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省委老書記回憶錄透露什麼信息？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6月12日16:29:5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毛澤東在有些情況下表現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像對梁漱溟、對彭德懷，有些情況下卻是“宰相肚裡能撐船”，很有納諫“雅量”，像對江渭清。其間的區別，要看毛澤東當時的處境、心情，更要看是誰進諫、進諫什麼，為什麼進諫，用什麼方式進諫 ◆高伐林 　　近年來讀書，有些零碎感觸。不如寫出來，自己留個記錄，也說不定對別人有點用。 　　就從隨手抄起的一本書開始：《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今天的讀者，知道江渭清是誰嗎？我很懷疑。 　　江渭清1954年到1967年，擔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華東局書記、南京軍區政委，“文革”後期復出，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他是中共八屆、十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十二大、十三大時，年齡大了，當了中顧委委員；2000年去世，享年90歲。 　　一般讀者可能並不是太留意：最近十多年來，中共高官、將帥的回憶錄和傳記，在中國大陸真是出版了不少。其中職位高、影響大的，或者與某個重大歷史事件有關的，人們可能有所耳聞，像徐向前回憶錄、吳德回憶錄之類；而像江渭清這樣級別官員的回憶錄，一般讀者可能就興趣不大了，這本書，印了5130冊，有零有整，我推測，5000冊給新華書店，130冊，可能是作者自己和家屬要的？ 　　中共退休高官寫這類書，一般都有龐大的班子。江渭清自己在後記中，提到省里四套班子“十分關心”，感謝了省委辦公廳、省委黨史辦、省檔案館、南京市委黨史辦的“多方面幫助和支持”，至於“參與和協助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光他提到名字的就有14個人，還有專人對全書文字做統一加工潤飾，審核全稿內容和有關史實，此外，他還感謝了出版社“投入了精幹的編審力量”，想必那又是一撥人馬。 　　當局出版這類書，正如前軍委副主席張震在《江渭清回憶錄》所寫的序中所說，都是“教材”：“要用歷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這本回憶錄，“對於幫助人們特別是青少年了解黨的歷史，了解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革命歷程，繼承和發揚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一定會大有裨益”。 　　話說到這個份上，書的內容當然一切要圍繞這一目的“隱惡揚善”，有所選擇，有所掩蓋。不過，其中畢竟還是透露出若干史實，還是有其價值——看得出來，在作者八十有六的高齡出版這本書，且不說他本人想儘可能多留一點信史，而且敘述往事，不可能不透露一些可供研究的信息。正如著名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教授高華的評價：江渭清“如今細細檢索當年舊事，雖在不少涉及敏感的地方多有避諱，但總體上仍不失客觀和真實，其回憶錄稱得上是一部頗為珍貴的中共地方政治生態學的實錄。它展現了地方與中央各種複雜的、起承轉合的關係，不僅是可供研究的樣本，亦是一部毛時代地方官員的‘心靈史’”。（高華《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二十一世紀》1998年4月號） 富省的中等縣也餓死三萬五千人 　　關於中國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究竟嚴重到什麼程度，餓死多少人？由於官方始終諱莫如深，坊間一直爭論不休。左派人士說：當年是有饑荒，但說餓死了多少萬人，卻是海內外反共反華勢力的惡毒誣衊；甚至有人說，整個這件事就是子虛烏有、憑空捏造的謊言。 　　那個時期主掌江蘇這個中國最富裕省份的江渭清，卻在書中透露： 　　（從上到下層層“反右傾”）由於高估產、高徵購，從1959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我和省委其他負責同志曾分頭下去調查，發現一些地區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情況最嚴重的寶應縣為例。從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該縣先後死亡35391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6.2％。在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屬於正常死亡，絕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死的。解放後多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927名，其中死嬰153名。 　　寶應的自然條件在全省屬於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發生大的自然災害。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嚴重的問題呢？1960年春，省委和國家糧食部門分別派工作組去該縣作了調查。根據調查材料，我在5月初揚州地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曾作了題為《興（化）高（郵）寶（應）問題的病症何在》的講話，指出：寶應出現如此嚴重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虛報產量，徵購過頭。當發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時候，領導上仍然熟視無睹，還在幹部中大反“刮低產風”，在群眾中大反“瞞產私分”，把群眾的口糧、種子都徵購一空。（《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448-449頁，以下除另註明外，均引自該書，只注頁碼） 　　順便說一句，這一嚴重情況，在江渭清的搭擋、江蘇省委常務副書記劉順元傳記中也得到驗證：“（1959年）有人路過高淳，發現戴孝的人似乎比往年多。他（劉）派人前去調查，結果發現高淳全縣有5000多人患了浮腫病，屬非正常死亡的有1519人。（《劉順元傳》，丁群著，江蘇人民出版社，312頁） 將“槍口”抬高“一厘米” 　　《江渭清回憶錄》這本書，15年前就出版，但我是前年才在旅居加州的許家屯老人家看到，向他借來，有空翻翻，今年剛讀完。我讀它的主要動機，其實是為了從側面和更廣的背景了解對我口述自己歷史的許家屯。在江渭清擔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時，許家屯是省委書記（相當於副書記），共事多年。 　　書中提到許家屯的地方並不太多。這本書出版的時候，許家屯已經出走美國六年，黨籍也早已被開除，在中國大陸官方眼中，許肯定被列入“壞人”之列。《江渭清回憶錄》有一處有一百來字，是講到“文革”這一段時說： 　　這時，許家屯還沒有同“造反派”結合在一起，所以還能與省委一般人保持一致。他揭發這個揭發那個，是後來的事。他叫人上街抄大字報，然後編排拔高，變成他的“揭發材料”，光揭發我的“材料”就有30萬字，以此表示他站在“革命路線”的實際行動，這都是後話了。(537頁) 　　許家屯對我講述往事時，對江渭清有多處回憶，他的基本態度，是高度肯定。其中講到一件事，讓我留下比較深的印象。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安徽、江蘇兩省的省委書記、上海市委書記，還有華東局有關負責人坐船順長江而下，回到各自坐鎮的地方。本來以為八屆八中全會將糾正“左”傾的中央委員們，卻在廬山上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高層權鬥，帶着批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大張旗鼓地反右傾的旨意回來了，廬山會議精神將如何傳達？ 　　許家屯說，從廬山下來，離得最近，最先回到自己省里的，是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他的做法，是先傳達彭德懷寫給毛澤東寫的萬言書，讓省委委員和幹部討論；然後，再傳達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和中央的決議，批判右傾思潮，統一認識。 　　這個做法是什麼意思呢？這實際上就是重新祭起“引蛇出洞”“請君入甕”的法寶，在省委幹部里“釣魚”：一旦原原本本傳達彭德懷批評大躍進有失有得、得不償失的萬言書，勢必勾起許多不明中央意圖的省委委員、幹部們的共鳴，很可能就紛紛發言贊同彭老總所放的炮，放出很多“右傾”言論；但是這豈不恰恰提供了中央下令要嚴辭批判的靶子、豈不是陷害這些人嗎？ 　　許家屯回憶：安徽省委書記里有個張什麼帆，還有一個誰，都對“大躍進”有不同意見，於是曾希聖把這些人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凱帆，在1959年7月到安徽省無為縣視察，順應民意，解散食堂，嚴懲酷吏，老百姓稱他為“張青天”。結果他和支持他的省委書記處另一個書記陸學斌，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凱帆被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關押200多天，經批判鬥爭後送淮北某礦勞動。其妻史邁也受到了株連，全家被趕出省府住宅大院。據張凱帆回憶錄記錄，安徽就餓死500萬人，無為縣餓死30萬人。——高注） 　　我們江蘇省的劉順元和省長惠浴宇，對安徽這種做法很不滿，特別是劉順元非常不滿，認為這些人不會“右傾反黨”。因為劉順元曾經在淮南工作過，同他們大概同過事（據《劉順元傳》：劉順元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抗戰期間在淮南區黨委工作，書記譚震林，副書記劉順元，委員羅炳輝——高注），知道他們的情況。 　　江渭清回到南京傳達廬山會議精神，與隔壁省的這個曾希聖做法不一樣。 　　江渭清從廬山回來就病倒了，但硬撐着，稍恢復了一點，就主持傳達會議精神。他就是正面傳達毛澤東的講話和中央決議——彭德懷的萬言書，他只是作為一個附帶的東西，一個中央文件點名尖銳批評的靶子來通報。江渭清傳達時對下面提的什麼口號呢？叫“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多少反多少，有什麼反什麼…… 　　記得有個“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 　　1991年9月，德國統一後，開庭宣判柏林牆守衛殺人案。兩年前一個冬夜裡，剛滿20歲的克利斯和高定，攀爬柏林牆企圖逃向自由。幾聲槍響，一顆子彈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腳踝被另一顆子彈擊中。克利斯很快就斷了氣，這是這堵牆下最後一個遇難者。     柏林法庭最終判處開槍射殺克利斯的衛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他的律師辯稱，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沒有選擇權利，所以罪不在他。法官指出：“你明明知道這些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力，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許家屯的這段回憶，讓我看到，即使在全黨屈服於毛澤東的淫威之下時，還是有江渭清這樣的高官，將“槍口”抬高了“一厘米”。 　　江渭清在回憶錄里寫道：“江蘇全省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的黨員、幹部共254人，占參加運動的黨員總數的0.2％，雖然比當時中央所作的全國大約占2％的估計少得多，但畢竟傷害了一些同志。”（447頁） 頂撞毛澤東的膽量和藝術 　　《江渭清回憶錄》中寫到多次頂撞毛澤東的故事。其中一個是這樣的： 　　1957年7月上旬，毛澤東到南京召集部分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時，曾嚴厲批評了我。 　　毛主席問：“你們江蘇省委書記、常委裡頭，有沒有右派？為什麼不反？” 　　我回答說：“主席啊！哪個人沒有幾句錯話呢？您老人家說的嘛，十句話有九句講對，就打90分；八句講對就打80分……” 　　毛主席大概沒料到我會這樣回答，頓時生氣起來，他拍着沙發邊的茶几，說：“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我想：自己是省委第一書記，是省里一班人的班長，如果書記、常委內有“右派”，那我就是“頭”，所以我秉公直言：“要反右派可以，請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調開，另外派人來。因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讓別人來反。” 　　聽我這麼表態，毛主席倒消了氣，說：“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還帶着幽默的口吻說：“渭清啊，你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我回答說：“主席啊，我是捨得一身剮，要為您老人家護駕！”（415－416頁） 　　江渭清對毛澤東的這段描述，生動再現毛澤東當年的神態，“是迄今為止，極少的近距離反映毛澤東在反右期間行為的珍貴文字”（高華語）。 　　我們在許多書中看到，毛澤東在有些情況下表現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像對梁漱溟、對彭德懷），有些情況下卻是“宰相肚裡能撐船”，很有納諫“雅量”。其間的區別，在於五個“W”：要看毛澤東當時的處境、心情，更要看是誰進諫、進諫什麼，為什麼進諫。毛澤東很清楚：這江渭清，態度恭敬，雖有口角頂撞，用心只是為保護自己的部下，絕非蓄意冒犯自己的權威，也就順水推舟，放他一馬了。 　　這番對話，可以看成是中共高官抗上但又自保的典範，官場語言藝術可圈可點。這讓我想起《紅樓夢》第四十六回中，王熙鳳對賈母是多麼會說話了。 　　賈母因賈赦要討自己的大丫環鴛鴦為妾，而大發雷霆，探春、寶玉都用自己的辦法來勸慰賈母，獨有王熙鳳的方式別具一格：     鳳姐兒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與眾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要聽聽這不是。”鳳姐兒道：“誰教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的水蔥兒似的，怎麼怨得人要？我幸虧是孫子媳婦，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 《江渭清回憶錄》中照片：1956年1月，毛澤東視察江蘇，與江渭清親切交談。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在《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一文中，專門有一段寫到為何一般人對毛澤東都是誠惶誠恐，而江渭清卻能既唱出反調，還不失去毛澤東的寵信。 　　高華指出： 　　毛澤東與華東地區的幾位省委第一書記早在紅軍時期均已相識，與主政浙江的江華等相比，江渭清雖與毛澤東淵源較淺，但是江與毛的老部下譚震林關係密切。譚震林與毛澤東有極深的歷史淵源，數十年深受毛的信任。1952-1954年，譚震林實際主持中共中央華東局的日常工作，是華東地區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江渭清作為譚震林的部屬，也相應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 　　江渭清早年投身革命洪流，中年後長期身任封疆大吏，在風雲莫測的毛時代，練就了一套極為豐富、熟稔地應對北京的為官之道。在反右、反右傾的風暴中，巧妙地維護了地方的利益，又以不投機、不取巧而得以在60年代中期的毛、劉爭執中避禍與身，終於渡過了文革的劫難。 　　高華還指出，毛澤東的“大度”並不表明他可容忍對自己權威的任何冒犯。在主持召開了全面部署反右派的青島會議後，毛澤東派出了反右欽差大臣彭真和康生，分別坐鎮南京和蘇州，具體指導江蘇的反右運動。 　　而康生指導江蘇反右運動一事，在《江渭清回憶錄》中，隻字不提，好像完全沒有這回事兒。 　　《江渭清回憶錄》還披露了許多令人深思的史實，例如，江渭清如何對毛澤東和柯慶施抗命、不肯將自己的副手、當時江蘇省委常務副書記劉順元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又例如，在“四清”運動中左得不得了的劉少奇如何高調嚴辭批評江渭清，逼迫江渭清做檢查，等等。有時間還將寫出我的讀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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