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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船喋血——夜襲葫蘆島
送交者: 啦啦嚕 2011年02月28日23:42:2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1946年5—11月,在遼寧省葫蘆島市約有105萬日本僑俘,在中國政府的遣送下,從東北各地集中到葫蘆島,在這裡登船啟程邁出了他們歸國還鄉的第一步。由於葫蘆島見證了百萬日僑遣返的全部過程,因而這一個舉世矚目的事件被稱為“葫蘆島大遣返”。

 

【一】 【二】 【三】 【四】

     2007年4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講時,特別提及葫蘆島遣返日僑這個重大歷史事件,他說:“在這裡,我還想提及一件事。中國東北的港口城市葫蘆島,曾是侵華日軍運送石油的地方。就在幾座殘留的儲油罐旁,矗立着一塊石碑,記載着戰爭剛剛結束不久,在交通不便、物資極度匱乏的條件下,中國人民全力幫助105萬日本僑民平安返回家園的歷史一幕。去年6月,貴國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在參加葫蘆島大遣返紀念活動時說:‘葫蘆島大遣返真正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寬宏大量和中國人民的人道主義精神。’”

光復後的東北政局和日僑問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統治東北人民長達14年之久的傀儡政權偽滿洲國也跟着垮了台。當時東北的政治格局基本劃分為3個區域,即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國統區,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民主聯軍控制下的解放區,蘇聯軍隊占領下的蘇管區。國統區包括瀋陽、長春、營口、錦州等大中城市和遼寧、吉林兩省的鐵路沿線地區;解放區包括以哈爾濱為中心的黑龍江省全境,吉林、遼寧兩省的大部農村;蘇管區除旅順、大連兩地外,其勢力還延伸到營口地區。

 

這時候,東北最突出的社會問題,就是如何安置日僑。儘管國共兩黨都在忙於爭取東北,建立和鞏固各自的政黨政權地位,可是日僑問題,不可避免地擺在了國共兩黨,還有已經插足中國事務的美蘇兩國面前。

 

日僑問題由來已久,早在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以後,日本就開始有目的有計劃地向中國東北移民。1936年8月25日,日本廣田內閣正式宣布,把向中國東北移民作為日本的“七大國策”之一,提出了自1937年起,用20年時間,使中國東北的日本移民總數達到100萬戶、500萬人的移民計劃。到1945年“八一五”光復時,居留東北的日僑約在160萬人以上,此外還有70多萬日本關東軍。日本移民多集中在工商業發達、條件優越的大中城市。在鄉下有工礦企業的地方,或土質水利條件好的地方才有日本人。日本政府戰後公布的數字表明,日本戰敗投降時,滯留在海外的僑民和軍人(日本統稱為海外邦人)總計達629萬人。而在中國東北(包括內蒙古東部地區,河北省承德地區)的日僑和日本軍人就達到237.4萬人,占海外日人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

 

偽滿洲國時期,日本人在東北是享有一切特權的頭等公民。“八一五”光復後,日本人從高高的統治地位上跌落下來,成了等待處理的戰敗國僑俘。他們一改過去的高傲態度,遇見中國人立刻彎腰敬禮。偽滿時期錦西縣副縣長山岸金三郎,“八一五”光復後的第二天,主動抱着竹掃帚上街掃馬路。見到中國人不管男女,一律稱呼“太君”。他們時刻都在擔心,被他們欺壓14年之久的中國人民,將會怎樣報復他們,他們今後的日子將是怎樣一種命運。

 

8月15日以後的奉天(瀋陽)站,每日被來自四面八方的日本難民擁擠着。到了奉天又無處可去,只好擁向鐵西區的工廠地帶,住在四面透風的工棚里。工棚很大,成百上千的日本難民,不分男女老幼就那樣席地而臥。他們沒有工作,沒有生活來源,每天都在飢餓中煎熬。熬過一天算一天,不敢想象明天怎樣去過。

 

日本著名影視劇作家、曾自編自導自製紀實影片《葫蘆島大遣返——105萬日本僑民遣返紀實》的國宏威雄,當時隨着家人從新京(長春)逃到朝鮮,又從朝鮮回到新京(長春)。偽滿時期,他們是個呼奴喚婢的富有人家。現在什麼都沒有了,一家人只好住到難民營里。寒冬臘月,滴水成冰。年僅15歲的國宏威雄和大人一樣,每天早晨都要到橋頭上等待有人僱工,條件是雇主管一頓午飯,再給一天工錢。條件談妥了,就跟去幹活。時值隆冬,每家都需要燒炕取暖,雇主就讓他去做煤球。冰涼的水,寒冷的風,手背凍出一道一道的血口子,疼得鑽心。找活兒干的日本人越來越多,雇主卻越來越少。後來竟到了給頓午飯吃、不計工錢的地步。

 

鄉下的日本僑民生活境況更加艱難。黑龍江省方正縣伊漢通鄉吉興村,當時聚集着數萬名日本開拓民。他們數十人擁擠在不足30平方米的空屋裡,沒有門窗、沒有取暖設備,被褥也沒有,只有一堆爛草,日僑只好鑽進草堆里睡覺取暖。蘇軍占領期間,拒絕為這些日僑提供食品接濟,致使5000餘名日僑死於飢餓和嚴寒。共產黨領導的民主聯軍接管方正縣以後,立即派人到吉興村看望日僑。由於民主政權尚在初建,經濟條件還很困難,一下子拿不出足夠的糧食來接濟日僑,就號召當地百姓協助民主政權救助日僑,向群眾宣傳這些日僑沒有罪,他們同樣是這場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於是很多中國百姓紛紛來到日僑聚居點,將萬餘名奄奄一息的日本婦女和兒童接到自己的家中,使她們免去了死亡的威脅。

 
8月20日,蘇聯紅軍進駐新京(長春)。根據日本外務省第716號訓電,“現在還談不到遣送駐外僑民,應儘可能採取使駐外僑民停留在現地”的指示方針,東北各地的日本人組成了“日本人居留民會”,要求日本人停留在現居住地,等待下一步的指示和安排。新京最大的百貨商場三井百貨店(現在的長春百貨大樓),被臨時闢作“滿洲日本人居留民救濟總會”。日本僑民每天都聚在這裡,焦躁不安地打聽什麼時候能夠回國,或者怎樣安排他們生活的消息。然而,居留民會的職員也不知道明天將會怎樣,也不知道誰在主宰着他們的命運。為了早日有個正當歸宿,“日本人居留民總會”曾就撤退日本僑民的問題,與占領滿洲的蘇軍進行了交涉。蘇軍負責人只答應向莫斯科請示,沒作出任何關心日本僑民的表示。在蘇聯占領軍這邊沒有得到結果,“日本人居留民總會”就設法與日本政府取得聯繫。他們派出一支由5人組成的“敢死隊”,經由大連轉赴朝鮮,跟先期回到日本,又從日本特意返回朝鮮的高崎達之助接頭聯絡。高崎達之助曾任滿洲重工業株式會社社長,也是滿洲“日本人居留民總會”負責人之一。高崎達之助很有責任感,回到日本專程拜會了日本政府要員,並且從日本帶回了秘密信件。但是那封所謂的秘密信件卻讓滯留在中國東北的日本僑民大失所望,信上除了談“停留現地,等待下一步指示”的老調之外,對日本僑民的具體去向未作任何肯定答覆。其實這也難怪,因為戰敗已經被美軍飛機炸成一片廢墟的日本,自身尚且難保,哪還顧得上這些“閒事”。5個“敢死隊”隊員在路上病死兩個,回到長春累死1個,結果白跑一趟。很多日僑眼看回國無望,且又無計維生,便紛紛採用集體

嚴寒的冬天來臨了,飢餓和死亡時刻都在危脅着這些無家可歸的日本難民。

中、美、蘇三國四方達成協議

 

日本宣布投降後,在中國華北、華東、華南、香港、台灣等地,以及在東南亞諸國和在朝鮮的日僑,還有被繳械了的日軍,很快都被日本政府設法接運回國。唯獨滯留在中國東北的日僑,日本政府遲遲沒有明確反應。

 

為什麼這樣呢?

 

長期以來,日本政府對這個問題始終諱莫如深,這個問題也就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謎。直到1991年12月蘇聯解體,有關人士在前蘇聯國家檔案館發現一批有關東北日僑的資料,這個困惑中日史學界多年的謎底才揭開。早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決定了讓“遺留中國民間的日本人定居在當地”的政策。8月19日,關東軍司令官根據該項政策,制定出“為了帝國復興,讓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國大陸”的計劃。同時,日本陸軍大本營對蘇作戰參謀朝枝繁春大佐,作為大本營的特派軍使飛到新京(長春),向關東軍司令部詳細傳達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的有關精神,又親筆起草一份送給蘇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的《關於關東軍方面停戰狀況的實施報告》(簡稱《朝枝實施報告》)。報告中關於如何處置在滿日僑和日軍提出了如下要求:

目前在滿日本人總數為135萬人,他們基本都是從事文化教育、工商企業等方面事業的骨幹。由於形勢急轉直下,他們負責的機構失去了功能,他們的活動也基本停止了。希望在貴軍(指蘇軍)的幫助下,讓他們恢復正常活動;由於治安狀況不穩,在滿日本人的家產都讓滿洲人給偷盜或搶掠了,他們缺乏糧食,生活處在極其貧困的狀態。希望在貴軍的幫助下,能夠使社會治安、經濟秩序,恢復到戰前的良好狀態。出於內地(指日本本土)糧食、物資都極度缺乏,經濟、思想等方面狀況的不良,按既定方針,所有在滿人員,包括解除武裝的軍人,均應在蘇軍的庇護下,在滿洲繼續生活。在滿生活習慣的日本人,可以放棄日本國籍。

 

原來日本政府為了日後捲土重來,恢復在中國東北的殖民統治地位,讓這些日僑充當地下先遣軍,而採取了令人齒寒的棄民政策。

 

美國人似乎察覺出了日本人的如此居心和用意,“他們既擔心中共利用日僑打內戰,又擔心將來中國和日本兩大民族,因由日僑聯絡而團結合作,影響和動搖美國在遠東的地位,所以他們竭力反對日本人留居中國。”1945年9月5日,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求見聯合國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言稱日本既已投降,請求聯合國解除對日本的船舶封鎖及海洋禁航。麥克阿瑟表示如果為了撤退僑民,可以解除對日本船隻的封鎖和禁航,日本可以對這些船隻經過修理後加以使用。12月12日,美國作出了對中國日僑的決策。“如果不完全消除日本在中國的影響力,就不能達到太平洋的真正和平”。“為了消除日本的影響力殘留在中國的可能性,美國將就遣返日本人和非武裝化問題,承擔明確責任。”在這裡美國明確了遣返滯華日人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排除日本在中國的影響力,同時明確地指出了要包括遣返民間日本人在內,“可見美國人是多麼畏懼和厭惡日本人了”。

 

至於蘇聯人,態度更加明朗,“我們決不允許,在我們鄰界的國土上,生活着一群與我們有宿仇,而且像狼一樣險惡的人。”前蘇聯紅軍退役將領柯羅達夫引用他們的統帥華西列夫斯基語錄,說明當時蘇聯人對滯留中國東北日僑的態度。基於這個心理狀態,蘇軍毫不猶豫拒絕了日本人在《朝枝實施報告》中提出的請求,甚至不惜違背《波茨坦公告》中的“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家鄉”的條款,將他們能夠搜捕得到的計達59.4萬日本關東軍戰俘,連同148名高級將領,全部押往蘇聯西伯利亞進行“勞動改造”。

 

針對滯華日僑問題,美、蘇兩國的立場既已明確。中國國民政府很快作出回應,完全贊同美、蘇兩國關於遣返日僑的決議。當時的中國東北,經過日本侵略者14年的殖民統治和瘋狂掠奪,再加上蘇軍近似搜刮一樣的繳獲,社會經濟已經處於癱瘓狀態。如若容允百餘萬日僑繼續滯留在東北,無論從感情上,還是從衣食住行、社會治安等諸多方面,都是一個不堪承受的沉重負擔。所以國共兩黨就遣返日僑問題,很快達成了一致意見。

 

關於遣返東北日僑的文獻記載,最早可見於1945年9月29日中美聯合參謀長會議致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備忘錄。這份文件中提到“滿洲日人遣送計劃”等方面問題。10月25日,中美雙方在上海召開專門會議,就遣送日僑俘問題進行具體磋商,並且制定了《中國戰區日本官兵與僑民遣送歸國計劃》,原則規定東北的日本僑民的遣送,當於關內地區日僑俘遣送完成之後再予進行。

 

1946年1月5日,中美雙方在上海再次舉行會談,遣返東北日僑問題正式提上中美雙方的議事日程。在這次會議上,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就遣送東北日僑的領導機構、遣送港口及預定時間等具體問題,提出一個基本框架。1月7日,在由中國國民黨代表張群、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美國代表馬歇爾組成的3人小組會議上,商定了有關遣返東北日僑的大政方針。決定從1946年4月起,開始全面遣返滯留在中國東北的日僑俘。1月15日,中美雙方在東京舉行第三次會談,明確了在遣送東北日僑問題上,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應該分擔的責任。中國政府負責將日本僑民集中到港灣地區,直到登上回國的船隻為止。美國政府負責調集日本船舶和美國海軍部分船舶,以及具體航行路線。會談結束後,美軍司令部將遣返中國東北日僑規劃書,於1月29日送達日本政府,並且提出一些具體的相關要求。

日本政府儘管不同意東北日僑回國,卻因戰敗國沒有發言權,只得順從戰勝國的安排而迅速作出反應,將佐世保、博多、舞鶴三港闢為接待“引揚人”(遣返歸國的日僑)的登陸碼頭,還成立了專門負責接待和管理“引揚人”的組織機構“援護局”。遣返東北日僑工作,由務虛到務實,終於進入了實質步驟。

 

當時,中國東北計有大連、營口、葫蘆島3個港口。中美雙方曾設想3個港口同時利用,這樣遣返日僑的工作能夠順利一些,速度也快一些。然而,這個設想遭到蘇軍的反對。蘇軍以大連、營口為商港,不能參與帶有政治色彩的國際活動為由予以拒絕。但是,為了遣返日僑工作順利進行,蘇聯方面承諾,蘇軍管理區即旅順、大連地區的27萬日僑由蘇軍負責遣返。這樣一來,因為蘇軍的拒絕,東北唯可利用的港口只有葫蘆島。又因葫蘆島港闊水深長年不凍,能夠隨時停泊巨型艦船,而且還有鐵路直達碼頭,交通運輸甚是便利。這樣葫蘆島港責無旁貸地承擔起遣返百萬日僑這個重大歷史責任。

 

1946年初,中(國民黨、共產黨)、美、蘇三國四方就遣返東北日僑達成相關協議後,國民政府東北行轅立即行動起來。首先成立了由國民黨軍方領導的遣返日僑領導機構,隨即制定了遣返方案。同時調集大量火車皮往瀋陽、長春、鞍山等地集中,以備遣僑工作需用。遣返日僑領導機構擬名為“東北行轅日僑俘管理處”,後又更名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日僑俘管理處”。先是由長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繼忠兼任處長,半月後改為委任國民黨軍二○七師少將師長李修業為處長,劉佩偉、齊雲階、彭克復(3人均為少將)為副處長。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成立了以軍調部東北3人小組成員李敏然(李立三)為處長的“東北民主聯軍遣送日人管理處”。美軍則成立了遣返東北日僑聯絡處代表團,米特雷斯少校為團長。代表團下設觀察組,分別駐在瀋陽、哈爾濱、長春、錦州、葫蘆島等地,一面協助遣返,一面實地觀察國共雙方的工作情況。東北各地的“日本居留民會”改組為“日僑善後聯絡處”,直接配合中國政府的遣僑工作。

 

日僑俘管理處有各級官佐200餘人,又從黨政軍各界抽調300多人,全處計有工作人員500多人。管理處下設若干待遣站、檢查站,分別駐在長春、撫順、四平、鞍山等地。錦州設總檢查站(又稱中轉站)。錦西設終點檢查站(又稱終點轉運站)。具體負責接待轉運日僑,以及安全檢查等項事宜。

 

管理處一經成立,即刻着手開展工作。首先對散居在東北各地的日僑人數和成分進行調查統計,同時對日僑關於遣返的心理狀態也進行了解摸底。1945年8月9日(即蘇聯紅軍出兵東北)之前,日本人在中國東北(包括今內蒙古東部地區、河北省承德地區)總人數約為237.4萬人,其中軍人約70萬人,僑民約167.4萬人。8月15日(即日本投降)前後,趁機回國的日本關東軍高級軍官和偽滿洲國日籍官員家屬及富有的日本人,以及部分軍人約有26萬人;被蘇軍俘獲並押往蘇聯的日本軍人約有59.4萬人。到葫蘆島大遣返前夕,滯留東北日僑總數約為151.4萬人。其中分布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日僑俘約有90餘萬人,分布在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裡的日僑約有33萬多人,分布在大連、旅順等蘇軍管理區內的日僑約有27萬多人。由於日俘幾乎全部被蘇軍押往蘇聯,只剩下一小部分沒有被蘇軍搜捕到的日軍成了散兵游勇,以及軍事後勤人員,還有部分傷病官兵,這部分人因為怕受害人指認出來,多換上便裝東躲西藏了。所以中國軍隊進入東北以後,收攏到的日軍戰俘僅100—200名。為了說明中國是個戰勝國,儘管沒有抓到幾個俘虜,還是成立了“日僑俘管理處”,實則只是個“日僑管理處”。這些日僑多是些商人、小販、職員和部分科技人員。其中婦女約占70%,兒童約占20%,老人約占5%,餘下者才是青壯年男人。

日本政府儘管不同意東北日僑回國,卻因戰敗國沒有發言權,只得順從戰勝國的安排而迅速作出反應,將佐世保、博多、舞鶴三港闢為接待“引揚人”(遣返歸國的日僑)的登陸碼頭,還成立了專門負責接待和管理“引揚人”的組織機構“援護局”。遣返東北日僑工作,由務虛到務實,終於進入了實質步驟。

 

當時,中國東北計有大連、營口、葫蘆島3個港口。中美雙方曾設想3個港口同時利用,這樣遣返日僑的工作能夠順利一些,速度也快一些。然而,這個設想遭到蘇軍的反對。蘇軍以大連、營口為商港,不能參與帶有政治色彩的國際活動為由予以拒絕。但是,為了遣返日僑工作順利進行,蘇聯方面承諾,蘇軍管理區即旅順、大連地區的27萬日僑由蘇軍負責遣返。這樣一來,因為蘇軍的拒絕,東北唯可利用的港口只有葫蘆島。又因葫蘆島港闊水深長年不凍,能夠隨時停泊巨型艦船,而且還有鐵路直達碼頭,交通運輸甚是便利。這樣葫蘆島港責無旁貸地承擔起遣返百萬日僑這個重大歷史責任。

 

1946年初,中(國民黨、共產黨)、美、蘇三國四方就遣返東北日僑達成相關協議後,國民政府東北行轅立即行動起來。首先成立了由國民黨軍方領導的遣返日僑領導機構,隨即制定了遣返方案。同時調集大量火車皮往瀋陽、長春、鞍山等地集中,以備遣僑工作需用。遣返日僑領導機構擬名為“東北行轅日僑俘管理處”,後又更名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日僑俘管理處”。先是由長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繼忠兼任處長,半月後改為委任國民黨軍二○七師少將師長李修業為處長,劉佩偉、齊雲階、彭克復(3人均為少將)為副處長。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成立了以軍調部東北3人小組成員李敏然(李立三)為處長的“東北民主聯軍遣送日人管理處”。美軍則成立了遣返東北日僑聯絡處代表團,米特雷斯少校為團長。代表團下設觀察組,分別駐在瀋陽、哈爾濱、長春、錦州、葫蘆島等地,一面協助遣返,一面實地觀察國共雙方的工作情況。東北各地的“日本居留民會”改組為“日僑善後聯絡處”,直接配合中國政府的遣僑工作。

 

日僑俘管理處有各級官佐200餘人,又從黨政軍各界抽調300多人,全處計有工作人員500多人。管理處下設若干待遣站、檢查站,分別駐在長春、撫順、四平、鞍山等地。錦州設總檢查站(又稱中轉站)。錦西設終點檢查站(又稱終點轉運站)。具體負責接待轉運日僑,以及安全檢查等項事宜。

 

管理處一經成立,即刻着手開展工作。首先對散居在東北各地的日僑人數和成分進行調查統計,同時對日僑關於遣返的心理狀態也進行了解摸底。1945年8月9日(即蘇聯紅軍出兵東北)之前,日本人在中國東北(包括今內蒙古東部地區、河北省承德地區)總人數約為237.4萬人,其中軍人約70萬人,僑民約167.4萬人。8月15日(即日本投降)前後,趁機回國的日本關東軍高級軍官和偽滿洲國日籍官員家屬及富有的日本人,以及部分軍人約有26萬人;被蘇軍俘獲並押往蘇聯的日本軍人約有59.4萬人。到葫蘆島大遣返前夕,滯留東北日僑總數約為151.4萬人。其中分布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日僑俘約有90餘萬人,分布在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裡的日僑約有33萬多人,分布在大連、旅順等蘇軍管理區內的日僑約有27萬多人。由於日俘幾乎全部被蘇軍押往蘇聯,只剩下一小部分沒有被蘇軍搜捕到的日軍成了散兵游勇,以及軍事後勤人員,還有部分傷病官兵,這部分人因為怕受害人指認出來,多換上便裝東躲西藏了。所以中國軍隊進入東北以後,收攏到的日軍戰俘僅100—200名。為了說明中國是個戰勝國,儘管沒有抓到幾個俘虜,還是成立了“日僑俘管理處”,實則只是個“日僑管理處”。這些日僑多是些商人、小販、職員和部分科技人員。其中婦女約占70%,兒童約占20%,老人約占5%,餘下者才是青壯年男人。

對於遣返回國這件大事,日僑們懷有各種不同的心態。有些日僑在東北置有產業,諸如工礦、商店、公司、房地產等實業。他們不願意回到日本去,就利用我國留用日僑中有學問有技術人員的機會,想方設法要求留用。比如在瀋陽留用的200多名日本人,經過考查證實,冒充專家留用的就有50多人。很多握有一技之長的日本人,擔心回日本找不到工作,竭力要求留在中國。至於日本婦女,尤其是年紀較輕的婦女,日本宣布投降後,基於生活所迫爭先恐後嫁給中國人。幾乎不管什麼條件,只要年齡相差不多就行。據統計光復後兩個月內嫁給中國人的日本婦女達11萬多人,比光復前十幾年的總和多出100多倍。這部分日本婦女大多不願意回國。只有日本浪人、軍人,特別是那些身負血債的日本人,才急於遣返回國,以免受到中國人民的懲辦。

 

為了不讓日俘漏網,“日僑俘管理處”在東北各地發動群眾到集中遣運站去指認日俘,書面檢舉有血債的日本軍人和其他日本人。工作人員費盡周折和氣力,卻很少有人前來指認和檢舉。“日僑俘管理處”處長李修業將軍到四平、撫順等地視察遣返工作,每到一地都找來一些老百姓,問他們為什麼不檢舉。百姓們都這樣回答:“長官呀,你們走了,日本人再回來,還有我們的好日子?”東北老百姓對國民黨政府的不信任,擔心日本人捲土重來的心情,於此可見一斑。通過“日僑俘管理處”調查組的調查,同時在各城鎮掛上檢舉箱,幾番努力動員,各地加起來的檢舉信不過一二百封。在錦州、瀋陽、長春等地,經受害人指認糾查出來的有血債的日本人計有30餘人。據後來各地百姓反映,犯有迫害中國百姓罪行的日本人還有很多,只是由於當時對國民黨政府的不信任,而不敢檢舉揭發,從而使那些犯有罪惡的日本人逃脫了應得的下場。

 

為了保證遣返工作順利進行,“日僑俘管理處”在徵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擬定一個比較周密的遣返計劃。據李修業將軍回憶,該計劃主要內容是:所有滯留在中國東北的日僑俘以全部遣返為原則,但是也有區別對待,諸如“八一五”光復前與中國人結婚或者同居,特別是已經生有子女的日本婦女,按其志願並經當地政府批准,可以暫不遣返;光復後與中國人結婚或同居的日本人,一律遣返不准暗藏。持有中國政府留用證明的科技人員,以及傷病未愈者暫不遣返。遣返順序按劃定的錦州、瀋陽、四平、長春、營口5個中心區依次進行。共產黨控制區的日僑俘,交接地點確定在吉林的老少溝和永吉,另以開通和舒蘭為預備交接點。錦州北大營為中轉站,錦西張蔣屯為終點轉運站。沿途各站由地方政府提供生活用品,確保日僑俘不受飢餓之苦。錦西站要保持3萬人的遣返預備隊,以便輪船入港能夠及時登船不誤行期。為了保護日僑俘身體健康,在錦西設有臨時醫院,並且專設婦產科,以便發現病人和臨產孕婦能夠及時予以救護。為減少日僑俘行程中的困難,以保持全家人同行為準則,單身日僑自行結隊。然後由幾家人組成一個小隊,幾個小隊組成中隊,若干中隊組成大隊。日僑俘內部事務,皆由日本人自行管理。遣返方案對被遣返人員隨身攜帶的物品、貨幣的種類數量,都作出了嚴格的限定。

 

遣僑工作一經啟動,美軍聯絡處立刻行動起來。美國海軍駐葫蘆島基地司令部,在極短時間內,把凡能集中的日本海輪都調到葫蘆島港,同時把他們在太平洋海域的一部分運輸艦也調集過來,計約120餘艘輪船,共同擔任遣返輸送日僑任務。美軍除了負責海上運輸之外,還負責上船後的日僑給養;在葫蘆島——錦西——瀋陽之間架設一條直通電話線,供遣返日僑工作專用;還派出一支數百人的海軍陸戰隊,在葫蘆島港碼頭上協助中國軍隊維持秩序。

 

為了向等待回國的日僑及時傳達有關遣返的信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日僑俘管理處”,在錦州出版一份四開四版日文報紙《東北導報》。該報於1946年3月7日創刊發行,一直刊發到1947年9月5日。每3日刊出一期,專門刊登與遣返日僑俘相關的消息。其中刊登的“遣送便覽”等內容,詳細刊發和介紹有關日僑遣返的法規與動態。許多日僑為及時了解遣返消息,爭相傳閱,甚至把報紙都給讀爛了。為了配合遣返工作,各地“日僑善後聯絡處”積極行動起來,按照中國政府和“日僑俘管理處”的具體要求,將遣返日僑的有關規定傳達到每一個日僑,並且按照遣返者必須具備的手續,做好一切相應的準備。遣返者以2500人編成一個大隊,每個大隊設置指揮班、通訊班,還配備醫生、護士等協勤人員。遣返者除必備的身份證和離境證明外,還要佩戴臂章和胸章,標明遣返者的姓名,所在的遣返單位×大隊×中隊×小隊,以及原來居留中國時的住址、職業等等,而且還要接受霍亂和傷寒等傳染性疾病的預防注射。這樣一來,從遣返者所攜帶的身份證明中,還查出一些為逃避戰犯追究而冒充普通僑民的日本兵,還有使用假身份證、報假名的地方惡霸。這樣的人一經查出,即送檢查組統一處理。

 

1946年4月23日,所有滯留中國東北的日本僑民,陸續接到中國國民政府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日僑俘管理處”發出的“向葫蘆島港集中,統一遣返回國”的命令。消息像閃電般傳播開來,滯留在東北各地、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日本僑民喜出望外,終於看見了生還的希望。

1946年5月7日上午,兩艘裝載着2489名日僑的美國輪船駛離了葫蘆島港。他們作為第一批遣返歸國的“引揚人”,從這裡邁出他們歸國還鄉的第一步。由此拉開了葫蘆島大遣返的序幕。

 

從這一天開始,在長春、瀋陽、鞍山、四平、營口等地,到錦州、錦西、葫蘆島之間的鐵路線上,每天都奔馳着載運日本僑俘的列車。這些列車幾乎全是擋板很低、沒有頂篷的貨車。有的列車全是平板車皮,四邊立起幾根木棒,再用木板圍攏起來,以防有人跌落髮生不測。遣返日僑只背着簡單的行李,很多人只拿着一個啤酒瓶子或汽水瓶子,既當水壺又當枕頭。

 

從這一天開始,錦州北大營、錦西張蔣屯、葫蘆島港碼頭,每天都流動着數以萬計等待遣返歸國的日僑。根據事先安排,原來居留在錦西、錦州、錦縣等臨近葫蘆島地區的日僑率先遣返,以便騰出房屋辟做臨時集中營,接待從別的地方轉運來的日僑。由於美軍聯絡處對遣返者有一項特殊規定,遣返者在必須經過霍亂和傷寒等傳染性疾病預防注射之後,還必須經過7天的健康隔離檢查,確認無事之後,才能允許乘船回國,所以遣返工作比原來預想的速度緩慢了許多。按照美方這項規定,日僑俘管理處分別在葫蘆島、錦西、錦縣、錦州等地設置了隔離收容所,其收容能力在10萬人以上。後來由於發生霍亂、水災和內戰,以及交通運輸局部停滯等原因,這幾個收容所已經容納不下日益增多的遣返人員,遂又把瀋陽鐵西工業區一些廢棄的廠房和倉庫略加改造,增設了12個收容所用來應付急需。按照遣返計劃,經過健康隔離檢查的日僑,可直接轉運葫蘆島港登船回國。但是由於氣候、風向、海浪不利航行,以及燃料不足、機械故障等諸多原因,載運日僑回國的輪船很少如期如數到港離港,所以滯留在錦州、錦西兩地的遣返者遠遠超出預定的人數。實在擁擠不堪,連葫蘆島港碼頭上都辟成了露天收容所。登船之前,負責衛生檢查的美軍士兵背着噴霧器,先將船艙里外噴灑一遍DDT(滴滴涕)消毒,然後在舷梯入口處,將DDT液往每個登船的遣返者身上噴灑,濃烈的化學藥味刺激得遣返者忍不住直打噴嚏。

 

從這一天開始,葫蘆島至日本佐世保、舞鶴、博多三大港口之間的海面上陡然繁忙起來,每天都有數十艘運送歸國日僑的海輪穿梭航行。那些海輪五花八門,除了航空母艦和潛水艇,哪種類型的船隻都有。諸如美國的貨輪,日本的商船,美國海軍的坦克登陸艇、日本海軍的掃雷艇……凡是在這一片海域上能夠利用的船隻,幾乎都利用上了。自遣返開始後,葫蘆島每天都有接運日僑的輪船進港,平均每船載運2000人,最多時候一天有7艘輪船離岸。當年,這三大海港是日本軍隊和移民的出發點,也是日本侵略者從中國、從東南亞各地掠奪戰略資源,運回國內的集散地。天皇陛下和他的帝國臣民,怎麼也不會想到,稱霸一時的大日本皇軍戰敗了,灰溜溜地被趕了回來。棧橋上擠滿了面帶焦急神色和愁苦面容的歸僑親屬,山坡上一座座臨時搭起的茅草棚里,住滿了從海外歸來的僑民。日本政府擔心他們從海外帶回來傳染疾病,讓他們在這裡接受為期兩天的隔離檢查。有時潮水退了,輪船進不了港就停泊在遠處的錨地里,用小船一趟一趟地往碼頭上運送。海面上、碼頭上、山路上,到處都是灰螞蟻似的人群,到處都有痛苦的哀嗥和失望的哭泣。

遣返之初,紀律不甚嚴明,約束不甚嚴厲,一些犯有罪行的日本人,向遣返工作人員和國民黨官兵施以小賄,趁機混入遣返隊伍,逃避中國人民的正義審判。比如偽滿皇帝溥儀的弟媳、日本皇室宗親嵯峨浩,長期在中國從事文化侵略的大學教授齋藤茂等都以行賄手段買通某些工作人員,大搖大擺地登船撤走。當時的天津《大公報》,曾以《戰犯個個放走,金牙個個拔掉,如此檢查》為題,披露了這種令國人所不齒的醜惡行為。為了平息輿論所指,維護遣返工作正常進行。國民政府東北行轅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又從遼寧省各界,臨時抽調100多名青年幹部,全部授予尉官軍銜,成立港口統一檢查署,開赴錦州、錦西兩地,負責遣返中的督察、糾查工作。王黎(大連離休幹部)老人曾在檢查署里任中尉檢查員。他所在的檢查組,設在錦西縣城邊上的張蔣屯(現錦西化工廠北門外家屬住宅區)。6月初的一天上午,從長春轉運來的一位日僑俘大隊長來到檢查組,立正行禮之後,報告第××大隊登船準備完畢,恭請中國檢查官檢查。王黎說了幾句遵守紀律之類的例行官話,答應明天一早按時開檢。日僑大隊長臨走時送給王黎一個彩紙包,再次立正俯首低聲說,請檢查官多多關照,讓我大隊早日登船。日僑大隊長出門後,王黎打開紙包,裡面是一個紙盒,再打開一看,是幾個洋式打火機,下邊還有兩摞東北流通券。王黎當即將那個日僑大隊長叫回來,當着眾人的面將那兩摞鈔票摔給他,斥責道你這是對中國人民的污辱,對中國政府的污辱。那個日僑大隊長面紅耳赤,直說對不起。按照有關規定,檢查組通知當地駐軍,給了那個日僑大隊長關押一天禁閉的處分。那個日僑大隊長弄巧成拙,他的那個日僑大隊,不但沒能提前登船,反而比別的大隊晚了一天。消息傳出,港口內外一片震動。遣返日僑豎起拇指稱讚中國檢查官紀律嚴明。

 

按照遣返計劃,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後,與中國人同居或結婚的日本女人均在遣送之列,不准躲避與暗藏。然而執行起來卻很有困難,有些國民黨官兵甚至是遣返工作人員,也幫助不願回國的日本婦女千方百計地躲避遣返。例如二О七師連長黃某,在遣返工作中,認識了日本姑娘春野艷子。兩人一見鍾情,很快墮入情網共步愛河。黃連長不顧軍紀約束,在瀋陽北市場附近租了間房子,與春野艷子同居成家。後來,春野艷子被送到待運站,黃連長借檢查之機進站與她見面,兩人定計逃跑。11月上旬,黃連長提前來到馬三家站,趁列車增掛車皮的機會,春野艷子離隊跳車,兩人連夜逃到北平,並分別找到一份工作,準備在北平永久地生活下去。臘月里的一天,黃連長領着春野艷子到什剎海滑冰遊玩。因為春野艷子滑得很好,姿態嫵媚動人,招來很多遊人的注目和一陣陣的喝采。春野艷子玩兒得興起有些忘乎所以,竟用日語為自己歡呼起來。不料引起幾個也在此遊玩的中國便衣憲兵的注意,幾番盤問露出馬腳,春野艷子被當即送回瀋陽重新遣返。類似的國民黨官兵借遣返工作之便,窩藏日本女人的事件,僅在瀋陽就發生20餘起。

 

7月12日,內戰爆發。國共兩黨的主要精力都投注在戰場上,遣返日僑工作難免不受影響。遣返之初,運送僑俘的火車能夠按時進站,按時出發,每節車廂里的人數不超過80人,沿途各站均有食品和飲水供應。6月中旬以後,遣返工作突然艱難起來。客車貨車都忙着運輸軍火,大站、小站都聚着軍人,一切都在忙於戰爭。運送日僑的列車不能正點進站,也不能正點發車,車廂也不能如數撥給。運行過程中,時常在哪個小站里臨時待避,一停就是幾天。沒有飲水,沒有食物,日曬雨淋,日僑們啼飢號寒叫苦連天。進了7月,情況更加糟糕,抽不出專用列車來運送日僑,只能利用運送軍火的回程空車,有時連回程的空車也沒有。集中待運的日僑堆積在收容所里,度日如年一樣守望着。日僑俘管理處處長李修業將軍把這種情況及時報告給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杜聿明長官。杜聿明親自打電話給兵站司令蔣瑞清,指示他必須保證撥足火車,供應遣返工作使用。此後,遣返工作才得繼續進行。

 

進了8月,開始遣返民主聯軍控制區(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的日僑。當時內戰已經爆發,長春、瀋陽、四平等地的形勢驟然緊張,哪個地方也不願意讓中共地區的日僑在他們那裡停留,於是就往錦西終點轉運站里擠。現年82歲的董瑞麟老人(遼寧省葫蘆島市連山區離休幹部),當年在錦西轉運站里參加遣僑工作。老人回憶說,那一陣子錦西街上,葫蘆島碼頭上,幾乎看不到別的人,到處都是灰不溜秋的拖家帶口的日本人,不論大人孩子都背包摞傘的。雖然愁眉苦臉卻也流露幾分興奮神色,小孩子在大街上互相追着玩,等待上船的女人們領着孩子到海邊上洗澡沖涼撿貝殼,回家畢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然而高麗建成卻高興不起來,病入膏肓的他,時刻都在擔心等不到上船的那一天。10月19日那天早上,他妻子聽到通知船來了,趕快到碼頭上集合準備上船。這時高麗建成剛從昏迷中醒來,聽了這個消息呵呵一樂,想要說句什麼卻讓一口濃痰給憋了回去,片刻時間就咽了氣。妻子和小兒子哭得死去活來,同行的日本人都忙着上船,沒人理他們。幾個當地中國農民實在看不下去,主動上前幫忙,把高麗建成的遺體抬上當地的茨山陽坡。天下起大雨,挖個坑很快注滿雨水。幫忙的農民用鐵鍬一下一下往外淘水,總算把高麗建成入土為安了。高麗建成的妻子不會說中國話,拉着小兒子跪在雨地里,給那幾個好心的中國人磕頭。

 

在大遣返的日子裡,令人氣憤的事時有發生。大連離休幹部陶甄老人,當時在錦州檢查站任中尉檢查官。他回憶說多數日僑態度很友好,個別日本人則特別凶蠻。有一個叫武部的日本下級軍官,在集中營里公開宣講,日本戰敗不是中國人民的勝利,而是由於日本內閣的決策不當。什麼蘇軍出兵東北,美國扔原子彈,在大日本皇軍面前統統不在話下。當陶甄等檢查官對他進行檢查時,他竟然伸出拳頭,咬牙切齒地說,你們等着,20年後我們還回來。陶甄毫不示弱也伸出拳頭,語氣威嚴地說,你這是垂死的哀嗥,只要你還敢來,我們照樣把你打回去。

 

在葫蘆島待運期間,有些日僑由於到滿洲來的理想破滅,且又家破人亡前途無望,便採取輕生自殺的方式來了斷自己。家住北海道三笠市的佐佐木宗春,就因為在葫蘆島待運期間自殺未成,與葫蘆島人結下一段生死情緣。1943年佐佐木宗春隻身搭船來到中國黑龍江省尋找從軍多年的丈夫,夫妻倆見了面只住了一個晚上就匆匆分別,以後再也沒有重逢。直到遣返回國之前,才得知丈夫被蘇軍俘獲,病死在押往蘇聯的途中。1946年7月,佐佐木宗春隨着大批日僑來到葫蘆島,住在一間簡易房裡等候上船回國。由於思念丈夫一時心窄,趁人不備跑出去投海自盡,被一位在海邊上織補漁網的中國大嫂救了下來。中國大嫂擔心她再尋短見,把她領回家裡,給她說寬心話,做好吃的,還留她住在家裡,想着法子安慰和開導她。中國大嫂一家人的熱情關懷,使佐佐木宗春放棄了輕生念頭。回到日本以後重新成了家,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1995年,佐佐木宗春把她當年怎樣去中國尋夫,怎樣想尋死,怎樣被中國大嫂救起,以及她回國後怎樣成為一代茶道宗師的經歷,寫成名為《熄不滅的火焰》的自傳,受到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的獎賞。2001年和2002年,80多歲的佐佐木宗春先後兩次來到葫蘆島,尋找當年救助她的中國恩人。年深日久,物是人非,老人家的願望沒能實現。為了表達無可傾訴的感恩心情,佐佐木宗春買了4株成年銀杏樹,栽植在葫蘆島市龍灣公園裡,還立了一塊感恩碑。

 

1946年11月27日,最後一艘載運日僑俘的輪船“第一大海丸”即將離開葫蘆島港。中華民國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日僑俘管理處處長李修業將軍,應日僑善後聯絡處官員們的邀請,來到船上進行禮節性的送行。當李修業一行登上甲板時,候在上面的日本人全體起立,向中國將軍行九十度鞠躬禮。應日僑善後聯絡處負責人野村的再三邀請,李修業將軍作即興演講:“……中國人民近幾十年來,受盡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欺辱,千言萬語也說不盡。現在日本戰敗了,投降了,但是我們沒有採取冤冤相報的方式來對待你們。如果按你們日本人過去對待我們中國人的做法,你們這些人都應該槍斃。中國雖然窮,用來槍斃你們的子彈,還是不成問題。……我們中國人胸懷大度以德報怨,把你們妥善地遣返回國,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崇高美德和人道主義。你們回去以後,要仔細地想一想,比一比,你們是怎樣對待中國人的,中國人又是怎樣對待你們的。希望你們以後只帶友誼來,不要再帶刺刀來,再見吧!”

 

李修業將軍演講結束,日僑們多數彎腰低頭表示認罪,有些人痛哭失聲表示懺悔,也有一些人表現冷漠,流露出不服氣、不服輸的神情。日僑代表川島豐太郎向李修業將軍等致答謝詞:“……在這個秋天,我們受到了中國寬大精神的恩惠,我們永遠不忘中國的寬仁敦厚和恩愛。歸國後必將遵守李將軍閣下的訓詞精神,決心為中日兩國人民將來的合作而挺身邁進。”講話結束後,日僑善後聯絡處負責人野村向李修業將軍贈送錦旗一面,感謝狀一份。錦旗上寫:感謝中國。

 

16時16分,風起潮湧,“第一大海丸”鳴笛三聲,緩緩離岸。至此,舉世矚目的葫蘆島大遣返畫上了完整的句號。

 

葫蘆島大遣返歷時6個月,遣返日僑俘計達1051047人。此期間葫蘆島人作出了巨大奉獻。當時入境待運的日僑俘在葫蘆島停留時間短者7天,長者半月,也有一部分人停留一月兩月,乃至半年不等。停留葫蘆島期間,日僑俘所需食物全部由當地人民負責供給。僅按每個日僑俘在葫蘆島食用2.5公斤糧食計算,105萬人計需262.5萬公斤糧食,而當時葫蘆島周邊地區的年產糧量僅為400萬公斤。很多人家口糧不足,為了保證日僑安全遣返,他們常常把僅有的一點糧食貢獻出來。高粱、苞米、地瓜、土豆什麼品種都有,而他們自己則時常依靠野菜充飢。正是由於葫蘆島人的如此仗義之舉,很多歸國日僑才把葫蘆島視為他們的再生之地,稱葫蘆島是他們一生中最為難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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