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經濟真的面臨崩潰了嗎？

說中國經濟在文革時期面臨崩潰的邊緣，一直是全面否定文革時期的一個有力的證據。但是，事實真的如此嗎？筆者一直懷疑這件事，而且認為，文革時期，中國在工農業科技等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農業產量一直很高，在中國人口迅速增長几乎翻一倍的時期，沒有再發生過餓飯的現象。農田水利獲得重大的發展，保障了那個時期中國基本沒有大的水災發生。農村教育和醫療的普及和發展也是在這個時期；工業也繼續發展，軍事工業發展速度非常的快，後來中國的重點軍事科技的進步，都是在那個時期完成的。

筆者贊同一個觀點，就是，要將文革和文革時期分開。從1966-1976年這十年，是中國重大的轉變時期，整個的戰略從蘇聯的方向開始轉向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方向。在林彪事件後，是中國思想解放的時期，所有的地下刊物，地下思想都在蓬勃的發展，包括基督教的傳播，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沒有文革的70年代，就沒有後來的80年代，也沒有改革開放。

筆者一直的觀點是，真正的文革，疾風暴雨的文革，在1969年基本就結束了，因為1969年發生了中蘇珍寶島戰爭，戰爭的威脅壓倒了文革，因此真正的文革時代，僅僅有三年的時間，非常的短暫。從1969年到1976年這七年的時間，是溫和的文革，何況在1973-1975年，有三年時間是鄧小平重新出山，恢復老幹部的地位，開始了經濟政治方面的調整。因此，全面否定文革時期，是很有問題的，也是站不住腳的，是有一種為了後來的新發展，而否定前代的慣性思維在的，這是中國人的傳統思維。

有一個基本的數據，就是從1967-1976年的十年中，中國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4.9%。這個速度是非常高的，並不低。在這十年中，唯一下降的是兩個年份，一個是1967年，一個是1968年，到了1969年，就又恢復了。這也從經濟上證明了，真正的疾風暴雨般的文革，也就到1969年為止了。

下面筆者引述一篇文章，有很多的數據來分析，文革時期，中國的經濟形勢到底如何，很有說服力，請大家分享。

瀕臨崩潰？實事求是評價文革時期經濟建設

2010年11月01日 09:47 當代中國研究所

文章摘要：

1966年至1976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給我國各個領域造成了嚴重混亂，帶來了巨大損失。同時也應當看到，“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雖然遭到了巨大損失，但仍然取得了發展。對此，曾經有過種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通行的說法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這最早見於1978年2月26日華國鋒在第五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從1974年到1976年……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這種說法以後被不少著作和文章沿用，並發展為“文革”時期的10年“從總體上看，整個國民經濟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的評價（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第349、352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至今仍有人使用。美國學者麥克法夸爾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甚至用“經濟的崩潰”作為標題來述說“文革”時期的經濟狀況。

另一種說法是：整個“文革”10年，經濟是有發展的，“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只是指動亂最嚴重的1967、1968年。薄一波在《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指出：“綜觀1966至1970年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這10年的情況，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革”時期“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這兩種說法之間的差異顯然是較大的。“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當然談不上發展，並且涉及到“文革”10年經濟建設的基本狀況。因此，在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據準確的歷史事實做出一個實事求是的評價。

本文摘自《當代中國研究所網站》，作者：陳東林，原題：《實事求是地評價“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4期

首先，必須搞清楚，“文革”和“文革”時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場嚴重錯誤的政治運動，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文革”時期，是這場運動發生的歷史時間和空間，這一時期既發生了種種嚴重錯誤，也存在抵制和糾正這些錯誤的鬥爭，包括廣大人民群眾在困難條件下努力進行的經濟建設。因此，徹底否定“文革”並不等於要否定這一時期所發生的全部歷史。同樣，肯定“文革”時期經濟、外交方面的發展，也不等於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錯誤。胡繩同志很早就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時期區別開來。（見《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第11頁。）應當說，這是我們正確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階段歷史的基本準則。

從“文革”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統計數字上看，“文革”時期的經濟取得了發展，是明顯的事實。關於年平均增長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經濟領域尚未受到“文革”較大影響，故不計入），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具體到各年，動亂最嚴重的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餘各年均為正增長。關於階段發展指標，1976年與1966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9%，社會總產值增長77.4%，國民收入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53%，關於生產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產品產量相比，鋼增長33.5%，原煤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中國統計年鑑（1993）》，第57、50、33、444—447、364頁，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說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時期的這些統計數字是否準確，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說：“現在公布的十年內亂期間的數字，儘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數字來之有據，又經過反覆核對，可以說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兼論這一期間統計數字的可靠性》，《經濟研究》1984年第1期。）

從各個經濟部門情況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發展。

工業交通方面，1965年開始並持續到70年代末期的三線建設，歷時三個“五年”計劃，投資2050億元，使國家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得到了長足進展，建立起攀枝花鋼鐵公司、六盤水工業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鋼鐵、機器製造、能源、飛機、汽車、航天、電子工業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鐵路幹線，初步改變了我國內地工業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狀況，形成有較大規模、門類齊全、有較高科研和生產能力的戰略後方體系，促進了內地的經濟繁榮和文化進步。到70年代末，三線地區的工業固定資產由建設前的292億元增加到1543億元，增長4．28倍，約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職工人數由325．65萬增加到1129．5萬，增長2．46倍。工業總產值由258億元增加到1270億元，增長3．92倍。1972年以後，以毛澤東、周恩來批準的“四三方案”為中心，投資幾十億美元和200億人民幣，從國外引進了26個大型成套設備和技術，建成了北京石化總廠、上海石化總廠、武鋼一米七軋機工程等幾十個冶金、化肥、紡織大型企業，基本滿足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需要，並為以後的經濟發展打下了基礎。“文革”時期，石油工業得到飛躍發展，陸續開發和興建了大慶、勝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瑪依和吉林扶餘油田生產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還先後在四川、江漢、陝甘寧組織了三個大石油勘探會戰，探明和建成遼河、任丘、江漢、長慶油田。從1966年到1978年，中國原油產量以每年遞增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突破1億噸，使中國由“貧油國”躍居世界第8產油大國，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農業方面，除糧食產量持續增長外，農業生產條件有了較大改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是建國以來成就最大的時期，農業機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與1965年相比，拖拉機、手扶拖拉機產量增長5.7倍和65倍，農業用電增長4.7倍，農用排灌動力機械擁有量增長4.9倍，農用化肥每畝施用量增長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國農田灌溉面積增長41％，全國機電排灌面積和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分別增長355.58％和643％；1975年全國機井數比1965年增長935.89％。（水利電力部編：《中國農田水利》，水利電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頁。）抗自然災害能力有了較大提高，以全國受災面積基本相同的1976年與1965年相比，成災面積由53.9％下降到26.9％。（國家統計局編：《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第74頁。）這些農田灌溉和排澇條件的較大改善，為以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個體經營方式抗禦旱澇災害的侵襲，提供了重要的保證。尤其是80年代國家對農田水利的投資相對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資在發揮效益。

科學技術方面，這一時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別是國防尖端技術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熱核材料的核試驗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導彈發射試驗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潛艇研製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研製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發射的人造地球衛星成功，使中國成為繼美國、蘇聯後第三個能回收衛星的國家；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學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秈型雜交水稻通過鑑定，經過推廣後一般能提高產量20%，為世界糧食增產作出了重大貢獻。這些成果為以後改革開放時期的科學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準備了物質基礎和保障。正如鄧小平1988年所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鄧小平文選》，第27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