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丘立才

如果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那麼可以說，沒有陳獨秀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如果說，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政黨團體像中國共產黨那樣呈現一枝獨秀的 狀態，那麼也可以說，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黨員像陳獨秀那樣呈現一枝獨秀的情形。然而，這位中國共產黨的第一領袖陳獨秀卻蒙受着太多太多的冤 屈。

　　陳獨秀由１８７９年誕生，到１９４２年去逝，６３歲的一生，去逝後也有六十多年的時間了，俗話說蓋棺定論，然而陳獨秀就怎麼也難於定論下來。一方面可 以說他是：反清鬥士、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中國最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者、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中國共產黨一大至五大的總書記。可 是遮蒙蓋在這些顯赫名聲上面，人們更多聽到的卻是另一方面：右傾投降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機會主義者、黨領導機關的投降主義分子、托派分子、叛黨分 子、分裂分子、叛徒、漢奸、國民黨特務、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對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領袖的身份地位，應該是可以定下來的，但其 冤屈又在哪裡呢?在此試着舉一二以說明之。

　　一、不是有口難辯而是有口不予辯的冤屈

　　陳獨秀在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在武漢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還當選總書記，可過了三個月的“八七會議”，就批判他的右傾投降 主義路線，撤銷他的總書記職務，並且不讓他參加。這次會議名義上是由瞿秋白主持，實際上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主持操辦。豈止這次會議是由共產國際的代表主持操 辦，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乃至每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共產國際代表也參與操辦。

　　１９２０年春，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就來到中國，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李介紹他到上海與陳獨秀面談，交換了建黨的意見。５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黨的組 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１９２１年６月共產國際法執行委員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尼科爾斯基先後到上海，了解籌建黨組織的情況。１９２１年７月 ２３日至３１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望志路１０６號秘密舉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也出席會議，會開至第四天，馬林代表共產國際致 詞，他用英語講，聲音很大，突有一位行動鬼祟的不速之客，藉口找人從後門闖進會場，馬林建議馬上轉移會場，於是最後一天會議在浙江嘉興南湖的船上結束。陳 獨秀因在廣州未能出席一大，但大會上還是被當選為總書記。這年秋馬林要陳獨秀回上海負起總書記的責任來，陳於９月回上海，因與馬林鬥氣，１１月才開展工 作。在陳獨秀家中召開每星期一次黨的會議，也有蘇聯派駐上海的赤色職工國際代表魏庭康斯基參加。這年冬陳獨秀夫妻被捕，馬林請外國律師為其辯護，罪名《新 青年》有過激言論，妨害租界治安，罰款五千元，這筆錢也是馬林出的。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在上海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參加 了大會。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０日在廣州舉行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出席了大會，大會結束後，陳獨秀吩咐毛澤東：“你抓緊起草一份給共產國際 的報告，介紹一下三大情況。”１９２５年１月１１日至２２日在上海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參加了大會。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 ９日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等出席了大會。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講了話，大會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 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的精神，做出了《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和《職工運動議決案》。而在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１日，干 脆把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搬到蘇聯莫斯科去舉行了。

　　非常明顯，陳獨秀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領袖的身份地位，但卻是當家作不了主的總書記。作主的是共產國際，是蘇共中央。１９９１年蘇聯解體後，原蘇共中央 檔案解密，其中可以看到，從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７年的５年中，蘇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開過１２２次會，作出過７３８個決議。這些決議，大事如孫 中山在世時為實現國共合作，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小事如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大權後，什麼時候派什麼人去找蔣介石談話，談話要注意什麼，都有指示。蔣介石叛變 了革命，共產黨在大革命中失敗了，但共產國際、蘇共中央、斯大林則認為其領導是完全正確的，沒有作一點自我批評，卻把責任全都推到陳獨秀身上。

　　難道說，陳獨秀一點也沒有識別和抵制來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嗎？非也。蘇共中央用這麼多的決議把他捆綁住，還派了共產國際代表指導、 督促他執行，按照陳獨秀個人的倔強剛烈、坦誠爽直的品性，絕對是受不了的。他也曾發過脾氣說：“擺什麼資格，不要‘國際’幫助，我們也可獨立幹革命。”但 他是共產黨員，必須嚴格執行黨的鐵的紀律，下級要絕對服從上級，沒辦法，有什麼不同意見也好，還都得服從莫斯科，不斷地向共產國際請示報告。陳雖是中國共 產黨的第一領袖的職位，卻無指揮全黨的職權，而職權在共產國際，在蘇共中央，在斯大林手中。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中慘遭失敗了，失敗的原因、責任反而統統歸 到陳獨秀身上，硬要他來替代共產國際、蘇共中央、斯大林受責，這公平嗎？共產國際的代表召開“八七會議”時，甚至不敢讓陳獨秀參加會議，陳獨秀要是到會上 來，把莫斯科來的決議指示全都公開出來，共產國際的代表下得了台嗎？會議收得了場嗎？所以陳獨秀不是有口難辯而是有口不給辯的冤屈，鮑羅廷是根據共產國際 ６月下旬改組中共中央的命令去做的，６月底每周兩次的國共兩黨聯席會議也就不通知陳獨秀參加，要陳去莫斯科。“八七會議”就在蘇聯援華農業顧問洛卓莫夫住 家開的，中央委員也不過半數，會前有同志提出，陳獨秀是中央委員，又在武昌，應讓他參加會議，但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不同意，羅明那茲還在會上發言批判 陳。會後，瞿秋白、李維漢告訴他會議情況時，陳獨秀憤憤不平的說：“大革命失敗，共產國際有責任，不能全記在中央的賬上。”

　　中國共產黨自“八七會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後，就埋下了“左”和“極左”路線的根源。中國共產黨把自己的第一領袖陳獨秀開除出黨，這種 行為本身就是“左”的表現，甚至還造成黨內這樣一種局面，人們生怕被說成“右傾”，這就給“左”以大行其道的極好機會。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說到，當時 在上海大搞冒險的飛行集會、遊行、貼標語，茅盾夫人孔女士在貼“武裝保衛蘇聯”標語逃脫巡捕時說，自己都保護不了還說保衛蘇聯。夏衍真為她揑了一把汗，“ 當時，我們最怕被說成‘右傾’，象陳獨秀這樣的大人物，不也因為右傾而開除出黨了麼？”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開的，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左的傾向的影 響，選舉沒有才能的出身工人的向忠發為總書記，這便於共產國際指揮。而黨內實際上是李立三的左傾冒險路線主宰，他提出“全國總暴動”和進攻大城市，使黨的 力量蒙受損失。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左傾機會主義使不少烈士遇難。王明、博古的左傾指揮使中央丟掉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雖然延安整風 運動糾正了一些“左”的錯誤，但並未從根本上來解決問題。

　　中國共產黨執政後，１９５７年在黨外開展的反右派鬥爭，使中國的建設事業蒙受了巨大損失。1959年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 會主義路線，其實又重犯了左的錯誤。1968年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則是我黨所犯左的錯誤的最高峰。誠如鄧小平說的：“‘左’的思想 發展導致了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是比較大的錯誤，使我們受到懲罰。……但是‘左’的指導思想並沒有根除。1965年又提出黨內有走 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後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極端，極左思潮泛濫。”雖經撥亂返正，開放改革，但“左”的理論還在黨內有着很深的根 源，根源自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始。其實何謂“左右”，有道是：“以口助手是曰右，以手助手是曰左。”根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情況，該以口助手就以 口助手，該以手助手就以手助手，關鍵在於把握好具體的實際情況。

　　二、想回黨內參加抗日而不能的委屈

　　陳獨秀於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被中共中央開除出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晚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一個星期後押解南京，被判刑８年。１９３７年 ７月７日盧溝橋事變後，在全國輿論壓力下，再加上８月１８日周恩來和葉劍英來到南京“首都反省院”看望被關押的共產黨員，並保釋部分同志出獄。８月下旬 初，陳獨秀的朋友羅漢到南京傅厚崗八路軍辦事處去找葉劍英和李克農，請求幫助營救獄中的托派分子。葉、李“欣然應諾”。陳獨秀終於８月２３日中午出獄。出 獄後的陳獨秀，國民黨政府曾派人以勞動部長的高官厚祿拉攏他，被他嚴詞拒絕；托派請求他回上海，他也不干；胡適大使邀他到美國去做“寓公”，他更不干。他 唯一的是想回到延安來，想回到自己建立起的中國共產黨的隊伍中來，想去挽救民族危亡、聯合抗擊日本侵略者。因此，陳獨秀曾兩次到南京傅厚崗八路軍辦事處去 找葉劍英和博古反映自己的心願。

　　葉劍英和博古接到陳獨秀的要求後，深感此事關係甚大，須得請示報告黨中央、毛澤東。於是葉劍英和李克農具名寫了封介紹信，由羅漢和李俠公從南京出發， 於９月上旬到達陝西西安找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黨代表林伯渠聯繫去延安。因山洪毀路，汽車不通，決定由林電報請示毛澤東。林伯渠即向延安拍電報請示，電報的 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獄，願意回到黨的領導下工作。弟意中央為集中力量着眼，可聯合他們回黨工作。

　　難道說，陳獨秀一點也沒有識別和抵制來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嗎?非也。蘇共中央用這麼多的決議把他捆綁住，還派了共產國際代表指導、督促 他執行，按照陳獨秀個人的倔強剛烈、坦誠爽直的品性，絕對是受不了的。他也曾發過脾氣說：“擺什麼資格，不要‘國際’幫助，我們也可獨立幹革命。”但他是 共產黨員，必須嚴格執行黨的鐵的紀律，下級要絕對服從上級，沒辦法，有什麼不同意見也好，還都得服從莫斯科，不斷地向共產國際請示報告。陳雖是中國共產黨 的第一領袖的職位，卻無指揮全黨的職權，而職權在共產國際，在蘇共中央，在斯大林手中。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中慘遭失敗了，失敗的原因、責任反而統統歸到陳 獨秀身上，硬要他來替代共產國際、蘇共中央、斯大林受責，這公平嗎?共產國際的代表召開“八七會議”時，甚至不敢讓陳獨秀參加會議，陳獨秀要是到會上來， 把莫斯科來的決議指示全都公開出來，共產國際的代表下得了台嗎?會議收得了場嗎?所以陳獨秀不是有口難辯而是有口不給辯的冤屈，鮑羅廷是根據共產國際６月 下旬改組中共中央的命令去做的，６月底每周兩次的國共兩黨聯席會議也就不通知陳獨秀參加，要陳去莫斯科。“八七會議”就在蘇聯援華農業顧問洛卓莫夫住家開 的，中央委員也不過半數，會前有同志提出，陳獨秀是中央委員，又在武昌，應讓他參加會議，但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不同意，羅明那茲還在會上發言批判陳。會 後，瞿秋白、李維漢告訴他會議情況時，陳獨秀憤憤不平的說：“大革命失敗，共產國際有責任，不能全記在中央的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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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自“八七會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後，就埋下了“左”和“極左”路線的根源。中國共產黨把自己的第一領袖陳獨秀開除出黨，這種行為 本身就是“左”的表現，甚至還造成黨內這樣一種局面，人們生怕被說成“右傾”，這就給“左”以大行其道的極好機會。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說到，當時在上 海大搞冒險的飛行集會、遊行、貼標語，茅盾夫人孔女士在貼“武裝保衛蘇聯”標語逃脫巡捕時說，自己都保護不了還說保衛蘇聯。夏衍真為她揑了一把汗，“當 時，我們最怕被說成‘右傾’，象陳獨秀這樣的大人物，不也因為右傾而開除出黨了麼?”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開的，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左的傾向的影響， 選舉沒有才能的出身工人的向忠發為總書記，這便於共產國際指揮。而黨內實際上是李立三的左傾冒險路線主宰，他提出“全國總暴動”和進攻大城市，使黨的力量 蒙受損失。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左傾機會主義使不少烈士遇難。王明、博古的左傾指揮使中央丟掉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雖然延安整風運動 糾正了一些“左”的錯誤，但並未從根本上來解決問題。

    中國共產黨執政後，１９５７年在黨外開展的反右派鬥爭，使中國的建設事業蒙受了巨大損失。1959年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 義路線，其實又重犯了左的錯誤。1968年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則是我黨所犯左的錯誤的最高峰。誠如鄧小平說的：“‘左’的思想發展導 致了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是比較大的錯誤，使我們受到懲罰。……但是‘左’的指導思想並沒有根除。1965年又提出黨內有走資本主 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後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極端，極左思潮泛濫。”雖經撥亂返正，開放改革，但“左”的理論還在黨內有着很深的根源，根源 自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始。其實何謂“左右”，有道是：“以口助手是曰右，以手助手是曰左。”根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情況，該以口助手就以口助手， 該以手助手就以手助手，關鍵在於把握好具體的實際情況。

    二、想回黨內參加抗日而不能的委屈

    陳獨秀於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被中共中央開除出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晚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一個星期後押解南京，被判刑８年。１９３７年７月 ７日盧溝橋事變後，在全國輿論壓力下，再加上８月１８日周恩來和葉劍英來到南京“首都反省院”看望被關押的共產黨員，並保釋部分同志出獄。８月下旬初，陳 獨秀的朋友羅漢到南京傅厚崗八路軍辦事處去找葉劍英和李克農，請求幫助營救獄中的托派分子。葉、李“欣然應諾”。陳獨秀終於８月２３日中午出獄。出獄後的 陳獨秀，國民黨政府曾派人以勞動部長的高官厚祿拉攏他，被他嚴詞拒絕；托派請求他回上海，他也不干；胡適大使邀他到美國去做“寓公”，他更不干。他唯一的是想回到延安來，想回到自己建立起的中國共產黨的隊伍中來，想去挽救民族危亡、聯合抗擊日本侵略者。因此，陳獨秀曾兩次到南京傅厚崗八路軍辦事處去找葉劍英和博古反映自己的心願。

    葉劍英和博古接到陳獨秀的要求後，深感此事關係甚 大，須得請示報告黨中央、毛澤東。於是葉劍英和李克農具名寫了封介紹信，由羅漢和李俠公從南京出發，於９月上旬到達陝西西安找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黨代表林 伯渠聯繫去延安。因山洪毀路，汽車不通，決定由林電報請示毛澤東。林伯渠即向延安拍電報請示，電報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獄，願意回到黨的領導下工作。弟意 中央為集中力量着眼，可聯合他們回黨工作。

    約在９月１０日，毛澤東和當時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聯名回電西安七賢莊林伯渠，讓他轉告羅漢，黨對陳獨秀等回黨工作的三個條件：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 托派的全部理論和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 護的誠意。其實，毛澤東知道，叫陳獨秀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是困難的。而且，這不只是陳獨秀一個人的事，黨不是菜園子，不能想走就走，想來就來。１９１９年 在《湘江評論》上曾對陳獨秀出監獄撰文稱讚：“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的毛澤東也不得不考慮多方面的因素。羅漢看了毛澤東的電報後 說：“陳獨秀的脾氣和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過，十分困難。”而林伯渠則叫羅漢多勸勸陳獨秀，說：“仲甫要回延安，須先實現這三個條件，你再多做做工作。 若飛也希望仲甫回到黨內來工作。”幾天前，王若飛由太原到西安，也和林伯渠、羅漢談到陳獨秀的事。

春秋中文社區http://bbs.cqzg.cn    羅漢從西安回到南京要見陳獨秀，把毛澤東的意見告訴他。然而陳獨秀偕同夫人潘蘭珍己於９月９日乘船離開南京前往武漢避難了。羅漢於９月１５日到傅厚崗八路 軍辦事處去見葉劍英、博古。 其時，葉劍英、博古也接到了毛澤東、張聞天的電報。博古對羅漢說：“本想和陳獨秀談一次，但因為自己黨齡太淺，與獨秀個人沒有私人接觸，恐難於談到任何具 體結果。”羅漢問：“由毛澤東和陳獨秀談可否?”博古連連搖頭：“如果由潤之來談也不適宜，因為他們兩人的個性都很強，都有鬧翻的危險。不如候周恩來南下 後，約他一同去談，成績或者會圓滿些。”博古還告訴羅漢，希望陳獨秀和已去武漢的董必武談談，並說恩來不久將去武漢，也可以和陳獨秀談。

春秋中文社區http://bbs.cqzg.cn    羅漢在南京沒多停留，就趕到武昌雙柏廟后街２６號找到了陳獨秀，把前後情況說了一遍，原希望陳獨秀接受毛澤東提出的三個條件，不料陳獨秀說：“我願意寫聲 明，但不願意寫書面檢討。”１０月１６日羅漢又偕同董必武拜訪陳獨秀，因董必武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由他上門去做陳獨秀的工作較為合適。見面後彼 此都客氣地說：“鄙人聽劍英、博古說，你在南京時曾去找過他們。”“鄙人曾兩次拜見他們，只不過表示一下，鄙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態度。”“依鄙人之 見，你寫個書面檢討，回黨工作吧，黨中央是歡迎你的。獨秀先生，你意如何?”“必武先生，回黨工作固我所願。不過，惟書面檢討，礙難遵命。我不知過從何 來，奚有悔?”董必武的勸說失敗了，陳獨秀遂起草一封信及抗戰“七條綱領”，托羅漢帶回南京交葉劍英、博古。後來包惠僧拜望陳獨秀談到黨中央要他寫“悔過 書”時，還說：“現在亂鬨鬨的時代， 誰有過無過還在未定之天，不寫，有什麼好寫的。”１９３８年４月張國燾到武漢拜訪陳獨秀，挑撥離間說：他們是不成心要你回去的。再說回去了你也不好受，今 天寫檢查，明天作交待，永無寧日。先生何不成立第三黨，另立大旗?陳獨秀反問：“我們再搞，能搞得比毛澤東現在還要好?”

    陳獨秀向葉劍英提出要回延安，給葉劍英出了個難題；毛澤東要陳獨秀公開檢討才能回延安，給陳獨秀出了個難題；陳獨秀也就難於回延安了。不久，王明、康生從 蘇聯回國，說陳獨秀是領日本津貼的漢奸，這就徹底斷了陳獨秀去延安的念頭。陳獨秀不能回到延安，不能回到黨的隊伍中來，不能回黨工作，除了陳獨秀個性倔強 的原因外，還有諸多複雜的原因。這恐怕是難於分析得清楚的。但應該說，毛澤東和陳獨秀是沒有私人成見的。毛澤東在延安雖然多次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 但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０日在中共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時還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陳獨秀在去逝前的１９４２年１月６日給友人信中也提到毛澤東：“以前毛和我私人無惡感，我認為他是一個農運中實際工作人員……”

    三、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冤悲

    白髮人送黑髮人，這是人生的莫大悲哀。中國共產黨建國的第一領袖毛澤東在執政初失去了長子毛岸英，他承受了莫大的悲痛。而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第一領袖陳獨秀 在冤屈中失去了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長女陳玉瑩，他也承受着了莫大的悲冤，這是非一般的人所能承受得了的。更何況，陳延年、陳喬年不是一般的人，不是 一般的共產黨員，而是中共中央委員，陳延年還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江浙區委書記，陳喬年則是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在黨“五大”會議上，獨秀一門，就出了 三個中央委員，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可說是絕無僅有的，真是獨秀於中，獨秀於世。況且，陳延年因革命工作需要並未出席會議，會前黨內一些重要幹部便計劃 推舉他進中央領導核心，甚至有人明確地提出讓他去替代父親陳獨秀的職位。

    陳延年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卓越領袖、是黨內英勇就義的高級領導人。１９１９年底帶着弟弟喬年到法國留學，他和同庚周恩來、蔡和森等一起開始閱讀馬列著作，接受馬列主義，不久加入青年團。１９２２年和弟弟、趙世炎、王若飛、肖三，經阮愛國（即越南共 產黨第一領袖胡志明）介紹加入共產黨，日後成立中共旅歐支部，陳延年、周恩來、趙世炎等為領導人，延年兄弟和鄧小平一起主持《赤黨》的編輯出版，鄧小平還 獲得“油印博士”雅號。１９２３年春延年兄弟和趙世炎、王若飛轉到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１９２４年暑假奉命回國，１０月任團中央特派員來廣州，主持粵 區執委改組工作，１１月任中共廣東區委秘書。１９２５年１月改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直至１９２７年奉命離開廣東為止。陳延年執掌中共廣東書記之時，廣東省 是中國大革命中心策源地，其功績不可埋沒。中國共產黨在廣東省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也和陳獨秀在廣東建黨以及陳延年任書記卓絕領導有關，廣東萬萬不可忘記陳 氏父子。陳延年在任期間，加強了黨的組織和思想建設，統一和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廣泛深入開展工農運動，堅持黨在統一戰線內的獨立性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使廣東革命在全國獨樹一幟。其革命思想和實踐活動，對我黨早期探索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及毛澤東思想的萌芽和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值得特 別一提的是，其領導的省港工人大罷工，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陳延年皮膚粗黑，體質堅實，又總是穿一身粗土布衣，短衫短褲，活脫脫的一個黃 包車夫。不但容貌像，事實上他也經常去拉黃包車，便於深入到工人中去開展工作。１９２７年春他被廣東黨組織選為出席五大的代表團長，到達武漢後未開會就被 派往上海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６月２５日因叛徒出賣而被捕，當局還信以為他是燒飯工人。後來黨中央通過以同鄉關係要求胡適出靣相救，營救不 成反遭殺害。７月４日深夜他和趙世炎、郭伯和一同壯烈犧牲於上海龍華塔下。而這時的陳獨秀雖名譽上仍是總書記，但自６月下旬以來黨的很多會議已不讓他參加 了，過了一個月零三天就被撤了職。當他得知兒子被害消息後，一連好幾天不說一句話。他把悲冤深深埋藏在心裡，默默地在承受着。然而對陳獨秀的打擊接踵而 至，其長女玉瑩在安慶家鄉聞悉哥哥在上海被殺害，即奔上海要收屍，但無屍可收，據說受酷刑後被分屍慘死的，她過度悲傷和勞累，又暴死於上海醫院，這時候又 失去女兒的陳獨秀真是欲哭無淚啊！

    更讓陳獨秀想不到的是，過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即１９２８年６月６日，第二個兒子喬年在哥哥慘遭分屍的龍華這塊地方上又飲彈倒下，時年僅２６歲。陳喬年是 １９２５春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從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回國的。到北京後被任命為中共北京區委組織部長，與區委書記李大釗、區委宣傳部長趙世炎一起工作。 １９２６年發生的“三·一八”慘案，被魯迅稱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陳喬年組織徒手請願的群眾撤退時，遭軍警刺刀而受傷。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決定留 他在武漢，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並代理李維漢部長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出席了撤銷父親總書記的“八·七”會議，並在會上發言批判父親的錯誤，會後見 了父親也還“說教”一番，陳獨秀對在場的秘書說：“你看，兒子竟然教訓起老子來，豈有此理！”會後，陳喬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１９２７年冬調至上 海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６日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他主持召開各區組織部長聯席會議時，被叛徒告密遭捕。由於喬年化名為王某，當局和 叛徒不認識，黨組織策劃營救，由被捕的周之楚頂替陳喬年，正實施之際，海外華僑大商的周父，急回國用重金救出周。１９２８年６月６日與共產黨員鄭復他、許 白昊一起被槍殺。這時還被當局懸賞３萬的陳獨秀驚聞二兒被害的噩耗，真是痛不欲生！即使到了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國民黨政府派人以勞動部長的高官厚祿拉攏他 時，還義正嚴詞地對來人說：“蔣介石殺了我那麼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與他不共戴天！”

春秋中文社區http://bbs.cqzg.cn    陳獨秀去逝１１年後的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１日，毛澤東來到安慶問當地負責人：陳獨秀的家在哪裡?回答說：在獨秀山下。毛澤東又問：是獨秀山以陳獨秀得名，還 是陳獨秀因山而得名?回答說：原來就有獨秀山，先有獨秀山，後有陳獨秀。１９８２年在鄧小平的親筆批示下，陳獨秀的墓也仿照西湖岳飛墓修復擴建完工。 １９８９年四川省江津縣陳獨秀的原葬墓址也得以重修。陳獨秀地下有知，你的冤屈應該是洗雪了，但留給後人卻似長江水一樣無盡的思考：原墓址和真墓，一個在 長江頭，一個在長江尾，滔滔的長江把江津和安慶連在一起，在共同招一個冤魂；而安徽省安慶的獨秀山，一枝獨秀地兀立在長江邊上，似永遠在向宇空化解無數的 冤屈後安然慶祝。

                                               作者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