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古董字畫商王阿發到英租界捕房報稱：一周前因賣字畫曾去應夔丞（即應桂馨）家，應拿出一張照片，要他謀辦照片上的人，願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後， 
王阿發見各報刊所登宋的照片與應給他看的照片相同，特來報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據密報，在一妓院中將應夔丞抓獲，並立即應家搜查。在應家發現有一人神色慌張，遂帶回審訊，這位自稱叫張福銘的人最終供出真名為武士英，而他正是殺害宋教仁的真兇。

　　武士英早年曾投奔革命黨，升為下級軍官，以後又脫離軍旅，到了上海，結識了當地會黨頭目應夔丞。應夔丞是上海灘大名鼎鼎的角色。他有兩個頭銜，一是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一是江蘇駐滬巡查長。他原是策動武昌起義的共進會的一個幹部，是武漢軍政府中的“三武”張振武的黨羽。張振武后來與黎元洪爭權，被黎騙往北京，並乞袁世凱代為殺之。正在拉攏黎元洪的袁世凱迅速將張振武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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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凱，而原先捧他上台做開國元勛的革命黨，尤其是共進會，便成了他的對立面。共進會的應夔丞也因反黎而被黎所通緝，從武漢逃回上海。在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之後，應夔丞與陳其美、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都很熟識。國民黨在上海為宋教仁操辦喪事時，應夔丞也進進出出，做熱心幫忙狀。等到應東窗事發，陳其美等都大為驚異：殺宋的兇手竟是國民黨自己的同志。

　　應夔丞被捕後，法捕房總巡率人至應宅進行數次搜查，起獲了大量公文，才發現應的背後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國務院內務部的秘書洪述祖，而洪又受命於國務總理趙秉鈞。

　　在袁世凱與孫中山暗中角力時，袁世凱的黨羽想在革命黨內搞個反間組織，應夔丞成了他們的人選。應某也順勢倒入袁黨，成為袁世凱在國民黨中的“臥底”。應夔丞在北京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由趙秉鈞直接指揮。自此，由洪述祖經手，應夔丞每月從國務院秘密領取2000元的活動經費。

　　當宋教仁抨擊袁士凱政府的言辭越來越激烈時，袁手下的這群黨羽也越來越坐立不安。應夔丞與洪述祖密約，由應物色殺手並具體指揮刺殺宋教仁。應夔丞見武士英精於槍擊，且貪財膽大，遂與之商議刺宋一事。兩人一拍即合。

真相大白於天下，幕後黑手竟然是袁世凱身邊的親信，這使袁世凱一下子置於千夫所指之境地。問題是，趙秉鈞是否直接向手下下達過刺殺宋的命令，以此為袁世凱排除隱患之憂？而袁世凱對這一切是否知情？

　　據章士釗後來回憶，當宋教仁遇刺的電報傳到時，他正在總統府與袁世凱一起用餐。袁聞訊後的反應是嘆息說，“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隨後閒談中，袁世凱意指宋案的兇手是黃興，理由是“黃、宋爭國務總理，兩派大決裂為證”，章士釗聞之不滿，憤然辭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傳來時，趙秉鈞正在主持內閣例會，“聞聽消息，大驚失色，一邊繞桌子不停轉圈一邊自言自語：‘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趙秉鈞的反應是一種表演，還是真的意外？

　　宋教仁遇刺後自知不久於人世，還授意黃興擬了一份電文上書袁世凱作最後諍諫，一直到死，他都沒有懷疑過袁世凱。 （《天下為公：孫中山傳》李菁著　華文出版社　2006年11月版）

袁世凱操縱的“無間道”：宋教仁遇刺案真相

  1913年3月20日晚10點45分，奉袁世凱電召北上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檢票口突遭槍擊，22日凌晨不治身亡。接下來案件的破獲，竟出乎意料地順利。
   
    3月23日，古董字畫商王阿發到英租界捕房報稱：一周前因賣字畫曾去應夔丞（即應桂馨）家，應拿出一張照片，要他謀辦照片上的人，願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後， 王阿發見各報刊所登宋的照片與應給他看的照片相同，特來報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據密報，在一妓院中將應夔丞抓獲，並立即應家搜查。在應家發現有一人神色慌張，遂帶回審訊，這位自稱叫張福銘的人最終供出真名為武士英，而他正是殺害宋教仁的真兇。
   
    武士英早年曾投奔革命黨，升為下級軍官，以後又脫離軍旅，到了上海，結識了當地會黨頭目應夔丞。應夔丞是上海灘大名鼎鼎的角色。他有兩個頭銜，一是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一是江蘇駐滬巡查長。他原是策動武昌起義的共進會的一個幹部，是武漢軍政府中的“三武”張振武的黨羽。張振武后來與黎元洪爭權，被黎騙往北京，並乞袁世凱代為殺之。正在拉攏黎元洪的袁世凱迅速將張振武槍殺。
   
    張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凱，而原先捧他上台做開國元勛的革命黨，尤其是共進會，便成了他的對立面。共進會的應夔丞也因反黎而被黎所通緝，從武漢逃回上海。在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之後，應夔丞與陳其美、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都很熟識。國民黨在上海為宋教仁操辦喪事時，應夔丞也進進出出，做熱心幫忙狀。等到應東窗事發，陳其美等都大為驚異：殺宋的兇手竟是國民黨自己的同志。
   
    應夔丞被捕後，法捕房總巡率人至應宅進行數次搜查，起獲了大量公文，才發現應的背後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國務院內務部的秘書洪述祖，而洪又受命於國務總理趙秉鈞。
   
    在袁世凱與孫中山暗中角力時，袁世凱的黨羽想在革命黨內搞個反間組織，應夔丞成了他們的人選。應某也順勢倒入袁黨，成為袁世凱在國民黨中的“臥底”。應夔丞在北京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由趙秉鈞直接指揮。自此，由洪述祖經手，應夔丞每月從國務院秘密領取2000元的活動經費。
當宋教仁抨擊袁士凱政府的言辭越來越激烈時，袁手下的這群黨羽也越來越坐立不安。應夔丞與洪述祖密約，由應物色殺手並具體指揮刺殺宋教仁。應夔丞見武士英精於槍擊，且貪財膽大，遂與之商議刺宋一事。兩人一拍即合。
   
    真相大白於天下，幕後黑手竟然是袁世凱身邊的親信，這使袁世凱一下子置於千夫所指之境地。問題是，趙秉鈞是否直接向手下下達過刺殺宋的命令，以此為袁世凱排除隱患之憂？而袁世凱對這一切是否知情？
   
    據章士釗後來回憶，當宋教仁遇刺的電報傳到時，他正在總統府與袁世凱一起用餐。袁聞訊後的反應是嘆息說，“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隨後閒談中，袁世凱意指宋案的兇手是黃興，理由是“黃、宋爭國務總理，兩派大決裂為證”，章士釗聞之不滿，憤然辭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傳來時，趙秉鈞正在主持內閣例會，“聞聽消息，大驚失色，一邊繞桌子不停轉圈一邊自言自語：‘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趙秉鈞的反應是一種表演，還是真的意外？
   
    宋教仁遇刺後自知不久於人世，還授意黃興擬了一份電文上書袁世凱作最後諍諫，一直到死，他都沒有懷疑過袁世凱。

民國時期的歷史裡，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比宋教仁的慘案更讓國民震驚和悲痛，也沒有任何一個政治人物的死引起舉國上下強烈的震撼。

　　宋教仁接到袁世凱邀其北上共商國是的急電，決定即刻赴京。3月20日，宋教仁在黃興、廖仲愷等友人陪同下來到上海車站，突然槍聲響起，宋教仁倒下了……當時在日本的孫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害，悲憤欲絕。

　　武昌起義之後，孫中山從海外歸來，準備成立政府討論政體，宋教仁堅決主張民選總統。但是孫中山聲稱，實行總統制，總統民選，總理由總統任命。在孫中山將全力交給袁世凱之前，為保革命成果一改初衷，實行內閣制。袁世凱為了籠絡宋教仁，送給他名貴西服，並且尺寸拿捏得十分準確，可見袁的用心，後袁世凱送宋教仁一張交通銀行五十萬元支票一本，但是宋教仁讓趙秉鈞還給了袁世凱。由於宋教仁的一再拒絕，讓受到宋政治上威脅的袁世凱動了殺機。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遭袁世凱所派刺客槍擊，22日逝世。案發後，袁世凱假令“窮究主名”、“按法嚴辦”。

　　根據當時的報紙所載，宋教仁被刺，整個上海市為之震駭，群情憤慨，素不相識的人們一批批地趕到醫院問訊。兩天后，他的噩耗傳出，第二天靈柩移往湖南會館，前來送行的人有幾千人，所到之處，都是人山人海，道路阻塞。

　　宋死後，上海法院曾給國務總理趙秉鈞發傳票，傳他到庭作證。黃興、陳其美致函上海總巡捕房，如果拿獲正凶，他們準備賞銀一萬元，作為酬勞。與此同時，上海閘北巡警局、上海縣知事各自發出懸賞，賞格一樣，都是抓住兇手賞洋一萬元，通風報信因此拿獲的，賞洋五千元。地方檢察廳、滬寧鐵路局也都發出了懸賞。對此，袁世凱非常生氣，乾脆下令取消了各地的法院，以縣知事兼理司法。宋教仁一死，中國的民主萌芽隨之被扼殺。

　　國民黨討袁戰爭失敗後，應桂馨認為終於到了出頭的機會了，於是公開發出請“平反冤獄”的通電。後公然從青島到北京，此時胡翡雲此時也搬到北京，兩人往來如舊。袁本想賞他一筆錢叫他離開北京，但他仍堅持他所提出的兩大條件，少一條都不成。有人提醒應不要惹怒袁世凱，莫要在太歲頭上動土。他狂傲地反問袁世凱敢拿他怎樣。這些話傳到袁的耳朵里後。袁已經開始打算處理這場“事端”。應得到消息後正打算火速逃離，但是袁世凱下手更急，還是在車站，應桂馨被當時軍政執法處的郝占一和王雙喜殺死。

　　至於一直避居青島的洪述祖，到民國六年，化名回到上海因債務關係被德國商人扭送到巡捕房，後被宋教仁的兒子和秘書送到上海法院，處以極刑。他在獄中作詞以自挽，輓聯是：“服官政，禍及其身，自覺問心無愧作；當亂世，生不如死，本來何處着塵埃。”

　　而趙秉鈞，因宋案引嫌辭職，不久調任為直隸都督。應桂馨在火車中被殺時，他正在直督任上，當然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因此當他一獲應死訊時，不請示袁就發出緝捕兇手的命令，並在長途電話中向袁發出哀鳴：“應桂馨如此下場，以後誰還敢替總統辦事呢！”袁聽了極為厭憎，佯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承認緝兇。不到一個月，趙秉鈞作為袁的第一親信，北洋系的“智多星”，清末民初政壇的怪角竟在天津督署內中毒，七竅流血而亡。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唐)張若虛《春江花月夜》

　　怎樣讀歷史？一個貌似多餘卻又不得不說的問題。

　　復原歷史真相，探究歷史規律，尋覓歷史啟迪，這是絕大多數專業歷史工作者的讀法。在他們眼裡，歷史是往昔文明的沉澱，是科學研究的對象 
，餖飣索隱，考鏡源流，是為了說明歷史的真相；由表及里，提玄鈎要，是為了揭示歷史的規律；牽手古今，經世致用，是為了接受歷史的啟迪。於是，一盞青燈，幾莖白髮，便成了他們的生存狀態；“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便成了他們的治學態度；“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便成了他們的理想訴求。這當然是很高雅的讀法，也是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賴以存在並不斷發展的不竭動因。道理很簡單，歷史學的本質是“求真”，功能是“致用”，沒有對歷史現象與歷史真相的說明，歷史學便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沒有對歷史經驗與歷史智慧的借鑑，歷史學便喪失了存在的價值。所以，我們理所當然地要理解和尊重這種讀法，要感謝一切為復原歷史真相，探究歷史規律，尋覓歷史啟迪而做出的努力。

　　了解掌故，增添談資，享受樂趣，這是千千萬萬胼手胝足的平民百姓的讀法。在他們眼裡，歷史是離奇古怪的故事，是大眾消遣的對象，是茶餘飯後的談資。對他們來說，讀點歷史純屬興趣，而非謀生的飯碗，因而他們不在乎絲絲入扣的真實，只要熱鬧有趣便行；不計較宏大深沉的學理，只要通俗易懂便行；不關心鑑古知今的命題，只要親切生動便行。這種心情，這種姿態，屬於典型的歷史大眾讀法。它並不發韌於今天，至少在唐宋時代的瓦舍勾欄里，歷史的大眾通俗化讀法就蔚然成風了。“或笑張飛胡，或謔鄧艾吃”，這是大眾對歷史的一種解說；“斜陽古柳趙家店，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說蔡中郎”，同樣也是大眾對歷史的一種詮釋。時至今天，它依舊充滿着勃勃生機，只要看看電視熒屏上的漢武大帝、洪武皇帝、貞觀君臣的火爆出鏡，清宮戲的所向披靡，再看看書店裡“水煮三國”、“××秘史”之類圖書的上榜暢銷，就不能不承認，以享受樂趣、放鬆心情為主旨的歷史大眾讀法，較之於歷史研究者的專業讀法，範圍要寬得多，影響要大得多，群眾基礎也要廣泛得多。所謂“歷史熱”的造就，在更大程度上應該與它相關。

　　很顯然，第一種讀法是“陽春白雪”，第二種讀法是“下里巴人”，各有各的主旨，各有各的範圍，各有各的對象，但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問題並不是這麼簡單，對不少鍾愛歷史但又非從事專業歷史研究的受眾而言，僅有這兩種歷史的讀法，無疑是遠遠不夠的。專業的讀法固然很高雅，可高雅的同時，又不免呈現孤芳自賞的清高。所以，當歷史學者嘔心瀝血，打磨出一部部佶屈聱牙、莫測高深的“學術精品”之時，他們也悲哀地發現，這些成果有如博物館裡的文物，“養在深閨人未識”，很難引起普通人們的興趣，更遑論引起共鳴。用流行歌曲的歌詞來形容，便是“一個人的精彩”。這樣一來，整日在竹頭木屑中搗鼓，長年在浩瀚史冊里折騰的歷史學研究，其前途也只能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越來越淡出人們關注的視線，不可逆轉地走向邊緣化。

　　大眾的讀法固然通俗，可在通俗的同時，有時也不免有滑入戲說庸俗的危險。在缺乏對歷史起碼敬畏的情況下，滿足於感官快感的大眾閱讀，有可能出現這樣的結果：“關公戰秦瓊”之類的笑話層出不窮，歷史應有的科學理性與教育意義悄然消解，真實的歷史與無稽的虛構煮成一鍋粥。所以，“辮子戲”占了我們熒屏的主角，“厚黑學”成了一些人的最愛。熱鬧的同時，是基本歷史是非的錯位顛覆；喧譁的背後，是醜陋封建意識的沉渣泛起。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大眾讀法所存在的局限性。

　　既不樂意因執着“高雅”而架空歷史，邊緣歷史；又不希望因湊合“通俗”而唐突歷史，“忽悠”歷史，那麼，有沒有其他選擇？有沒有更好的出路？答案是肯定的，這就是歷史的第三種讀法。

　　所謂歷史的第三種讀法，其核心內涵，就是要打破壁壘森嚴的專業與業餘的界限，跳出高雅與通俗的人為圈子，讓專業歷史工作者暫時放低身段，離開高高的象牙之塔，走向社會，融入大眾，以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的方式，弘揚健康的歷史觀念，傳播正確的歷史知識，與更多的大眾分享歷史的智慧，反省歷史的經驗，化腐朽為神奇，變深奧為平易，使儘可能多的人消除對歷史有形無形的隔膜，使閱讀歷史，認識歷史，借鑑歷史成為社會大眾生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要知道，學有所長，術有專攻，對於絕大多數非專業的社會大眾來說，他們關心歷史，了解歷史，不是為了做歷史學家，而是出於對歷史的喜愛，對傳統的鐘情，所以，他們並不拒絕歷史，他們所不感興趣的，是那種專業研究層面的歷史讀法；他們更不厭煩歷史，他們所無法認同的，是那種漫無邊際的歷史戲說。他們真正期待和熱情歡迎的，乃是用現代意識對歷史進行生動鮮活的解讀，讓歷史從歷史學家營造的象牙之塔中走出來，走入千家萬戶，走入每個人的心裡。社會大眾的這個要求合情合理，毫不過分。專業的歷史工作者沒有任何理由忽視和拒絕。健康的通俗化與精深的專業化並不是水火般的對立。作為專業歷史工作者，職責所在，當然可以也應該堅持歷史的專業讀法，繼續皓首窮經去搞所謂的“考據”，繼續在字裡行間發掘“微言大義”。然而，與此同時，也應該更積極地承擔起義不容辭的另一種社會責任，關照絕大多數社會大眾的需求，分出一點精力與時間，嘗試做歷史的第三種讀法，從而擴大歷史學的社會基礎，避免歷史學的社會邊緣化。

　　必須指出的是，這並不是單純的付出，更不是自降身價，恰恰相反，這是對歷史學的自我救贖。只有更多的人親近歷史，關注歷史，才能使歷史研究擁有更堅實的基礎，注入更活潑的生機；才能使自己鍾愛的歷史專業讀法在更理想的環境下堅持下去，壯大起來；才能使社會大眾的歷史通俗讀法提高層次，實現升華。說到底，這乃是雙贏的選擇，也是正確的方向。令人鼓舞的是，近些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專業工作者開始關注和踐行歷史的第三種讀法。他們努力貼近社會大眾的思維方式和閱讀習慣，用平易親切的語言解讀歷史，用生動活潑的方式普及歷史，讓沉睡的歷史人物一朝復活，使久遠的歷史事件再度浮現。既揭示了歷史的真相，又引發了人們的興趣，從而在嘗試歷史的第三種讀法的道路上邁出了扎紮實實的步子。

　　事實證明，這種嘗試是深受歡迎的。如央視“百家講壇”的專題歷史講座，無論是易中天教授的“品三國”、閻崇年教授的“說清史”，還是毛佩琦教授的“講明史”、孟憲實教授的“讀貞觀”，都獲得了廣大觀眾的肯定，收視率節節攀高，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歷史的第三種讀法的強大生命力。儘管他們所解讀的歷史，在專業的圈子裡，不過是些所謂的“常識”，但對於社會大眾來說，這些知識已經足以滿足自己在歷史方面的求知心理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