋、乃至明代中后期都是不会有的事情，这是因长期禁锢封闭而造成的僵化症状。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清楚，孔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发展转变过程中起着怎样严重的阻碍、窒息作用。例如守旧派官员刘锡鸿就坚决捍卫数千年的“圣人之道”：“政令位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并坚持要用这种“圣教”去“变夷”。刘的这种主张受到守旧派人士的交口称赞。试想，中国要想现代化不清除这种孔学“圣教”障碍可能吗？（刘锡鸿本人在出使德国后观念有所转变。）

不少人都爱引用汉初儒生叔孙通的话：“夫儒者（指鲁儒）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话倒也不错，但不能以为守成方法只有“儒者（孔儒）”这一家。仅就已付诸过实施的守成方法来讲，就有周公召公的守成方法、太公管仲的守成方法、孔孟的守成方法、商韩的守成方法、黄老的守成方法等。如果守成守到先秦鲁国和清代那个样子，也不能说是好的守成方法。从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孔学思想的统治垄断程度与社会的禁锢停滞程度是成正比的。

（四）去圣孔子才能真正继承中华优秀传统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礼教”的口号。“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好像有些全盘否定的过激情绪，但我相信“打倒吃人礼教”这一指向很准，完全没有错。这一由孔子开创、董仲舒和程朱等人继承发扬的“礼教”思想由于宣扬无条件尊君抑民而受到封建君主们的热烈追捧，但其有不少相当严重的弊病，如：强调尊卑有序、贵贱不愆、尊尊亲亲而导致等级观念、权大于法、人情大于法；守旧僵化、照抄照搬；夸大礼乐教化作用而轻视贬低忽视几乎所有应用学问；专注于繁文缛礼而严重压抑人性、个性、创造性和活力，等等。这些“礼教”弊病不仅在历史上对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程度不等的窒息、停滞、衰弱等后果，直到今天我们仍旧能感觉出它的负面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民族自尊心的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在不断升温。但由于清代离我们近，清代遗风还有不少存留，所以一提恢复传统文化，就容易恢复到清代的孔孟四书、程朱理学那一套。近年来，我们已基本公认：明初和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字狱和思想禁锢最严重的时代，也是停滞、落后的时代，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四书八股、程朱理学也不会是好的意识形态。既然我们公认汉唐宋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更繁荣先进的时代，那么那些时代以“经学”为主、周文化有很大影响、兼收齐文化、道家等思想之所长、比较开放包容活跃的传统才是我们中华民族更好些的传统。

    鸦片战争后国门初开时，能放眼国外的士大夫几乎都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社会风气类似于我国上古的三代之治、与《周礼》颇多相合。尤其是出使过欧洲的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等人持此论更力。因为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现代社会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向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回归，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由于上距原始部落时代未远，具有那一时期特有的主权在民、崇尚人的本性、开放进取、推崇法律等优秀素质；我国三代时期也上距原始部落时代未远，也具有那一时期特有的民本、宽容、务实、法治等优秀素质，所以清末维新派士大夫将西方现代社会与我国三代时期类比并不奇怪。但那时没有人敢说孔子的不是，于是就把孔子和三代说成一回事，统称为“古儒”，主张回归三代、回归古儒。到了“五四”时代，没有了皇上，人们敢质疑孔子、敢喊“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礼教”了，但仍然沿袭思维惯性，将三代与孔子看作一回事，一并推翻打倒。这样中国就没有什么优秀传统了，出现了空白，只好移植西方文化来填补。

        如果我们仍然沿袭明清时代的观念，将孔孟四书和程朱理学等同于儒学、将孔子视为儒学的创始人和代表，那我们实际上仍然是将三代与孔子看成一回事、把上古优秀传统与孔学礼教思想混为一谈。这样，当我们谈及民本、德政、道德伦理规范等民族优秀传统时，会把这些优点归功于孔子；当我们谈及礼教思想弊端时，会把这些弊端分摊给上古传统。进而，当我们试图扬弃孔学思想中的糟粕时，就有成民族传统虚无主义的风险；当我们试图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时，又有复活礼教思想的可能。

        但当我们将视野越过明清，投放于汉、唐、宋和先秦时代时，特别是将视野投放于孔子之前的思想文化传统时，我们会豁然发现：四书不等于五经，道学不等于儒学，今文经学不等于古文经学，孔学、鲁学不等于周学，礼教思想不等于上古传统、不等于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的源头和正统。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理直气壮地扬弃孔孟、董仲舒、程朱这一思想系统中的礼教糟粕，也有可能理直气壮地发扬三代之风、发扬儒学中以周学为代表的民族优秀传统了。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出版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很大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来胡适自己曾总结此书有两条贡献：一是从老、孔讲起；一是将孔子与诸子平列。从今天来看，这两条可以说是一功一过：将孔子去圣化、恢复其先秦诸子之一的真实历史地位为功，而截去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尚书》、《诗经》、《周易》等上古典籍是我们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源头和正统，将源头和主流截断，下游的水量水质还能正常吗？

    近来看到，好几个人都使用了“大儒学”这一概念，当然各自有不同的解释和定义。其中有这样一种观念：将包括上古儒学、孔、孟、荀等在内的所有与“六艺”有关的学说流派统称为“大儒学”或“广义儒学”，而把孔学礼教这一思想系统特称为“小儒学”或“狭义儒学”。我认同这一观念。前些时，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明确主张“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见2009年9月6日《光明日报》）。我们有必要摆脱那种以“四书”为主的明清思维或称“道学”思维，而应回归以“经学”为主的“大儒学”观念。当然，在“大儒学”框架范围内，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区分以周学为代表的上古儒学传统和以孔学为代表的礼教思想系统。

前两年，李零教授出版了一本书《去圣乃得真孔子》，我完全赞成该书书名的这一提法。如果说“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带有那个时代的革命痕迹，有些过激、情绪化，那么“去圣孔子”这一提法是相当公允、平和、理性的。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讲：“广大干部和群众要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我们不能好容易摆脱了神化崇拜、句句是真理的现代精神枷锁，又给自己套上一个圣化崇拜、句句是真理的古代精神枷锁。

更何况，对追求绝对权威、皇权永固的封建君主来说，孔子的确是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的圣人，但未必是国家民族的圣人，更绝对不可能是现代社会的圣人。当然，孔子的思想言论中也有一些应该肯定、值得肯定的部分，不能全盘否定。而且礼教思想至晚从伯夷、叔齐那时就有，东周时期以《春秋》为代表又有加强的趋势，不是孔子一个人的责任。但如果没有孔子，礼教思想不会那样成系统，影响不会那样大、那样泛滥，我们民族的很多思想政治文化道德传统不会受到那样严重的出自礼教观念的扭曲变态。

我们相信，现在主张尊孔、圣化孔子的人们在主观愿望上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防止和抵制全盘西化。记得有位尊孔学者曾问过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不尊孔尊什么呢？”的确，如果没有能够令人信服的形象和观念来取代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象征，那尽管能找出孔子一百件毛病，尊孔还会继续，因为要维护中国文化传统就必然要连带维护这一传统的象征。文革时期的“批孔”在学术上是胡闹，不必提起。但“五四”时期反孔、反礼教力度不可谓不强，不少理由讲得不可谓不深刻，但始终与尊孔者相持不下，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中一些人是要用西方文化来完全取代中国文化，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接受的。其实他们中的多数也都致力于用新的思想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和诠释，但尚未能建立起新的观念体系，以致后来一讲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就很自然地又回到尊孔的老路上去。

现在要明确的是：将孔子视为儒学代表、进而视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代表，这是今文经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和明清时代遗留的影响。如前所述，直到宋代，儒学一直是指“经学”、被理解为“周孔之道”，程朱那种突出孔孟和四书的学问并不被视为正统儒学，而只称之为“道学”。如果我们恢复将儒学理解为“周孔之道”的话，那孔子就不可能是儒学代表，也不可能是儒学创始人，更不可能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代表。如果一定要说孔子是什么思想创始人的话，那也只能说是“礼教”思想创始人，因为在相当几个重要方面，孔子的“孔学”与以周公为代表的“周道”的确有所不同。

前面提到，明代来华的传教士们将“儒学”译为“孔学（Confucianism）”。由于西方人没有“儒”这一概念，因此反倒容易把孔学和孔子之前的思想区分开。例如《大英百科全书》的“中国哲学”条目中就在“中国人本主义之根（Roots of Chinese humanism）”的标题下概述了商周时代的思想。还有些著作中使用了“前孔子（pre-Confucius）”这一概念，并将“五经”归为“前孔子”经典，“但经过了孔子的编辑和解释”。还有的著作中更敏锐地指出孔子之前的思想和孔子之间的差别：孔子之前的思想强调“‘天命’会转移到新的更符合‘德’的君主”，而孔子则主张“人们应该顺从君主和政府，君主和政府也应该不虐待百姓”。还有一些著作中介绍了孔学的“三纲”主张：君主统治（rules）臣下，父亲统治儿子，丈夫统治妻子。现在把海外推广中国文化的机构统称为“孔子学院”，并把孔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与其它文化对话，我怀疑这种做法能使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持正面、信服的态度。（顺便提一件趣闻：2009年五月巴拿马选举“环球小姐”代表时，主持人问候选人柯莎蕾莉：“孔夫子是哪一国人？”她答：“孔夫子啊，是日本人……不，中国人？‘混乱’一词就是由他而起的。”这位小姐对东方文化看来不很熟悉，但富于联想力，因为西文中“孔子（Confucius）”一词与“混乱（confusion）”一词的发音和拼写都很相近。在历史上，孔子也的确相当严重地扭曲了民本、宽容、务实、法治的上古儒学传统，带来了相当一些思想混乱。）

 我们不能视孔子为中华优秀传统的代表，因为孔子思想对封建君主来讲的确十分有利，但对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对现代社会来讲负面因素很多。我们也不能视孔子为全部儒学的代表，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周公的地位更高，包括周文化在内的上古传统的影响很大；而且孔子与孟子、荀子等人之间，也有程度不等的差别。现在承清代和康有为的余绪搞尊孔、圣化孔子乃至孔教，实际上是使孔子成为了障目的叶子，反而妨碍了我们对真正中华优秀传统的吸收和发扬。圣化孔子遮蔽了中华思想精神文化的真正源头，扭曲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上古优秀传统，扭曲了“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古文尚书•君陈》）的周文化，遮蔽了更先进、更“现代”的齐文化和更恢宏多彩的楚文化等多元文化，遮蔽了几千年来各行各业、在朝在野的灿烂群星，也遮蔽了中国历史上相当发达的法制思想、经济理财思想、领导管理学、军事学、科学技术等实用学问传统。只有去圣孔子、明确其思想中的弊端、恢复其先秦诸子之一的真实历史地位，将圣化孔子和美化礼教这片障目的叶子从眼前移走，我们才能真正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彩纷呈和气象万千。

（下一篇文章题目：《孔子对上古伦理道德传统的继承和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