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鎂光燈閃完了，那陣關於諾貝爾獎的發燒也降溫了，但中國人自己對劉曉波 問題的討論大概不會結束。為什麼中國人自己？因為我無法想像外國人能弄明白劉曉波到底是怎麼回事。這陣子不時想起殺妻後自殺的中國詩人顧城那句話∶“老外 哪兒懂咱中國人呵。”...在西方住久了，真是越來越感嘆，中國人的確是頗有自己的“特色”，我從未在西方的“人物們”中見識過類似劉曉波的例子。

撕裂的劉曉波（上）

作者:曹長青  
2011-02-24 17: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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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有歡呼，也有爭議。由於相當一部分爭議涉及原則理念和人格尊嚴，所以是很值得探討的。本文的評論涉及以下十二個問題∶

一、對共產專制的認識
二、對知識份子角色的認知
三、關於“和平、理性、非暴力”
四、關於“四君子絕食”和“我沒有敵人”
五、關於《最後的陳述》
六、關於“悔過書”
七、關於“天安門清場時沒殺人”
八、關於《零八憲章》
九、關於回國
十、關於“個人主義”
十一、關於三百年殖民地和台灣
十二、關於人格統一性

現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鎂光燈閃完了，那陣關於諾貝爾獎的發燒也降溫了，但中國人自己對劉曉波問題的討論大概不會結束。為什麼中國人自己？因為我無法想像外國 人能弄明白劉曉波到底是怎麼回事。這陣子不時想起殺妻後自殺的中國詩人顧城那句話∶“老外哪兒懂咱中國人呵。”我甚至感覺，如果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 白》（以下簡稱《獨白》）翻成外文了，也不會有幾個外國人真看得懂。在西方住久了，真是越來越感嘆，中國人的確是頗有自己的“特色”，我從未在西方的“人 物們”中見識過類似劉曉波的例子。

劉曉波被捕後，我寫過兩篇文章對他的觀點和行為提出異議（“劉曉波的諫言路走得通嗎？”“劉曉波最後陳述的爭議”），卻沒想發表關於他的更深一層的思考。 現在劉曉波雖仍在坐牢，但他不僅有了諾貝爾和平獎的巨大保護傘，成了“貴族囚犯”，也成了中國民運的代表和象徵性人物，所以對劉曉波的討論，就是另一個層 次的問題了。

我曾相當地欣賞過劉曉波，欣賞的是帶着個人主義氣息和獨立思考精神衝進文壇的那匹黑馬。四分之一的世紀過去了，今天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卻不僅找不到當年那個令我欣賞和期待的劉曉波，甚至懷疑當年的對他的認知了。

坦率地說，在偌大的中國，任何一個其他人扮演了劉曉波的角色，我都可以理解。但劉曉波今天成了“溫和派、妥協派”的代表人物，成了一個群體的“頭兒”，一 個團伙的“首領”，更寫出《最後的陳述》那種文字，我除了目瞪口呆，沒有更準確的詞形容。這不是誇張，而是有着相當清晰的背景和原因。

和劉曉波最早的一面之交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在黑龍江大學中文繫念書，跑到北京去看西單民主牆運動；在回哈爾濱途中，因想跟吉林大學“赤子心詩 社”交流在北京的見聞，所以在長春停留，在吉大中文系男生宿舍興奮地描述了西單民主牆、民刊的興起，以及魏京生的法庭辯護等等。當時劉曉波在場。幾年前他 在自由亞洲電台憶往時，談起當年聽我描述民主牆時的興奮，但那時我對他沒什麼特別的印象。

一、對共產專制的認識

我對劉曉波的欣賞，始於1986年讀到他那篇“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在評論界對新時期文學、傷痕文學的一片歌頌之聲中，在“文學批評”整個成為“文學吹 捧”的現狀下，劉曉波尖刻、毫不留情地一頓痛批，不僅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給人一種震撼的感覺。該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個觀點∶中國文學缺乏荒誕感， 中國作家“生活在荒誕中卻沒有荒誕意識”。該文在其他報刊發不出來，但在我們《深圳青年報》發表之後，引起轟動，一匹黑馬登上文壇。

當時他不僅在文學思考上獨樹一幟，而且從他的“在地獄入口處”、“人類之夢”、《選擇的批判》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對馬克思主義、對專制的認識也超過我當 時了解到的其他同代人，對人生也在嘗試更深一層的哲學思考。雖然今天看來他的許多想法只是當年那個特定時空下的產物，但那種要掙脫群體思維框架的努力，頗 令人欣賞。

記得大約是在1987年夏天，劉曉波帶着（他當時的）妻子陶力到深圳看病，我和幾個他在深圳的吉大同學接待。當時印象最深的，是我們一伙人在一家東北館子 聚會，痛罵一頓共產黨之後，曉波用中央電視台播音員報導毛澤東死亡的調子，宣布“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死亡”，並帶頭給共產黨唱哀樂。那頓飯，因 那一頓哀樂而非常開心。當時的劉曉波（起碼給我的感覺是）已經完全站在了跟共產黨勢不兩立的對立面。那年夏天，我們也曾一起去拜訪剛剛被開除了黨籍的方勵 之，雖然那時的劉曉波已經不買被共產黨趕出來的人的賬了，哪怕他們是批評現體制的；也就是說，劉曉波當時的想法已經是體制外了，儘管可能並不太清晰。

後來在香港《開放》雜誌（當時叫《解放》）上讀到了他的“混世魔王毛澤東”，對他的徹底否定毛、否定專制制度十分認同和欣賞，認為他是中國知識份子中鮮見的有獨立思考精神的人。

儘管當時我已感覺到他身上有些“匪氣”（或說痞氣），但在那個被禁錮了幾十年之後剛剛開始鬆動的年代，對叛逆的欣賞，遠超過了對匪氣的那一絲不舒服感，甚至認為他是故意那麼“整”的。許多年之後才意識到，那種匪氣，不僅是他的一個外在表現，也是他思維方式的一部分。

以後對他的了解是在美國了。1988年我來到美國，他去了挪威，後也轉到美國。89年4月天安門學生運動爆發之前，我在洛杉磯，曉波從紐約打電話約我過 去，說要開一個“劉賓雁現象研討會”，主要目的是批判以劉賓雁為代表的“第二種忠誠”和那些寄望黨內改革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他提出了知識份子要在精神上 “跟黨斷奶”。他當時還談到希望我跟他一起編輯《中國之春》（回頭來看，那只是他的一廂情願。那本爭得打破頭的雜誌，哪輪到連“中國民聯”成員都不是的我 們去辦）。

我飛到紐約，和劉曉波一起住在《中國之春》主編胡平家的客廳里，一直到他回國參加八九民運。這期間，由於爆發了學運，大家整天關注、討論的是北京的發展，所以關於“第二種忠誠”的討論會就沒開成。

胡耀邦去世後，國內知識界對胡一片讚美，好像他就是改革的救星，民主的代表。為此劉曉波在紐約《世界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胡耀邦逝世現象省思”的文章， 毫不客氣地批判了中國知識份子對胡耀邦那種臣民對君王般的崇拜和依賴，那種感激“皇恩浩蕩”的卑賤；他尤其抨擊了知識界在熱捧胡耀邦這種開明皇帝的同時， 卻冷淡仍在監獄中的魏京生；他更明確提出，我們到底是要魏京生，還是要胡耀邦？毫無疑問，他高度肯定了魏京生所代表的民間正面抗爭的價值。我對他那篇文章 記憶深刻，因為當時一起討論過這些問題，我也在《中國之春》發表了一篇類似觀點的文章。

正因為劉曉波曾有這樣的基點，而且據我所知，他是第一個提出知識份子要跟黨“斷奶”這種說法的。而且早在“混世魔王毛澤東”里他就寫道∶“無論怎樣，專制 還是專制，它決不會因為獨裁的開明而變成民主制┅┅在政治上不能從一黨獨裁內部尋找力量來反一黨獨裁”。但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他成了遞狀子請求“修憲” (等於是需要和黨媽媽合作中國才能改變)的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對這種變化，我怎麼能不看得一個楞、一個楞的。

更荒唐的是，六四之後，在《獨白》裡，居然是劉曉波批評八九民運“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以至他曾要批 判的“第二種忠誠”的劉賓雁都憤怒地撰文斥責劉曉波“成了中共和中國現狀的辯護士。在這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軌跡中能夠找到什麼始終一貫的東西嗎？”

支持黨內改革派，在中國從來都大有人在，我不否認他們的作用。但那不是劉曉波的角色。許多人認同《零八憲章》的調子，我當然也能理解；唯有劉曉波，讓我不 可思議。在中國文人那個圈子裡，鮮少有人像劉曉波那麼早就寫出了對這個問題的清醒認知。如此“迴旋”（二聲、四聲，東北話，大倒退），我實在無解。對共產 專制本質的認識，只有到位不到位，卻不可能認清了之後，又糊塗到背過氣兒去。這不可能像對看不見的上帝，可以今天相信有，明天確信無。

事實上，如果劉曉波今天個人署名的文章也統統換成《零八憲章》的調子了，我也可以明白髮生了什麼事。但他直到08年入獄前，個人署名的文章，仍是否定黨內 改革的路子的。而且在《零八憲章》簽署者中，你找不到第二個，二十多年來一路寫那些迎面痛擊共產專制的文章。但他主導的《零八憲章》卻被公認是“溫和、妥 協、合作”的代表作，“它給當權者、甚至是雙手沾滿鮮血的屠夫們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許多段落幾乎就是設身處地站在當權者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余杰 語）《零八憲章》或許對某些人有意義，但那是別人探討的事情。

我只談劉曉波，因為他不一樣。他也不像有些人，對這些角色的區別也不是很清楚－－反正都是“要民主”就是了。劉曉波二十多年前就很清楚了，知識份子面對專 制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他對中國文人習慣依靠皇權改革的思路是相當蔑視、痛斥的。而且，他入獄前的最新著作就叫做《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是否定體制內改 革的；就這本書接受BBC採訪時，他還明確表示，“過去無論是國內精英也好還是國外媒體也好，都非常關注中共政權，就是關注它出台什麼樣的改革措施。但 是，從我自己的觀察來講，事實上，中國的所有這些推動改革的真正動力，是在大陸的民間社會。”

剛說完這話，他就去諫言中共“出台”新政策了。這劉曉波到底是怎麼回事了呢？一手舉矛，一手執盾的？需要哪個出哪個？一方面撰文講話否認體制內，一方面又 想得到所謂黨內改革派和開明知識份子的認可，成為那個圈子裡的一個“人物”，所以不能“激進”，要“溫和、妥協、講究策略”。於是就出現了“兩個劉曉 波”∶一個站在專制對立面的、痛斥獨裁的劉曉波；一個熱衷於一次次給皇權上書、欲做謀士、諫士的劉曉波。“甚至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以它自己的利害得失來考 察政治改革。”（程映虹語）我經常不得不相信，劉曉波在說哪邊的話的時候，都是非常真誠的。

如果劉曉波是經過了二十多年後，思想有變化，開始相信要依靠體制內改革，也不是不可理解。但他06年的時候又重發了“混世魔王毛澤東”一文，等于堅持和重申他二十年前的觀點∶中國“決不會因為獨裁的開明而變成民主制－－在政治上不能從一黨獨裁內部尋找力量來反一黨獨裁”。

在中國（或任何獨裁國家的）民主運動中，當然都會有體制內改革派，我在此無意評論他們的道理或對錯，只是想說，劉曉波成為他們的一員，更成為他們的代表人 物，實在是滑稽透頂的事。如果他真相信體制內，那他就是扇自己文章的耳光；如果他真相信民間，那這種“上諫”又是為哪般？為“弄出點動靜”而作秀？還是指 望在最小程度失去的情況下，獲得名利的最大公約數？

從胡耀邦死到今天，體制外、體制內改革一直都是兩派，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也當然不同。但絕大多數人，都有他們思維的統一性。比如戴晴。她二十年前就認為學潮 打斷了鄧小平的開放改革步伐，而且多年來一直堅持這種觀點，所以她今天推崇劉曉波有其一脈相承的思路（她當年應該是對“激進的”劉曉波不齒的）。但劉曉波 不同，他在“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中，不僅否定了知識界對胡耀邦式人物的過高評價，更完全不把中國的民主進程寄望於黨內改革派。

但幾年後，他在《獨白》和“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一文中又持和戴晴同樣的觀點了∶八九民運“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 了全面倒退”。如果這個和他89年在紐約發表的文章完全相悖的觀點，是他在八九之後的思想改變，他要借《獨白》懺悔的話，那最起碼，他應該首先痛悔、痛斥 自己去參加這場讓中國“倒退”的運動，並成為運動的主角之一。但《獨白》的諸多自我批判中，並沒有這一項。

其他人推動中共體制內改革、政治協商等等，我同樣不認同，但可以理解。在八九民運中，戴晴、王軍濤等人是努力在學生和中共高層人士之間做說客，希望調節緩 和，這和他們歷來寄望體制內改革的觀點有統一性。你看所有那些仍然對黨內改革抱有希望的人們，哪一個寫過劉曉波那種把共產黨罵到狗血噴頭、連祖墳都掘了的 文章？哪有一個像他那樣謳歌那些對專制持“絕對反抗姿態”的英雄們的？

回頭來看，劉曉波的撕裂，其實在二十多年前就開始了。他可以幾個月前在香港和美國發表要推翻獨裁的文章，幾個月後在北京，說“打倒共產黨”是不民主的口 號，他沒有敵人。如此迅速的思想變化，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不是人格撕裂嗎？以劉曉波文章中對共產專制的痛恨，他應該是對有人敢在北京喊出“打倒共產黨” 這個口號敬佩和欣賞的。

二、對知識份子角色的認知

如果劉曉波真的是思想發生了變化，那他後來就不會繼續寫那一大堆對共產專制批判性絲毫不亞於88年在香港、89年初在美國發表的那種言論。但二十多年後， 劉曉波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種自相矛盾的原點。事實上，這二十多年來，他在許多事情上都表現了這種自我的矛盾性。這令我無法不想起亞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 人持續一種行為，就塑造一種品行。（Men acquire a particular quality by constantly acting in a particular way.）

今天，劉曉波在個人署名的文章里清清楚楚共產黨無可救藥的本質，卻在組織“集體活動”時承認那個黨的“可塑性”，這不合邏輯！如果喊民間抗爭的也是你，去 跪下求黨的也是你，這不就像唱木偶布袋戲，左手舉個小人，右手舉個小人，倆人鬧着玩吧。思想和人格統一的知識份子不可能同時扮演各種矛盾的角色。

別人簽那種“給共產黨留足夠餘地”的名，組織這類集體活動，我不會多評論。但劉曉波另當別論！余杰撰文說劉曉波是把政論家和人權活動家兩個角色融合得最好 的人。“能夠與老中青三代知識份子和各類活動人士都有良好的互動和密切的聯繫的，除了劉曉波之外，偌大的中國還真找不出第二個人選來。”這話真是道破劉曉 波的天機。

孰不知，這是兩個完全不可同時都扮演好的角色。優秀的政論家絕不可在理念上妥協、打折扣；他靠鮮明的觀點，凝聚理念的人心；而成gong的活動家（類似政 治家）則需要有所妥協，圓滑，他靠擺平各類人際關係，得到權力的最大公約數。而把這兩個角色放到一個人身上，必定是哪個都演不好。劉曉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 子。作為政論家，劉曉波那些在理念上妥協、自我矛盾、甚至黑白顛倒的言論，已經在異議人士中引起相當大的反彈。作為活動家，他和所謂“激進”的維權人士之 間，以及獨立筆會內部等，有一大堆擺不平、處理不好的人際和金錢關係。

一個曾有個體意識，推崇個人主義精神的人，一個曾經“厭惡中國文化界拉幫結夥的群體意識，採取只看作品不見人的方式”的劉曉波，現在搶着要成為一個團伙的 頭兒（它可以是有形的“獨立筆會”之類，也可以是無形的“牽頭人”之類），還拉幫結夥，形成利益小團體，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連基本的方寸都守不住。對此， 我無法不刮目相看。他自相矛盾的言行衝突太典型了。

我相信劉曉波反抗極權的理念追求是清晰的。但上述那些思想分裂、人格不統一的原因又是什麼呢？除了尋求獲得個人名聲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我找不到第二種解 釋。但追求個人名利並不是我要非議之處，我想指出的是，如果要把個人名聲和利益的追求，擺在高於理念追求、高於原則方寸的位置上的話，走余秋雨、王蒙等人 的路，豈不更舒服太多了？劉曉波有足夠的智商在那條路上走得有模有樣，何苦去踏這條艱難的異議分子之路？

劉曉波還多次批評知識份子“只動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事實上，只動口不動手根本不是軟骨症，知識份子的責任本來就是用無形的思想戰勝有形的刀槍。作為思 想者，並不是一定要赤膊上陣拼刺刀才是英雄（一打就趴下就更別提了），而是在自己的觀點被敵意包圍的時候，仍能夠堅持住自己認為正確的思想、理念。

你是吹號角的，你的責任就要把號角吹得清晰、響亮，吹出振奮的士氣，吹出必勝的信念。而號手扔了號角去衝鋒陷陣，一槍就被打死，那根本不是英雄（有種你別 倒下）。而堅守號角的職責，哪怕只剩自己一個人，仍繼續吹響昂揚的衝鋒號，仍對最後的勝利堅信不移！這，才是我要脫帽致敬的英雄。

如果號手一看對方陣勢強大，嚇得手發軟，腿發抖、氣發虛，把衝鋒號吹走了調，吹成了哀樂，那就完全可能——甚至是註定——把一場必勝的戰役打得一敗塗地。那，才是不可原諒的罪過！

三、關於“和平、理性、非暴力”

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是自甘地以來宗教家們和西方左派熱衷的口號。左派們對邪惡從來都認識不清，於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了最“高級”的旗幟。甘地 和馬丁路德金能成，完全是由於面對民主政府。而面對獨裁政權的，喊這種口號，純屬唱毫無積極意義的高調。為什麼？因為在專制國家，從來都不存在人民對暴政 實行暴力的問題；這麼喊，除了削弱人民反抗獨裁的凝聚力，什麼作用都沒有。埃及人民沒有喊這種口號，而且抗議運動一開始就把執政黨總部燒了。他們喊的是 “穆巴拉克下台！”“我恨穆巴拉克！”

我不知道劉曉波從什麼時候開始“整”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景”了。他當然也可以喊這些口號，但起碼應該有個思想上的統一性。

例如，達賴喇嘛、圖圖大主教等宗教領袖都是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他們也都反對美國的伊拉克戰爭。哈維爾不反戰，也沒聽他喊“和平理性非暴力”，所 以，在人格上，他們都有統一性。在經濟理念上，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教家們都左傾，滿腦子均貧富思想。達賴喇嘛至今宣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和平理性 非暴力也沒有任何效果，但他的觀點是統一的。

劉曉波則不同。在支持西方右翼、推崇資本主義、抨擊西方左派、支持伊拉克戰爭上，劉曉波和我觀點完全一致，簡直是同一戰壕的戰友。他不僅自己撰文熱烈支持 美國的伊拉克戰爭，也非常認同我的多篇支持伊戰的文章。過去這些年我們很少聯繫，在鮮有的幾次通話中，他都是說我的什麼什麼文章寫得好；尤其是那次關於伊 戰，他說把我的“打一場摧毀專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給劉霞念了一遍。我當時挺感動（這年頭哪還有人朗讀文章呵），更為有曉波這樣思想上的共鳴者而高興。

今天我在想，如果諾獎委員會（包括那個發獎時落淚的主席），知道劉曉波支持西方右派觀點，推崇資本主義，尤其是支持他們痛恨的、布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甚 至對我那篇“極右”的“反動”文章推崇到給自己的妻子朗誦一遍的程度，那麼即使劉曉波被判無期徒刑，他們也絕不會把諾貝爾和平獎發給他。

但如果劉曉波在西方左右派問題上持真正的右派理念，如果他人格統一的話，他就絕不會去跟着西方左派空喊“和平理性非暴力”這種占據道德高地的、政治正確 的、卻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實踐上行不通的烏托邦口號，更不會矯情做作到喊“我沒有敵人”！也沒少罵西方左派虛偽的劉曉波，居然說起連宗教家都說不出口的 話，真不知道他是怎麼心理平衡的。

劉曉波多次撰文強調，“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問題是∶誰仇恨？誰暴力？誰在毒化誰？這是用不負責任、無的放矢的指控， 歪曲中國的現實。今天，在為中國未來的民主自由而呼喚的人中，無論是知識份子還是老百姓，沒有任何人說將來民主了，要把今天在中南海的人全部送上斷頭台。 劉曉波自己製造出一個“仇恨和暴力”，然後搶占道德高地、一副“高級”姿態地來批判。

在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人中，誰暴力來着？楊佳是個案，他那種個人復仇的殺人和中國民主運動毫無關係！他什麼時候參加過民主運動來着？這種惡性殺人事件，哪 里都有。只是因為他殺的是在中國被百姓痛恨的警察，讓很多人叫好，把他當成英雄。這也不奇怪，它說明中國缺英雄缺到了什麼程度。但楊佳拿把刀，能殺進中南 海嗎？

我在前面已講過，今天中國人民壓根不存在對共產政權實施暴力的問題——沒有武器、更沒有足夠的意願，就因為被專制思維毒化了（劉曉波本人不都被毒化到認為 可以期待獨裁者改邪歸正了嗎）。連極力維護劉曉波所謂“非暴力”的人也撰文說，在中國沒有人主張使用暴力。劉曉波本人也寫道∶ “法輪gong和地下基督教對不準自由信仰的反抗，堪稱草根非暴力運動的代表。”

既然如此，那到底誰在搞暴力？如果壓根沒有暴力，那為什麼劉曉波們要製造一個假的靶子來打呢？為什麼要把一些人樹成暴力革命派而攻擊呢？也就是說，在沒有 理由、毫無必要的情況下，劉曉波唱起了“非暴力”這個西方左派的高調。他真的是骨子裡這樣認為嗎？他曾撰文，完全認同美國人民用暴力推翻英國殖民統治之 舉。劉曉波是推崇人權的普世價值的，那麼從理論上來講，中共六十年的統治遠比當年英國對美國的殖民統治殘酷千百倍，人民當然有權利使用暴力推翻它！

中國的主要異議分子們，一面寄希望黨內改革，諫言修憲，一面痛斥莫須有的民間暴力，高喊“非暴力”，這就等於承認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從思想上把民間的更 激烈抗爭和任何潛在的高層軍事政變都消滅在萌芽中，讓可能有所作為的軍官們都認為，所有的暴力都是錯的，要把全部希望寄於這個黨的正常運作上。那結果就是 “共產黨萬歲！”

劉曉波還多次撰文批判“以暴易暴”。事實上，在今天這個世界民主潮流大環境的前提下，在中國，無論是民眾上街如埃及一樣推翻獨裁政權，還是發生高層軍事政 變，再走向獨裁的可能性都小到幾乎沒有，如果有，會比袁世凱恢復的帝制還短暫。所以，劉曉波的“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說輕了，是用批判一個假設，來顯得自己高級；說重了，它可以起到弱化中國人對專制的痛恨、對共產黨獨裁的憤怒的作用。沒有相當一批中國人對專制深惡痛絕， 對獨裁咬牙切齒，中國的民主就只能遙遙無期。

就和平理性非暴力問題劉曉波的自我矛盾，使我無法不認為，他既不是“理論”上不懂，也不是“理念”上發生了變化，而是一個隨機應變，一個權宜（益）之計。 其實就這個問題，劉曉波在1993年接受《北京之春》亞衣採訪時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包括我自己在內所考慮的不是一種民主理論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而 是一種安全的考慮。這樣一種安全的、非暴力的東西就值得研究┅┅因為這個政權實在太強大了。使用暴力，你沒有辦法與它斗，反而授它以口實。所以說，出於安 全、策略的考慮是這樣。”

那時，劉曉波是誠實的。但口號喊久了，就相信了，而且更需要把它理想化，神聖化。那樣才可以理直氣壯地去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