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儒非說：現在總有人在說什麼毛是“下層民眾利益的代表”，這真是中國人難以抹掉的奴才心態在作怪。毛為了他的權力，或者說是為了他的“理想”，是從來不惜以千百萬普通民眾的生命為代價的。他在奪取政權之前，把反專制爭民主的口號喊得震破了天，但從他奪得政權之後，他沒有一天想到過要實行民主


（續前篇）李乾致何儒非——2005年9月7日
 
儒非：你好。

　　再接着前面的信寫。我之所以說是“接着”寫是因為你的信讓我想到一些事。
　　文稿中（指《迷失與探索》書稿，注1）有兩節我寫的時候心裡疼，多次停筆不能寫。一節是《“12.5”事件》，另一節是《在南湖的時光》。《“12.5” 事件》中寫到在傅強家裡，寫到他母親那一撕心裂肺的喊聲時，我心裡在流血。寫《在南湖的時光》時，我面對的是被毀滅的青春，被毀滅的不只是我一個人的青春，可能是一代人的青春，儘管寫得非常痛苦，我還是盡力寫好，寫完整。讓後人知道在我們一代人心中那怕只是青春剛開始萌動，也是那樣的聖潔和刻骨銘心（幾十年後同學聚會時大家坦露當年的內心，幾乎所有的人心中都有自己心中的白馬王子或白雪公主，只是沒有我那樣張揚）。……
　　我以我一生的悲涼寫這部文稿，這是一段對人對已都是泣血的經歷，在寫的過程中我感到那段坎坷沒有白過，感到能為後人留下一段真實的歷史也不枉此生。稿中對死亡的一些感悟，也是我此時的真實想法，只要此書能給世人留下一點價值，只要後人在研究文革時能常常提到這本書，我願付出任何的代價。
　　李乾


李乾致何儒非——2005年9月8日

儒非：你好！

　　今天接着昨天的信寫。
　　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異太大了。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十萬戰俘回國後無一例外地被打入另冊，美國的戰俘不少回國後由尉官而校官，由校官而將軍。在日本的投降儀式上，麥克阿瑟特地把兩個剛從集中營救出的將軍安排在自己的身後站着，並把在受降書上簽字的鋼筆送給其中一位。
　　《罪與罰》從區域的劃分來說，它可能東方的色彩便濃一些，它對人心靈的震撼和在文學上的價值是不容質疑的，不過它只是一朝失足，終身悔過的東方文化的一個反映。霍桑的《紅字》卻讓恥辱標誌的紅字有了全新的含義，它反映的是超越和升華。這可能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之一。文化不能簡單地分優劣，它們是以往歷史的反映，這並不意味着它所反映的一切都是完全合理的，包括羅思陀也夫斯基的《罪與罰》在內。犯了什麼，就接受相應的懲罰，罪相抵後，他就是一個新人，完全可以重新開始，社會不應該歧視，我以為這才是更合乎人性。
　　為什麼“12.5”事件會發生在最負盛名的實驗中學？這個問題恐怕困惑了相當一部分人。昨天的信只說了結論，但沒有說明結論是怎麼來的。我以前對這個問題只是有點感覺，但沒有條理，在你反覆提出這個問題後，我好像突然找到了一根線把散落在文稿中一些認識串聯起來了，使問題的答案變得有點清晰，現在試着來說出我的認識。

　　不知你注意到我在文稿的開頭部分回答一個人的提問時說的一句話： “你們來和這夥人比鄰而居看看，等你們有了和我們一樣的遭遇和感受，你們只會比我們更出格。”這裡的“比鄰而居”四個字是關鍵。別說在武漢市，就是在全國也找不出第二個例子：一所最好的中學和一所最末流的學校只是一牆之隔地緊靠在一起。之所以在全國都找不出第二個類似的“12.5”事件來，我想這是根本的原因。兩所學校成員的認識、境界、追求，行為方式完全不一樣。對方唯一的行為方式是武力，唯一的武器就是暴力，你說從文革開始直到“12.5”事件，他們除了暴力還有過什麼？不要說“7.20”之前了，就是“7.20”之後，你從22中門口過是不是總是戰戰兢兢的？這點文稿中在《紅十月》編輯部的議論中有反映（“說起來造反派勝利了，怎麼路過22中總是提心弔膽的？）。我想如果當時在聽說他們離開22中後沒人提出來到他們家裡去打，或者說有人提出來但被堅決否定了，這件事是不是就過去了？我的看法是沒有過去。沒有“12.5”事件，會不會有“12.7”、“12.8”事件？是可能會有還是必然會有？我的結論是必然會有。可能會沒這嚴重，可能不會傷及無辜，但也不一定。這裡的根本原因就是兩群完全不同的人之間必然會發生的衝突，以我們當時對社會的認識和處理這類問題的能力，不可能找到一個能安全釋放這種衝突的渠道。
　　其它的很多問題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答案。為什麼“12.5”事件是文革中武漢市唯一的一件經過充分討論，有細緻周到的準備，在現場有冷靜指揮的運動案子？為什麼對校內的三字兵（指保守派的“紅衛兵”——高注）我們沒有一點暴力？為什麼一群最有思想的中學生做出了一件事後看是最沒有思想的事？為什麼只有我們能理直氣壯地喊出“還我革命小將”？我們沒有帶一點個人恩怨來參與這件事，我們從心眼裡是把他們看作是對文化革命的一種反動，是缺乏處理這類問題能力的我們想一勞永逸地解決對我們的威脅，想用最簡單的方式解決這個糾纏了我們大半年的頭疼問題，我們不是把這個事看作文化革命本身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我的潛意識中是想把這問題解決了好去干我們的正事。
　　截然不同的兩個層次的人群，僅一牆之隔，在文革這個沒有了任何束縛的環境，發生劇烈的對撞你說是不是一種必然？把華師一附中或者是當時的東湖中學調換過來肯定會是同樣的演繹，形式不會完全一樣，但結果肯定是大同小異。換一個三流學校來則發生的概率會趨近於零，他們之間不太可能產生這樣劇烈的衝突。在“7.20”之前，是他們草菅我們的可能性大，在“7.20”之後，是我們草菅他們的可能性大。區別在於不是他們先打過來，我們決不會主動去找他們的事，而他們則是把暴力當作目的本身。區別還在於我們草菅他們的過程中及之後靈魂會受到極大的震憾，會有深刻的反思和對自身的超越。他們則幾乎不可能。
　　對於我來說，如果沒有“北航紅旗打死李井泉的兒子沒事”的信息，大概不會有“12.5”事件，但不能改變後面的“12.7”、“12.8”（當時我不可能去主動和孔威等接觸，把他們變為朋友，我沒有這種意識）。這是一場僅憑我們自己的能力無法避免的衝突。

　　我甚至這樣想過：這是不是老天爺的太殘酷的安排，以數條人命（包括跳樓自殺的老師等）和數個家庭為代價，讓一批有思想、有責任感的年輕人在最殘酷的精神和物質環境裡去體驗，去感受，去反思，去升華和超越。不是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你說紅十月的人怎麼樣麼會犯下這樣一個致命的錯誤？不犯下這們樣一個致命的錯誤，我們那會有這樣一段太曲折的經歷？沒有這樣一段太曲折的經歷，那會有我們那樣多的深刻反思，沒有那些反思，那會有現在這樣一個從未停止過的討論，沒有這樣一個討論，那會有這樣一部書稿和書稿不斷的充實？
　　今天寫到這裡，想起什麼來再接着寫。

　　李乾


李乾致何儒非——2005年11月10日

儒非：

　　來信收到。
　　我知道你、我、柳英發對文革看法是不一樣的，但我一直未能清晰地說出自己的看法，現在有一篇文章的讓我感到正是我想說的。我用自己的語言組織了下面一段，用到了文稿里：

　　只不過這時我還不可能認識到：文化革命只是晚年的毛澤東作為一個國家體制的設計者和最高領袖的同時，又希望作為受該體制壓制的下層民眾利益的代表，向該體製發出的一個轟轟烈烈的宣戰，這是一個註定要失敗的悖論。下層民眾的應聲而起是因為毛澤東的這一宣戰契合了他們的民主願望和訴求。這裡實際上有兩個不同的文革，毛澤東發出的宣戰一定會被他自己取消，這是事情的內在邏輯決定的；而應聲而起的民眾不論他們的下場多麼悲慘，他們中肯定會有一部分人不可改變地把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作為自己終生的目標。

　　李乾


何儒非致李乾——2005年11月14日

李乾：你好！

　　本來我不想參與到文革討論中的。我知道對如何看待文革的問題現在有很多人都在發表看法，其中不乏當年的參與者。這是好事。也有朋友專門從北京給我打電話，要我動手“寫東西”，就是要我寫文革。我自己也不是沒有興趣參與其中。只是我手頭有些現在更需要做的題目，一時無法顧及其他。但現在你既然把你的想法告訴我了，我簡單跟你談一點自己目前的認識也沒什麼不可以。
　　你給我摘編的那段文字，我知道，是很有代表性的。因為它很能反映當年一些文革參與者，特別是當年的造反派們的心情。確實，作為一個特定的歷史群體（即只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群體），造反派的下場是最為悲慘的。因為他們是在受到徹底愚弄之後又被徹底拋棄了的。統治集團不僅在文革尚未結束時就已經把他們剝奪得一無所有了，文革結束後還要來剝奪他們的尊嚴。他們自己不出來承擔發動這場民族浩劫的罪責，而把一大批受騙上當者送上了審判台。他們自己繼續在“偉大”“光榮”“正確”的虛假光環下享受着人們的頂禮膜拜，卻把沉重的十字架無情地砸在一大批無辜群眾頭上，使這些人直到今天還生活在恥辱之中。這種羞辱感和委屈確實是讓人無法容忍的。
　　但是，擺脫這種羞辱和委屈的辦法是不是應該竭力到那個極其骯髒、野蠻和黑暗的文革中再去找出一點“光明”來聊以自慰呢？我個人不贊成這樣。我個人的態度是堅決地、不留餘地地徹底否定文革，批判和控訴文革的發動者，即毛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整個統治集團。
　　要詳細說明我的態度恐怕不是這封信能完成的事情。不過我可以簡單說一下為什麼我不贊成所謂“民間文革”或者“兩個文革”的說法。

　　第一，判斷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性質，其依據主要不應是發動者和參與者的主觀動機，而應當是它產生的客觀效果。即使要適當考慮主觀動機，也不是下層參與者的動機，而應當是發動和左右着這一事件的那些人物和社會集團的動機。如果不這樣看，而以參與者的動機來評價，那從希特勒發動的法西斯戰爭中我們都可以找出“民間戰爭”或者“兩個戰爭”來。顯然，這是荒唐的。

　　第二，對於基層民眾參與文革的動機我認為也不應高估。說實在的，中國民眾的民主意識和自由渴望從來都十分有限。這是千百年來的專制統治下民族性格被奴化的結果。這並不是說廣大民眾在壓迫下沒有反抗，造反派中也有些人是因為在舊體制中受到壓制才起來造反的，但這種對所謂“走資派”和“資反路線”的反抗（或者就算是對官僚集團的反抗吧），同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相距還十分遙遠。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反抗並不鮮見。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到義和團，甚至包括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反抗，有哪一個反出了民主自由的？而且我今天敢說一句：在文革前後，我們這些“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頭腦中的民主自由意識甚至不及我們上一代那些從民主革命時期走過來的知識分子。如果我們今天作一個假設：文革中的造反派造反成功了——“走資派”下台，造反派上台——你相信會出現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嗎？打死我也不信！“12.5”事件本身就是對造反派素質與理念的一個很好的注釋。
　　至於後來，造反派中是不是“肯定有一部分人不可改變地把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作為自己終生的目標”，可以說這是一句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的大白話。造反派有那麼多人，這樣“肯定”的結論不用費什麼力氣誰都能做出來。但它能說明什麼呢？能說明造反派當時就有民主自由的理念嗎？
　　總之，即使造反派當時就有某種反抗的意識和舉動的話，把這種反抗認定為與爭取民主自由一脈相承，恐怕還是不妥。

　　第三，我覺得提出所謂“民間文革” 或者“兩個文革”的一些朋友們可能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當他們為了減少今天的羞辱感而總想去撇清自己的昨天時，實際上也是在幫毛和他的統治集團減輕罪責。現在總有人在說什麼毛是“下層民眾利益的代表”，我說得不客氣一點，這真是中國人難以抹掉的奴才心態在作怪。毛髮動文革的動機到底是什麼，說實在的，我不想去憑空猜測。但有一點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毛為了他的權力，或者說是為了他的所謂“理想”，是從來不惜以千百萬普通民眾的生命為代價的。他在奪取政權之前，把反專制爭民主的口號喊得震破了天，但從他奪得政權之後，可以說，他沒有一天想到過要實行民主。甚至他始終都是把民主當成自己主要敵人的。這樣一個集中國歷代專制主義之大成者，說他是什麼“下層民眾利益的代表”，你不覺得很可笑嗎？從今天披露的大量歷史檔案來看，我都懷疑毛對於蔣的勝利，究竟是中國歷史的前進還是倒退。

　　我跟我一些造反派朋友的不同可能就在於：我情願承受羞辱，也不願為了撇清自己而去開脫那些真正的罪人！
　　這些就是我今天對文革的認識和態度。當然，我前面說了，這是“目前的”認識和態度，至於以後真正認真開始研究了會不會有改變，那就以後再說了。

　　儒非

　　注1：李乾所寫的《迷失與求索》，由美國柯捷出版社（http://cozygraphics.com/）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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