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張學良從不抵抗將軍到民族英雄（下）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26日14:52:5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假設今天某位大軍區司令員認為國家元首、中央軍委主席對某一敵國的抵抗不力，於是暗中竭力爭取對中國早已覬覦、多方下手的另一個外國的支持，將軍委主席扣押——這是應予肯定的行為嗎？這樣的軍區司令員，是否當得起“民族英雄”的美譽？ ◆高伐林 （續上篇）“安內才能攘外”反思 　　為什麼張學良奉蔣介石為“一個領袖”的想法產生了動搖？有兩條原因。 　　一個是方針路線上的，張學良自己說，他和蔣介石的分歧是先“安內”還是先“攘外”的問題。蔣“安內攘外”政策，是先內後外，以剿共安內，謀中國之統一，進而抗日禦侮。張本來贊成這套方略，但後來發生變化，認為應先外後內，以聯共安內，謀中國之統一，須先抗日禦侮。 　　多年來我們習慣了抨擊“安內才能攘外”，主要原因，不外乎因為國內造反的是中共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毛澤東領導的紅軍，是代表進步的力量。 　　“安內才能攘外”的“安內”，其實含義相當廣泛，包括要“安”各地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當然，主要是指紅軍割據——對於南京政權和當時一般中國人來說，1931年9月18日，日寇占領東三省，然後扶植出來一個“滿洲國”，滿洲國成立於1932年3月1日，首都在吉林省的長春；而此前，蘇聯扶植出來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國名，就深深打下蘇聯烙印），成立於1931年11月7日，首都為江西省的瑞金，這個政權的中央政府頒布了憲法，發行了貨幣，設計了國旗，其控制區域稱為“蘇區”，領導人由蘇聯控制的共產國際指定，軍隊也歸共產國際派來的“毛子”指揮…… 　　“滿洲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兩個政權，平心而論，難道不都打下了“傀儡政權”的印記？而且，後面一個政權，離南京的距離，比占領東北、進窺華北的日寇要近得多！ 　　“安內才能攘外”，這是蔣介石、汪精衛從明朝內有李自成、張獻忠，外有滿清，處置失當導致滅亡引出的教訓。這個方針受到了無數抨擊。但筆者曾請教北京一位中共黨史老專家說：如果今天中國遭到某國（例如俄國或者美國）大軍壓境，國內某地（例如河南）有一支幾萬人的割據武裝，聲稱其目的就是要反上北京奪天下。當局的力量又無法兩面同時作戰，兩者只能取其一，那麼，是先御外侮，還是先平內亂？他不加思索脫口而出：當然先平內亂！對外侮，有外交、經濟等多種手段，有各種國際組織可以申訴、調停和制裁，還可以爭取其它國家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施壓鉗制侵犯國；而對暴力內亂的處置，沒有多少迴旋餘地，不趕緊平靖，反對運動就會擴展到全國各地。 　　蔣介石“安內才能攘外”正是類似的思路。 　　位於西安的張學良公館，現在是西安事變紀念館。這是公館中三座主建築之一，七十年前周恩來等中共代表就是在這裡與張學良等磋商如何解決“西安事變”。（高伐林攝） “一個領袖”的涵義演變 　　張學良對蔣介石這“一個領袖”產生動搖的第二個原因，是1935年10月到11月，張學良在西北與紅軍交戰，共損失東北軍107、109和110三個師。他要求蔣介石恢復建制，沒得到應允，還被削減軍費，國民政府甚至連兩位陣亡師長20萬撫恤金也不給付。張憤慨地說：自己連20萬元也不值！ 　　張學良是否想另奉別的什麼人例如毛澤東當“一個領袖”，目前沒有看到可信資料。1936年時毛澤東的雄才大略還沒有充分展現，他當時還不是（至少名義上不是）中共的一把手，在中共和中國的地位還遠遠沒有被抬到“萬歲”位置上，他也沒有與張學良直接打過交道，張學良到晚年也只是說自己最佩服周恩來，不過，張學良顯然並沒有奉周為“一個領袖”之意。 　　張學良自己來當“一個領袖”呢？他在1936年未必沒有這種想法。“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也！”他父親和自己的經歷，他所處年代許多人的道路，都使他相信，風雲際會，自己當上“一個領袖”並非不可能，自己當，也未必就一定當不好。 　　毛澤東搔到了張學良這個癢處。還在第一次洛川會談過程中，毛就打電報給彭德懷，要他告訴李克農“暗示彼方（張學良），如有抗日反蔣誠意，（西北）國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   　周恩來在延安會談中對張學良當面轉達了這一建議，還說：“如果你能坐轎子，你能領導我們，我們當然願意。”據說張學良一聽，高興萬分，馬上給周恩來（轉給紅軍）兩萬銀元等許多好處。   　1930年的蔣介石在中原大戰時遊說張學良支持自己，還只是許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總司令，1936年的毛澤東、周恩來卻甘願對張學良俯首稱臣！這當然並不意味著毛氏、周氏比蔣氏更禮賢下士，這是在政治和軍事的博弈中，對彼此實力進行對比評估之後排的座次。違背共產國際的要求，毛澤東許諾讓張學良來當軍、政一把手，這是因為張學良的兵力多過紅軍幾倍，若要他當副手，對他還能有誘惑嗎？ 　　“西安事變”若是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的想法來處理，很可能上述前景就會變成現實。然而，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干預，使後來的歷史劃出了另一條軌跡。 投靠日本千夫所指，投靠蘇聯呢？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是兩個國家：一個是日本，另一個是蘇俄。張學良所主掌的東北，正處在這兩個國家威脅直接壓力之下。 　　馬克思或許真誠地相信“工人無祖國”，斯大林可並不打算當個國際主義者。他秉承沙皇的衣缽，奉行的準則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憑藉“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主義故鄉”的光環，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及其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或者直接出面，處心積慮地在中國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遠的且不說，就說張學良能看得見的蘇聯對外蒙和新疆的動作吧。 　　對外蒙，蘇聯處心積慮地從中國分裂出去，收入它的卵翼之下。一會兒“自治”，一會兒“獨立”，一會兒駐軍，就在“西安事變”前九個月，1936年3月12日，蘇蒙簽訂“互助協定書”，嚴重侵犯中國的主權。 　　對新疆，通過派蘇軍打垮地方割據勢力，將軍閥盛世才培植成“新疆王”，再通過他步步加緊控制新疆。借錢，派人，幫助制訂政策，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礦產以及交通、工業與各種資源，蘇聯可以駐軍，蘇聯人可以在全新疆自由活動。 　　蘇聯在外蒙和新疆的動作，引起張學良高度興趣，成為他思考自己出路的重要借鑑。盛世才因“聯蘇有成”，由一個軍校教官成了“新疆王”，喚起張學良的希望。張學良也想如法炮製，結交蘇聯，獲得支持。但他明白，他在蘇聯眼裡是有前科的：在中東路事件上已經被蘇聯列入“拒絕往來戶”，幾次要去蘇聯參觀都被拒絕。要想取得蘇聯信任，必須拿出更大的成果表明心跡。 　　中共駐張學良身邊代表劉鼎回憶，1936年7月初一天，張學良突然把劉叫去說：“我連想了幾天，想把隊伍拉出去，和你們一起干……不如明著跟你們干，旗幟鮮明，干兩年，必然大有成就。”張學良還明確表示意願：他要參加共產黨。劉把張的話電告中共中央，中央向莫斯科請示，共產國際答曰，張學良是個反覆無常的軍閥，中共必須警惕他的動搖性和背叛。這話中共不好對張挑明，只好先對張採取緩兵之計：“你的想法還不成熟”。司馬璐還披露說：張去求東北同鄉盛世才幫助他參加蘇共，也被蘇共嚴詞拒絕。 　　當時的中國與蘇聯各有自己的打算。蔣介石是希望讓蘇聯與日本打起來，減輕日本對中國的壓力；斯大林則正相反，希望中國與日本打起來，減輕日本對蘇聯的壓力。 　　整個三十年代，英、美無意介入中日戰爭，甚至在武漢、廣州失陷後仍如此，危難深重的中國急需找到外援，多次要求締結中蘇互助協定。蘇聯方面分析認為，蔣介石依賴西方不成，又依賴蘇聯，極力要求締結協定，是企圖把對日作戰的重擔轉嫁到蘇聯身上，這是蘇聯所不能承受的。1935年12月9日，蘇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根據其收集的有關中日談判的情報，向外交人民委員會專電匯報：“從我同南京領導人全部會談留下的印象是，他們都想加速我們和日本間可能的衝突，我同蔣介石的會談也證實了這一推測。”（轉引自王真《動盪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係》，廣西師大出版社，1993年） 　　當時歐洲也已經戰雲密布，而對於蘇聯來講，歐洲比亞洲重要得多，蘇聯在歐亞兩線的駐軍人數為3比1。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對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所說：“蘇聯必須西線絕對優先。”更何況德國當時已經揚言，如果蘇聯介入中日戰爭，德國就會幫助日本。 　　蘇聯強調在中日戰爭問題上，與美、英聯合行動，十分警惕英、美挑起蘇日戰爭的圖謀。中日戰爭爆發後，美、英外交官曾勸告蘇聯代表說：“只要蘇聯出面，戰爭將被制止，日本會立刻尊重蘇聯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的”。蘇聯認為這是“帝國主義企圖挑起蘇日戰爭的外交伎倆”。 　　斯大林在崔可夫使華前說得再露骨不過：“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務，我們駐華全體人員的任務就是要緊緊束縛日本侵略者的手腳。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崔可夫《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新華出版社，1980年） 　　怎麼“束縛日本侵略者的手腳”？推動中國軍民用血肉去束縛。確實，日本在發動太平洋戰爭前，每年在華投入兵力均占其總兵力一大半以上，很難再對蘇聯用兵。 　　中國的苦心，蘇聯的圖謀，站在各自國家利益的立場上看，都無可厚非。問題是蘇聯還要對中國趁火打劫。上面所說蘇聯對蒙古、新疆的種種行徑，嚴重侵犯了中國主權和利益。與日本有什麼兩樣呢？ 　　當時的中國軍民，對日、蘇的態度很不同，多能認清日本侵略者的猙獰面目，對蘇聯的企圖深為警惕的人卻少得多。北京政治學者陳小雅女士就此對筆者分析說： 　　這個問題實際上不是人們對日、蘇態度不同，而是人們對東北和新疆、外蒙的經濟和文化關注程度不同。在唐代，新疆是中國最重要對外通道“絲綢之路”的匯聚地，戰略地位不言而喻。但自元代以來，中國的政治和文化重心移到了與東北為臨的華北地區，傳統政治學講究的是一個“勢”──上北下南，東北處於北京的上風，對政治中心北京和國家的東南糧倉形成“虎踞”之“勢”。如果把國家比作一個肌體，東北稱得上離心臟最近的肩肘，新疆和外蒙只不過是小腿罷了。況且自清代以來，政府大規模移民遼東，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就有寧古塔華人（指漢人）“十三省（指全國十三個布政司）無省無人”之說。其中更有一批政治犯都是中原望族後裔，當時就有“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的說法。他們是中原文化的傳播者，也維繫著與內地人口的血肉聯繫。另一個原因，就是東北的經濟地位遠非當日新疆可比。況且，日俄為爭奪東北剛剛打過一場世界聞名的戰爭，這個地區已經被國際媒體炒熱，只要有一粒火星，就會引起全球關注！而蘇聯人在新疆的作為，好比是趁人在前門遇強盜搶劫之際去其後院行竊，很長一段時間內不為人所知。還有一個因素：儘管對中國民眾而言，蘇聯的“支援世界革命”旗幟雖然並不比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口號更有吸引力，但它在中國執輿論牛耳的左翼知識分子中還是頗有誘惑的。 　　蘇聯出賣中國暴露得最充分的，是1941年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並發布兩國共同宣言。宣言說：“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這是一場赤裸裸的罪惡交易：我認可你日本拿中國的東北，你認可我蘇聯拿中國的外蒙。 　　條約簽訂之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對德國駐俄大使強調：“這一條約對於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將是加於中國國民政府的一項極大的壓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國屈膝求和；同時日本對抗英美的地位也因此增強了。” 　　中國朝野大為震動。政府立即發表聲明：東北及外蒙“為中華民國之領土”，“對於第三國間所為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蘇日兩國公布之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中國輿論界、知識界反應十分強烈。連一向大力讚頌中蘇親善的重慶《大公報》，也痛責蘇聯。曾把蘇聯視為“最好友邦”的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等救國會“七君子”，覺得“這個協定實在對中國是一個打擊”，推舉王造時“擬了一個致斯大林元帥的公開信，表示該項協定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是很大的遺憾”（見《王造時：我的當場答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在1957年“反右”中，這成為王造時的罪狀之一）。 　　唯一歡呼蘇、日這個分贓協議的只有延安。中共中央對外發表意見說：“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蘇聯無論在東方在西方都增大了發言權”，“蘇聯的這種和平與發展，也即是全世界勞動人民與被壓迫民族的利益”。甚至說“蘇日聲明互不侵犯滿洲與外蒙，這也是其中應有之舉”。（見人民網） 　　應張學良邀請，中共委派代表去參與解決“西安事變”。右起：周恩來，葉劍英，秦邦憲。（資料圖片） 通過兵諫贏得蘇聯信任的幻想落空 　　回到張學良。蘇聯暴露面目有一個過程，我們並不苛責張學良為何在1936年沒有預見之明。但是無可否認，張學良有想通過“西安事變”來贏得蘇聯的信任和支持的動機；也無可否認，他事與願違，搞砸了鍋。 　　張學良與李克農第二次洛川會見中特別提出，希望中共能夠介紹他的代表秘密前往蘇聯，與蘇聯政府商談合作抗日。他通過多種途徑向蘇聯表態輸誠，詎料蘇聯對他有很深的成見，不予理會，夾在當中的中共，為了拉住張，不便對他直言相告，致使張學良對蘇聯的態度一直存在誤解，有著不切實際的期望。 　　1936年3月下旬，張得知蘇聯與外蒙古訂立互助協定書，張倍受鼓舞，更重視聯蘇。因為，蘇聯與名義上仍屬於中國的外蒙古簽訂這樣的條約，顯示蘇聯也完全可能給予鄰近蘇聯、外蒙的中國區域政治軍事實體以實力援助。 　　當時這麼看的不僅僅是張學良。中共中央同樣相信這是一個信號。毛澤東在1936年5月8日政治局會上喜形於色：蘇蒙條約“就是告訴中國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這是重要的事!” 　　但是隨後張學良得知南京政府外交部向蘇聯提交抗議照會，稱互助協定書侵犯中國主權。緊接著，南京公開發表聲明，否認蘇蒙協定書的合法性。 　　張學良這時的思路很接近盛世才了：莫斯科說什麼事（例如與外蒙訂互助協定）能辦，他的心朝之靠攏一步；南京說什麼事不能辦，他的心將之推開一步。 　　1936年10月31日為蔣介石50歲生日，張學良、閻錫山、傅作義等都到洛陽祝壽，蔣在次日閱兵訓話時痛斥“主張容共者，比之（漢奸）殷汝耕不如”，藉此訓張。張於沮喪中回到西安向楊虎城訴苦，楊虎城提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建議，張雖然愕然，但是應允思考商討，同時與中共葉劍英商量怎麼辦。葉於11月5日回陝北保安，張學良托他帶去致毛澤東的親筆信，意圖甚明：如俄援有把握，即準備與蔣攤牌。（參見蔣永敬《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諫蔣的背景及經過》） 　　張學良一門心思認為蘇俄肯定提供援助，“西安事件”爆發之後，他最關心的是莫斯科如何表態。當張學良得知蘇聯的報紙廣播不僅沒有熱烈歡呼，反而嚴辭譴責，抨擊“西安事變”是日本人搞的陰謀，想讓中國群龍無首以便火中取栗，他宛如被兜頭澆了一瓢冰水。原打算發動兵諫“可以取得蘇聯諒解，盡釋中東路事件前嫌，以遂多年聯蘇的願望，結果卻適得其反。他問（中共代表）劉鼎：‘蘇聯廣播為什麼罵我受日本人指使？’劉答：‘可能他們還不了解情況。’以後蘇聯連續抨擊西安事變，16日，蘇聯正在廣播，張對劉說：‘聽見了麼？’表情憤懣。張以為他背了比‘九一八’事變時更大的黑鍋。蘇聯的抨擊使張學良對中共也有點懷疑。一次，張學良拿著內容載有蘇聯評論事變的新聞記錄下樓，宋黎在樓梯下面給他讓路，聽見張學良似乎自言自語，說：‘我待他們那麼好，他們卻這樣對待我。’”（張魁堂《張學良傳》） 　　張學良還幻想這是蘇聯不得不對外撇清責任而作出的姿態，見到趕來的周恩來，張學良急問蘇聯是否能支持，已經接到共產國際指示的周恩來給予否定回答，並解釋說，蘇聯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建立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目前只有蔣介石才能號令全國，所以還得與蔣介石談判，逼他停止剿共，積極抗日。——張學良弄得里外不是人。有人回憶說：張學良對中共態度的日趨軟化頗有牢騷，稱“紅軍的態度比我們還軟”。（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是否有被中共出賣、擺布的感覺，他自己最清楚了。 　　張學良為什麼會發動“西安事變”，上面所分析的仍然是粗線條的，他究竟怎麼想，還有待更多第一手資料問世。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與哥倫比亞大學手稿圖書館，是美國東西兩岸搜藏中國近代文獻的雙峰對峙。張學良與蔣介石的檔案，恰恰也分藏這兩處：張學良捐贈的日記、文物和口述資料收藏於哥大；而胡佛研究所成立“近代中國檔案特藏史料中心”，收藏了蔣介石日記。 　　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挽救了中共紅軍。張學良是中共的“千古功臣”是當之無愧的。然而是不是中國的“千古功臣”呢？ 　　一位來自北京、定居美國的歷史學者對筆者分析說：試想，假設今天某位大軍區司令員認為國家元首、中央軍委主席對某一敵國的抵抗不力，於是暗中竭力爭取對中國早已覬覦、多方下手的另一個外國的支持，將軍委主席扣押——這是應予肯定的行為嗎？這樣的軍區司令員，是否當得起“民族英雄”的美譽？ 　　從“西安事變”獲得喘息之機的中共，在抗日戰爭中壯大自己黨派和軍隊的實力，在抗日戰爭後許下諾言，贏得了民心，終於奪得了全國政權。可惜，立即背棄對人民的全部許諾，將中國推入一次次政治動盪，直至“文革”浩劫。這讓我們想起汪精衛在“西安事變”後的斷言：共產黨過去曾經失信，且向無守信觀念，其“共同禦侮”之承諾絕不可靠。（汪精衛《怎樣救亡圖存》）無疑，有人認為他“狗嘴吐不出象牙”，但是他這句話難道不是恰恰說准了嗎？ 　　所幸1978年以後，中共終於改弦更張，改革開放，使中國走上高速發展道路——然而，除了獨缺“民主”，當前推行的一套路線，不就是七十年前的三民主義麼？ 　　這成為一個奇特的景觀：今天的中共執政者，紀念、緬懷“西安事變”的發動者，但卻揚棄了他們的主張；中共執政者仍然將當時的蔣介石（更不用說汪精衛）安置於反面角色，但是不聲不響地接續上了他們的政策主張。 　　（全文完。2006年12月初稿，2010年7月小改） 　　坐落在陝西省政府大院裡的全國文物保護單位——西安事變期間的張楊指揮部顯得破舊。（高伐林攝） --------------------------- 背景鏈接1：蘇聯策劃外蒙獨立 　　清初把蒙古分為三部分：漠南（即內蒙古）、漠北、漠西蒙古（二者為外蒙古），外蒙古有較大的自主權。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沙俄認為分裂蒙古時機已到，在總領事指揮下，宣布蒙古獨立，一年後簽定條約，沙俄實際統治了蒙古。1913年《中俄聲明文件》，雖確認中國是蒙古的宗主國，改“獨立”為“自治”，但中國不能駐軍和移民外蒙，而沙俄倒可以。這使得中國徒有“宗主”虛名。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事實上繼續支持外蒙古獨立。1919年蒙古的共產運動、民族分離先驅蘇赫巴托爾和喬巴山尋求共產國際的幫助，1920年蒙古人民黨成立，1921年3月蒙古臨時政府成立，6月蘇俄派駐紅軍。1922年俄蒙簽訂協約，蘇俄率先承認外蒙“獨立”。     外蒙獨立遭到中國抗議，蘇聯從蒙古撤了軍，但就在這一年11月，喬巴山創建蒙古人民共和國，確立親蘇俄為不可更改的國策，定都庫倫，改名為烏蘭巴托，允許蘇聯駐軍。但中國及英、美等主要國家皆未承認，這年簽訂的《中蘇協定》承認外蒙是中國的一部分。 　　由於中國一直內外交困，無力處理外矇事務，外蒙逐漸從事實上脫離中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1927年，蘇俄要求中國承認外蒙獨立，蔣介石回電拒絕。1928年，蘇俄以“平叛”為由進軍外蒙，中國軍隊在外蒙東部邊界與之發生小規模戰鬥。此後，南京政府忙於剿共與應付日本侵略，日本則製造滿蒙獨立事端，外蒙甚至與偽滿洲國簽訂邊界協定。蔣介石憂心忡忡，三令五申強調“外矇事務為中國內政”。 　　1934年11月，蘇蒙達成“君子協定”，規定遭到侵略時互相援助，蘇軍重新駐紮於外蒙。1936年3月12日，蘇蒙簽訂“互助協定書”。中國政府馬上提出抗議：“蘇俄政府不顧其對中國政府所為之諾言，而擅與外蒙簽訂上述協定，顯系侵害中國主權，違反中俄協定，中國政府斷難承認，並不受其約束。”蘇聯外交副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在給其駐華代表鮑格莫洛夫的電報中指責說，中國政府是企圖把《蘇蒙互助協定書》與日本占領華北“等量齊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蘇聯軟硬兼施，終於達到了外蒙獨立的目的：美、英為爭取蘇聯對日宣戰，與蘇聯簽訂《雅爾塔協議》，承認外蒙獨立；中國為獲得同盟國的繼續支持，只好吞下了這一苦果。雖然1953年，敗走台灣的蔣介石根據蘇聯未履行“不援助中共”等條件而廢除關於外蒙的換文，重新不承認其獨立，但這不過是形式而已。 ------------------------------------ 背景鏈接2：蘇聯通過軍閥盛世才染指新疆 　　蘇聯控制新疆是通過盛世才實現的。盛世才出生於奉天開原，曾在東京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後到日本陸軍大學深造。盛世才回國後1930年底到新疆，被任命為軍官學校戰術總教官。兩年後當上東路剿匪總指揮。新疆省主席金樹仁不得民心，一些地方統治者趁機割據獨立。1933年新疆發生“四一二”政變，金樹仁逃離，手中握有相當兵力的盛世才，被各方推舉為新疆臨時督辦，很快集軍政大權於一身。 　　盛世才想，南京遠在天邊，蘇聯近在眼前，蘇聯力量也遠遠大於中國，蘇軍隨時可以開進新疆。盛世才把爭取蘇聯垂青作為鞏固權力的主要措施之一，不斷派人向蘇聯求援，表白自己“信仰共產主義”。 　　對於蘇聯來說，這不啻天賜良機。雖然共產國際致信聯共(布)中央，羅列不能支持盛的各種理由，但斯大林這時才不管意識形態呢，他考慮的是蘇聯利益。1933年12月到次年1月，蘇軍分兩路入疆擊敗盛世才的政敵，又從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支援，派遣技術專家、黨員幹部來新疆幫助盛世才制定“六大政策”，藉機大力滲透。 　　1934年，盛世才財政緊張，想向蘇聯借款，但地方政府無權借外債，便電請南京。蔣介石先說“能將款直接借給中央政府則更好”，並要求了解合同細節；後來想想，此事可能並不單純，便說：必須經過行政院及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立法院審議，方為有效。但盛世才1935年擅自與蘇聯簽了500萬金盧布借款合同。張群含蓄地提醒蘇方：國內有人拿日本控制的華北與新疆作比較，認為情況相似。蘇聯則反覆辯白，稱他們承認南京對新疆的主權。 　　1936年，盛又向蘇聯開口借金盧布，蘇方再次允諾，於1937年1月達成250萬協議。 　　自恃有蘇聯支持，天高皇帝遠，盛世才對南京政府越來越不買賬。1936年盛世才當面向周恩來請求派中共黨員到新疆工作。中共為打通國際路線得到蘇聯援助，同意了，從1936年底開始，派數批幹部到達新疆。1937年4月，陳雲擔任中共駐新疆第一任代表。後來也曾擔任中共駐新疆代表的陳潭秋說，盛世才在政治問題上以兩個中心的態度為標準，即國際問題看莫斯科，國內問題看延安。 　　盛世才採取與蘇聯同步的政策，從1937年9月到1938年1月，利用蘇聯大“肅反”，在新疆大抓所謂“托派”分子，共逮捕了2000餘人，不少人被處死。中國共青團創始人之一俞秀松，來新疆工作並與盛世才的妹妹結婚，也被盛逮捕押送到蘇聯處死。1939年至1940年，盛世才又製造“汪精衛系統陰謀暴動案”，將愛國民主人士杜重遠逮捕毒死（據陳守中《劫蔣者之夢》介紹，主審杜重遠的是中共代表毛澤民），牽連達數千人，成為新疆歷史上最大慘案之一。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蘇聯軍火物資通過新疆運往抗日前線的。1938年1月，蘇聯紅軍一個機械化加強團進駐哈密，使得中國軍隊難以西進。 　　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醫”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此行沒向南京政府泄露，但中共是知道的。盛世才受到蘇方極熱情接待，斯大林三次會見他，這是以前任何一位中國政要所沒有得到的禮遇。斯大林滿足了盛世才的全部援助要求。 　　盛世才當面申請加入蘇共，根據解密的俄羅斯檔案中1938年9月2日盛與斯大林等人的會談記錄，斯大林確實同意盛秘密入黨，只是擔心此事泄漏會引起蔣介石不滿。盛世才回新疆前，一位蘇共官員帶著斯大林的指示來旅館，要盛簽署服從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書。盛世才遲疑片刻，同意了。 　　盛世才還多次提出在新疆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脫離中國，加盟蘇聯。蘇聯擔心國際干預，沒敢答應。但1940年11月，蘇聯與盛世才簽了為期50年的《新（疆）蘇（聯）租界條約》，使蘇聯在新疆享有各種特權，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礦產以及交通、工業與各種資源，並且蘇聯可以在新疆駐軍，蘇聯各類人員可以在全新疆自由活動。 　　蘇聯對新疆的野心，在蘇德戰爭爆發後才得以遏止。盛世才勢利嘴臉大暴露，轉而投靠蔣介石，殺害了他請到新疆的陳潭秋、毛澤民以下大批中共黨員；1942年10月，盛要求蘇聯三個月內撤走除外交人員以外的全部人員，包括撤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評價盛世才：“就其出身來說，是個野心軍閥；就其思想來說，是個土皇帝；就其行為來說，是個狼種豬。” 　　蘇聯對新疆的野心並不因盛世才變臉而收斂，在新疆三區(伊犁、塔城、阿山)的地下工作人員和蘇聯領事館人員，在宗教上層和知識青年等各階層群眾中活動，建立秘密組織。 　　（本文注釋眾多，為便於閱讀，從略） 　　相關文章： 　　張學良從不抵抗將軍到民族英雄（上） 　　汪精衛與張學良（上）——讀史札記 　　汪精衛與張學良（下）——讀史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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