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這一說法並不妥當，這只是今文經學、特別是明清時代的觀念。其實孔子思想並不能代表全部儒家思想，因為在先秦和漢、唐、宋的大部分時期里，儒學的更普遍含義是“周孔之道”。孔子在主觀願望上可能的確是要繼承和發揚周文化，但他更多地繼承發揚了東周、而不是西周時代的思想觀念；而且他出生在魯國，也不能不受魯文化的很大影響。孔子是在繼承闡釋了某些“先王之道”的同時，加進了或強化了尊君抑民、尊卑有序、貴賤不愆、墨守成規、尊尊親親而反對法制、繁文縟禮等禮教弊端，因此可以說孔子是禮教思想創始人。這一由孔子創立、為董仲舒和程朱等人所發揮的禮教思想系統由於其尊君抑民的特性，因而為君主們所追捧、被抬到不適當的高度，但對國家和民族未必有利，在現代社會更是必須被揚棄的糟粕。《尚書》、《詩經》、《周易》等古籍中所體現的上古傳統要更民本、寬容、務實、法治，是我們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源頭和正統。只有去聖孔子、將聖化孔子和美化禮教這片障目的葉子從眼前移走，才能繼承和發揚我們民族真正優秀的思想文化傳統。

        個人一孔之見，談出來與各位討論。全文近二萬字，貼於《百度貼吧》的《孔子吧》和《儒家吧》。

（一）“周孔之道”的觀念比“孔孟之道”更悠久

        現在提起“儒學”這個概念，人們總是將其同“孔孟之道”聯繫在一起，但這種理解只能說是明清兩代四書八股、程朱理學占絕對統治地位下形成的觀念。而在先秦和漢唐宋的大部分時期里，是“五經”據更重要地位，那時人們對“儒學”更普遍的理解是“周孔之道”。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這一說法流行開來，並被普遍接受，廣泛出現在文章、書籍、甚至詞典中。但我們不能不說，“儒家學派創始人”這一說法是不妥當的。近些年來也不時見到有學者指出過這一點，例如任繼愈先生曾寫過《再談儒家和儒教》一文（原載《北京日報》2007年3月13日），文章一開頭就講：“講到儒這個名稱，一般人都會把它和孔子聯繫起來。但是，儒家或者儒教這一套學問，卻不是孔子發明的。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孔子到現代不過兩千多年。孔子的學問，繼承了此前二千多年的文化成果。”孔子只能說是“周道”的闡釋者、也許在某些方面還可以說是發揚者，但肯定不是創立者。而且在很長歷史時期里，儒家思想也的確一直被稱為“周孔之道”。只是到了明清，周公才不大提起，儒學的含義也才由“周孔之道”而變為“孔孟之道”。明代來華的傳教士們將“儒學”譯為Confucianism（孔學或孔子理論），這反映的只是明清時代的觀念；如果這些傳教士們早來中國幾百年，他們會將“儒學”譯為Chow-Confucianism（周孔之道）或Chowism（周道）或做音譯。

（二）“周學”與“孔學”的同異

孔子不能說是“周道”意義上的儒家創始人，那末，能不能說“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呢？孟子就是這樣講的：“孔子之為集大成”（《孟子•萬章下》）。韓非子也是這樣看的，他講：“儒之所至，孔丘也。”（《韓非子•顯學》）“所至”即有“集大成”的意思。但認真分析起來，我們不能不說：孔子思想與周公思想並不完全一致。儘管孔子在主觀願望上也許是真心要繼承發揚周公事業，但他更多地繼承發揚了東周、而不是西周時代的思想文化；而且他生長在魯國，不能不受魯文化很大影響。在不少方面，孔子同周公的區別還是很大的，有些方面甚至可以說是對周公思想的偏離、背棄。個人認為，孔學與周學相比，大約有百分之三、四十大體一致，而百分之六、七十並不一致。這種一致之處和不一致之處，下面分別各試舉五點：   

        一致之處：（1）孔子基本繼承和闡釋了上古傳統中的德政惠民思想，主張善待百姓，安民富民，減輕百姓負擔。（2）孔子基本繼承和闡釋了上古傳統中的行“中”道、“允執其中”的思想。（3）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和闡釋了上古傳統中的倫理道德規範。（4）孔子基本繼承和實踐了上古傳統中的重視教育教化的傳統（但在教育內容和一些觀念上有所改變）。（5）孔子在一定範圍內繼承了周文化的宗教思想。

        不一致之處：（1）周公更為民本，主張“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而孔子更為君本，強調尊卑有序、貴賤不愆。（2）周公是從實際出發，實踐“三代不同治”，根據當時實際情況，制定了很多方面新創的規章制度。孔子生於亂世，他希望能恢復秩序和安定，這種願望無疑是良好的、甚至可以說是高尚的；但他主張的辦法卻是從觀念和書本出發，墨守成規，阻止一切變革，不顧已經變化了的實際情況而要完全恢復“周禮”。他這種本本主義、照抄照搬不僅在當時行不通，也給後世留下了很大的困擾和混亂。（3）周公很重視道德教化禮樂，但並不認為那是萬能的，因此非常注重法制，關注民生，也不歧視工商業，本人還是位軍事家。而孔子則誇大道德教化禮樂的作用，貶低法制，“罕言利”，對軍事不感興趣，輕視應用學問。（4）周公應當參與或主持了“制禮作樂”，但周公時代的禮儀是相當簡易的，也明確認同太公的“因其俗，簡其禮”。而孔子則以繁文縟禮而著稱。（5）周公主張“撫民以寬”、對百姓的抱怨指責“不敢含怒”。而孔子則主張“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的“禮”是以尊卑有序為核心的）、“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從以上簡略分析中我們會產生一個疑問：既然孔子思想中有價值的內容基本都是源自周文化，而孔子與周公的不一致之處又明顯以周公更為高明、務實，那為什麼孔子被長期尊為聖人，而周公則被逐漸淡化？這在強調尊師重道傳統的中國歷史上是很反常的。排除了各種理由不十分充分的可能性後，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上述不一致之處的第一點上，也就是在“無道昏君應不應該被推翻取代”這一關鍵問題上，周公和孔子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正是因為在這一關鍵問題上的不同立場，周公的歷史地位被逐漸淡化，而孔子的地位則被越抬越高。

        也許有人會說：周公講的“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是革命時代的觀念，而孔子主張的尊君抑民、尊卑有序是守成時期的觀念，各有各的用處。但哪種觀念是更好的守成觀念不能不作深入討論。

如上面提到的，在周學觀念居主流地位的西周時代，發生過國人將厲王趕走的事件，但趕走厲王后的共和時代和隨後的宣王時代都是相當不錯的時期。接下來的幽王在位十年胡作非為，也許是由於加強了行政上和思想上的控制，沒有出現國人暴動，結果是被申侯聯合西戎攻入，身死國滅。如果在幽王第一次烽火戲諸侯的時候就將幽王趕走，再次共和或王位換人，西周是不是亡不了？還應提起注意的是，厲王被趕走後，又活了十來年直到自然死亡；幽王如果被趕走也會安度餘生，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其本人是不是都更好？

 孔學禮教思想推崇君臣大義、強調尊卑名分，君主再暴虐妄為再昏庸無能也要維護其地位，直到引發大的內亂外患，國家和百姓損害慘重，君主本人也不得善終。《荀子》中講“至忠為賊”，這句話可以說罵得非常有道理。對君主個人愚忠、不知變通，對國家、對百姓、對君主本人都是禍害。如果一直延續周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和古《傳》中“從道不從君”的觀念，中國歷史上君主被趕下台的事件可能會多一些、共和時期可能會多一些，但很可能不會出現這麼多大規模的內亂外患，甚至不排除形成和平撤換不稱職君主的機制和規範。而禮教思想阻塞了走上這條道路的可能性。

即使我們儘量歷史主義地看問題，承認一定程度的尊君抑民、尊卑有序在帝制時代可以為社會所接受、至少可以被容忍。例如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崇尚道家思想，但也講：“儒者（指孔儒）……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但在現代社會中，這種強調尊君抑民、尊卑有序、貴賤不愆的禮教思想難道不應該被徹底揚棄嗎？

（三）“周孔之道”與“孔孟之道”的演變

        個人認為，大致說來，孔子思想理論中有三分之一是繼承、闡釋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上古傳統，三分之一是繼承、闡釋了伯夷、叔齊和《春秋》中的君臣大義、尊卑名分傳統，三分之一是繼承、闡釋了魯文化中安貧守拙、繁文縟禮等傳統。因此，從廣義上說，孔學和包括周學在內的上古傳統都可以統稱為“儒學”；但在實際上，孔學與包括周學在內的上古傳統之間有不少區別，有些方面甚至可以說是根本性的區別。在西方，對基督教有這樣一種說法：基督教內不同派別之間的區別，有時比基督教與其它宗教之間的區別還大。在被總稱為“儒學”的不同流派之間，也會存在這種情況。

    平心而論，清朝在進入和平時期後，還是有善政的。例如，賦稅不算重，在賑災、水利等事情上還一直是認真的，等等。但清代畢竟是外族統治，要想用幾百萬滿人管住幾億漢人，這任務無疑是非常艱巨的，愚民、弱民乃是必然選擇。如很多人所指出的，清代是我國歷史上文字獄最嚴重、思想言論最受窒息、也是最缺乏活力和創造性的時代。如魯迅所講：“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州人以異族入侵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而四書八股、程朱理學就成為他們禁錮思想、封閉排外、保證臣民效忠清室的得力思想工具。

在清代，“五經”和周文化被進一步淡化。清代科舉“名為三場並試，實則首場為重，首場又四書藝為重。”“經文雖與四書並重，積習相沿，士子不專心學習。”（《清史稿•志八十三•選舉三》）這樣，人們的眼界、思路日趨狹隘。鴉片戰爭前後，林則徐、徐繼畲等因了解、介紹外國情況而被罵為“漢奸”，後來的洋務運動也受到勢力強大的守舊派抵制，這在漢、唐、宋、乃至明代中後期都是不會有的事情，這是因長期禁錮封閉而造成的僵化症狀。對中國近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會清楚，孔學思想在中國近代發展轉變過程中起着怎樣嚴重的阻礙、窒息作用。例如守舊派官員劉錫鴻就堅決捍衛數千年的“聖人之道”：“政令位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尊卑貴賤禮制殊嚴，士農工商品流各別”，並堅持要用這種“聖教”去“變夷”。劉的這種主張受到守舊派人士的交口稱讚。試想，中國要想現代化不清除這種孔學“聖教”障礙可能嗎？（劉錫鴻本人在出使德國後觀念有所轉變。）

不少人都愛引用漢初儒生叔孫通的話：“夫儒者（指魯儒）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這話倒也不錯，但不能以為守成方法只有“儒者（孔儒）”這一家。僅就已付諸過實施的守成方法來講，就有周公召公的守成方法、太公管仲的守成方法、孔孟的守成方法、商韓的守成方法、黃老的守成方法等。如果守成守到先秦魯國和清代那個樣子，也不能說是好的守成方法。從兩千年的歷史中我們看到的是：孔學思想的統治壟斷程度與社會的禁錮停滯程度是成正比的。

（四）去聖孔子才能真正繼承中華優秀傳統

        “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喊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禮教”的口號。“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好像有些全盤否定的過激情緒，但我相信“打倒吃人禮教”這一指向很準，完全沒有錯。這一由孔子開創、董仲舒和程朱等人繼承發揚的“禮教”思想由於宣揚無條件尊君抑民而受到封建君主們的熱烈追捧，但其有不少相當嚴重的弊病，如：強調尊卑有序、貴賤不愆、尊尊親親而導致等級觀念、權大於法、人情大於法；守舊僵化、照抄照搬；誇大禮樂教化作用而輕視貶低忽視幾乎所有應用學問；專注於繁文縟禮而嚴重壓抑人性、個性、創造性和活力，等等。這些“禮教”弊病不僅在歷史上對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程度不等的窒息、停滯、衰弱等後果，直到今天我們仍舊能感覺出它的負面作用。

    近些年來，隨着國力的提升和民族自尊心的增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也在不斷升溫。但由於清代離我們近，清代遺風還有不少存留，所以一提恢復傳統文化，就容易恢復到清代的孔孟四書、程朱理學那一套。近年來，我們已基本公認：明初和清代是我國歷史上文字獄和思想禁錮最嚴重的時代，也是停滯、落後的時代，那麼與之相適應的四書八股、程朱理學也不會是好的意識形態。既然我們公認漢唐宋時代是我國歷史上更繁榮先進的時代，那麼那些時代以“經學”為主、周文化有很大影響、兼收齊文化、道家等思想之所長、比較開放包容活躍的傳統才是我們中華民族更好些的傳統。

    鴉片戰爭後國門初開時，能放眼國外的士大夫幾乎都認為：西方的政治制度、社會風氣類似於我國上古的三代之治、與《周禮》頗多相合。尤其是出使過歐洲的郭嵩燾、薛福成、曾紀澤等人持此論更力。因為文藝復興後的西方現代社會在很多方面可以說是向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回歸，而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由於上距原始部落時代未遠，具有那一時期特有的主權在民、崇尚人的本性、開放進取、推崇法律等優秀素質；我國三代時期也上距原始部落時代未遠，也具有那一時期特有的民本、寬容、務實、法治等優秀素質，所以清末維新派士大夫將西方現代社會與我國三代時期類比並不奇怪。但那時沒有人敢說孔子的不是，於是就把孔子和三代說成一回事，統稱為“古儒”，主張回歸三代、回歸古儒。到了“五四”時代，沒有了皇上，人們敢質疑孔子、敢喊“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禮教”了，但仍然沿襲思維慣性，將三代與孔子看作一回事，一併推翻打倒。這樣中國就沒有什麼優秀傳統了，出現了空白，只好移植西方文化來填補。

        如果我們仍然沿襲明清時代的觀念，將孔孟四書和程朱理學等同於儒學、將孔子視為儒學的創始人和代表，那我們實際上仍然是將三代與孔子看成一回事、把上古優秀傳統與孔學禮教思想混為一談。這樣，當我們談及民本、德政、道德倫理規範等民族優秀傳統時，會把這些優點歸功於孔子；當我們談及禮教思想弊端時，會把這些弊端分攤給上古傳統。進而，當我們試圖揚棄孔學思想中的糟粕時，就有成民族傳統虛無主義的風險；當我們試圖發揚民族優秀傳統時，又有復活禮教思想的可能。

        但當我們將視野越過明清，投放於漢、唐、宋和先秦時代時，特別是將視野投放於孔子之前的思想文化傳統時，我們會豁然發現：四書不等於五經，道學不等於儒學，今文經學不等於古文經學，孔學、魯學不等於周學，禮教思想不等於上古傳統、不等於我們民族思想文化的源頭和正統。這樣，我們就有可能理直氣壯地揚棄孔孟、董仲舒、程朱這一思想系統中的禮教糟粕，也有可能理直氣壯地發揚三代之風、發揚儒學中以周學為代表的民族優秀傳統了。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胡適出版了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很大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後來胡適自己曾總結此書有兩條貢獻：一是從老、孔講起；一是將孔子與諸子平列。從今天來看，這兩條可以說是一功一過：將孔子去聖化、恢復其先秦諸子之一的真實歷史地位為功，而截去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和《尚書》、《詩經》、《周易》等上古典籍是我們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源頭和正統，將源頭和主流截斷，下游的水量水質還能正常嗎？

    近來看到，好幾個人都使用了“大儒學”這一概念，當然各自有不同的解釋和定義。其中有這樣一種觀念：將包括上古儒學、孔、孟、荀等在內的所有與“六藝”有關的學說流派統稱為“大儒學”或“廣義儒學”，而把孔學禮教這一思想系統特稱為“小儒學”或“狹義儒學”。我認同這一觀念。前些時，香港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明確主張“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見2009年9月6日《光明日報》）。我們有必要擺脫那種以“四書”為主的明清思維或稱“道學”思維，而應回歸以“經學”為主的“大儒學”觀念。當然，在“大儒學”框架範圍內，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區分以周學為代表的上古儒學傳統和以孔學為代表的禮教思想系統。

前兩年，李零教授出版了一本書《去聖乃得真孔子》，我完全贊成該書書名的這一提法。如果說“打倒孔家店”這一口號帶有那個時代的革命痕跡，有些過激、情緒化，那麼“去聖孔子”這一提法是相當公允、平和、理性的。文革結束後，痛定思痛，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講：“廣大幹部和群眾要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我們不能好容易擺脫了神化崇拜、句句是真理的現代精神枷鎖，又給自己套上一個聖化崇拜、句句是真理的古代精神枷鎖。

更何況，對追求絕對權威、皇權永固的封建君主來說，孔子的確是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的聖人，但未必是國家民族的聖人，更絕對不可能是現代社會的聖人。當然，孔子的思想言論中也有一些應該肯定、值得肯定的部分，不能全盤否定。而且禮教思想至晚從伯夷、叔齊那時就有，東周時期以《春秋》為代表又有加強的趨勢，不是孔子一個人的責任。但如果沒有孔子，禮教思想不會那樣成系統，影響不會那樣大、那樣泛濫，我們民族的很多思想政治文化道德傳統不會受到那樣嚴重的出自禮教觀念的扭曲變態。

我們相信，現在主張尊孔、聖化孔子的人們在主觀願望上是要繼承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防止和抵制全盤西化。記得有位尊孔學者曾問過一句非常關鍵的話：“不尊孔尊什麼呢？”的確，如果沒有能夠令人信服的形象和觀念來取代孔子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象徵，那儘管能找出孔子一百件毛病，尊孔還會繼續，因為要維護中國文化傳統就必然要連帶維護這一傳統的象徵。文革時期的“批孔”在學術上是胡鬧，不必提起。但“五四”時期反孔、反禮教力度不可謂不強，不少理由講得不可謂不深刻，但始終與尊孔者相持不下，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們中一些人是要用西方文化來完全取代中國文化，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接受的。其實他們中的多數也都致力於用新的思想觀念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整理和詮釋，但尚未能建立起新的觀念體系，以致後來一講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就很自然地又回到尊孔的老路上去。

現在要明確的是：將孔子視為儒學代表、進而視為中華文化傳統的代表，這是今文經學、特別是程朱理學和明清時代遺留的影響。如前所述，直到宋代，儒學一直是指“經學”、被理解為“周孔之道”，程朱那種突出孔孟和四書的學問並不被視為正統儒學，而只稱之為“道學”。如果我們恢復將儒學理解為“周孔之道”的話，那孔子就不可能是儒學代表，也不可能是儒學創始人，更不可能是中華文化傳統的代表。如果一定要說孔子是什麼思想創始人的話，那也只能說是“禮教”思想創始人，因為在相當幾個重要方面，孔子的“孔學”與以周公為代表的“周道”的確有所不同。

前面提到，明代來華的傳教士們將“儒學”譯為“孔學（Confucianism）”。由於西方人沒有“儒”這一概念，因此反倒容易把孔學和孔子之前的思想區分開。例如《大英百科全書》的“中國哲學”條目中就在“中國人本主義之根（Roots of Chinese humanism）”的標題下概述了商周時代的思想。還有些著作中使用了“前孔子（pre-Confucius）”這一概念，並將“五經”歸為“前孔子”經典，“但經過了孔子的編輯和解釋”。還有的著作中更敏銳地指出孔子之前的思想和孔子之間的差別：孔子之前的思想強調“‘天命’會轉移到新的更符合‘德’的君主”，而孔子則主張“人們應該順從君主和政府，君主和政府也應該不虐待百姓”。還有一些著作中介紹了孔學的“三綱”主張：君主統治（rules）臣下，父親統治兒子，丈夫統治妻子。現在把海外推廣中國文化的機構統稱為“孔子學院”，並把孔學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與其它文化對話，我懷疑這種做法能使世界人民對中國文化持正面、信服的態度。（順便提一件趣聞：2009年五月巴拿馬選舉“環球小姐”代表時，主持人問候選人柯莎蕾莉：“孔夫子是哪一國人？”她答：“孔夫子啊，是日本人……不，中國人？‘混亂’一詞就是由他而起的。”這位小姐對東方文化看來不很熟悉，但富於聯想力，因為西文中“孔子（Confucius）”一詞與“混亂（confusion）”一詞的發音和拼寫都很相近。在歷史上，孔子也的確相當嚴重地扭曲了民本、寬容、務實、法治的上古儒學傳統，帶來了相當一些思想混亂。）

 我們不能視孔子為中華優秀傳統的代表，因為孔子思想對封建君主來講的確十分有利，但對國家和民族、特別是對現代社會來講負面因素很多。我們也不能視孔子為全部儒學的代表，因為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周公的地位更高，包括周文化在內的上古傳統的影響很大；而且孔子與孟子、荀子等人之間，也有程度不等的差別。現在承清代和康有為的餘緒搞尊孔、聖化孔子乃至孔教，實際上是使孔子成為了障目的葉子，反而妨礙了我們對真正中華優秀傳統的吸收和發揚。聖化孔子遮蔽了中華思想精神文化的真正源頭，扭曲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上古優秀傳統，扭曲了“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古文尚書•君陳》）的周文化，遮蔽了更先進、更“現代”的齊文化和更恢宏多彩的楚文化等多元文化，遮蔽了幾千年來各行各業、在朝在野的燦爛群星，也遮蔽了中國歷史上相當發達的法制思想、經濟理財思想、領導管理學、軍事學、科學技術等實用學問傳統。只有去聖孔子、明確其思想中的弊端、恢復其先秦諸子之一的真實歷史地位，將聖化孔子和美化禮教這片障目的葉子從眼前移走，我們才能真正領略中華傳統文化的精彩紛呈和氣象萬千。

（下一篇文章題目：《孔子對上古倫理道德傳統的繼承和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