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孫中山晚年民族主義的“蘇俄轉向”的解釋，學界一直聚訟紛紜。本文通過對已 經解密的檔案的分析，認為這一轉向乃是孫中山在尋求國家統一過程中，與國內各政治 、軍事的實力角逐的結果，也是選擇在華國際的勢力，尤其是在與蘇俄的物質援助及意 識形態輸入之間博弈的結果，是孫中山對政治的純技術化對待的產物。這一轉向，預示 着近代中國由傳統的道德政治向現代的技術政治的轉型，它將中國帶入歐美霸權與蘇俄 霸權兩極對抗的世界權力結構之中。孫中山晚年的民族主義在為中國奠定統一基礎的同 時，也使中國成為蘇俄國際戰略的犧牲品，民族主義與利害關係的親緣由此得以充分體 現，它所遺留的政治後果還有待進一步清理。

There is disagreement on Sun Yat-sen's nationalism transition and Soviet Union in academia.By study on the declassified documents,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transition is the result of contending with domest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forces in his pursuit of nation unification.It's also the result of choosing international parties,and of the material support,ideological input from Soviet Union.This transition predicts the change in modern China　from traditional moral politics to modern technological politics.In Sun Yat- sen's late years,his nationalism has laid foundation for the unification,but　also made China a victim of Soviet Un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一、問題的提出

    近20年來，史學界對孫中山晚年的民族主義作了許多研究，出版了不少論文與專著， 其中不乏比較嚴謹的史料清理與學理剖析。可以說，孫中山晚年民族主義的研究已經達 到一個較高的學術積累層次。

    然而，從研究方法而言，學界多注意文本的解讀，而較少關注文本之外的政治運作； 就研究所及的層面而論，學界多親和思想史的面相，而相對忽略現實的、意識形態的作 用，似有淡化民族主義實踐品性的傾向，不利於全面地理解與客觀地評價孫中山晚年的 民族主義。

    由於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政治的播遷動盪，思想界與學術界一直存在着代際斷裂的困境 ，不容易構成思想與學術的傳承。自孫中山逝世不久，思想界與學術界提出的某些觀察 獨到的命題，隨着政治的連年顛躓與社會的急劇變遷，或被掩蓋、或被遺忘，無法得到 後世研究者的回應與深化，從而無法形成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學術對話。這恐怕也是我國 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民族主義再次成為時代的主潮。1933年，時任清 華大學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在《獨立評論》上發文，筆鋒直逼後來被尊稱“國父”的 孫中山，嚴厲批評他的民族主義革命。蔣氏從引用民國三年五月十一日孫中山致日本大 隈重信之函說起。孫函曾稱：如果日本願意資助孫中山，孫一旦掌握政權，“可開放中 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占貿易上之利益。……中國恢復關稅自主 權，則當與日本關稅同盟，日本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註：蔣廷黻：《革命與專制》，《獨立評論》第80期，1933年12月10日，第3頁。孫 中山致大隈重信函全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合編：《 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84—87頁。)蔣批評說，在二次革命失敗 後，孫中山為反袁而不惜“出重價以謀日人的協助”，其出價甚至比袁世凱的還高。“ 這樣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國就多革去一塊。久而久之，中國就會革完了。”(註：蔣 廷黻：《革命與專制》，《獨立評論》第80期，1933年12月10日，第3頁。孫中山致大 隈重信函全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 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84—87頁。)

    蔣廷黻還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近百年世界的一種大潮流是民族主義。未統一的國家賴此主義得着統一了，如德意志 、意大利。已統一而地方分權的國家賴此主義提高中央的權力了，如日本的尊王廢藩， 如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威的自然長進。在這種普及世界的大潮流之下，我們這個國家反從 統一退到割據的局面，這是什麼緣故呢?(註：蔣廷黻：《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第83期，1933年12月31日。)

    蔣廷黻提出的問題，在國際政治風雲激盪、國內政治四分五裂的1930年代，曾經引起 較大的反響(註：蔣廷黻這一文章，引發了後來所說的“民主與獨裁”論戰。但“民主 與獨裁”這一說法並不確切，因為它掩蓋了這次大討論的基本主題“建國問題”。正是 蔣廷黻和胡適發起建國問題的討論，引發了思想界對民族主義的批評，並由此提出以國 家建設、以國家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取代民族主義的現代化思路。)。在一系列文章中 ，蔣廷黻對孫中山採用蘇俄的“帝國主義”理論進行批評，並揭露蘇俄資助背後的戰略 陰謀。對孫中山只重“外交”而忽視內政、忽視國內建設對國家地位的決定性作用加以 指責。胡適則質疑國民革命以來的革命外交“只有敵國，沒有與國”(註：分別參見蔣 廷黻：《帝國主義與常識》，《獨立評論》第71號；蔣廷黻：《鮑羅廷時代之蘇俄遠東 政策》，《獨立評論》第6號；胡適：《世界新形勢里的中國外交方針》，《獨立評論 》第78號。)。孫中山的個人性格也受到學界的抨擊，如《國聞周報》以孫中山轉向蘇 俄、接受共產主義為例，批評知識分子“善忘、善於投機、善於轉向”，從而喪失了對 國家的領導地位，造成國家的動盪與分裂(註：季廉：《中國的危機》，《國聞周報》 第9卷第30期，1932年8月1日。)。這樣的批評，隨着抗日軍興與內戰結束後共產黨的勝 出、親蘇政策“一邊倒”的最後確立而漸漸被掩蓋與遺忘。但當1990年代革命思維逐漸 淡出，現代化思潮再現神州時，學界之於民族主義的反思，就以與1930年代同樣的精神 關懷而展開着。民族與民主、革命與理性、排外與建設等等政治的兩難及其邏輯悖論被 重新提出。20世紀最後十年民族主義浪潮席捲全球，在引起社會政治動盪的同時，也引 發了思想界、學術界對民族主義的全面而深切的理性反省，對民族主義的反思，被納入 一個更為宏大的參考框架與理論視野之中(註：相關討論文本參見李世濤主編：《知識 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 凡引，只簡注《知識分子》)；羅崗、倪文尖編：《90年代思想文選》第二卷“全球化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樂山主編：《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 與反思》([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在世紀末的這場民族主義大討論中，姜義華先生的言說可以作為“民族主義”多重面 相的代表性文本。面對部分海外華人學者對中國近代以來民族主義的批評，姜先生義正 詞嚴地維護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正義性，高度讚揚孫中山提出的“造成獨立自由之 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要求重新審訂一切不平等之條約，……以消滅帝 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這樣的民族主義口號(註：姜義華：《論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意 識與中外關係意識》，《知識分子立場》，第461頁。)。而當其反省中國近代以來的民 族主義與現代化之關係時，卻對民族主義“重於外而輕於內”提出批評：“民族主義不 是將重心置於本民族自身的發展，不是將本民族儘早在近代基礎上成長為近代民族放在 中心地位，使民族主體精神發育不足，缺乏必要的自信、足夠的勇氣和充沛的力量去批 判和摒棄民族機體內與現代不相適應的東西……於是，民族主義、民族化常常演化為排 外主義、保守落後的同義語。”(註：姜義華：《論20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復旦 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3期。)
    姜義華先生一再指出孫中山三民主義體系“理性缺位”的內在困境，它導致了“發展 統一的民族經濟，繁榮新型民族的文化、建立近代主權完整的獨立自主民族國家等問題 ，實際上仍未真正提上日程，至少長時間繼續被置於從屬地位。”(註：姜義華：《理 性的錯位與缺位——個案分析之一：孫中山與中國啟蒙運動》，《理性缺位的啟蒙》， 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73頁。)關於孫中山三民主義體系中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 內在衝突、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的矛盾等等，在在離不開他的敏銳視力(註：姜義華： 《人權與國權的雙重追求——析孫中山的自由觀》，《理性缺位的啟蒙》，第275—293 頁。)。
    上述見解代表新一輪現代化視野之下的學術界反思歷史的一個側面。尚需進一步商討 的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孫中山民族主義的不同語境是什麼?比如，孫中山民族主義 思想中是否有過以本民族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思路?如果有，又是在什麼情況下放 棄的?孫中山是否一開始就認同了蘇俄的反帝戰略而做出聯俄的主動選擇?如果不是，又 是什麼原因促使他“轉向”?中國的現實政治是否為孫中山提供了另一種可能選擇?如果 是，孫中山為什麼錯過了這一機會?

二、“統一夢”之下的政治結盟

    民國初年，孫中山一度公開宣告民族主義目標的完成，這是眾所周知的。及至五四時 期，孫中山是否重拾民族主義的法寶，或在什麼意義上重拾，目前史學界還是聚訟不已 。思想史式的從文本到文本的進路無法解決問題，年譜學的進路也許可以提供一條經得 起歷史檢驗的途徑。

    1919年6月3日，五四運動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6月5日，時在上海法租界居住的孫 中山收到馬逢伯一函，指責孫中山對“巴黎和會允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保持 沉默的姿態，指出：“凡有血氣者，莫不奮起；乃我公噤不一語，以開國之偉人，效劉 勝之寒蟬，真令人百思不解其故”。孫中山答曰：“近日閉戶著書，不問外事，如國民 果欲聞先生之言，則書出版時，望為傳布可也”(註：《批馬逢伯函》(1919年6月5日) ，《孫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4頁。)。

    “不問外事、閉門著書”的孫中山所著何書?究其行蹤可知，自1919年3月7日起，孫中 山開始在《民國日報》發表《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書》的部分章節，3月17日、3 月20日、4月2日，孫中山分別向美國商務部總長、英國政府以及友人康德黎寄發實業計 劃。而南方大港的規劃直至1920年3月才完成。在此期間，孫中山還完成了《孫文學說 》。孫中山信中所說的即此所指。
    《孫文學說》闡發的是孫中山“知難行易”思想，而《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 關注的是國家經濟發展問題，“主張以外資從事建設生利事業，開闢市場，興建工廠， 建築鐵路，修治運河，開發礦業”(註：《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 1921年3月6日)，《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479頁。)。《實業計劃》是孫中山實施中國 物質建設的重要藍圖，它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長期目標進行了規劃，論及交通、商港、鐵 路、水利、農業、礦業、鋼鐵、邊疆開發等十大項目。可以說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提出的 最激動人心、也最具前瞻性的現代化計劃。然而，作為實際政治家，孫中山最清楚，要 將這一計劃付諸實施，首先必須完成國家統一，而要完成統一，就必須先剷除國內軍閥 。這是他在南北分裂之後苦苦思索的結論。

    對於只有“革命精神”而無政治實力的孫中山來說，要完成剷除軍閥、削平混亂以澄 清內政、步入建設的任務，就必須具備政治、財政與軍事實力，並獲得國際、國內各政 治勢力的配合與支持。可以說，在1920年代的最後歲月里，孫中山的努力，便是一直穿 梭於各在華國際勢力中，遊說於各軍閥之間，以求實現其民族統一國家富強之夢想。

    在1920年代初的中國，可供孫中山結盟的國內主要政治力量，南方當首推陳炯明，北 方則有奉系首領張作霖與直系干將吳佩孚。

    我們不妨先看看孫吳關係。

    1919年南北和會之後，吳佩孚的力量迅速崛起。1920年，吳佩孚在直皖戰爭中勝出， 迅速奠定其主宰北方政局的地位。對孫中山來說，在謀求國家統一中，吳氏配合與否可 謂關鍵。

    在當時，無論是孫中山還是吳佩孚，都在打量着對方。1921年，吳佩孚在占領兩湖之 後，為全力對付奉系軍閥張作霖，曾經托人致意孫中山，希望合作。此後，吳曾邀請孫 中山去北京商討國家統一問題，並向孫中山提供過經濟援助(註：參見韋慕廷著、楊慎 之譯：《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頁 。)。但孫中山以吳佩孚“事事騙人”、“說話毫無信義”為由，予以拒絕(註：《吳佩 孚代表在粵之運動》，天津《大公報》，1921年12月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 印版，第58分冊、第515頁。孫中山拒絕與吳佩孚聯合的一個更直接的原因是，他認為 在直奉對抗中勝利者將是張作霖。參見《馬林為格克爾同孫逸仙的談話所作的記錄》(1 92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 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1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簡稱《聯共、國 民革命》)，第135頁。)。

    自吳佩孚在直皖戰爭中勝出，蘇俄就一直期望孫中山與吳佩孚聯手(註：蘇俄的“親吳 ”、及其在陳炯明事變後提出的孫吳聯盟，自然有蘇俄的國家利益在，其中包括對中東 鐵路權益的爭奪、抗衡張作霖等因素。參見李玉貞、杜魏華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 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第444頁)；林家有：《共產國際與吳佩孚和孫 中山》(《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的覺醒》，[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282 頁)。有關共產國際與孫吳關係的研究，另參見劉德喜：《蘇俄、共產國際聯合吳佩孚 政策的發生和發展》(《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傅振剛、徐有禮：《論李大釗與 共產國際“聯吳計劃”的關係》(《中共黨史研究》1993年第2期)；孫剛：《革命先行 者的珍貴文獻——讀新發現的孫中山致越飛書信兩封》(《黨的文獻》1991年第1期)。) 。從1922年8月4日派克斯給加拉罕的電報中可以看出，蘇俄曾提出孫、吳聯合的問題( 註：《派克斯給加拉罕的電報》(1922年8月4日)，《聯共、國民革命》第1冊，第98頁 。有關共產國際孫吳聯盟計劃及其實施，同時參見：《馬林為格克爾同孫逸仙的談話所 作的記錄》(1922年9月26日)、《越飛給吳佩孚將軍的信》(1922年11月18日)、《維經 斯基給共產國際東方部的信》(1923年1月25日)，載《聯共、國民革命》第1冊，第135 頁、第155—156頁、第203—205頁。)。孫中山也曾多次派代表與吳佩孚聯絡。如1923 年10月2日，孫中山派徐紹楨赴洛陽拜訪吳佩孚，希望建立孫、吳聯盟，吳的態度卻已 完全改變。他對徐說，孫中山雖是一偉大人物，但他的知識與言論“祖述泰西”，其主 張“迄於今日尚未有見任何寄與於國利民福”，因而，吳佩孚拒絕與孫中山合作(註： 趙恆惕等編：《吳佩孚先生集》，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8輯第673冊，台 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版，第428頁，第429頁。)。

    先是孫中山對吳佩孚的誠信表示懷疑，繼而是吳佩孚對孫中山“以政治為純粹的技術 ”(註：趙恆惕等編：《吳佩孚先生集》，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8輯第673 冊，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版，第428頁，第429頁。)無法認同，儘管蘇俄一再在 促使雙方合作，無奈兩人彼此之於對方均無好感，合作即成泡影。

    再看孫中山與張作霖的關係。

    在當時的政治博弈中，孫中山也一直在尋求與張的結盟，特別是在謀求聯吳未果之後 。1922年9月22日，孫中山發出致張氏父子的聯盟信。同年10月，孫派出汪精衛、伍朝 樞赴東北與張氏談判，廣東方面也在大造孫、張聯手的輿論，以壯聲勢。1923年初，孫 中山公開發布談話：“予與張、段之三角同盟，進行甚順利，當以之制吳佩孚，吳若不 從余之主張，當用聯盟之力討伐之。”儘管張作霖在國際國內的政治聲譽已是臭名昭著 ，但在孫中山的眼中，畢竟張的實力仍屬舉足輕重，實力勝於雄辯。

    在此之前，在孫中山的眼中，張作霖不過是聽命於東京的胡匪頭子(註：《復甦外交人 民委員會齊契林書》(1921年8月28日)，《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592頁。)。自孫、張 結盟後，孫中山則在與蘇俄對話的各種場合中為張辯護。他說，張作霖實際上是在想辦 法反對日本，他修鐵路、建港口等，是準備用來對付日本人的(註：《孫中山致越飛的 信》(1922年8月27日)，《聯共、國民革命》第1冊，第393頁。)。對可能出現的蘇俄干 涉張作霖，孫中山也為其說項(註：參見：《越飛致馬林的信》(1922年11月17日)，《 聯共、國民革命》第1冊，第401頁。《孫逸仙致列寧的信》(1922年12月6日)，《聯共 、國民革命》第1冊，第163—164頁。)。

    儘管國內各政治集團、國際觀察家對孫中山的聯張政策大加撻伐，並將孫中山認作與 “舊軍閥”並無二致的過時人物，但孫中山不為所動，繼續堅持與張作霖的聯盟。孫中 山的聯張政策及孫、段、張三角同盟，使他在國際國內的聲譽頗受影響(註：孫中山的 三角聯盟，在國民黨內部頗遭物議，參見桑兵：《陳炯明事變前後的胡適與孫中山》，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76頁。有關孫中山三角聯盟的全面研究，參見婁 向哲：《孫中山與親日派軍閥關係之探討》，習五一：《孫中山與奉系軍閥》，兩文載 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下 冊。)。

    孫中山與陳炯明的關係更是耐人尋味。

    陳炯明的實力無疑是孫中山1920年回穗重建北伐基地的重要依靠。在南方政府各種政 治力量對比中，陳炯明是孫中山無法忽視的。然而，孫中山與陳炯明的不同政見，決定 了這一聯盟的暫時性(註：早在1922年，馬林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就指出 ，孫與陳發生衝突的主要原因在於：陳“反對孫中山當選為大元帥，因為他認為中國應 實行地方分權而不是中央集權，他要求聯省自治，同情吳佩孚的政策”(見《共產國際 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174頁、第19 0頁)；1940年代，李劍農也指出過，孫陳衝突的原因在陳炯明信奉的是聯省自治，孫中 山卻要武力統一(見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第505—512頁))。1921年，孫、陳之間曾因總統選舉、北伐問題發生衝突，最後以孫 中山的失敗告終。

    孫與陳的衝突，並非個人恩怨，乃是主義的不同。按胡適的話說，是“陳氏主張廣東 自治，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做根據地，做到統一的中華民國。這兩 個主張都可以成立的。”(註：胡適：《這一周》，《努力》第8期，1922年6月25日。) 但在孫中山眼中，陳炯明的一切都是他給予的，陳必須忠於他個人，否則就是忘恩負義 。為了懲罰陳炯明部的軍事“叛亂”，孫中山還一度不顧廣州市民的籲請，下令海軍炮 轟廣州城，造成平民傷亡。廣州市民各團體在事變後集會商議，通過“維持粵局”決議 四項：“一、通電贊成統一；二、請陳(炯明)回省主持；三、嚴限各方停戰，如有一方 不停，即視為三千萬粵人公敵；四、組歡送孫大會。”(註：《國內專電(二)：香港電 》，《申報》1922年6月21日。上海書店1983年影印版，第181分冊，第416頁。)6月26 日，廣州各界代表赴永豐艦請求孫中山停止炮轟城區，被孫拒絕。孫中山說：“我今日 實力雖不足，然終有吐氣之日。若果陳氏今早抵省，我即今早開炮，今晚返省，即今晚 開炮。汝等即贊成之，則自負責任”(註：《再紀各界謁見孫葉兩人之真相》，《華字 日報》(香港)1922年6月30日。轉引自沈曉敏：《廣州民眾與陳炯明“六.一六兵變”》 ，《黨史研究資料》2003年第10期，第25頁。)。“如欲廣州市區不發生戰爭，請你們 不要歡迎陳炯明進省。否則，陳炯明進省之日，即為我開炮之時。”(註：《孫總統堅 持討逆滬訊》，《民國日報》(上海)1922年7月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 第40分冊，第52頁。)

    儘管廣東民眾一再懇請孫中山以桑梓為念，多方調停，但他不為所動。他並非不知炮 轟廣州根本不能改變自己的軍事處境，但為了“在贛諸軍聞炮擊而知我尚存，西湖逆賊 聞炮擊而知我不死”的目的，不惜以犧牲老百姓的生命財產為代價，要挾廣州市民不要 歡迎陳炯明回省。為此，胡適批評說：“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睛，不惜倒行逆 施以求達他的目的”，“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 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註：胡適：《 這一周》，《努力》第8期，1922年6月25日。就孫、陳衝突，胡適的評論在一年之後有 全面的修正，參見《努力》第75期胡適的《一年半的回顧》。桑兵《陳炯明事變前後的 胡適與孫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對此有頗詳的分析。)

    基於天怨人怒，加上孫中山所期待的北伐軍又無法回師相救，孫氏只好於8月9日乘英 國炮艦離開廣州，避入上海法租界。

    在國內政治力量的合縱連橫中，孫中山已失去最後的依靠。而在尋求外援的努力中， 孫中山又連連遭到英、美、日等國家的冷遇與白眼，惟一主動對他表示友好的外在勢力 只有蘇俄(註：20世紀20年代通過凡爾賽—華盛頓會議，歐美列強與日本在中國的力量 處在一種膠着狀態。革命之後的蘇俄由於遭到西方勢力的聯合封鎖，不得不在東方尋求 出路。這一時期，就中國的外在勢力而言，蘇俄始終處於積極的進取狀態，所以本文注 重孫中山與蘇俄關係而淡化他與其它列強的關係。這也是本文研究視角的限定。對孫中 山此期與列強關係的全面研究，參見韋慕廷：《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第六章 ，尤其是其結論部分；孫中山與美國之關係的研究，參見李雲漢：《中山先生護法時期 的對美外交(1917—1923)》(載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 982年版，第213—248頁)；王立新：《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民族主義運動(1904—1928)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章)；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參見俞辛1：《 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俞辛1：《躬耕集》([北京]中 華書局2003年)。)。而在孫中山尋求蘇俄的援助時，蘇俄也正在尋求中國的外交認同， 並且正遭到北京政府與實力派直系的抵制，渴望從僵局中解脫出來。孫中山與蘇俄各自 謀求與對方合作的政治基礎也就不言自明。

    陳炯明事變之後第7天，孫中山即指示陳友仁與達林聯繫，並轉告達林：“現在我深信 ，中國革命的唯一實際的真誠的朋友是蘇俄”(註：達林：《中國回憶錄(1921—1927)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26頁，第113頁。)。孫中山還在給列寧的 信中，提出派全權代表團赴蘇俄“會議符合俄中合法利益的共同行動”(註：《孫中山 致列寧信》(1922年12月)，薛銜天等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17—1924年)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677頁。)。8月底，孫會見越飛的代表 馬林，表達與蘇俄建立聯盟的渴望，並承諾予蘇俄以參與中東鐵路管理的權力(註：馬 林：《中俄在中東鐵路的衝突》，轉引自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 華書局1990年版，下冊，第1496頁。)。在致越飛的信中，孫中山請求蘇俄軍事援助(注 ：《孫逸仙給越飛的信》(1922年12月20日)，《聯共、國民革命》第1冊，第166頁。) 。並進一步提出由蘇俄裝備孫的10萬部隊、從四川和甘肅進入蒙古，然後進攻北京的要 求(註：《越飛給聯共(布)、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聯 共、國民革命》第1冊，第214頁。)。

    孫中山的示好，使處在與北京政府建交談判僵局中的越飛喜出望外(註：蘇俄全權代表 越飛與1922年8月12日抵京，與顧維鈞就中蘇建交問題進行談判，在蘇俄非法駐軍外蒙 以及中東鐵路等問題上，雙方一時各不相讓，談判陷入僵局。)。他立即抓住這一契機 ，給北京政府施加壓力。顧維鈞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他(越飛)又說，他可以肯定， 孫中山博士和他所代表的黨將會更加賞識他從蘇俄帶來的友好建議。”(註：中國社會 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冊，第317 —318頁，第334—335頁，第341頁，第341頁。)

    1923年1月26日發布的《孫文越飛宣言》表明：蘇俄在北京政府那裡沒有得到的東西， 在南方的孫中山手裡輕易取得。

    該宣言的基本內容包括四點，涉及蘇俄保證不在中國推行共產主義、中東鐵路問題、 外蒙問題、中蘇復交問題。從蘇俄的國家利益看，這一宣言的主要價值在於：其一，承 認蘇俄在外蒙駐軍的合法性，承認蘇俄單方面與外蒙簽訂之條約的有效性，從而在事實 上承認了外蒙的獨立；其二，關於中東鐵路的路權問題，允許蘇俄有代價的讓渡。而孫 中山在這一宣言中得到的，是蘇俄保證不在中國推行蘇維埃制度的承諾(註：《孫文越 飛宣言》(1923年1月26日)，《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17—1924)》，第670頁。) 。而事實上，蘇俄在當時根本無意亦無能赤化中國，孫中山在這裡所爭的，是旨在為自 己洗刷“赤化”的罪名(註：見《字林西報》1922年9月30日孫中山的聲明，針對陳炯明 在香港報紙披露孫中山籌組中德俄聯盟的秘密文件，指責他“赤化”，孫中山有辯駁。 )。

    但是，通過與蘇俄的結盟，孫中山得到的還有紙面之下的東西。

    1923年5月1日，即在該宣言正式發布之後3個月，馬林接到蘇俄政府轉發致孫中山的電 報。電報中涉及對孫中山的軍事與財政援助：“我們準備向您的組織提供達二百萬金盧 布的款額作為籌備統一中國和爭取民族獨立的工作之用。這筆援款應使用一年，分幾次 付，每次只付五萬金盧布”，“我們還準備協助您利用中國北方的或中國西部的省份組 建一個大的作戰單位。但遺憾的是我們的物質援助數額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 槍，十五挺機槍……”(註：《蘇聯政府致孫中山的電報》，《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 編(1917—1924)》，第677—678頁。有關孫中山西北作戰區計劃，參見楊奎松《關於蘇 聯、共產國際與中國大革命關係的幾個問題》，[北京]《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

    《孫文越飛宣言》對北京政府是一個巨大的壓力。在王正廷——加拉罕談判回合中， 蘇俄已由被動轉為主動。據顧維鈞回憶，當時草簽的《王正廷——加拉罕協定》，嚴重 損害了中國的利益(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 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冊，第317—318頁，第334—335頁，第341頁，第341頁。)。為 此，顧維鈞及時中止了這一輪談判。但這一協定以及《孫越宣言》所形成的概念性框架 卻成為蘇俄在下一輪談判中的預設標的。稍後的顧維鈞一加拉罕談判，不過是在這一框 架之下的討價還價。而整個談判過程不僅受到了蘇俄煽動起來的激進知識分子的輿論壓 力，也包括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在背後的活動。因此，顧維鈞認為：“他們的行動肯 定出於某種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奪取政權。”(註：中國社會科學 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冊，第317—31 8頁，第334—335頁，第341頁，第341頁。)

    在這種背景下開始的顧維鈞——加拉罕談判，其結果就可想而知。及至20世紀60年代 ，顧維鈞在回憶這一段歷史時仍在感嘆：“幾十年來，特別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將國 內政治與對外關係混為一談，一直是中國的災難之源。”(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 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冊，第317—318頁，第3 34—335頁，第341頁，第341頁。)

    置北京政府於被動，正是孫中山倒向蘇俄的直接目的。只有通過蘇俄之手“將死”北 京政府，孫中山才能在國內政治角逐中化被動為主動，救活因陳炯明之變所造成的僵局 ，並成功地從國內政治博弈中占據主動。

   1924年9月3日，盧永祥發動江浙戰爭；9月4日，張作霖通電響應；9月5日，孫中山發 布北伐宣言；9月8日，北京政府下令討伐盧永祥；9月9日，蟄居天津的段祺瑞通電支持 奉系；9月12日，吳佩孚由洛陽入京，主持戰事，第二次直奉戰爭全面爆發。1924年10 月23日，受蘇俄政府與孫中山的資助，直系內部馮玉祥陣前倒戈，吳佩孚全軍崩潰，從 而結束了吳氏在1920年代中國政治的主宰地位。在錯綜複雜的國內政治博弈中，孫中山 勝出在望。

三、政治博弈與民族主義

    政治實踐是一種妥協。在國內政治結盟與國際政治合作中，孫中山的妥協為他的勝出 創造了條件，但也得為之付出了代價：接受蘇俄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殖民地民族革命 這一意識形態。至於孫中山是否如某些思想史家所說，在思想上接受了蘇俄以反帝為中 心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註：這是革命史學的主流觀點，該觀點可以在達林的回憶中找 到一種經典版本。參見達林：《中國回憶錄(1921—1927)》，第126頁。)還是將接受民 族主義純粹作為一種策略?(註：據馬貴凡觀察，台灣學者多持這種觀點，參見馬貴凡： 《俄羅斯學者對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研究的新進展》(《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5 期)。海外學人郭恆鈺認為，孫中山聯俄容共是一種平衡的戰略階段(參見郭恆鈺：《共 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137—138頁)。)孫中山在傾向蘇俄 過程中，是否就如某些史家所說的“善忘”，放棄自己摸索出來的現代化理路，而主動 地進入蘇俄反資本主義的世界戰略之中?如果不是，又是什麼樣的困境阻止了孫中山對 現代化理想的追尋?這些問題仍值得進一步探討。

    我們不妨回到歷史的現場，就這一問題展開討論。

    1921年8月，齊切林致函孫中山，賦予孫中山以“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性壓迫統治的斗 爭”的“光榮”稱號，試圖將孫中山納入列寧的殖民地民族革命這一理論框架。而孫中 山在復函中的回應卻是：“列強仍然在政治上和財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軍閥”。孫中 山暗示他所謂的“列強”是指日本。顯然，對蘇俄以“帝國主義”理論加諸自己頭上的 民族主義形象，孫中山並不認可(註：《布爾什維克》(蘇聯)1950年第19期，譯文轉自 《新華月報》總第60期。)。

    1921年12月23日，馬林赴桂林訪問孫中山(註：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 關於1920—1922年的中國問題》(1935年8月19日)，《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頁，第26頁，第28頁，第29頁，第31頁。)。作為 共產國際“民主與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秘書，向孫中山介紹列寧的“民族主義”意識形 態自然是他此行的任務之一。這是孫中山與列寧民族主義理論的第一次全面接觸。儘管 他表現出一定的興趣，但並不準備認同。十多年之後，馬林在接受伊羅生的採訪時回憶 ：“國民黨領導集團方面對群眾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相聯繫的重要性缺乏理解。這是中 國反帝力量在發展民族主義運動道路上的一個巨大障礙。”(註：伊羅生：《與斯內夫 利特談話記錄——關於1920—1922年的中國問題》(1935年8月19日)，《馬林在中國的 有關資料》(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頁，第26頁，第28頁，第29頁 ，第31頁。)

    1922年1月10日，馬林起草《中國的復興與俄國關係》備忘錄，希望在此基礎上與孫中 山達成協議。該備忘錄提出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將中國納入蘇俄反對華盛頓體系的 框架之中。完成這一目標的必要手段，就是實行“純粹民族主義的宣傳”。對蘇俄“純 粹民族主義”的接納，成為獲取蘇俄援助的交換條件。

    蘇俄這一次又將面臨失望。1922年4月，達林以蘇俄政府全權代表的身份南下廣州，希 望與孫中山建立“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同盟，卻遭孫中山拒絕。他對達林說：“請不要 忘記了，香港就在旁邊，如果我現在承認蘇俄，英國人將採取行動反對我。”(註：達 林：《中國回憶錄(1921—192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26頁，第1 13頁。)

    從以上所述的孫中山與蘇俄“民族主義”對話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孫中山對蘇俄“帝 國主義”理論的解讀，還是蘇俄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理解，都沒有進入對方的語 境。倘若以這些文本為依據，認定孫中山在思想上完成了民族主義轉向、正式接受了蘇 俄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理論，這樣的結論只能說是把簡單的文本當作複雜的歷史。

    孫中山對蘇俄的“民族主義”思想的“接受”，其實只是他與蘇俄政治博弈的結果。 思想層面的接納還是拒斥，最終反映的是實際政治力量的互動與消長。

    在孫中山拋離人世整整10年後，馬林在與伊羅生的一次談話中，對陳炯明事變之後的 這段歷史有過回顧。他說：“孫中山在1922年被陳炯明逐出廣州後，我曾與他在上海多 次會談。他請我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闡述關於群眾運動的觀點，他變得更易於接受意見 了。”(註：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關於1920—1922年的中國問題》(19 35年8月19日)，《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 24頁，第26頁，第28頁，第29頁，第31頁。)馬林說：“由於孫中山在廣州的失敗，迫 使他不得不按照發展現代群眾運動的路線來考慮問題，其次，考慮從俄國取得援助。” (註：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關於1920—1922年的中國問題》(1935年8 月19日)，《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頁 ，第26頁，第28頁，第29頁，第31頁。)

    從馬林的措辭來看，所謂孫中山“完成了世界觀的偉大轉變”，實際上不過是受現實 情景“迫使”所致，是基於實力政治原則“不得不”採取的策略性行動。他是“接受” 了，但並沒有“完成世界觀的偉大轉變”。因為“他接受它，但並不真正熱心”。馬林 還說：“1923年時，他對發動群眾運動是冷淡的，只關心軍事。”(註：伊羅生：《與 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關於1920—1922年的中國問題》(1935年8月19日)，《馬林在 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頁，第26頁，第28頁， 第29頁，第31頁。)可見，孫中山的“更易於接受意見”只是一種技術性的妥協。因為 在現實政治角逐中，他已經喪失了討價還價的資本，失去了政治抗力。

    據馬林的觀察，在蘇俄提供的軍事、財政援助與“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援助中，孫始 終選擇了前者而拒絕後者。如在《孫越宣言》簽訂之後，蘇聯“建議”孫中山對民族主 義理論加以重新解釋，改變三民主義方向，使其具有反帝的內容，並採用群眾路線。但 孫中山並沒有認可。因為在這一輪政治博弈中，蘇俄得到了實質性的利益，所以暫時將 孫中山是否接受“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懸案加以處理。然而，蘇俄並沒有放棄輸入 “民族主義”的要求。1923年5月1日，越飛致函孫中山，以蘇俄政府的名義要求孫中山 在接受“二百萬金盧布”的同時，進行“廣泛的思想政治工作”。5月12日，孫復電越 飛，表示“我們同意貴國的一切建議”(註：轉引自李玉貞譯：《新發現的孫中山與蘇 俄政府間的往來函電》，《近代史研究》1988年2期。)。

    但孫中山未必真的“同意貴國的一切建議”。就在8月的一次演講中，他對全國學生聯 合會第二次評議會提出的“外抗強權、內倒軍閥”表示異議，說“外交仍恃內政，內政 要是好，外交竟值不成功問題”(註：《在全國學生評議會之演說》，《中央黨務月刊 》第7期。)。對蘇俄所要孤立和聲討的“帝國主義”，孫中山並不準備發起“世界性的 鬥爭”。

    在要“民族主義”還是要“金盧布”的新一輪政治博弈中，孫中山的政治抗力要被慢 慢磨削。1923年10月6日，“皮包中夾有蘇俄對國民黨巨量物質的幫助”之蘇俄顧問鮑 羅廷抵廣州，開始對孫中山的政治思想進行“顧問”(註：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1929年12月10日)，載《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年，第210頁。)。鮑羅廷要孫中山加強政治工作：“你的目的是在打擊外國帝國主義， 這也是我們的目標。”但對孫中山來說，這顯然不是“我們的目標”，孫中山的目標是 北京政府。10月8日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發出的是《討伐曹錕令》，10月9日孫中山又發 表致列強宣言，“希望”列強各國不要承認及贊助曹錕(註：《致列強宣言》(1923年10 月9日)，《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264頁。)。

    由於孫中山沒有接受蘇俄“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鮑羅廷就親自出面進行意識 形態的闡述。1923年10月25日，鮑羅廷在國民黨改組籌備工作會議上演講列寧關於壓迫 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鬥爭的理論，並從實力政治的角度提醒“力量的聯合成為生死 存亡問題”(註：《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轉引自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 》下冊，第1712頁。)。在此後的國民黨改組過程中，鮑羅廷控制着全局，並將他的反 對世界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灌注到國民黨改組全過程。

    在鮑羅廷的操控下，國民黨中央對外宣言的調子越來越高，孫中山卻始終保持着務實 的姿態。1924年1月6日，國民黨發布建立世界弱小民族反帝聯合戰線宣言，宣言說：“ 廣州政府正與帝國主義國家相見，非以和平態度，而以劇烈態度”。而在同一天，孫中 山卻在大本營以“和平”的態度會見美國公使舒爾曼，請求美國調整對粵關余問題的姿 態，並邀請美國出面干預，以遣散各省之軍隊，使中國實現和平統一；請美國“提議在 上海或其他中立地點，召集一華人為主而列強代表得參預之會議”；孫中山並向舒爾曼 提出在外人的指導下建立國民軍，由外人援助以改革中國財政，推進現代化建設等等事 項(註：參見《與美使舒爾曼的談話》(1924年1月6日)，《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 25頁。)。

    直至同月13日，孫中山在廣州高師做民族主義演講時，闡述的還是他對18世紀以來西 方民族主義的見解。孫提出，由於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而不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 ，在中國講民族主義就必須分別國家、民族二途。也就是說，在中國只能講“國族主義 ”，而不是民族主義(註：《廣州民國日報》1924年1月15—16日。轉引自陳錫祺主編： 《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第1797頁。)。

    孫中山所認同與宣揚的“民族主義”，遭到鮑羅廷的嚴厲指責。鮑批評孫中山及國民 黨以“極端含混不清的國家民族這樣的提法來掩蓋自己的想法”，要求孫採用“被壓迫 的和壓迫的”這一概念框架，“要建立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勢力的統一戰線”。孫中 山對鮑羅廷的意識形態壓力只能在策略上加以反駁，說：“既然尚未取得中國的全國統 一，尚未聚集力量回擊在華帝國主義者，就不能發表只指望得到英國工人運動或法國社 會主義和激進分子的不可靠的支持的聲明”，但出於實力政治的考慮，他仍然表示：“ 我完全贊同被壓迫國家民族革命運動結成統一戰線，但我認為現在把這一聲明列入國民 黨新的行動綱領是不合時宜的。”(註：轉引自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 ，第1798頁。)
    受鮑羅廷控制，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草案採納了蘇俄式的民族主義內容， 但孫中山拒絕承認。1月23日，他約見鮑羅廷，要求收回一大宣言草案，而代之以《建 國大綱》(註：孫、鮑關係的最新研究成果可參見林家有：《從共產國際、聯共(布)與 中國革命檔案看鮑羅廷與孫中山政治理念的歧異與磨合》，《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的覺醒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307頁。)。面對這一“緊急關頭”，鮑 羅廷堅持通過宣言。經過“長時間交談”，孫中山最後又一次妥協了，在下午的會議上 ，“他本人第一個投票贊成”(註：《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不早於1924年2月16日)， 《聯共、國民革命》，第476頁，第474頁，第474—475頁。)。

    孫中山是在什麼情況下做出通過宣言的決定的?以及雙方“長時間交談”的具體內容是 什麼?通過對已經解密的《鮑羅廷札記和通報》的解讀，可以了解當時的大致情況。

    從《鮑羅廷札記和通報》可以看出，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期，鮑羅廷不允許將《建國 大綱》作為大會文件提出，而孫中山“為了把他的綱領也印出來，作出了對宣言有利的 決定”(註：《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不早於1924年2月16日)，《聯共、國民革命》， 第476頁，第474頁，第474—475頁。)。然而結果是，儘管孫中山同意通過宣言，而他 的《建國大綱》最終沒有印出。從這一細節可以看出，在國民黨改組以及第一次全國代 表大會期間，孫中山已經失去了對國民黨的控制能力。這一細節也印證了瞿秋白在1928 年所作報告中的一段話：“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建國大綱並未通過，也是因為鮑羅廷及 中國共產黨的‘壓迫’。”(註：《瞿秋白談鮑羅廷》(1928年)，《鮑羅廷在中國的有 關資料》，第236頁。)

    更關鍵的問題還不在《建國大綱》，而在此前孫中山與舒爾曼的談話內容被報紙公布 。孫中山在與舒爾曼的談話中主動邀請列強對中國內政進行干涉，嚴重破壞了孫中山的 愛國者形象，也使正在大力進行民族主義宣傳的國民黨遭到國內外輿論的一致抨擊。對 此，孫中山是始料不及的。為此，他向鮑羅廷“請教”解救辦法。而鮑羅廷充分利用了 這一時機，勸說孫中山以激烈的反帝言論來挽救自己的政治聲譽：

    對此我回答他說，現在他沉默就意味着以他的名義發表的關於外國人進行干涉的聲明 是屬實的，因而任何一個中國愛國者都不會寬恕他這一點。即便講的是由帝國主義者、 中國的敵人解除督軍的武裝，這也是對人民的背叛。如果說這個聲明是他同舒爾曼全部 談話內容的斷章取義和曲解，而我認為，它就是這樣(註：鮑羅廷在這一段話之下註明 ：“後來我得知，所有這些，他都對舒爾曼說過，還得知舒爾曼正確地轉達了談話”。 參見《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聯共、國民革命》，第475頁，注1)。)，那就應該立 即予以駁斥。駁斥的方式之一可以是在代表大會上作一個關於宣言的發言。其中要明確 談到同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任何干涉的鬥爭、同他們的一切特權和權利的鬥爭，廢除一 切強加的條約，等等。在這裡他得到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來消除對他同外國人搞妥協並支 持他們干涉中國的種種懷疑。他的這個發言可以在全世界發表，那時舒爾曼為帝國主義 覬覦中國而利用孫的企圖就會遭到可恥的失敗。(註：《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不早於 1924年2月16日)，《聯共、國民革命》，第476頁，第474頁，第474—475頁。)

    這就是孫中山“轉向”蘇俄民族主義的歷史過程。從這一過程可以看出，政治，不論 是將它作為純粹的道德，還是將它認作純粹的技術，都無法將其目的與手段絕對割裂。 為完成他的統一之夢，孫中山穿梭在列強之間，尋求可以得到的任何支持。而不問列強 支持背後必然的利益索求。在利用列強反對國內各政治力量的合縱連橫中，孫中山充分 顯示了他的才華，也飽嘗了這種“以夷制華”策略的美味醇酒。而今，他得吞下“以夷 制華”政治這杯變味的苦酒。而為咽下這杯苦酒，孫中山又不假思索地飲下了鮑羅廷提 供的鴆酒——飲鴆止渴，這就是孫中山進入蘇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緣由，也是孫 中山民族主義革命過程中的一個突出的行為模式。

    1924年1月27日，孫中山在廣州高師開始系統的民族主義演講，從這時起，孫中山坦然 地宣揚蘇俄式“民族主義”理論並將這一理論作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儘管在不同的場 合，孫中山偶爾會表示出內心的抗拒(註：在1924年2月與日本一個報人的談話中，孫中 山曾說自己的民族主義“於孟子得一暗示，復鑑於近世之世界情勢而提倡之也”。民族 主義並不是列寧之糟粕，“不過演繹中華三千年來漢民族所保有之治國平天下之理想而 成之者也。”(參見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850—1851頁))，但民族主 義意識形態已經借孫中山思想的鮮活軀體，迴響在整個東方世界，並成為20世紀中國政 治思想的主潮。

四、民族主義與中國政治困境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既不能脫離他的時代，又不能局限於時代。惟有不脫離時代，才 能同情地了解。惟有不局限於時代，才能在長時段的歷史進程中把握其意義，從而對歷 史做出經得起時間檢驗的評價。對孫中山的理解與評價同樣要遵守這樣的準則。

    然而，後世解史者往往忽視歷史發生之當時代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而以為有“後見之 明”的優勢，就可以對歷史人物任意褒貶。其實，歷史研究最講究知人論世，而要做到 這種“同情之了解”，僅有知識優勢是遠遠不夠的。對歷史人物的心智體驗與生命切近 ，對歷史人物處境之同情，悲其所悲，樂其所樂，思其所思，求其所求，與歷史人物處 同一境界，才是真同情。而要做到這一點，對後世史家來說，又何其困難。反倒是當時 代人最能體味他的時代，因為沒有一個“隔”字礙着。如果我們回頭檢視孫中山同時代 人、尤其是其同志與敵手對他的評價，也許會得出更接近歷史原生態的結論。

    1921年3月5日，蔣介石曾給孫中山一信，建議在根基未穩，議員不足的情況下，不要 過早選舉總統，並由此對孫中山過於依賴外交提出批評：

    先生之主張早選者，其目的在注重外交與對抗北京政府為最大關鍵，但由中正觀察， 或有未盡然也。回憶吾黨失敗之歷史，無一次不失敗於注重外交者。民國二年及五年二 度之革命，先生皆借重日本以為我黨之助，乃日本反助袁(世凱)、助岑(春煊)，以制我 黨之進行，吾黨因以失利。逮乎民國七年，先生督率海軍南下，聲勢不可謂不浩大，而 又恃美國外交為之援助，宜乎不致失敗，不料西南主張紛歧，內部不能統一，吾黨又因 以失勢，英國從中妨礙，而美國反為壁上觀，則外交之不足恃，蓋可知矣。(註：毛思 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香港)龍門書局1965年影印版，第122頁。)

    吳佩孚則將孫中山依賴外力的政治舉措概括為“技術政治”。他在同徐紹楨的談話中 指出：“余信政治之要諦在於道德，而孫先生似認政治為一種技術。不知《大學》所謂 治國平天下之根源在於誠意正心修身，示人以萬姓率由之軌範。”(註：趙恆惕等編： 《吳佩孚先生傳》，第429頁，第428—429頁，第444—445頁，第446頁，第446頁。)

    對孫中山這種“技術政治”，吳佩孚一再提出警示：

    彼所理想之主義，迄於今日，尚未有見任何寄與於國利民福，目前干戈之擾攘，蒼生 之困厄，豈非數倍於彼所視為腐爛而成打倒對象之前清末葉政府耶?孫先生一出，精神 的或實際政治的，果有何物以俾補中國乎?不獨此也，彼急求成功，為敷衍一時計，從 來不問其對手為何人，只有乞助於妥協一途。甚至聯絡日本，因無結果乃轉而欲利用俄 國，不圖反為俄國所利用。然其所標榜於外着，則仍為救治中國數千年之痼疾也……

    孫先生連結俄國共產黨，冀利用其學說組織，以謀自己事功之順利，以為到時斷絕其 關係，取所謂“飛鳥盡良弓藏”之態度，則可坐收其利而不致貽患後來，其純為理想彰 彰明甚。夫鼓動革命風潮，一時雖不免於破壞一切傳統，然苟無一貫不變之範疇及信念 ，則危險隨處潛伏。若在有深厚傳統而千古可行之不成文法之中國，強將尚未腐朽之根 柢而盡破壞之，則此後之建設不特困難重重，且致發生反動，終見全體之逆轉，此不能 不認為當然之歸結也。(註：趙恆惕等編：《吳佩孚先生傳》，第429頁，第428—429頁 ，第444—445頁，第446頁，第446頁。)

    吳佩孚對“技術政治”與“道德政治”的區分，及其對“技術政治”導致的現實後果 的警醒，基於他對孫中山政治實踐與自身政治實踐的反思。因而，如果將孫中山與吳佩 孚的政治實踐做一個簡短的對比，或許能更好地理解吳佩孚提出這一觀點的內在理路。

    1917年南北分裂後，吳佩孚與孫中山一樣，有着統一國家的夢想。但正如韋慕廷所指 出的，在1920年代，中國的政治統一既不能通過各軍事實力的協商，也不能通過封建割 據與聯省自治達到，唯一可能的途徑就是軍事統一(註：C.Martin Wilbur,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192 2-1937.cf.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China in Crisis Vol 1,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220.)。吳佩孚提出“武力統一”的構想，也正是出於這一思 考。然而，吳佩孚的“武力統一”最終以失敗告終。其因何在?頗費猜思。

    1922年5月，吳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勝出，“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格局得以形成。 吳氏對中央政治的影響力達到頂峰，“聯吳”成為取得中國政府認同的關鍵因素。同年 8月，越飛使團訪華，與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進行談判。在談判過程中，蘇俄一直 保持與吳佩孚的聯繫，並提出建立以吳佩孚為中心以對抗資本主義世界的“民族統一戰 線”。但吳佩孚拒絕了，因為他不願意在國內統一問題上夾入外力因素。

    在國內政治力量的角逐中，吳佩孚也信守着儒家的政治道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 爆發，吳佩孚的直系軍隊已攻入山海關，眼看可以底定東北，統一國家，結果以10月23 日馮玉祥陣前倒戈、囚禁總統曹錕而功虧一簣。

    吳佩孚知道兵敗已不可挽回，乃鎮靜處之，於10月26日悄然離開戰場。在作為指揮部 的專列中，商議戰敗事宜。而此時各路實力蜂擁而來，希望與吳佩孚重建關係，其中有 日本領事吉田。吉田勸吳佩孚與段祺瑞再結舊緣，但吳佩孚以大義斷然拒絕。他說：

    惟各國之歷史與國民性各異，故關於國家觀念，亦彼此不同。歐美各國之建設，大抵 不逾二百年之歲月，其能達千年之久者殊鮮。獨我中國為有四千餘年歷史之舊邦，且有 千古不磨之不成文憲章。即孝悌忠信禮儀廉恥之八德是也。八德張則國憲立而國運盛， 苟壞其一，則無可收拾人心之準繩。(註：趙恆惕等編：《吳佩孚先生傳》，第429頁， 第428—429頁，第444—445頁，第446頁，第446頁。)

    吉田的段、吳合作計劃被吳佩孚以大義拒絕了，而這一拒絕也就意味着吳政治生命的 終結。對此，吳佩孚坦然處之：“關於個人一時之成敗，本不在念中，此為我不能擅背 曹而結段之原因，故寧為玉碎不望瓦全也。”(註：趙恆惕等編：《吳佩孚先生傳》， 第429頁，第428—429頁，第444—445頁，第446頁，第446頁。)

    吳佩孚兵敗後，奉系張宗昌揚言要取其頭，吉田力勸吳入住日本租界，吳佩孚再次拒 絕。他說：“戰敗而逃入租界，偷安一時，全與余平生主張相反，且有辱國家體面，尤 為余所不取。縱余不幸玉碎於此地，亦毫無託庇租界以謀瓦全之心。”(註：趙恆惕等 編：《吳佩孚先生傳》，第429頁，第428—429頁，第444—445頁，第446頁，第446頁 。)

    吳佩孚對自己政治命運的表述，展現着中國傳統道德政治的持久魅力，也預示了由於 外力因素的存在，在20世紀中國的政治角逐中，這一充滿魅力的道德政治已經不可能有 所作為的結局。

    與吳佩孚不同，在孫中山的國內政治博弈中，無論是聯吳、聯張、聯段、聯馮還是與 桂系、粵系、滇系、共產黨的結盟，都只是實現他政治統一之夢的手段，是暫時的技術 性的政治運作。在實力政治的角逐中，任何聯盟都只是工具，既無永恆的敵人，亦無永 恆的朋友。在尋求國際政治的援助中，孫中山同樣一本其技術政治的精神，而非中國傳 統的道德政治。

    吳佩孚對道德政治與技術政治的這種區分，似乎還沒有引起學界的注意，故有必要在 此稍作分疏。在吳佩孚的視野中，“政治”二字取儒家“政者正也”之格義，即《論語 》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國家政治與個人修養在實踐的層 面上合二為一。傳統政治的這種道德化傾向，不僅強調政治的道德示範與教化功能，更 強調政治行為本身必須遵循道德規範的約束。而所謂技術政治，雖可以上追至先秦時期 的兵家、縱橫家、法家等，但經過漢代以降的儒化，技術政治始終被抑制，喪失了合法 性。吳佩孚對道德政治與技術政治的這種區分，還含有對西方政治實踐的觀察與判斷。 這一判斷，顯示了吳佩孚過人的政治洞察力。在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理論中，馬基雅弗 利是最早將道德從政治中分離出來的政論家，政治被定義為純粹的“權術”。韋伯將這 種分離認作政治理性化過程中最顯著的特徵，韋伯自己更是強調“政治不是，也從來不 可能是一門以道德為基礎的職業。”(註：[德]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 ，閻克文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6頁。有關政治理性化過程的論述 ，參見[德]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 在韋伯看來，現代政治與傳統政治的分野其實就在這裡。技術政治對道德政治的楔入並 最終導致後者的分崩離析，是西方政治現代性的基本面相。這一現代性的強勢彌散，在 西方，經歷了一個傳統道德政治的消殞過程。儘管吳佩孚對西方現代政治的這一過程也 許並沒有理論上的了解，但現實政治的展示是最好的版本。吳佩孚自身的經歷昭示着政 治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結局，展示了在現代性技術政治衝擊之下，一切傳統的美好秩序 在一剎那煙消雲散的悲壯。

    吳佩孚對道德政治的持守，確實需要儒家精神的支撐，但畢竟與現代政治隔了一步。 他看到了道德政治正義的一面，卻無法看到政治正義的實現必須藉助於技術的因素，否 則，最高的理想也只是虛幻。這是吳佩孚敗退政治角逐場的原因之一，也是傳統的道德 政治的必然命運；基於技術政治的原則，在國內與國際各實力集團之間縱橫捭闔，遊刃 有餘，正是孫中山的高明之處。通過政治妥協，與蘇俄建立合作，孫中山得以改組了中 國國民黨，其軍事實力與政治勢力迅速崛起，從而為此後的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底定中 原、控制北京政府、建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奠定了基礎。但他同樣只看到政治運作的 技術一面，而忽視了政治正義的永恆主題。為此，他付出了相應的代價，這就是蘇俄勢 力的引入。蘇俄勢力的引入不僅將導致國內政治長期的分裂，導致歷史以來中國政治史 上最慘烈的意識形態衝突(國共之爭)；而且，將從根本上推延、扭曲乃至阻礙了孫中山 所設計的、通過蘇俄統一中國、而後步入全面的現代化建設這一理路。蘇俄勢力的引入 、並迅速坐大，不僅終止了孫中山在《實業計劃》、《建國大綱》中提出的中國政治民 主、社會改革、經濟建設的目標與任務，而且影響並改變了20世紀中國整體歷史的走向 ：自1920年代起，直至1970年代，中國不斷的陷入蘇俄的國際戰略格局之中(中間雖有 斷續的脫離時期)，成為蘇俄對抗世界帝國主義、反對資本主義陣營的陣前卒；中國之 土地成為蘇俄社會主義與世界資本主義對抗的緩衝地帶；中國之動亂成為蘇俄國家利益 與國家安全的遠東屏障。從此，世界兩大陣營的較量，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蘇 俄霸權與英美霸權的角斗，將以中國為演武場，以中華兒女的鮮血與軀體為武器，演繹 一出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殘酷、最為壯烈、最為漫長的意識形態之戰。

    指出孫中山技術政治的這一面相，並不意味着對孫中山政治理想的否定，相反，正如 有的學者所指出，對孫中山來說，無論是汲取蘇俄經驗，還是吸納共產黨，都是為了他 的偉大理想：三民主義的未來中國。即使是在採納蘇俄式的政治組織、意識形態時，孫 中山的理想中國“仍舊是一個能夠與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相適應的國家，而不是蘇俄 式的與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相對立的國家。”(註：楊奎松：《孫中山與共產黨——基於 俄國因素的歷史考察》，[北京]《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從這一角度講，孫中山 的偉大人格及其國家獨立、富強的政治理想，過去是，將來也還將是激勵中華民族奮鬥 不息的力量之源。但通過對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與政治實踐所經歷的這一變化的清理， 可以昭示：政治理想在其現實的展開過程中，由於受實際政治力量對比的制約，往往其 結果會走到理想的反面。不是政治理想或政治理論決定着政治運動的最終結局，而是政 治實踐，是實力的較量。正因為政治往往是在實踐層面展開的，對政治行為的理解與評 價就必須以其最終結果為鵠的。這也是韋伯一再強調的必須以責任倫理而不是以意圖倫 理作為政治批判標準的理由。但由於根深蒂固的泛道德主義的影響，學術界往往有意無 意地忽視了政治實踐“權力”角逐這一因素，從而，看似嚴謹的學術研究話語往往反在 替政治浪漫主義製造註腳。

    站在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可知，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引入，無論是威爾遜式的民族主 義還是列寧式的民族主義，都有其提倡者的國家利益所在。而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識形 態體系，又繫於兩種根本對抗的國際政治構架。以威爾遜“民族自決”為核心的民族主 義理論，依託於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以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為核心的“民族主義”，基 於蘇俄社會主義——殖民地反抗“世界帝國主義”聯盟這一對抗體系。後者不僅包含了 反資本主義傾向，而且內涵了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社會革命因素。不管孫中山選擇哪一 種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他都必然夾在這兩個對抗的國際勢力之間，在兩難抉擇中被迫取 舍。應該說，無論是在晚清，還是民國，無論是慈禧當政，還是孫中山或袁世凱、段祺 瑞掌權，既然大國兼弱國的實力與形象無從改變，就無法從根本上擺脫西方列強的制約 。對於此時此刻的孫中山來說，既然指望在民國的政壇上重振雄風，恐怕只能在上述兩 個對抗性的國際體系中擇取其一。否則，他的下場就不會比儒將吳佩孚好多少。

    “民族主義”給中國帶來的不是“國家安全”，而是接連不斷的社會動盪，不是國富 民強的現代化建設，而是此起彼伏的內憂外患，其原因不在“民族主義”本身，而只能 從國際與國內的政治現實中尋找，這是研究近代中國政治史所必備的學術視野。自1840 年代外力進入古老的中國之後，中國的政治經濟就已經無可避免地納入了世界體系，19 世紀晚期到20世紀中國的政治變革、社會變遷、經濟興衰，都或多或少折射着國際政治 、經濟、思想的影子。任何一個政治家要在中國有所作為，就無法迴避在華的外在勢力 ，無法逃脫國際體系的制約。對外在力量的靈活調用，是在國內政治角逐中能否勝出的 關鍵，而要靈活運用各在華勢力，就必然要對政治採取務實的、技術的態度，而放棄古 老的道德政治之正義原則。

    吳佩孚拒絕了技術政治，從而註定了他失敗的命運，現實並沒有提供另一種可能。孫 中山接納了技術政治，從而決定了孫中山的勝出。其實，面對中國政治現實，孫中山同 樣沒有第二種選擇，儘管他主觀上在做着抉擇。這是近代以來中國現實政治的困境，而 以孫中山的實踐展現。

    在這一政治困境中，不管蘇俄“民族主義”理論背後的動機是否含有自身利益之企求 ，也不管孫中山對蘇俄“民族主義”是否從內心認同，一旦這種全民動員的“民族主義 ”政治進入實際運作過程，它就不會完全受某一個人(包括革命領袖人物)或黨派的掌控 ，而將按照自己的邏輯，完成其歷史使命。民族主義政治的非理性力量一旦啟動，它就 必將挾着自己的民族、國家，全速進入現代民眾政治的軌道，這是一條沒有歸路的現代 性徵途。民國以來的政治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借寓孫中山之軀體，完成了頗為酷烈與 宏偉同時又是無法迴避的現代性轉型，留下許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課題。
 
 江蘇社會科學20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