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專訪王友琴（下）：文革最大罪惡是殘害生命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04日14:09:47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文革的罪惡，就其規模和性質而言，是一種“群體滅絕罪”。現在的權力當局封鎖記錄和記載文革受難者的網站，則是對受難者的不正義在今天的延續。對文革中普通人受難者的長期忽略，隱含着一個可怕的觀念，即這些人的生命在歷史中不值一提。現在，是改變這種情況的時候了！ 　　【高伐林按】感謝眾多網友、博友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各位的留言啟發我深入思考！ 　　同時我也感到，“文革”這樣複雜、長達十年（“文革”有“三年說”“十年說”“十一年或十二年說”等等，不同的“時間段”代表着對“文革”本質的一種界定。這裡姑且採用習用的“十年說”）的社會運動，人物的命運有很大的改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悟。而且，許多感悟以及相關的行動不為人所知。這就提醒我們，在評價人的時候，要特別謹慎小心。 　　千家駒教授在《自撰年譜》中說“宋彬彬和人比賽，那一個紅衛兵打死了六個人，她為了勝過那個人，就打死了八個人”，更我讓我深自悚惕：在我的筆下，是否也出現類似不負責任的文字，流出去不確切甚至謬誤的說法，以致讓讀者以訛傳訛？ 　　當然，絕對的準確，是不可能有的。我們能做的，只是儘量去偽存真，儘量逼近真實。而且，好在，我們身處一個言論自由、信息開放的環境，不同意我的意見的人，盡可暢所欲言，這就保證了我發出的信息，是處在嚴密的監督和質疑之中。 　　以上感慨，不是無的放矢。在當今有識之士對“文革”中施加暴行的“紅衛兵”表現出極大義憤的同時，是否也可能失察，以致用“想當然”代替了對事實的追究？ 　　在前一段討論汪精衛的時候，我對信濟說，我從來沒有說過汪氏是“英雄”。——我最重要的人生信條之一，就是“對自己並不確切了解的事情絕不輕易下斷言”：沒有弄清汪精衛具體做了什麼、說了什麼，我怎麼能人云亦云，稱他為“漢奸”或者“英雄”？ 　　對宋彬彬，我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宋彬彬當時究竟做了什麼？後來她究竟是什麼態度？我們真正了解嗎？我們能下斷言嗎？（像有的朋友充滿義憤地痛斥的“宋彬彬這類不認錯不反悔的無恥之徒”）如果傳言有誤，我們是否能摒棄“意識形態領先”，而尊重事實，不將她當成一個“符號”（卡瑪語），還她（以及任何人，從毛澤東到汪精衛）一個公正？ 　　“文革”中的紅衛兵確實犯下了駭人聽聞的暴行（在我後面的博客文章中，還會繼續揭露）；宋彬彬確實是紅衛兵的一員；當時她確實站在了反文明、反人類的一邊。但是，即使對她，我們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考慮到這裡有許多朋友關心“文革”，但對“文革”中許多問題又了解有限，我決定改變原來的安排，將儘量多介紹一些人們不容易看到的“文革”資料。 （續上篇）牛雞之間的掙扎 　　高伐林：你對“文革”受難者多年來進行過艱苦的調查，你是出於什麼想法，給自己設定了這樣的使命？ 　　王友琴：我在書的前言裡面作過一些說明，前言第一節的小標題叫作“雞牛之間”。 　　一位老師在“文革”中在勞改農場放牛。他常帶牛群去一處青草茂盛處吃草，那裡有一棵大柳樹。有一頭年老力衰的牛在大柳樹下被殺以後，當他再帶牛群去那一帶吃草，牛群拒絕前往，並且發出哞哞的叫聲，好像是抗議。雞卻不一樣。一群雞中間有幾隻被抓出來殺了，別的雞不會記得。被殺的雞的內臟丟在地上，別的雞還爭搶啄食。 　　這不是什麼寓言，是一位被訪者講述的真實故事。我聽的時候深受觸動。生活在“文革”後的人，面臨着在牛雞之間作選擇。做這些調查和寫這本書，可以算是在牛雞之間的一種掙扎和努力。 　　如果要作更詳細的說明，那麼我想這種努力包括兩個基本的方面：一是說清楚事實，二是說清楚是非。 　　也許你會覺得這個對動機的說明太簡單。但是，說實在的，如果有更多的別的什麼，這項工作反而可能早就被放棄了。 　　高伐林：你這麼多年來是在多大範圍、用什麼途徑調查，怎樣選取調查對象？ 　　王友琴：我和所有願意和我講他們“文革”經歷的人談話。他們講出了各種可怕的故事。很多人看到血腥的死亡場面。很多人身受殘酷的迫害。甚至一個當時只有八歲的人，告訴我她如何在班裡被鬥爭，被強迫為她的“反動思想”“低頭認罪”。 　　在這種訪談過程中，會認識到北京權力當局對“文革”題材的禁止確實發生了很大作用。近三十年的反覆禁止，使得這些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都被埋沒在記憶里，要經過努力的尋訪，事實才能再現。 　　也有的時候，是我發現了一些含糊不清的事實之後，為進一步了解清楚，目的明確地給有關人員寫信去詢問。這類調查信碰壁的比例很高。出於各種不同原因，一些人不理睬我的信，或者拒絕作答。但是也有一些素不相識的人收到信後給我回信，並且出力幫忙。 　　所有的採訪都作了詳細記錄。我買過一個攝像機，以為這會幫助我記錄。但是實際上只用過很少幾次，這個當時還很貴的攝像機沒有派上多少用場。我理解其中的原因。我用筆作記錄。好在我寫字寫得很快，可以跟得上談話速度。 　　我也閱讀了大量“文革”時代留下的文字和影像材料。我有15年的《人民日報》合訂本，從“文革”前到“文革”後。我也收集和閱讀了“文革”時代的大量非正式出版物。但是，那個時代的文字材料和當時發生的事實差距很大。在那些文字或影像材料中，受難者的事情全不被提起。這樣的材料不能反映那個時代的事實，而只是反映了那個時代寫下這些文字的人的冷漠無情。 　　這本《文革受難者》的書就是調查成果了。 這本書的材料來源，最主要的就是尋訪調查。上千人和我談過話。這本書的一個特點是有很多很多名字，受難者的名字。而這些名字是通過很多的被訪者了解到的。對他們的幫助我心存深深的感激，也為現在還不能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致謝而感到非常遺憾。這是一張很長很長的名單，不能列出這張名單是怕他們為此受到騷擾。僅僅這一點，也使我們不得不意識到“文革”的遺產多麼漫長和沉重。 親歷者的感情與學者的良知 　　高伐林：你作為事件親歷者的價值觀念、感情趨向，與你作為歷史學者的理性和學術規範，這二者之間，是否有過矛盾？ 　　王友琴：你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問題。在“文革”歷史的寫作方面，這個問題很突出。比如，如果研究者的同情不在受難者方面，那麼面對大量受難者的時候，可能隱瞞和忽略受難者。 　　我的書中所寫的迫害、監禁和殺戮，並不是什麼無從了解的秘密。1966年8月，拷打虐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張旗鼓地進行的。裝運屍體的平板車和卡車在北京街上開過，連遮蓋都沒有，而被殺害的人，就是老師、同事、鄰居甚至親戚。這些暴行不像“文革”高層領導人的決策過程或私人生活那樣只有很少人能知道。這些暴行長期不被報道，有各種原因，但是寫作者的價值觀念和感情趨向對其材料選擇肯定有大的作用。 　　對我來說，沒有這方面的矛盾。因為當初我產生寫文革受難者的想法，就是因為我看到聽到了迫害、監禁和殺戮，而且這些事實還被禁止報告，所以，我就開始作查訪和記錄。在這方面，我的價值觀念和感情趨向與尋求“文革”真相不形成衝突。事實上，是我的道德觀促使我來探索文革事實。 　　我要面對的問題是，在決定了要做這樣一樁事之後，能作多久和能做多好。 　　這本書的寫作，一方面可以說不難，因為不需要特別的技能，你也許已經注意到，在書裡我連四字成語都幾乎沒有用過，有小學三年級的中文水平就足以寫作此書。另一方面，寫作此書工作量很大，而且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挫折，經過了那麼長的時間，寫得很難。 　　人有避難就易的弱點。我也一樣。不過了解到這種弱點，有助於持之以恆和不改初衷。 三篇著名學者的序 　　高伐林：你的《文革受難者》有三篇序。三位著名學者，余英時、麥克法夸爾和蘇曉康，分別對你的工作作了評論，你對他們的意見有什麼看法？ 　　王友琴：我很感謝他們作序，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幫助我進一步理解自己的工作。 　　余英時先生強調了寫作這本書的方法，也就是訪談調查在先。我們知道，胡適先生也曾經強調研究方法，他對方法的強調，被看作是中國學術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自從胡適遭到攻擊批判，他關於方法的強調也被否定了。 　　在“文革”歷史寫作方面，訪談調查的方法尤其重要。中國已出版的幾部“文革”通史和紅衛兵史，篇幅很長，但是只有《“文革”十年史》提到兩個在1966年在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普通人，其他幾部都沒有提到作為普通人的受難者名字。除了權力當局的各種禁令以外，作者僅僅依靠前人留下的文字影像材料而沒有自己做調查，也是重要原因。 　　余英時先生提到，孔子說的“文獻”，是指“文字”和“口述”兩種史源。“獻”的意思是老人，進一層就是老人講述的故事。現代漢語裡“文獻”已經變成只有一個意義，即“文”字原來所指。我的這本書，是用孔子所用的“文獻”的意義，即“文”和“獻”兩種來源寫成的。 　　我認識麥克法夸爾教授是在1996年。那時他看到我寫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的英文本，就問我能不能印進他在哈佛大學講課用的讀本裡面。從那以後，這篇文章就一直被選課的學生閱讀。每次都有數百學生選他的課。聽說他曾經在課堂上帶領幾百學生喊“毛主席萬歲”，還讓學生“大聲些”。我想這樣的教學方法是很好的，這能幫助學生理解“文革”的狂熱和暴力是怎麼煽動起來的。 　　麥克法夸爾教授在序言裡講到《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的一段是非常有意思的。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廉姆·戈登的這部長篇小說，講一群孩子落到一個荒島上，離開了文明社會的規則和大人的管束，在那裡他們變得野蠻和殘暴。這是一部寓言式的作品，但是其中寫到的孩子們怎麼分派、爭權、殘殺等等，在平常的生活中也時時可以看到，“文革”時期更是如此。這是偉大作家對人性的深刻洞察。麥克法夸爾教授還進一步指出，“文革”中的紅衛兵不但不受束縛，還受到最高領導的慫恿鼓勵。這樣，他指出了“文革”歷史並不是僅僅用《蒼蠅王》揭示的那一種普遍的人性的惡就足以解釋。他提出了重要的問題，在我的下一本書裡會探討這個問題。 　　我也深深感激麥克法夸爾教授很久以來對我的研究的肯定和支持。當我遭到有些當年的打人者威脅的時候，當我被有的學者質疑“寫這些死亡有什麼意義”的時候，他給我來信說：你的研究有重大意義，請堅持你追尋事實的方向。 　　第三位作序者和前兩位不同。蘇曉康先生是在中國經歷了“文革”的人。而且，假使不是因為“六四”發生而流亡美國，他會完成已經開始了的一部關於“文革”的記錄電影片。他在1989年已經開始了解關於卞仲耘的死亡，他也了解了和卞仲耘所在學校相隔不遠的北京男八中負責人華錦的死亡，拍攝了被打傷致殘坐在輪椅上的男八中副校長韓久芳。我相信，以他的思想深度和能力，這一定會是一部非常深刻翔實的“文革”歷史紀錄片。雖然這部未完成的片子已經散失不見，我盼望他將來還會完成這部紀錄片。 　　十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跟蘇曉康說話，感到驚奇，因為他知道卞仲耘。我是第一次碰到一個知道和關心卞仲耘之死的作家。關於“文革”受難者，“文革”後的官方報紙只提到過一些職位很高的人和社會名流。他的序對“見證”的意義的深刻闡發，特別是他強調寫作作為一種見證的意義，對當代中文寫作的發展來說非常重要。 　　“見證”是法律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見證”是每個對犯罪事實知情的人的義務。“不作偽證”應該是人最基本的行為原則之一。在中國法律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見證”概念沒有得到足夠的強調。同時，在“文革”的罪惡還沒有得到健全的司法審判的情況下，“見證”必須成為寫作者的重要任務。我在下一本書裡會繼續這方面的努力。 　　寫作雖然是個人的行為，需要一個人集中精神思考和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但是寫作不能閉門製作“永動機”那樣，寫作需要他人幫助。我感激其他寫作者的幫助和支持。如果其他寫作者覺得我可以幫助他們什麼，也請告訴我，我會盡力來做。 比一比俄國、柬埔寨和猶太人 　　高伐林：與其他民族對迫害事件相比，你認為中國人對“文革”的態度有什麼特點？ 　　王友琴：今年3月25日，俄國發行了兩張光盤，上面有130萬個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的生平資料。130萬個名字。這兩張光盤的內容不容人不震動不悲憤。報道還說，這是很有奉獻精神的很小的一組人做的。他們的發言人也說得非常好，他說：這不僅僅是為了還原歷史真相和記錄斯大林的罪惡，也是一項社會的道德自救。 　　和中國比，柬埔寨是一個小國。但是對紅色高棉在1975－1979年間的屠殺，他們已經作了很多工作，有了相當的成果。看看他們在互聯網上的網站就能了解這一點。他們在去年，已經做完了2萬2千多人的完整的受難記錄。 　　猶太人在記錄大屠殺的受難者方面是典範。以色列國家博物館製作了多種語言的表格，至今仍然在徵求大屠殺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的身份及受難時間、地點等等。他們收藏所有的受難者的檔案資料。一位名叫Raphael Lemkin的猶太學者，創造了一個新詞genecide，這個詞的前一半出自希臘語，意思是“種族”“部落”，後一半出自拉丁文，意思是“殺戮”。他努力了一生，要人們認識genecide這樣一種罪惡，並且制止和防止這種罪惡發生。 　　但是中國的受難者，沒有得到這樣深入的完整的記錄。 　　1986年，老作家巴金寫文章提出建造“文革”博物館。18年過去了，至今我們不但看不到任何開始這項工程的行動，也看不到紙上的計劃——連“紙上談兵”也沒有。 　　後來有了電腦網。我想，能在現實世界上建造真的“文革”博物館之前，可以而且應該在電腦空間先建立一個。那時候中文裡也有了一個新詞，叫“虛擬空間”。 2000年10月，我把一批文件上載到網絡上，建立了“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17個月之後，這個“虛擬空間”里的紀念園在中國大陸被封鎖，中國境內的人再也不能打開這個網站。 　　這本書中的受難者在“文革”中死亡的時候，大部分連骨灰都不准家人保留，當然更談不上安葬和紀念。甚至，在30年後，在“虛擬空間”里，也還禁止他們的名字和事跡存在。 國內的朋友們告訴我網站被封鎖。我問，是哪個部門、是誰封鎖了網站？沒有人知道。也沒有地方可以去問。好像是天氣一樣，下雪了颳風了，就只有接受，沒有地方去問理由。但是，政府不能是天氣。封鎖文革受難者網站是濫用權力，愚化人民。 　　高伐林：有人會將這一點歸結為“國民性”“民族性”，你認為呢？ 　　王友琴：關於受難者，中國人確實沒有俄國人、柬埔寨人和猶太人做得好，但是把原因僅僅歸結到中國的民族性或者文化特色，沒有很大說服力。中國有寫歷史的漫長傳統，有孔子，有司馬遷，有大量的史書。中國人也強調紀念祖先和前輩。文革博物館建立不起來，權力當局的禁止顯然是最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個人的努力不夠。 　　高伐林：在你看來，權力當局為什麼對於“文革”如此諱莫如深，對關於受難者的記載也“體制性塵封”？ 　　王友琴：去年11月我發表了一篇關於毛澤東的文章，我在文章開頭指出，在現實中，是暴君造成了千千萬萬的受難者；但是在歷史記載中，關於受難者的記載使得殺戮和迫害他們的統治者得到“暴君”的惡名。比如，被納粹殺害的數百萬猶太人的名字和故事，使得希特勒成為人類歷史上殘暴和邪惡的代表人物之一。古拉格群島上的受難者的遭遇被報告，使得無人能為斯大林主義辯護。沒有了在毛澤東時代被迫害、監禁和殺戮的人們的名字和故事，毛澤東就不會成為歷史記載中的暴君。因此，對保護毛澤東的形象和思想的意圖來說，禁止記憶受難者是相當有用和有效的手段。 　　現在有一些中國人在激烈批評對“文革”歷史的遺忘。遺忘是一個嚴重的事實，這種對遺忘的批評本身包含了他們記憶歷史的強烈願望。只是現在人們還沒有找到一個行動的方式，來做這樁事情。 　　我曾經收到一位讀者從哈佛大學寫來的信說：”兩個月前，兩名猶太學生站在Widner圖書館前，用擴音器朗讀二戰中數百萬猶太遇難者的名字，一連四五天。正是對受難者刻骨銘心的記憶，正是決心讓罪行受到審判的不屈不撓的努力，使猶太民族贏得了尊敬。” 　　文革博物館不能建造，虛擬空間的紀念園已被封鎖。但是，朗讀名字是我們可能做的。只是需要一份名單，才可能朗讀。我想這本書的一個作用，是可以為長期被禁止的紀念，提供一份朗讀名單。659個名字只是受難者中的極小的一部分，但是一個開頭。 　　不久以前，8月5日，我做了一個關於文革受難者的廣播節目。選取這個日子，是因為這是卞仲耘被打死的日子，是文革殺戮的開始，是文明史的血淋淋的裂口。在這一天，我們紀念她，紀念和她在同一時期被害的教育工作者和市民，也紀念所有的文革受難者，為他們做一個祭奠。38年過去了，應該做這個紀念，而且應該繼續做下去。 林彪等人應該對“文革”承擔什麼罪責？ 　　高伐林：最近《重審林彪罪案》一書出版，我與該書主編丁凱文交談過。你剛才講的，實際上也涉及“重審林彪”這個話題，這就是如何看待參與發起“文革”的那些人，如何追究他們在“文革”中（以及以前）的罪責？ 　　王友琴：我以為，要說清楚“文革”領導人的罪惡，首先要說清楚“文革”的罪惡。 　　我在書的前言裡說了，“大規模的對人的迫害，實際上是‘文革’的主要場景。對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殘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惡”。文革的罪惡，就其規模和性質而言，可以用一個現在已經被普遍承認的術語來說，是一種“群體滅絕罪”。 　　說清楚了“文革”的罪惡，林彪、江青的罪責，就能比較清楚。林彪在“文革”的前五年一直是第二號人物。從他的權力位置和他的實際行動來看，他對“文革”前五年中發生的對中國人的迫害和殺戮，要負第二大的罪責。 　　《文革受難者》中的659個人僅僅是“文革”受難者中極小極小的一部分。但是，害死659個人就是很大很大的罪惡。應該為他們的被害向“文革”的領導人以及同夥們提出犯罪起訴。這些受難者大部分是由1966年的紅衛兵暴力和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害死的。這兩項罪惡，在1981年對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審判中沒有被列入審判書。鄧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後進行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平反”，有幾百萬人得到了“平反”。這是他們的重要功績。但是，沒有審判造成受難者慘劇的罪惡，實際上並沒有完全給予受難者正義（justice）。現在的權力當局封鎖記錄和記載文革受難者的網站，則是對受難者的不正義在今天的延續。 　　我在前面說到，長期的對文革中的普通人受難者的遺忘和忽略，隱含着一個可怕的觀念，即這些人的生命不算什麼，是歷史中不值一提的東西。現在，是改變這種情況的時候了。追求正義，不只是為了死者，也是為了生者，因為現在的中國人必須強調這一個基本觀念――沒有政府或當權者有權迫害和殺戮人民；也必須重視確立各種制度，以防止這種暴行再次發生。 　　（2004年7－8月） 　　相關文章： 　　專訪王友琴（上）：宋彬彬是否參與打死校長 　　專訪卡瑪：始終凝望中國八九點鐘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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