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張學良從不抵抗將軍到民族英雄（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25日13:30:2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令人驚訝的是，幾乎所有被筆者問及的專家學者，都不認為“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具備預測自身行為後果的能力。正如張學良自己說的：“我這個人哪，怕過誰？我這麼想了，就這麼幹了！”一位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還說：“張學良晚年不去中國大陸，是他一生中唯一聰明正確的選擇。” ◆高伐林 　　改變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走向的“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七十來年。這是並不算短的歷史跨度，不僅微觀上的大量第一手資料，例如當時的絕密函電陸續解密、當事人的回憶陸續問世，而且從宏觀上看，足足有三代中國人，將他們的命運提供給後人，作為重新審視“西安事變”意義與後果的重要參照。 　　筆者在數年之間訪問“西安事變”當事人的後代、海內外近代史學者和中共黨史工作者，數度探訪“西安事變”的重要場所如張楊指揮部、捉拿蔣介石的華清池、軟禁蔣介石的高公館，以感受當時的環境氣氛，更深切地體會到一位學者說得好：有很多事，單憑自身顯示其是非；有很多事，得靠空間判定其對錯；有很多事，更需時間證明其禍福。 　　“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固然無法預見數十年間或正或負的連鎖反應、更無法對之負責，但是作出如此重大的決策，不可能不預測風險、評估得失。令人驚訝的是，幾乎所有被筆者問及的人，都不認為張學良具備預測自身行為後果的能力。正如張學良自己說的：“我這個人哪，怕過誰？我這麼想了，就這麼幹了！”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曾說：“張學良晚年不去中國大陸，是他一生中唯一聰明正確的選擇。”——換句話說，他一生中的其他選擇都是錯誤的！ “西安事變”的兩位發動者，張學良（左）與楊虎城。（資料圖片） “不抵抗將軍”呼冤 　　張學良晚年頗為“不抵抗將軍”這個稱號忿忿，唐德剛、王書君《張學良世紀傳奇》（明鏡出版社）中說：“汪精衛落井下石，送給了他一頂‘不抵抗將軍’的帽子”。但正是在對唐德剛等人談話中，張學良再次澄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的命令並非委員長蔣介石下的，而是他自己的決定。他解釋，當時一廂情願地認為，打不還手，可以使日寇找不到藉口，避免擴大事態，取得列強同情和干預。“日本人在東北同我們搗蛋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都是這樣處理的嘛。”在張學良看來，自己只是誤判形勢而並無“不抵抗”的意圖，怎麼能說自己是“不抵抗將軍”呢？但是，人們說他“不抵抗”，是根據其“怎麼做”而不是“怎麼想”，他畢竟下令東北軍不得抵抗。給他戴上“不抵抗”這頂帽子，難道冤枉他了麼？ 　　他這個“誤判說”也遭到學者質疑：如果說“九一八”當晚北大營受攻擊時誤判為是日本關東軍的日常挑釁，那麼日軍緊接著大舉進犯吉林、黑龍江呢，難道還會“誤判”？打個比方說：被人踢了門砸了窗，以為是鄰里糾紛，忍了下來；但被人衝進來占了正房占廂房，殺了孩子殺老人——還會“誤判”嗎？ 　　曹汝霖是張學良的叔輩，“九一八事變”後曾被張學良請去商討。他在回憶錄中說：“九一八事變”前，張學良仍在北平，“行所無事”，“只是自己行樂，稱病不見日本人，每日要打無數的嗎啡針，自然沒有精神辦事了”。當時“東三省與日交涉懸案積至三百餘件，固屬奇聞”，日本政府還想跟他談結懸案，這樣可以杜絕關東軍人在東北滋事的藉口。無奈張學良總託病不見，“一味躲避，豈是正辦”？ 　　曹汝霖說：“後日政府特派一學良相熟的滿鐵某理事到北京，學良亦託病不見。有一日，某理事偵知學良在某妓院吃花酒，該理事即闖入妓院，眾客都吃一驚。到底學良有主意，即起立與理事握手道歉，並說久已知道你來京好久，實因纏病在身，不能接見。今日朋友約我到此散散心，還是初次出門哩。某理事即說，我也知道少帥體弱多病，好極了，今天難得的機會，可以一談。學良笑道，這種地方哪能談公事，過日一定約談。某理事沒法，只好告辭。從此又託病永不見面了。” 　　曹汝霖還回憶說，“九一八事變”時，“關東軍先據北大營兵工廠及通信機關，後遂全占瀋陽（即奉天）。那時日本政府尚不願事變擴大，令關東軍不得越出奉天省。關東軍開到吉林邊境，不敢前進”。其時日本“政府尚能控制軍人，不願事變擴大。惟願商談東三省中日懸案以抵制軍人之藉口”；“日本重臣及政府都不主張事情擴大，而我國未能把握時機，殊為可惜” 　　曹汝霖說到這裡，感慨說：“學良誤國，即在此時已不能自辯，何必要待西安事變”！（以上見《曹汝霖一生之回憶》292－295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 張學良八年半充滿戲劇性轉折 　　張學良確實太不可思議了，他在歷史舞台上活躍的八年半（1928年6月到1936年12月）充滿了戲劇性轉折，這些轉折放在別人身上得經過痛苦的蛻變，在他則是易如反掌：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發表“易幟通電”說：易幟（即改掛青天白日旗，東北歸順國民政府）是為了反共。電文中說；共黨橫肆陰謀，流毒海內，“先大元帥（張作霖）“發討赤之師”，與國府“反共清共相同”。但幾年之後，同一個人，秘密接濟紅軍，申請加入中共。 　　——1929年，張學良派軍警搜查哈爾濱蘇聯領事館，宣布收回“中俄共管”的中東鐵路，導致蘇聯與中國斷交，他的軍隊與蘇軍爆發三江口海戰、滿洲里、海拉爾等激戰，被打得落花流水，東北軍陣亡多達8千人。同一個人，1935年開完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到上海拜託剛從蘇聯回國的舊部李杜為他介紹關係，尋求蘇聯援助。 　　——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下令不抵抗，熱河危機日急時，他在北平酒、色、毒俱全，不思抗敵，只顧向中央要餉。同一個人，1935年之後，抗日言辭最激烈、態度最堅定，哭諫、死諫、兵諫…… 　　近年來學界（包括中國大陸學者），有不少關於“西安事變”的研究新成果，考證出了不少問題，例如扣蔣的動議究竟是誰提出？發動“西安事變”的具體時間？中共派出參與解決“西安事變”的代表究竟以誰為首？蔣介石是否確實作出了承諾？等等。不過，由於中共所謂“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的規定，一般民眾無緣得知，他們走進“西安事變紀念館”，聽到、看到的還是官方統一審定的標準說辭。 　　西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說：“從前有段時間，上級要求突出中共在‘西安事變’中所起的主導作用；後來又改了，要求儘量淡化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作用。”歷史為什麼會被捏來捏去？自然是因為現實的政治需要。 　　這裡，我們來探究：張學良從1933年3月兵敗熱河，在蔣介石授意下辭職，到歐洲遊歷考察；回國後參與剿共，到1936年底發動“西安事變”，這短短三年多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讓他的態度發生巨大變化？ 　　百般警惕蘇聯的汪精衛，在一個問題上與蘇聯卻觀點一致，那就是：決不相信張學良有誠意。1932年汪精衛對張學良擁兵自重、逃避抗戰的割據心態，印象惡劣，張在“西安事變”中提出的抗日主張，在汪精衛看來不過是地方軍人保存實力的又一藉口而已。汪精衛對王世傑說：張學良“昔日迴避抗日，表示願意剿匪；今番號召抗日，不願剿匪，故只是迴避作戰，保全自己地位。”（《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一冊，台北，1990年）在東北不戰而退和熱河一戰即潰之後，民眾多嘆東北軍“無可救藥”，而如今竟侈言抗日，且蔣介石竟在其逼迫之下改變既定方針，汪甚以為不值。汪精衛認為，剿共安內已近成功，中國不久就可在統一安定的形勢下從事建設，張之魯莽行動，不僅使剿共功虧一簣，本身就是軍人割據的再現。（參見《汪院長在中央紀念周報告辭》，黨史會藏原件） 　　深入考察幾個問題，筆者感到，汪精衛認為張學良“找藉口保存實力”的看法，也未免簡單化。 　　“西安事變”時蔣介石正住在華清池五間廳的這一套間。聽見槍響，他翻過後牆，攀上後面的山坡。（高伐林攝） 張學良走上中共道路的引路人 　　筆者採訪中共早期領導人羅章龍的外孫女、《羅章龍文集》的整理者之一羅星原時，她提醒我，羅章龍的戰友黎天才是張學良的重要幕僚，是最早向他介紹共產主義思想的引路人，而羅章龍更直接推動張學良發動兵變。 　　羅章龍是中共創始人和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1931年1月，中共舉行了為期一天的六屆四中全會，前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校長米夫秘密來華，挾共產國際的聖旨，以清算李立三路線為由，強力支持他的學生王明上台。羅章龍等人認為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共中央委員沒有幾個人，決議和人事更動不符黨章，不具合法性，拒絕承認，另行組成“中央非常委員會”。以羅為首的這批人被稱為“叛徒”“分裂主義者”，被“革出教門”。其中就有黎天才，又名李渤海，他原是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後來成為羅章龍“非常委員會”的北方區委員之一。 　　談張學良與中共的關係，人們通常會說三條渠道： 　　第一，在上海委託李杜，接洽中共及共產國際。1936年通過宋慶齡牽線，中共黨員劉鼎被派來張學良帳中當代表。 　　第二，通過在北平的東北大學學生代表宋黎。他於1934年7月加入中共，是“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之一。這一渠道，後因張另有了下述更直接的途徑而中止。 　　第三，是被紅軍俘虜的東北軍王以哲手下的團長高福源。彭德懷要他去甘泉勸降，去後67軍王以哲軍長卻要與他見面，張學良也親自駕機飛來。張表示願與中共全權代表商談共同抗日，於是引出了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與張學良、王以哲洛川談判的重要一幕。 　　《羅章龍文集》中的說法，卻將張學良與中共的思想交往推早了好幾年：黎天才1929年被捕，被營救出獄後到張學良行營擔任秘書。1935年夏天，已經脫離中共、到位於開封的河南大學當經濟學教授的羅章龍，在青島海水浴場與黎邂逅，隨後跟在張學良軍隊裡工作的好幾個昔日戰友恢復往來。張學良專程前往開封與羅章龍密談。 　　羅章龍對張羅首次密談的時間記為“1936年春”，而他的文集整理者認定時間應為1935年4月23日（因當時報載這天張學良行程是午前因公務到開封，晚上到河南大學），還說是羅有意把“時間寫錯”（見《羅章龍文集》下冊，706頁）。 　　羅章龍為何要把“時間寫錯”？整理者並未解釋。但如果“張羅首次密談”為1935年4月，那就在羅章龍與黎天才重逢之前了。 　　羅章龍記敘，張學良說來訪意圖是“希望彼此談談關於打開政治僵局的問題，並為今後雙方合作奠定基礎”。羅還說：從這次談話之後，西安與開封雙方間信使往還絡繹相屬，最後初步決定兩項計劃，其一為兵變方案：“動員全體官兵自上而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實行兵變，拒絕獨夫一切命令視同非法，並以武力逮捕元兇，迫其就範”；“第二步為建設方案，主要以重兵分據陝甘四川地區”，改革內政，發展經濟文化，“爭取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模範重要地區”。 　　羅章龍言下之意，似乎認為張學良決定包括發動兵變的兩項計劃，是因為與他“信使往還絡繹相屬”磋商的結果。這未免自我感覺過於良好吧——羅章龍當時已經既無人馬，更無武裝，身後也沒有蘇聯、共產國際，僅為一介教書匠，張學良難道被他一忽悠，就決定發動兵變？ 　　《羅章龍文集》中有一篇題為《羅章龍談西京兵變》的附錄，是根據羅章龍後人提供的資料匯編，其中有羅自撰文稿，也有未完的手稿，還有後人的補充文字。其中談到張學良來探訪羅章龍的用意，從行文語氣上看是羅章龍自己寫下的，與上述說法卻有相當大出入，而且更為可信： 　　“漢卿（即張學良）來汴，‘代表東北大學，請您講學。’說罷，秘書面交東大聘函而退。”“雙方談話開始，他介紹東北大學情況，同時又涉及大學學制改革問題，漸漸轉到國內外政治問題”。 　　這篇附錄中還寫到羅章龍後來到西安回訪，見張學良於私邸，毫無拘束地暢談。在應邀作演講之後，張學良還親自駕機，帶他上天遨遊華山。 　　曾任全國政協西安事變編寫組長、著有《張學良傳》的張魁堂，引述存於政協的《黎天才自述》，也講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1929年東北易幟後不久，張學良就邀請黎到東北任私人秘書兼講武堂教官，後負責機要情報工作。而黎天才也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先後推薦了做過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秘書的潘文郁、前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吳汝銘（《羅章龍文集》中記載為“中央委員”，後任羅章龍的北方區非常委員會書記——高按）做張的機要秘書。黎天才等三人都曾是共產黨人，張學良自然也就或多或少地對共產主義學說有了興趣。據說，自1934年起，張學良在黎、潘、吳幫助下，“開始閱讀馬列主義著作，如辯證唯物主義、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列寧的《左傾幼稚病》、《資本論》等，還要潘、黎經常給他講解”，吳更是“專辦隨車講課”。張學良任鄂豫皖剿總副總司令和武昌行營主任時，每天上下班乘車要40多分鐘，張學良常要他們隨車講課。甚至到南京開會住在蔣介石的別墅里，張也要他們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 　　羅章龍生前從未對外人透露過自己與西安事變的瓜葛，僅晚年同家人談到，後人根據其口述回憶而於1990年代中期羅仍健在時寫了《關於“西京兵變”之補充》，其中也稱：張學良“請中共黨員吳汝銘擔任他的馬列主義教師”。(見《羅章龍文集》下冊，709頁）但語焉不詳，也沒有寫從何得知。不能排除是從張魁堂那裡聽到——張曾於1992年拜訪羅章龍並留下名片，很有可能對羅轉述了《黎天才自述》中的說法。 　　黎、潘、吳等只能算是“前共產黨人”——他們此前都已被捕脫離了中共。學者楊奎松指出：在這個時期中共有關檔案中，包括其在東北軍的秘密黨組織的報告中，都未發現黎天才等人在張學良與中共的接觸當中起過任何作用。黎天才關於張學良研讀馬列理論的說法迄今只是孤證，我們不能完全相信。但張身邊早有一些前中共骨幹，他看重他們，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產生興趣，應是可能的。 　　為何這些人已經脫離了中共，還要按照中共的意圖行事？這是因為，他們脫離中共有各種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說白了就是“貪生怕死”，但他們長期持有的嚮往社會平等、正義、為勞苦人民求解放的價值觀念，仍然在內心起作用。“文革”中很時髦的一句話是“組織上入了黨，但思想上沒有入黨”；這些人卻恰恰相反：“組織上出了黨，思想上沒有出黨”。 　　張學良擔任西北剿匪總司令時，黎天才任政訓處處長。據黎記述：張學良“曾想組織一個獨立政黨”，“什麼綱領政策，以及政黨組織，都由我寫成方案。” 　　當時中共給張學良派的代表是劉鼎，張通過劉鼎與中共多次聯繫，卻從來沒有對劉鼎透露輔導自己學馬列的黎天才，可見在張的心目中，自己與這個人的關係，是不必或不應讓劉鼎乃至中共得知的。當張學良積極申請參加中共時，身邊始終潛伏著這個神秘的黎天才，張的文電多出自黎的手筆。羅章龍說：張楊起事通電全國的八點主張，“電文由黎天才執筆，修改文字後發出”；司馬璐披露，“西安事變”結束，張學良瞞著周恩來送蔣介石回南京，唯一的知情者就是黎天才。 　　司馬璐說：黎天才後來被中共處決。 　　我們有理由推測，張學良與羅章龍、與這些身旁的前中共幹部接觸，不會對中共黨內極為殘酷、不擇手段的派系傾軋毫無耳聞。但是他還是要參加中共。1935年，當張學良得知北平爆發“一二九運動”之後，引用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話說：“不患中國有共產黨，卻患中國有假共產黨。”那麼，張學良申請入黨時，心裡是否明確，想加入的是真共產黨，還是假共產黨？他是真的認同這個黨所標榜的主義，還是認同這個黨所使用的手段？ 　　“西安事變”蔣介石被兵諫軍隊抓住後，即被關押在位於西安的高桂滋公館。現為陝西省作協。（高伐林攝） 一度信奉和鼓吹法西斯主義 　　1933年3月，引咎辭職後，張學良下了極大的決心，忍著極大的痛苦，在醫生主導下，終於戒除了毒癮，隨後他出發前往歐洲遊歷，長達九個月。 　　張學良這次去歐洲，與意大利駐華公使齊亞諾同行，齊亞諾是墨索里尼首相的女婿，也是張的好朋友。這樣，張學良的歐遊受到意大利官方的禮遇，他不僅得以與墨索里尼會見，而且基本上是以意大利為“大本營”，多次去巴黎、倫敦、柏林，還去了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每次出行，都回到意大利。 　　張學良多方設法訪問蘇聯，卻不得其門而入——蘇聯不想接待這個1929年收回中東鐵路的“反蘇罪魁”。 　　歐洲之行讓張學良大開眼界。他對路透社記者說：他“視察了武器工廠，還視察了農業試驗場，各地的產業經營，也研究歐洲的財政機構，總之，中國之發展並非只靠炮彈”。更重要的是，他對法西斯主義道路發生了濃厚興趣。10月15日，報紙登出消息：“張學良目前住在倫敦一流之飯店，埋頭研究法西斯。” 　　在他1933年底自動返國前，12月8日，張學良接受墨索里尼首相頒發的“意大利十字勳章”。 　　在游歐體驗中，他有哪些收穫呢？ 　　1934年1月11日在上海發表的“書面談話”中，他說，他所受的最大衝擊是：“各國民眾對其領袖熱烈地擁護”，特別是在德國、意大利，他感受到領導人的“忠誠無私”。他說，“全國人民若不願成為亡國奴，……應該給一個領袖試驗的機會”——這番話是有所指的，“一個領袖”，自然非蔣介石莫屬。他還說，第二個衝擊則是，歐洲備戰的氣氛濃厚，若無對應之道，亡國的危機感大為增加。 　　這兩個衝擊，第一個隱含著張氏對內戰所開的處方，第二個透露出他對外侮所開的處方。 　　在就職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後，他對參與剿共的東北軍訓詞中強調：在將可能“亡國滅種”的中國，其先決問題是“安內”，能安內，才能產生一個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統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談到收復失地。而安內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滅赤匪。（《張學良文集》2，新華出版社1992年） 　　張學良此時最關心的事，可歸納為如何在中國培養“國家觀念”及凝聚民族意識。1935年3月，蔣介石廢止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改設武昌，任命張學良當主任。4月23日，他以武昌行營主任身份在開封舉行閱兵典禮時講話說：想攘外，須從肅清赤匪，造成統一的民族戰線做起。“民族復興大業”就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肅清萬惡的赤匪”。（《張學良文集》2）他的民族復興論包含“攘外”和“安內”兩方面內容在內。 　　大阪外國語大學教授西村成雄說，其游歐體驗促使他以亡省（東三省）經驗擴大為“亡國危機感”，為克服這一危機，他傾向強化法西斯主義。（《張學良“游歐經驗”之心路歷程》） 　　他的智囊王卓然在“西安事變”之後寫過《張學良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文章，“本來他早已向南京建議，請變更先安內攘外政策，他感覺義（意大利）、德法西斯主義的成功，是由於向外發展，為國家爭取光榮，恢復權利，所以其領袖贏得人民的愛戴，獲得政策之成功。中國政府，若是對內一寸一寸的收復，對外一省一省的退讓，必遭廣大群眾的唾棄，結果政府與國家必同歸於盡。”（《王卓然史料集》，《遼寧文史資料》第36期，1992年） 　　司馬璐說：“張學良回國後，到處宣傳法西斯，並鼓動國民黨的右派分子組織中國的法西斯黨，給果蔣介石沒有批准。張學良追求法西斯的相思夢破滅以後，他又追求另一個夢。他要找共產黨，他的追求純出於投機心理。” 　　張學良對東北軍騎兵軍長何柱國說過：“中國的政治要安定非用開明的集權政治不可，國家的建設要想迎頭趕上，亦只有此路。現在擺在我們前面有兩條路線，一為法西斯路線，一為共產路線”。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會談時，張第一句話是：“國民黨完了，中國只有兩條路，一條共產黨，一條法西斯蒂。”周恩來立即否定：“法西斯在中國絕對行不通”。 　　張學良終將知道，意大利實際上是“侵略者”，就在他返國後不久，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步步緊逼，一年後投入30萬大軍入侵，占領其首都，宣布合併。這給張學良帶來極大衝擊：日本侵略華北，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二者豈不是一丘之貉麼。他對周圍的人表明自己的失望，西村成雄認為，他這時醒悟了，認識到“法西斯主義不適用於中國”。 　　然而，從事實上說，意大利的行徑只是讓嘗到侵略之害的張學良否定對外擴張，並不能讓他否定“一個領袖”；從邏輯上說，奉蔣介石為“一個領袖”的想法是動搖了，但是這裡他還有另兩種選擇呢：一個是奉另外什麼人當“一個領袖”，另一種就是自己來當“一個領袖”。（未完待續） 　　（本文注釋眾多，為便於閱讀，從略） 　　下篇預告：張學良從不抵抗將軍到民族英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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