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省委老书记回忆录透露什么信息？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6月12日16:29:54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毛泽东在有些情况下表现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像对梁漱溟、对彭德怀，有些情况下却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很有纳谏“雅量”，像对江渭清。其间的区别，要看毛泽东当时的处境、心情，更要看是谁进谏、进谏什么，为什么进谏，用什么方式进谏 ◆高伐林 　　近年来读书，有些零碎感触。不如写出来，自己留个记录，也说不定对别人有点用。 　　就从随手抄起的一本书开始：《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今天的读者，知道江渭清是谁吗？我很怀疑。 　　江渭清1954年到1967年，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文革”后期復出，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他是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十三大时，年龄大了，当了中顾委委员；2000年去世，享年90岁。 　　一般读者可能并不是太留意：最近十多年来，中共高官、将帅的回忆录和传记，在中国大陆真是出版了不少。其中职位高、影响大的，或者与某个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们可能有所耳闻，像徐向前回忆录、吴德回忆录之类；而像江渭清这样级别官员的回忆录，一般读者可能就兴趣不大了，这本书，印了5130册，有零有整，我推测，5000册给新华书店，130册，可能是作者自己和家属要的？ 　　中共退休高官写这类书，一般都有庞大的班子。江渭清自己在后记中，提到省里四套班子“十分关心”，感谢了省委办公厅、省委党史办、省档案馆、南京市委党史办的“多方面帮助和支持”，至于“参与和协助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光他提到名字的就有14个人，还有专人对全书文字做统一加工润饰，审核全稿内容和有关史实，此外，他还感谢了出版社“投入了精干的编审力量”，想必那又是一拨人马。 　　当局出版这类书，正如前军委副主席张震在《江渭清回忆录》所写的序中所说，都是“教材”：“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这本回忆录，“对於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党的历史，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革命历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一定会大有裨益”。 　　话说到这个份上，书的内容当然一切要围绕这一目的“隐恶扬善”，有所选择，有所掩盖。不过，其中毕竟还是透露出若干史实，还是有其价值——看得出来，在作者八十有六的高龄出版这本书，且不说他本人想尽可能多留一点信史，而且叙述往事，不可能不透露一些可供研究的信息。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高华的评价：江渭清“如今细细检索当年旧事，虽在不少涉及敏感的地方多有避讳，但总体上仍不失客观和真实，其回忆录称得上是一部颇为珍贵的中共地方政治生态学的实录。它展现了地方与中央各种复杂的、起承转合的关系，不仅是可供研究的样本，亦是一部毛时代地方官员的‘心灵史’”。（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 富省的中等县也饿死三万五千人 　　关于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饿死多少人？由于官方始终讳莫如深，坊间一直争论不休。左派人士说：当年是有饥荒，但说饿死了多少万人，却是海内外反共反华势力的恶毒诬蔑；甚至有人说，整个这件事就是子虚乌有、凭空捏造的谎言。 　　那个时期主掌江苏这个中国最富裕省份的江渭清，却在书中透露： 　　（从上到下层层“反右倾”）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我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曾分头下去调查，发现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情况最严重的宝应县为例。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解放后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宝应的自然条件在全省属于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1960年春，省委和国家粮食部门分别派工作组去该县作了调查。根据调查材料，我在5月初扬州地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作了题为《兴（化）高（邮）宝（应）问题的病症何在》的讲话，指出：宝应出现如此严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虚报产量，征购过头。当发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时候，领导上仍然熟视无睹，还在干部中大反“刮低产风”，在群众中大反“瞒产私分”，把群众的口粮、种子都征购一空。（《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448-449页，以下除另注明外，均引自该书，只注页码） 　　顺便说一句，这一严重情况，在江渭清的搭挡、江苏省委常务副书记刘顺元传记中也得到验证：“（1959年）有人路过高淳，发现戴孝的人似乎比往年多。他（刘）派人前去调查，结果发现高淳全县有5000多人患了浮肿病，属非正常死亡的有1519人。（《刘顺元传》，丁群著，江苏人民出版社，312页） 将“枪口”抬高“一厘米” 　　《江渭清回忆录》这本书，15年前就出版，但我是前年才在旅居加州的许家屯老人家看到，向他借来，有空翻翻，今年刚读完。我读它的主要动机，其实是为了从侧面和更广的背景了解对我口述自己历史的许家屯。在江渭清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时，许家屯是省委书记（相当于副书记），共事多年。 　　书中提到许家屯的地方并不太多。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许家屯已经出走美国六年，党籍也早已被开除，在中国大陆官方眼中，许肯定被列入“坏人”之列。《江渭清回忆录》有一处有一百来字，是讲到“文革”这一段时说： 　　这时，许家屯还没有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所以还能与省委一般人保持一致。他揭发这个揭发那个，是后来的事。他叫人上街抄大字报，然后编排拔高，变成他的“揭发材料”，光揭发我的“材料”就有30万字，以此表示他站在“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这都是后话了。(537页) 　　许家屯对我讲述往事时，对江渭清有多处回忆，他的基本态度，是高度肯定。其中讲到一件事，让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安徽、江苏两省的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还有华东局有关负责人坐船顺长江而下，回到各自坐镇的地方。本来以为八届八中全会将纠正“左”倾的中央委员们，却在庐山上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高层权斗，带着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大张旗鼓地反右倾的旨意回来了，庐山会议精神将如何传达？ 　　许家屯说，从庐山下来，离得最近，最先回到自己省里的，是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他的做法，是先传达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写的万言书，让省委委员和干部讨论；然后，再传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和中央的决议，批判右倾思潮，统一认识。 　　这个做法是什么意思呢？这实际上就是重新祭起“引蛇出洞”“请君入瓮”的法宝，在省委干部里“钓鱼”：一旦原原本本传达彭德怀批评大跃进有失有得、得不偿失的万言书，势必勾起许多不明中央意图的省委委员、干部们的共鸣，很可能就纷纷发言赞同彭老总所放的炮，放出很多“右倾”言论；但是这岂不恰恰提供了中央下令要严辞批判的靶子、岂不是陷害这些人吗？ 　　许家屯回忆：安徽省委书记里有个张什么帆，还有一个谁，都对“大跃进”有不同意见，于是曾希圣把这些人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在1959年7月到安徽省无为县视察，顺应民意，解散食堂，严惩酷吏，老百姓称他为“张青天”。结果他和支持他的省委书记处另一个书记陆学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凯帆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关押200多天，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了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据张凯帆回忆录记录，安徽就饿死500万人，无为县饿死30万人。——高注） 　　我们江苏省的刘顺元和省长惠浴宇，对安徽这种做法很不满，特别是刘顺元非常不满，认为这些人不会“右倾反党”。因为刘顺元曾经在淮南工作过，同他们大概同过事（据《刘顺元传》：刘顺元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抗战期间在淮南区党委工作，书记谭震林，副书记刘顺元，委员罗炳辉——高注），知道他们的情况。 　　江渭清回到南京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与隔壁省的这个曾希圣做法不一样。 　　江渭清从庐山回来就病倒了，但硬撑着，稍恢复了一点，就主持传达会议精神。他就是正面传达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央决议——彭德怀的万言书，他只是作为一个附带的东西，一个中央文件点名尖锐批评的靶子来通报。江渭清传达时对下面提的什么口号呢？叫“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多少反多少，有什么反什么…… 　　记得有个“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 　　1991年9月，德国统一后，开庭宣判柏林墙守卫杀人案。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高定，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这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     柏林法庭最终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他的律师辩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没有选择权利，所以罪不在他。法官指出：“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许家屯的这段回忆，让我看到，即使在全党屈服于毛泽东的淫威之下时，还是有江渭清这样的高官，将“枪口”抬高了“一厘米”。 　　江渭清在回忆录里写道：“江苏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共254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的0.2％，虽然比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2％的估计少得多，但毕竟伤害了一些同志。”（447页） 顶撞毛泽东的胆量和艺术 　　《江渭清回忆录》中写到多次顶撞毛泽东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1957年7月上旬，毛泽东到南京召集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曾严厉批评了我。 　　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 　　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讲对就打80分……” 　　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我想：自己是省委第一书记，是省里一班人的班长，如果书记、常委内有“右派”，那我就是“头”，所以我秉公直言：“要反右派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415－416页） 　　江渭清对毛泽东的这段描述，生动再现毛泽东当年的神态，“是迄今为止，极少的近距离反映毛泽东在反右期间行为的珍贵文字”（高华语）。 　　我们在许多书中看到，毛泽东在有些情况下表现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像对梁漱溟、对彭德怀），有些情况下却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很有纳谏“雅量”。其间的区别，在于五个“W”：要看毛泽东当时的处境、心情，更要看是谁进谏、进谏什么，为什么进谏。毛泽东很清楚：这江渭清，态度恭敬，虽有口角顶撞，用心只是为保护自己的部下，绝非蓄意冒犯自己的权威，也就顺水推舟，放他一马了。 　　这番对话，可以看成是中共高官抗上但又自保的典范，官场语言艺术可圈可点。这让我想起《红楼梦》第四十六回中，王熙凤对贾母是多么会说话了。 　　贾母因贾赦要讨自己的大丫环鸳鸯为妾，而大发雷霆，探春、宝玉都用自己的办法来劝慰贾母，独有王熙凤的方式别具一格：     凤姐儿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了？”贾母听了，与众人都笑道：“这可奇了！倒要听听这不是。”凤姐儿道：“谁教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儿似的，怎么怨得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 《江渭清回忆录》中照片：1956年1月，毛泽东视察江苏，与江渭清亲切交谈。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在《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一文中，专门有一段写到为何一般人对毛泽东都是诚惶诚恐，而江渭清却能既唱出反调，还不失去毛泽东的宠信。 　　高华指出： 　　毛泽东与华东地区的几位省委第一书记早在红军时期均已相识，与主政浙江的江华等相比，江渭清虽与毛泽东渊源较浅，但是江与毛的老部下谭震林关系密切。谭震林与毛泽东有极深的历史渊源，数十年深受毛的信任。1952-1954年，谭震林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日常工作，是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江渭清作为谭震林的部属，也相应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 　　江渭清早年投身革命洪流，中年后长期身任封疆大吏，在风云莫测的毛时代，练就了一套极为丰富、熟稔地应对北京的为官之道。在反右、反右倾的风暴中，巧妙地维护了地方的利益，又以不投机、不取巧而得以在60年代中期的毛、刘争执中避祸与身，终于渡过了文革的劫难。 　　高华还指出，毛泽东的“大度”并不表明他可容忍对自己权威的任何冒犯。在主持召开了全面部署反右派的青岛会议后，毛泽东派出了反右钦差大臣彭真和康生，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 　　而康生指导江苏反右运动一事，在《江渭清回忆录》中，只字不提，好像完全没有这回事儿。 　　《江渭清回忆录》还披露了许多令人深思的史实，例如，江渭清如何对毛泽东和柯庆施抗命、不肯将自己的副手、当时江苏省委常务副书记刘顺元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例如，在“四清”运动中左得不得了的刘少奇如何高调严辞批评江渭清，逼迫江渭清做检查，等等。有时间还将写出我的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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