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風暴中的兩代母女情
五零年夏秋開展了 “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運動”. 簡稱大鎮反. 主要是鎮壓社會上的現行反革命和歷史反革命。 五五年搞的肅反審幹, 是清理革命隊伍內部隱藏較深的反革命. 所以一個叫大鎮反, 一個叫肅反。 當時上面傳達說, 蔣介石逃離大陸時, 布置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潛伏下來搞破壞活動。 反革命分子現行活動猖獗, 氣焰囂張, 所以要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 但在我的記憶中, 就昭通而言, 解放初期沒有聽說過有什麼重大的現行反革命事件, 當時鄧小平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 在西南地區鎮反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概括了四個字: “穩,准,狠,快”地鎮壓反革命. 這四個字應該突出 “准” 字. 如果不准, 必然是草菅人命, 亂殺無辜. 由於功利主義及寧左勿右思想的作祟, 鄧小平鎮反的四個字方針層層傳達下去只剩下兩個字 “狠, 快”. 所以一個區級幹部可以不經上報就可以隨心所欲批准殺人. 後來殺人多的縣區幹部雖然受到了處分, 無非是批評寫檢查, 就抵消了不該殺而被殺者的命債。
昭通地區的鎮反主要是四十三師政委薛韜主管。昭通城內是錢東平主管. 薛韜最相信錢東平, 連身為地委書記的李德仁都懼錢三分. 地委組織部長猛被排斥在外, 常被派到縣上去協助剿匪和調查研究. 錢東平主管的昭通中學也殺了好幾個學生. 他依靠幾個積極份子, 就確定哪些是反革命份子。 在他們的亂搞下屈死了一些學生. 後來這些積極份子在反右運動時被打成右派, 這真是報應.
大鎮反時整個昭通地區倒底殺了多少人? 其中真正的反革命又占多少? 我沒有調查過. 當時我是在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被調到昭通附近的農村去搞土地占有和地主富農剝削情況的調查, 為減租退押,土地改革作準備。 在大鎮反中被殺的人中有我認識的老師和同學. 如讀初中時有個教語文的老師名叫何鳴歧. 他平易近人, 對學生很好, 很少訓斥學生. 我對他的印象很好. 他家是基督徒, 人們稱何耶穌家, 聽說他被鎮壓了, 我感到吃驚. 也沒有聽說他搞什麼反革命活動. 因信基督教, 可能列為帝國主義份子被殺的吧! 另一個是初中時大我一班的女同學, 名叫張思淑, 人開朗活潑, 有雙大眼睛和一張微笑的臉. 她曾帶我去過她家, 吃過她家的酸蘿蔔. 她也被鎮壓了, 不知什麼罪? 只聽說她哥哥張思義是特務, 她也是特務. 她哥哥在雲大讀書時與猛是同學. 當時進步學生都說張思義是特務. 解放後張思義在昆明被捕, 但大鎮反時他也未被殺. 勞改幾年後已被釋放. 可見當時不同地區的判罪差別和量刑標準有多大! 當時張思淑有個堂叔叫張伯苓, 是昭通地區的副專員. 據說張思淑被列為鎮壓的名單送過給他看, 是他 “大義滅親” 同意殺的. 還有一個叫王孝禮的昭通地下黨員大鎮反時也被殺了. 對他的被殺地方幹部中反映強烈. 但當時沒有誰敢公開反對. 只是過了一段時間後私下議論紛紛.
當時的省委領導對鎮反的擴大化有所警覺。猛曾代表地委去昆明向省委領導宋任窮專門匯報昭通的鎮反情況。當猛講到鎮雄縣鎮反殺了幾個人以後，稅收就比以前容易了時，宋任窮馬上打斷猛的匯報進行了批評說：你這個同志真是猛啊，你這個觀點可是不對啊，稅收怎麼能夠靠殺人。雖然如此，在當時的寧左勿右大潮流下，這些清醒的認識到了下面沒有成為主流。
五零年冬至五一年春, 緊接着大鎮反農村又開展了減租退押運動. 自解放後農民也基本沒有交地租了,根本沒有什麼減租的問題， 主要是退押。 農民租地主的土地首先要交押金. 這次退押金還加上押金的利息. 對地主來說就是翻好幾倍地把押金退給農民。 當時的目的提的很清楚, 要通過減租退押, 搞光地主的浮財(現金,存款等). 地主收押金時是一家一戶小額數目的收進來. 現在要把所有的押金本金加上多年的利息一齊退還給農民. 這樣做法可以說沒有一家地主可以如數退得出來的。對退不出來的地主家，貧僱農協會就會上門逼債. 母親愁眉不展, 她不可能拿出農協會所要求退還的押金數, 只好一再要求延期籌款。
父親當時還未回部隊. 他所在部隊已去抗美援朝. 林彪曾發過電報催他回部隊. 但他自起義後思想一直不舒暢, 認為長春起義他起了重要作用. 但起義後對他不信任. 他的親信被調離。軍隊發動士兵背靠背訴他的苦. 好久沒人給他打過一次電話，電話上都堆滿了灰塵. 他只好做冷板凳. 他隨時提防被整。 四九年底抽調四野五十軍(六十軍起義後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五十軍) 參加二野解放重慶. 在路上他們遇到土匪襲擊. 他與軍政委徐文林在一塊. 他很害怕徐文林若在行軍路上有個好歹, 而他自己沒事, 那他就說不清了. 所以他立即調集精銳部隊保護徐文林. 自己親自帶部隊追擊土匪. 從以上他跟我講的這些事情中可見他心情是不會舒暢的. 所以五零年初以安頓家眷為託詞, 請假從重慶飛回昆明, 在”家”的溫暖的窩裡遲遲不肯歸隊. 母親知道父親還在昆明, 只好三天兩頭寫信給父親, 叫他想辦法籌措退押的款. 父親也拿不出這麼多的錢款, 只好想辦法變賣昆明的房產.
結婚兩個月後, 我與政策研究室主任黃菊和到農村搞調查. 工作不算很苦. 但不幾天后老覺得腸胃不好, 吃飯就發嘔. 那時沒有什麼零食可吃, 一日兩餐玉米飯淡菜湯, 很難下咽. 黃菊和比我大近十歲, 我們都叫她大姐. 她見我這個症狀, 就問我是不是懷孕了. 我說我也不`知道. 在那裡撐了一個多月後回到地委會. 地委會的伙食玉米飯圓白菜煮湯, 湯上飄着幾點油珠, 幾乎天天如此. 搞得我一聞到圓白菜味就想吐. 以後幾年時間內都怕吃圓白菜了。 自大鎮反開始後, 母親愁苦的日子也一天天加深. 我懷孕反應嚴重的那幾個月, 家裡多少還有點東西. 實在受不了的時候, 就跑回家母親總要想辦法給我弄點可口的東西解解饞。
一九五一年春天, 減租退押到了高潮, 我也臨近分娩。 父親在昆明的賣房一時也難脫手. 退押的錢湊不出來母親也十分焦急。 我快生孩子時，猛到北京去參加全國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 全國地委以上的組織部長都參加。猛走後我怕晚上要生孩子無人照顧. 我家離醫院較近. 晚上只好去母親那裡去住.要分娩了我要上醫院， 母親不能送我去醫院，她不敢出門, 隨時等候農協會的光臨和指示. 母親只好請我家可以與母親共患難的老保姆解大媽和母親的乾女兒李遠鳳送我去醫院. 那時沒有什麼交通工具, 只能走路去醫院. 母親那憂愁, 恐懼, 無助的眼光一直送我消失在她的視線外. 這是我最後一次離開母親的家。 因為紅色風浪一浪高過一浪, 最後淹沒了母親的家, 也淹沒了母親! 生第一個孩子比較難產, 在醫院待產三天才生下了大女兒. 我身心都極度痛苦和疲憊。 母親生我時受盡了折磨. 那時沒有醫院生產,都是在家請人接生, 母親難產, 九死一生生下了我, 父親那時在昆明軍校. 我和母親一樣, 生產時丈夫都遠在他鄉。 母親被父親遺棄, 一生過着憂鬱孤獨的日子. 我的童年就是在她的嘆息中渡過. 我生第一個孩子時, 母親還不到五十歲, 但已很蒼老. 她身體一向瘦弱多病. 父親常給她寄些補藥和衣料補償他對母親的愧疚。 我小時曾立志長大後要給母親帶來幸福. 但現實如此殘酷! 特殊的歷史和政治原因把我推到了母親的對立面. 只有我們血脈相承的心互相牽掛着! 我對她不可能有什麼幫助, 她也理解, 也不乞求我給她什麼.生產期間我身心越來越痛苦. 想到母親也如此生養我, 而我無所回報. 懷中抱着初生的嬰兒, 腦里總是浮現母親瘦弱驚恐無助的眼神, 我的眼淚不斷湧出滴在嬰兒的臉上.孩子哭了,提醒了我對她的責任.在那個可能一句話, 一個行動就可會帶來截然不同命運的時代, 我必須面對現實, 好生走穩自己的路, 不要給孩子帶來不利她成長的影響. 這也是母親的願望. 不管強加給她什麼罪名,由她獨自承擔吧!
解放初期昭通還沒有共產黨政府自己的醫院. 只有一家英國人開的醫院和一家法國人開的醫院. 我生產的醫院是法國天主教會的醫院. 醫生護士基本上都是法國人. 護士是修女, 昭通人叫孃孃. 給我接生的是法國男醫生. 名字不知道. 病人都稱他楊醫生. 醫術很好, 人也和氣. 護士是沙孃孃. 名字叫什麼也沒有問過. 對病人也有耐心。 我生孩子時正是他們做完彌撒(天主教儀式)天剛剛亮的時候. 由於孩子大難產, 醫生做了側切的手術才生下孩子, 所以住了約一周的醫院拆了傷口縫線才出醫院. 出院時猛還未從北京回來. 記得是地委書記李德仁的警衛員李忠在轎行叫了一頂轎子把我接到地委會宿舍。 生孩子後在醫院沒有解過大便. 回地委宿舍後兩三天想解大便老解不出來. 憋得我從肚子到肝門痛得晚上無法睡覺一夜呻吟. 沒有辦法只好又上醫院. 醫院給我灌腸, 這是治便秘的最有效的辦法. 結果灌了腸還是解不出大便. 醫生只好帶上醫用手套, 從肛門裡摳出一砣砣像石頭一樣的一盆大便. 心裡真是感激法國醫生不嫌髒為我解除了痛苦. 以後講起在法國醫院生產的情況, 猛還說是不是帝國主義辦的醫院搗鬼? 真是只要帶有政治色彩, 就好壞難辨了.
父親在昆明終於把房子賣給了商業廳做幼兒園. 把昭通貧協會(貧僱農協會)要的押金如數退清了. 當時雲南日報奉省委之命登了一則表揚父親帶頭退清農民押金的文章. 減租退押這一關母親總算暫時熬過來了. 接着就是土地改革. 母親的住房被沒收了, 土地也被沒收了. 人被帶到農村接受農民批鬥。當局並未因父親在長春起義和退清農民押金受表揚而對母親手下留情. 據我老婆婆說, 母親曾交一隻金手鐲請她收藏. 因她是城市貧民, 不會有人去搜查她. 後來突然有一天來了些農民找她, 要她交出母親請她保管的金手鐲, 她嚇壞了趕緊把手鐲交給農民. 可見母親當時不知受了多大的罪, 忍受不了皮肉之痛只好把最後一點積蓄交出來, 還拖累了我老婆婆幾乎戴上窩藏之罪.
我家的土地有兩處, 一處是魯甸梭山, 一處是昭通縣小堡子青崗嶺. 梭山的土地本是祖墳所在地, 但山高路遠, 農民很貧困. 四十年代初期父親回昭通時就帶着母親去梭山上祖墳, 並殺雞宰羊宴請佃農, 宣布隴家的土地誰種歸誰, 隴家不再收租, 提前十年就主動土改了. 所以要她去接受批鬥的是青崗嶺的農民. 母親信佛教信因果報應. 每年三月青黃不接的時候她就會拿出些糧食來施捨給十分困難的佃戶. 所以受過她恩惠的老實農民是不想斗她的. 我老婆婆有親戚在青崗嶺一帶, 她的親戚曾給她講, 批鬥母親時, 主持會的人叫一個很貧窮的婦女上台去控訴地主的罪行. 結果那個婦女上台不僅沒有說我母親什麼罪行, 反而說她困難時我母親救助了她. 話還沒有說完被主持會的人轟下了台. 土改時對這種講實話的農民都看作是受地主小恩小惠收買, 沒有階級覺悟的落後分子.
土改時, 我已被調離到別的縣去搞土改, 上級有規定凡是地主出身的幹部土改時必須調離當地, 到別的縣去參加土改, 這叫”迴避”. 所以母親被批鬥的具體情況我是不知道的. 後來聽說土改批鬥中, 母親忍受不了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曾自殺過沒有死成, 經過九死一生後, 終於闖過了土改關. 最後在我家原住房的附近分得了兩小間平房安身. 五三年昭通土改基本結束, 我被調到昆明工作. 五五年供給制改為薪金制, 我每月大約二.三十元. 母親的養子隴澤琨還在讀書, 他與母親生活在一起. 我每月寄錢給他供他讀書, 實際上也是想母親可以從中得到一點生活費. 我不敢直接給母親寄錢,否則就是與地主階級劃不清界限的階級立場問題. 我們一家人當時分別屬於三種不同的人群. 我是共產黨員, 國家幹部. 父親及後媽屬於統戰對象, 政府給安排了工作. 母親因經管父親祖業的土地, 成了地主分子是專政對象. 這就是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奇怪現象. 後來母親的養子隴澤琨高中畢業被分配到窮山惡水的鎮雄縣鄉下教小學. 我不能再給他寄錢. 有什麼渠道接濟母親的生活呢? 想到母親有個親妹妹, 一直在家吃齋念佛從來沒有接過婚, 孤人一個屬於城市貧民, 我寄錢給她她會心知肚明的分一部分給我母親. 但後來聽說她認為我寄給她的錢就是只給她的. 沒有給我母親. 真是在金錢面前, 她成天念佛的慈悲心也沒有了。母親苟延殘喘地活到了五八年, 這時她五十四歲. 又一個劫難”大躍進” 來了. 昭通要修建城郊的利濟河道. 地富反壞右分子都要去出工, 母親瘦弱的身子經不住再折磨了, 白天去抬土, 晚上孤人一個睡在床上再也起不來了, 結束了她痛苦淒涼的一生! 隴澤琨和舅父把她埋在了城郊的圓寶山上。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 政治環境越來越寬鬆, 人性也漸在復甦, 我老婆婆八三年去世時已興建墳立碑, 我們給她建了墳墓. 我想到了我的母親, 生不能俸養她, 死後二十幾年我們有條件也該給她建個墳墓回鄉去悼念悼念. 我寫信給隴澤琨說了我的意思, 並叫他了解一下要多少錢建個墓碑, 我準備寄錢給他. 結果他回我信說, 圓寶山要建工廠時, 通知過遷墳. 他和舅父去過, 已找不到墳在那裡了. 知道母親最後連屍骨都不知去向, 心裡十分悲痛, 遙望東方，母親結束生命的地方, 心裡痛呼，媽媽，女兒對你十分愧疚。 從此我對家鄉沒有任何牽掛, 只有痛苦的記憶, 這也是我自一九五三年離開昭通後, 再也沒有回去過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