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1880～1934），江蘇江寧人，1912年任《申報》總經理，1934年11月13日，死於國民黨特務的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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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秋天，在社會急劇轉型之際，三十二歲的史量才得到張謇等實業家的支持，以十二萬元從蓆子佩手裡買下了已有四十年歷史的《申報》（當年9月23日訂約，10月20日正式移交），從此踏上辦報之路，開創了一生的事業。他畢業於杭州蠶桑學堂，在上海創辦了蠶桑女子學校，曾在《時報》做過兼職和專職編輯，接觸過近代報業。正是他將《申報》發揚光大，發展成中國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在百年報業史上放射出奪目的異彩。

民國五年（1916年）還清了張謇等在《申報》中的股款，從而使《申報》擺脫了張謇等影響。自任總經理，開始對版面內容有所改變。《申報》以採訪國內外大事和社會新聞為主要內容，對時政不時發出批評，如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為了擴大銷路，史量才招羅了一些鴛鴦蝴蝶派的文人，為他主持副刊“自由談”，連載了不少才子佳人的小說。在他的苦心經營下，《申報》銷路大增，史量才在報界的威望也不斷提高，1927年，他又收買了《新聞報》股權，成為上海報業大王。他憑藉在報界的實力，向其他產業發展，1921年，參加創辦中南銀行，還發起設立民生紗廠，幫助擴大五洲藥房，協助復興中華書局。他實力日增，在哈同路（今銅仁路）購買了豪宅，有花園假山，珍奇異玩，美奐美輪。

 　　  《申報》

他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對軍閥和蔣介石，不敢公然反對，又認為報紙是民眾的口舌，總要為人民說話，才站得住腳。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更堅定了愛國、民主立場。他聘請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做《申報》的設計部長，請李公朴主持《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他一改“自由談”的面貌，聘請進步作家黎列文主持，專以發表新文藝作品，經常刊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鋪子》等比較進步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申報月刊》創刊上刊載胡愈之的《動盪中之世界政治》等進步文章。他自恃《申報》的機構在上海租界裡，國民黨政府奈何不了他，所以在國民黨政府有關重大政治經濟舉措上，常常旁敲側擊予以批評。在他同意下，《申報》還先後刊登魯迅和陶行知化名“不除庭草齋夫”反對蔣介石政權的文章，並發表了幾篇《剿匪評論》，反對蔣介石圍攻紅軍。他以中南銀行名義，出席南京經濟會議時，拒絕認購巨額債券，在十九路軍上海抗日時期還捐出了巨款。這些舉動深為蔣介石不滿。

 　　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學發生了毆打兼職校長段錫朋事件，當時中大校長一職虛懸近半年，經費也業積欠達半年之久，因此當行政院簡派教育部次長段錫朋兼代校長後，早已不滿的學生以段系官僚政客，不符合校長人選標準，向段當面質詢，段則揚言捉拿為首喊打的學生，由此引起學潮，《申報》據實報道了此事的前因後果，並發表了評論文章，認為教育日益敗壞，最大根源在官僚主義的侵入，並批評了國民黨政府諸多政治和軍事舉措。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在盛怒之下，羅列《申報》危害黨國的罪狀，向蔣介石舉報，1932年8月，上海警備司令部受蔣介石指示，下令上海租界以外的國統區，一律禁止《申報》的郵遞，後經過史量才多方求助，蔣介石才解除了禁令，但要求由國民黨中宣部派員指導《申報》的編輯和發行，遭史量才拒絕。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政策頗為不滿，贊同宋慶齡的政治主張，在《申報》上全文刊載了宋的宣言；還發表社論，同情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他說：“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三格不存，人將非人，報將非報，國將不國！”頂住了國民黨當局施加的種種壓力。

 　　滬戰結束後，上海地方維持會改組為上海地方協會，仍被推為會長。支持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所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運動，反對國民黨當局不顧民族危亡而進行的“剿匪”內戰。為此，《申報》被蔣介石手令禁止郵遞達35天之久。國民黨當局任以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理事、上海臨時參議會會長等職，不為籠絡，虛與委蛇。

 　　由於思想傾向進步，國民黨當局威逼利誘均無效，遂遭忌恨，直接導火索為其刊登國母文章後，蔣介石閱後批上6個紅字，申報禁止郵寄，於是長達35天的停刊，隨後，在與蔣的一次會面合照時，蔣威逼說：“我有100萬軍隊……”史卻說：“我有100萬讀者……”於是蔣遂下定了去除史的決心。

 　　1933年底，宋慶齡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議蔣介石派人暗殺鄧演達，楊杏佛將它翻譯成中文，要求史量才設法發表，史量才雖然沒在《申報》上刊登，但通過關係，在某通訊社的稿件上發表了。凡此種種，迫使蔣介石下了暗殺史量才的決心。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與妻兒等人由杭州回滬，在行駛至海寧附近翁家埠達閘口時，遭國民黨特務槍擊，不幸去世，從此，報界再無人敢與國民黨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