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三次保下習近平之父習仲勛

毛澤東一到陝北就提出停止捕人，救了習仲勛一條命  

習仲勛在1926年5月就投身革命，1934年，二十多歲的習仲勛已經是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了。他同劉志丹等同志一起創建了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是劉志丹的主要助手。  
　　
1935年9月，思想極左的中央代表來到陝北，立即搞起了“肅反”運動，把劉志丹、習仲勛等定為“反革命”，關押了起來。原來，他們把陝北紅軍領導人為了 發展革命力量，分化敵人而採取的爭取敵軍上層起義，爭取中間力量支持紅軍等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政策和策略，說成是“右傾投降”。  
　　
據習仲勛回憶：“我被關押了，起初在王家坪，後來押到瓦窯堡，和劉志丹一起關在一個舊當鋪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搞法西斯審訊方式……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許多人被迫害致死。”  
　　
恰在此時，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了吳起鎮。1935年的11月3日，中其中央政治局在甘泉縣下寺灣召開常委會議，聽取陝甘晉省委副書記和西北軍委主席聶 洪鈞匯報工作。當他們匯報到“肅反”問題時，毛澤東立刻提出：“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接着，毛澤東派剛剛擔任國家保衛局長 的王首道等帶工作組前往調查。王首道臨行前，毛澤東專門找他談了一次話，叮囑說：“殺人不篚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出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 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  
　　
經過調查，極左分子所強加在習仲勛等人頭上的“罪名”，完全不威立，是一種陷害。調查結果出來後，毛澤東果斷地給劉志丹、習仲勛等人平反。  
　　
毛澤東率中央機關來到瓦窯堡後，第一件事，就是要見一見習仲勛。一見面，毛澤東十分驚訝，說：“原來你這麼年輕。”  
　　
這一年，習仲勛剛剛23歲。毛澤東和他談了許多話，從習仲勛的家世、經歷，一直談到他當前的工作。毛澤東對於習仲勛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很高的政策水平，考慮問題全面周到，頭腦清醒，辦事幹練，印象很深。  
　　
經過生死大難．習仲勛經受住了重大考驗。1936年1月，組織上任命他擔任中共關中特委常委、蘇維埃政府副主席。  

習仲勛的能力和才幹得到毛澤東高度評價  

習仲勛在生死關頭，堅持真理，毫不屈服，這一點深得毛澤東賞識。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在中央的會議上明確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這一年，習仲勛剛剛33歲。  
　　
習仲勛曾協助劉志丹在陝北軍事鬥爭中，多次謀劃軍事方略，也曾擔任陝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職務。毛澤東對習仲勛這一點非常看重，解放戰爭開始不久，毛澤東就 不斷對習仲勛委以軍事方面的重任。從1947年起，習仲勛歷任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委、西北野戰兵團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副政委。  
　　
毛澤東轉戰陝北時，讓習仲勛協助彭德懷指揮在陝北的野戰軍。習仲勛協助彭德懷，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帶領部隊、指揮作戰，創造出一個又一個戰爭奇蹟。彭德懷對習仲勛的軍事才能評價很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習仲勛已經是十分重要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主要領導人了。  
　　
1952年初，習仲勛任西北局書記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面主持西北地區工作。一天，毛澤東正在閱讀習仲勛從西安發來的報告——《關於中共中央西北局 委員會全體會議情況》，這時，正好薄一波到毛澤東處匯報工作，毛澤東便對薄一波說：“你講講，習仲勛這個同志怎麼樣?”薄一波脫口而出：“年輕有 為。”  
　　
毛澤東望着薄一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如今已是‘爐火純青’了”。“爐火純青”四個字，是毛澤東對習仲勛的很高評價。  
　　
1952年7月，習仲勛受毛澤東之命，親赴新疆，妥善地解決了發生在那裡的一場民族糾紛事件，穩定了新疆政治形勢，使各民族重歸於好，和睦如初。  
　　
爭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歸順，是習仲勛在西北地區解決眾多民族問題中的一個代表。項謙是當地少數民族的頭人，原來對新中國人民政府採取不合作 的態度，習仲勛針對項謙做了許多爭取工作，終於使項謙放棄對人民政府的敵對態度，與人民政府合作。毛澤東得知這件事後，在一次見到習仲勛時說：“仲勛，你 真厲害。”  
　　
習仲勛主政西北時期所表現出來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魄力，使毛澤東和黨中央更加賞識他，毛澤東想調習仲勛到中央委以中央宣傳部部長重任，他親自在中央做 出此項提議，在中央得到通過。不久，毛澤東見到林默涵和胡喬木，對他們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勛同志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 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1952年9月，習仲勛調任中其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 記。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提議讓習仲勛到政務院擔任重要領導職務。1953年9月，習仲勛任政務院(後為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八屆 中央委員。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  

康生借《劉志丹》小說誣陷習仲勛  

在習仲勛努力協助周恩來總理處理黨政軍重大事務時，卻遭到了康生的陷害。  
　　
康生陷害習仲勛，說來話長。在1943年“整風運動”中，康生搞“搶救運動”，大搞適供信。習仲勛曾堅決地予以抵制。解放戰爭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線，習仲勛再次子以抵制。康生由此和習仲勛結下了仇，而習仲勛對此卻一點兒也不知道。  
　　
建國後，康生陷害習仲勛，起因是小說《劉志丹》。對發表小說《劉志丹》，康生一開始也沒有在意，但當他聽說習仲勛曾看過小說稿後，立即關注起來。  
　　
習仲勛的夫人齊心同志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對仲勛搞突然襲擊．誣陷仲勛勾結《劉志丹》小說作者李建彤，授意拋擲《劉志丹》小說為高崗翻案，說仲勛是掛帥人 物，是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康生還在全會中給毛主席寫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個大發明、”毛主席只不過是在大會上念了一下條子,康生就以此 來作為毛主席語錄並廣為傳播。  
　　
在當時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中央全會上也充滿強調階級鬥爭的氛圍的情況下，康生的陷害得手了。中央決定接受康生的建議。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由康生負責的專案委員會，對習仲勛等人的問題進審查。  

在習仲勛身陷逆境時，毛澤東保護了習仲勛  

經過半年多的審查，1963年5月，康生主持下的審查小組寫了《對(劉志丹)一書的審查報告》，認為“小說誇大和扭曲了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為高崗翻 案，是‘習仲勛反黨集團’的綱領”。在“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習仲勛違心地承擔了責任。1963年，習仲勛被隔離審查。  
　　
按照康生給習仲勛定的“罪名”，習仲勛是“反黨集團”的頭子，是應該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的。但毛澤東沒有同意，保了習仲勛。而且，在毛澤東關照下，組織上安排他在中央黨校(獨居在“西宮所”)學習。  
　　
但是，康生陷害習仲勛的“力度”是很大的。他在羅織了不少材料後上報中央，意圖是置習仲勛於死地。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一次保了習仲勛。中央的決定沒有 採納康生等人的“重處理”意見，而是決定在撤銷習仲勛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後，仍然保留黨籍，還讓他到基層去擔任領導職務。1965年，習仲勛下放到洛陽礦 山機器廠當副廠長。  
　　
“文革”開始後，雖然習仲勛已經遠離北京，但康生並沒有放過他，而是鼓動紅衛兵去洛陽揪斗習仲勛。  
　　
1975年春，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懷下，習仲勛被解除監護，但他的所謂“反黨問題”仍然沒有結論。  
　　
1976年，毛澤東逝世，遠在洛陽的習仲勛從收音機里聽到這個消息時，心中萬分悲痛。  
　　
“文革”結束後，習仲勛的冤案得到徹底平反。習仲勛復出後，曾先後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領導職務。在工作中習仲勛總是講毛澤東的偉大功績，講要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指導工作，而《毛澤東選集》一直是習仲勛愛讀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