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謀》第一章：甫執政強制改造

作者：丁抒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這是毛澤東臨死前不久 ，以一個八十二歲老人的衰病之軀，向全國發布的一條“最高指示”。在他統治國家的二十七年裹，他抓住一個又一個靶子，掀一場又一場批判運動，使整個社會處 於永無休止的鬥爭迴圈之中。接連不斷的鬥爭運動，將中國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之中。而首當其衝被當作鬥爭物件的，幾乎總是中國的知識份子。

一九四九年中共的隊伍打進城市執政時，大多數知 識份子沒有隨國民黨政府撤往台灣。他們選擇留在大陸，並非因為服膺馬克思主義，而是由於對新政府抱有希望，願意為國家效力、為社會服務。他們不知道，共產 黨一旦執政，一般意義的國家、社會便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則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社會主義社會 ”。專家、學者、教授、工程師、醫生則幾乎全部有了新的身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以，他們的厄運幾乎就在那時開始了。儘管那時就受到迫害的知識份子 的人數與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人數相比微不足道，但卻是那場歷史上空前的大迫害的前奏。要弄明白百萬知 識份子怎麼會在五七年成為毛澤東的階下囚，不能不看 看在那之前毛澤東和中共做了些什麼。

讓我們從五十年代初談起吧。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撤離大陸，共產黨宣布“解放”了全中國。在這之前，上海的電影工作者將未攝製完成的電影《武訓傳》的底片藏起，未讓廠方帶到台灣。他們將這部未完成的片子獻給新政府，並在新政府的支持下於一九五○年完成了攝製。

一九五一年二月，該片導演孫瑜給政府總理周恩來去信，表示已遵周的指示將電影修改完畢，希望周“於日理萬機的餘暇，賜以三小時的審映”。孫瑜當日即 接政務院通知，將影片帶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去放映。一百多位中共中央的首長看了這部片子，給予不少掌聲，總司令朱德還特地與導演握手道：“很有教育意 義。” （孫瑜《影片＜武訓傳＞前前後後》，見《中國 電影時報》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十二月六日、 十三日。）

但幾天后毛澤東將片子調去看過，情勢就突然變了。他指責該片宣傳“投降主義”，並通過《人民日報》下令：“歌頌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一律要作出嚴肅的公開自我批評。”由此把這部電影納入了政治鬥爭的軌道。

本來，武訓這個歷史人物並非金體中國人的楷模，他的身上不過比常人更集中了教育救國的精神罷了。作為失學的貧家子弟，他以興辦義學、教育鄉民為己 任，這是無可非議的。至於他為募集捐款，為博取有錢人的施捨，不惜侮辱自己，甚至伏地學狗叫，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亦無可厚非，說這種行為不足為訓、不 值得提倡，也還算是公允。武訓本不是個革命家，他不過以為讀書識字的人多些，世道就會變好罷了。對於作為歷史人物的武訓，毛澤東當然可以有他的看法。他不 喜歡 電影《武訓傳》也不是錯，這本是個文藝與學術的問題。但是毛澤東偏從政治、從階級鬥爭的角度批判武訓“ 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把武訓掃進了反動派的隊伍。在毛眼裹，從來就沒有純學術問題。所以他一聲號令，就把批判武訓和《武訓傳》 變成一場政治運動，在全國範圍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了。

查禁電影《武訓傳》只不過是事情的開頭。毛澤東將因身份欠佳而不能明媒正娶、黨中央政治局明令不得 插手政治的江青解放出來，興師動眾地去山東實地調查武訓的歷史，弄出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記》。

江青與毛結婚十多年，一直被冷落，這回得到了露一手的機會。她率隊到達武訓的故鄉山東省堂邑縣。當地人本把武訓視作驕傲，他的事跡婦孺皆知，有口皆 碑。但當地縣長一知道人“李進”的那個人就是江青，是毛澤東的夫人，就不敢再對武訓說好話了。歷史上那個真實的武訓，在當地人民的心目中從未幹過惡事。他 一生要飯辦義學，沒給自己蓋過房子，捨不得在自己身上多化一文錢，最後因病中吃了別人拋棄的霉爛藥丸子而死去。但江青卻在調查報告中將武訓描繪成“殘酷剝 削農民，甘作封建統治階級孝子賢孫的大地主和大流氓”。一時間，全國上下雨驟風狂，電影局長被撒職，凡誇獎過此影片的頭面人物，包括周恩來在內，都被迫作 檢討，著名學者郭沫若也在報上公開發表檢討文章。與此同時，數萬文藝工作者被迫進行自我批判。由此開始，文藝界進入了遵命時代。

由於全國的新聞宣傳機器一起開動，大小報刊同時咒 罵武訓，以至有人以為哪裡又抓出了一個名字叫“武訓”的反革命份子。為了為襯武訓的反動，江青的《調查記》又將上個世紀造反不久便被朝廷招安、反過來幫當 局鎮壓農民起對、只因靠山在朝廷失勢才又重歸山寨、最後遭官兵捕救的宋景詩的歷史加以塗改，抹去他為清廷當犬馬的經歷，將他改塑成一個農民英雄。隨後，劇 作家陳白塵“奉命創作”（陳的自述）電影劇本《宋景詩》也就成為《 武訓傳》的對立面而當作革命的樣板，占領了全國的電影院。

十幾年後，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江青派人將《宋景詩》的導演鄭君里抓去整死，武訓的屍骨被掘出，遊街示眾。中國的文化人在文革十之八九被斗得死去活來，溯源而上，一直可以尋到當年這場批判武訓的全國性運動。

事情還不止於此。由於武訓成了反動派，中國着教育家陶行知（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安徽歙縣人）竟也隔代連坐，被全盤否定了。

陶行知推崇，武訓在農村興辦義學的精神，於一九二六年辭去東南大學教務長職務，邀集一批志士仁人，在南京郊外的曉莊建立了中國第一所鄉村師範學校， 實驗其“ 教、學、做合一”的主張。“親民親物親赤子，問古問今問未來。”他脫下長袍馬褂，穿上布面草鞋，成了一名“ 挑糞校長”。

由於學校師生傾向進步，國民黨當局稱該校為“造反學校”。一九三○年十月，蔣介石要陶行知開除“赤化”學生。陶拒絕後，當局封閉該校，並逮捕、槍殺 了十幾名 該校學生（共產黨員），陶也不得不一度流亡日本，只因 杜威、愛因斯坦等世界知名學者聯名打電報給蔣介石，請蔣取消對陶的通緝令，陶方得以回國。

陶行知十分讚賞武訓以乞丐之身開辦十幾所義學的事跡。他提倡“新武訓精神”，並親身實踐了二十多年。

綜觀陶氏一生，即使不是共產黨的戰友，也可稱個同路人。一九四六年，著名學者李公朴、聞一多被暗殺後， 陶對友人說：“我等着第三槍。”不久，他因腦溢血去世。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說他“一個無保留地跟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毛澤東和朱德發出唁電，稱他 “為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忽聞逝世，實為中國人民之巨大損失”。另一位中共領導人董必武甚至題了“當 今聖人”四個字貼在陶的棺材上。（《人物》一九八○年第四期第十九頁）。

現在，由於批判武訓，推崇武訓的陶氏也就遭了殃。因為他主張 “一為博愛而學習，二為獨立而學習，三為民主而學習，四為和平而學習，五為科學創造而學習”，所以也就成了猛烈批判的對象，罪名同武訓是類似的：“改 良主義”、“實用主義”、“教育救國”、“世界觀的改造沒有完成”等等。他甚至被說成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 想的敵人”，好像當初毛澤東和共產黨從來沒有將他看成好人。陶氏本人早已入土，不會因此而受罪，但他所培養的子弟卻遭了殃，三十年不得翻身。

另一個具有與武訓類似經歷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及其 子弟的遭遇就更慘了。晏氏一九一八年自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旋赴法國為歐戰華工創辦識字班。一九二○年歸國後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號，並成立了“中華 平民教 育促進會”，率領有理想的人士深入農村，本着“與平民打成一片”的精神，數十年如一日地為勞苦大眾服務。一 九二八年他赴母校耶魯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時，在美奔走呼號十個月，募得五十萬美元（一說十五萬美元），全部用於中國的鄉村教育和建設事業。一九四○年， 在抗戰大後方，他又創辦了“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在無比艱苦的條件下，他仿效武訓，沿門托缽，募集辦學經費。他以辦學的實績贏得人們的關注、解囊，不必像 武訓那樣以作賤自己來換取人們的施捨，這是他的高明之處，但教育教國的精神卻是與武訓相通的。晏氏也不想觸動國民黨政權的“一根毫毛”，他畢竟不想做革命 家。但這決不等於他是國民黨的“孝子賢孫”。在一九四三年紐約紀念哥白尼地動說四百周年的大會上，晏氏與愛因斯坦等人並列，被國際學術界評為“世界上為社 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之一。

一九五○年，晏氏在美國受聘為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但他留在國內的事業卻被當成了異端：他手創的“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被宣布為“反動組織”；他在抗戰 期間歷盡千辛萬苦支撐下來的“中國鄉村建設學院”被定為“反動學校”，學院的院長魏永清則被定為“反革命份子”（三十年後方被“宣告無罪”），學校師生受 到株連，成了批判對象。

這位偉大的愛國者在眼看着自己在祖國的事業被摧毀、有家歸不得的百般無奈之下，於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大革文化命”的時候，到菲律賓創辦了國際鄉村建設學院，為亞、非、拉幾十個國家培訓了大批鄉村建設人才。

毛澤東死後，當年主持批判《武訓傳》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胡喬木在“陶行知研討會”成立大會上否定了這場批判。他說：“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明，當時這種 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引自香港明報月刊一九八 五年第十期第九頁。）但他對於毛開創的把對一部文藝作 品的爭論演化成一場殘酷的政治鬥爭的做法卻諱莫如深，似乎那只是孤立的個別現象，只是一場可悲的誤會罷了。

其實，從共產黨的原則來看，那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陶、晏都不是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信徒，他們是在中國近代百年屈辱、百年積弱的歷史進程中選擇了 教育救國這一藥方的理想主義者。共產黨執政後如果對異己的思想 加以容忍，任他們及其弟子繼續其平民教育事業，則他們向幾億農民灌輪的，必然只是文化知識而不是階級仇恨，而且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宗旨與中共鬥地主的政策亦 格格不入，無法協調。“平教會”要藉助中國農村唯一有文化的 地主、富農的知識和財力，共產黨則需藉助無文化的農民 將地主、富農作為一個階級而徹底消滅。如果陶行知的曉 莊師範和晏陽初的鄉村建設學院的畢業生散布到全國農村，無疑會妨礙中共農村基層組織執行其階級鬥爭政策，所以中共不能容忍那兩支隊伍存在的理由也就不解自 明了。

在新中國的詞典里，沒有什麼是同政治掛不上號、貼不上“階級”、“主義”的標籤的。從一九四九年共產党進城的那一天起，沒有一個知識份子可以置身於政治之外，也沒有一天可以置身於政治之外。

中共建國的幾個月後，其教育部便提出了在高等院校實行“院系調整”，採用蘇式教育度的計劃。由於大多數 教授受過歐美教育，他們的抵制使計劃未能實行。中共看到“高等學校教師中還濃厚地保存着歐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思想……對於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則投以不值一 顧的輕 視的眼光”，認為這是“危險到極點的思想敵人”，（教育部部長馬敘倫是黨外學者，故該部由副部長兼黨的負責人錢俊瑞主持。此段錢氏言論見靈子着《中共思想 改造的面貌》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頁。）遂於一九五一年底發動了一場以全國知識份子為物件的“思想改造運動”。

著名作家、北京大學教授沈從文，以刻劃美麗的湘西風土人情的小說而聞名於世。國民黨撤離北京的前夕，當局曾將飛機票送到沈家，沈斷然拒絕，等着共產党進了城。

開始，沈從文的處境還不錯。一九五二年，毛澤東與夫人江青請他到家中吃過一頓飯，毛還說過“沈先生還可 以做小說嘛”。接着，劉少奇、周恩來也相斷請沈去吃飯，都說他應當繼續寫小說。（見香港《爭鳴》月刊一九八八年七月號，古華的文章）。但奇怪的是中共中央 宣傳部同時卻下令各地的公安部門將沈的著作全部收繳燒毀。所以，當北京大學同各處一樣搞起政治運動時，沈就成為靶子。在大字報的圍剿下，連他的妻子也懷疑 他是不是犯了反革命罪。一九五三年某日，在絕望之中，他割喉、切腕企圖自殺，獲救後辭去北大教授的職務，離開了這塊是非之地。他的作品在台灣被禁，因為他 留在大陸“匪區”；他的書從大陸所有圖書館中消失，則是因為他“反動”。他的作品的紙型都被出版社銷毀了，存書全化成了紙漿，談論現代中國文學的書籍、論 文全都如避瘟疫似地躲開這個名字。他的名字消失了，消失得如此徹底，連各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也都不知中國曾有一位叫做沈從文的作家， 有過一本叫《邊城》的小說。

沈氏受難只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厄運的一個寫照，中國為數不多的寶貴的知識份子隊伍中受到摧殘的遠不止他一個。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從南京派飛機來 接高級知識份子，將他們送往台灣。外文專家英千里等走了；北大名教授、美學權威朱光潛像沈從文一樣，拒絕接受機 票，毅然留下，靜靜地等待北平的解放。他後來興奮地對人說，北京解放使他“恢復了青春”。但好日子沒有幾天，在 改造運動中他成了反面教材。北大專門搞了一個展覽會對他 進行批判，甚至畫了漫畫來醜化他。為了過關，他不得不搜羅自己的各種“反動觀點”，給自己戴帽子，醜化自己。後來他還在一九五六年上交了一份《我的文藝思 想的反動性》的文章，罵自己“站在反動文學方面”，“作為沒落剝削階級的一個代表”，“為着要保衛我多年積蓄的那一套腐朽家當”，“以螳臂擋車的氣概，去 抵抗革命文學的氣概，去抵抗革命文學的潮流”。（引自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美洲《 中報》。）

依靠“積極份子”大會批判小會“幫助”，逼迫鬥爭對象自己認罪，是中共搞運動的慣用手法。在這場運動中，各大學的黨委發動學生、職工為基本群眾，利 用他們對須交待“過關”的教授們一一圍攻，追查歷史。由於批電影《武訓傳》的火藥味還瀰漫在知識界、文化界，毛澤東又在一九五 二年元旦號召全國“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俗稱“三反”運動）的鬥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 乾淨”，（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七《光明日報》。）知識界人士雖無貪污 、浪費、官僚主義之嫌，可是人人身上都有“舊社會遺留下 來的污毒”，誰也不能說自己是乾淨的。為免與那個咄咄逼人的新政權對抗，絕大多數知識份子採取了低頭認罪、向共產黨表示竭誠效忠的態度。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是語言學大師。他在 共產黨接管北京大學時曾表示：“我過去是專門研究學問的，現在和將來還希望如此。過去我不願意受國民黨的訓，現 在我希望共產黨也不要強迫我學習。”他的希望落了空，共產黨就是要改造他。他終於被迫在報上發表自己的檢討，題為《認識我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他承認自 己抗戰時在西南聯大辦文史講演會是“直接給國民黨幫凶”，承認他的“ 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的言論是“反動透頂”。（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三日《光明日報》）

民國初年赴美留學歸國的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 主任金岳霖是個唯物主義者，應當算是信奉唯物主義的共產黨人的同志。他歸國三十多年，同唯心鬥爭了三十年，到此時仍不免要檢討過關。因為他的學生殷福生去 了台灣，他便 檢討自己培養了“一個反動份子”。由於清華使用美國退還 的“庚子賠款”的經費，同美國文化界聯繫較多，他便在政 治上檢討自己“成為美國文化侵略的工具”，“喪失民族立 場”；在學術上則檢討自己搞的哲學“根本是反科學的”，並說“我認識到哲學系的任務基本上就是訓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員”，此外他還表示要肅清自己的 “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七日《光明日報》）

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錢端升除了檢討自己過去“客觀上 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外，還得批判北大前校長、中國 現代教育界先驅蔡元培先生的“所謂‘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表示“我們除了宣布胡適（亦為北大前校長）的思想為敵人的思想外，還應該好好地批判蔡元 培的思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光明日報》）當年蔡元培去世時，周恩來曾送輓聯“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先生之行在 民主自由”，可見當時中共是不反對蔡氏的“自由”的。一九一九年前後，名不見經傳的湖南學生蕭瑜、蔡和森給北大校長蔡元培寫信，請他雇用他們的朋友毛澤東 為學校清潔工人，以解決毛的生活，蔡卻認為在圖書館工作對青年人更有益處，便立即寫信給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請李在圖書館為毛安排一個職位。毛自然不忘 此事，給蔡的輓聯寫的是“ 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沒有了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這些學者們就只剩下了糟 蹋自己的“自由”。

著名的土木工程專家茅以升，三十年代主持建造杭州錢 塘江大橋，後為阻遏日本軍隊而炸毀，某事跡在中國橋梁史上可占一章。他被“改造”後，這樣在《光明日報》上摑自己的耳光；“我於一九二○年初返國，自此為 反動統治階級 服務……對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 惜阿附其權勢。”“趨炎附勢，惟恐不及。今日想來，實不 可恕。”“在那三十年中，除去參加修建一座橋梁外，其餘幾乎什麼好事都沒做，只是大量地耗費了人民的血汗而已。”

為了迎合共產黨的“剝削”理論，茅又不惜給自己栽贓，說自己也是個剝削者：“這種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三日《光明日報》）

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王家楫，因為曾在國民黨時代的中央研究院工作了十五年，在《人民日報》上着文罵自己“整整有十五個年頭，做了反動政府當點綴用的一隻花瓶”，說“我也曾做過中國科學的小買辦”。（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報》）

清華大學教務長、物理學家周培源除了也說自己是“反動政府的點綴品”外，更因為二次大戰期間在美國學者、以 測量電子電荷而聞名於世的密立根（Robert A.Milikan)，一八六八－一九五三，一九二三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的幫助之下，曾經赴美搞過一個時期的軍事科學的研究（從飛 機上擲魚雷入水的問題），被迫在《光明日報》上歷數自己的“罪惡”，說自己“無恥地向美國物理界的學閥密立根請求工作機會”，並說他這個研究“是我一生歷 史上最可恥的一頁”，因為那是“美帝國主義所主持的企圖屠殺全世界和平人民的軍事科學研究工作”。這還不夠，還要加上一段這 樣的文字才能過關：“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 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凶的所謂科學工作者。”“ 我願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給我的餘毒， 下了決心重新做人。”（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光明日 報》。）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明明是世界反法西斯鬥爭中的一支 重要力量，周教授的軍事科學研究自然屬於人類進步活動。這是信奉歷史唯物主義的共產黨人理應贊同的立場。然而，毛澤東等人只是階級鬥爭論者、實用主義者， 既然中共“志 願軍”與以美軍為主體的聯合國軍正在朝鮮拼命，他們就不要那個“歷史唯物主義”了。一個科學家，當祖國遭受日本法西斯鐵蹄蹂躪之時，遠渡重洋，為尋找更有 效的打擊法西 斯的武器而奮鬥，回到祖國卻不得不為此而在報上公開往自己身上潑污水，這是一件多麼悲哀的事。

在這場改運動中，人人都是資產階級教育出來的，無一例外。他們唯一可做的只是往自己臉上潑墨，痛斥自己的過去，洗刷被洋麵包、洋墨水薰臭了的靈魂。

自美國歸來後在東北大學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建築系的清 華大學建築系主任梁思成，這樣評價他評價他將西方各種建築流派的理論傳授給學生的教學工作：“把敵人的糟粕－－ 同鴉片煙一樣的麻醉劑－－運回來毒害我們下一代的建築師 。”（引自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大陸學人浩劫》，第八十頁）

由於梁思成是清未維新派人物梁啓超的兒子，所以他在檢討中還要另加一章將其父痛斥一通。

在二次大戰未期美軍轟炸日本本土之前，梁思成曾在日本地圖上奈良和京都這兩處古都作了記號，讓繪圖員畫出保護圈，轉交給駐重慶的美軍指揮部。奈良、京都從未受到空襲，應有梁思成一功。

一九四八年底，清華園解放，北京城仍在國民黨軍隊控制下時，共產黨的軍代表訪問過這位著名學者，請他在地圖上標出一旦打起來應予特別保護的區域。共 產黨和平進城後，為了保存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城市不被現代建築吞噬，以梁思成為首的知識界人士主張將中央政府機構設在郊外，並拿出了一個方案，清理護城 河，將頂部寬闊的城牆開闢成空中花園，如一條繡帶環繞京城。然而到了這時候，專家學者的話不管用了，毛澤東執意要住在昔日皇帝的花園裡，執意要將政府設在 皇城內以示正統－－正如民國初年大總統世住中南海一樣。毛搬進中南海，政府便非設在城內不可，城區也非膨脹不可。這樣城牆就成了累贅束縛，也就非拆不可 了。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也是一位建築學教授，她闖進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力訴城牆不該拆之理。彭說不過她，只得拿出毛的批示來：“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 帝擋農民的。”（見美洲《世界日報》（ 世界周刊）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五日，曹長青的文章。）

此時，新中國的統治者已經江山穩固，學者們正在報刊上一個接一個地打自己的耳光，沒有人敢以毛住的“中南海也是封建皇朝的象徵”來反襯拆城牆之荒 謬，除了梁先生公然大哭一場之外，拆城一事便順順噹噹地做下去了。外城內城一起拆，陸陸續續拆了十幾年。當年明朝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微服冶遊，對人 說，他住的那個地方外面是個大圈圈，裡面是個小圈圈，小圈圈裡面還有個圈圈，他就住在那個黃圈圈裡。如今，大小圈圈都被革了命，“北京城”也就成了歷史名 詞。不過現在早已不是正德皇那大刀長矛的時，只要有條地下通道通往“城外”（這是習實稱呼）的西山，安全就有了保障，有沒有那兩道城牆做屏障，對於住在黃 圈圈裡的毛澤東也就無所謂了。

在我們的城牆拆得差不多了的時候，美國有人動議在科羅拉多河的大峽谷建壩發電。反對者謂此峽谷世界唯一，一經破壞，從此消失，要發電何必非動此處腦 筋？抵制居然成功。反觀中國，有五百多年歷史的北京城不是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出自我們祖先中的能工巧匠之手。這才真正是“世界唯一”的瑰寶。若京 城猶在，無論從德勝門坐汽車還是從西直門坐火車，前往八達嶺長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內我們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可以告訴我們的子子孫孫？然而，這一代中國 人“吃祖宗飯，造子孫孽”（周恩來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濫伐興安嶺森林所作的痛心評語），終於毀了它！

學者們自摑耳光並不等於就可以免受批判了。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便是一例。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占領了北平的日軍將坦克開進燕京校園，封閉 了這所美國教會出資辦的著名學府。陸校長率領教授、學生，化裝逃到西安集中，歷經千辛萬苦在成都復校，直到抗戰勝利才遷回北平。中共執政後，他努力緊跟， “反對美帝侵略”的大會、遊行，他都積極帶頭，痛斥自己“親美反共反人民”的檢討更是做了好幾次。可是他躲不過大會批判，當他的女兒（本校研究生）奉命登 台“控訴我的父親陸志韋”，指着他的腦袋訓斥時，他只能默默恭聽，沒有張口的份兒。

共產黨剛進城時所帶來的新氣象，曾經使老百姓真的認為“天亮了”，黑暗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成千的知識份子猶如百鳥朝鳳從海外歸來，北京大學一級教 授傅鷹就是其中一個。一九五七年反右前的“鳴放”期間，他曾告訴上海《文匯報》記者：一九四九年，他是在美國讀到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炮轟英艦“紫石英 號”的新聞的。“解放軍的大炮使我相信了新的政府是勇敢的、革命的。於是我這個受過辱的中國人就回來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上海《文匯報》。）然 而，歸國學人卻並沒有被執政者視為“自己人”。他們是“資產階級學者”，按照“親不親，階級分”的邏輯，在他們被徹底改造、脫胎換骨之前，都不是可以依靠 的對象。於是他們的首要任務不是將自己從海外帶來的先進科學知識獻出，為國效勞，而是洗刷自己的腦子。傅鷹教授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大學裡箕研相煎的局 面，今天回想起來還是令人難過。有些人是無中生有地罵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納地罵別人。老教授上台檢查思想，稍有辯說，底下拍桌辱駡之聲紛紛而來，誰受得 了這樣的幫助？”

受不了這一套，便只有選擇死。原清華大學化學系主任、著名的無機化學家高崇熙便受不了折磨服毒自殺死了。他遂漸被人遺忘，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周恩來負責領導制訂全國科學發展規劃時發現無機化學界缺了個帶路人，這才想起他來。

數學家華羅庚，當年以一青年店員之身被清華數學系主任熊慶來慧眼相中，破格選入清華任教，旋送美國深造。新中國成立時，他已得到美國伊利諾大學的終 身教授聘約。在新政府的感召下，他走上了歸途。歸國後，只因保存了當年國民當政府發的護照，他被攻擊為有投靠帝國主義的思想，差點自尋短見死去。

總之，隨着這場規模浩大的運動的開展，中國整個教育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國各大學的社會學系都被取消了，因為社會學不講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教授費 孝通在共產党進城執政前，像大多數學者一樣留在大陸，未去台灣、海外。他那時已經有點擔心，曾對朋友說：“我希望（共產黨來了以後－－引者按）我不會失去 研究社會學的機會。”如今共產黨執政才兩三年，社會學就被宣判死刑、徹底清除了。所有的社會學教授都改了行，新一代的大學生再也沒有聽說過“社會學”這幾 個字。

與此同時，各大學裡西方學的“政治經濟學”課程紛紛停開，被稱為“反動的”、“唯心主義的”的生物遺傳學課程全部停止。復旦大學生物系主任談家楨被 剝奪了授課的權利。東北師範大學的英文系主任失了業，只能到圖書館去做一名普通館員。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潘光旦思想上“有暗流”，檢查了十二次，還通不 過。

連遺傳學都有“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之分，搞藝術的就更難置身於“改造”之外了。中共執政後第二年自巴黎歸來的畫家吳冠中後來對他當時的處境作 了一番回顧。當時他是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他寫道：“在那些‘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人的眼裡，我這個從資本主義國家回來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滿身是毒 素，他們警惕地勸告同學們別中我的毒。”“我努力想在油畫中表現自己的想法，實現歸國途中的憧憬，但有一個緊箍咒永遠勒着我的腦依－－醜化工農兵。”“我 終於被調到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教水彩之類偏於‘純技法’的繪畫課程……”（《人民文學》一九八二年十月號，吳冠中《望盡天涯路》。）

滿心想為 “新中國”服務的知識份子發現，在新的執政者眼裡，他們不過是一批“滿身毒素”的異己份子。這樣，由於新政權的建立而一度沉浸在歡欣鼓舞氣氛中的知識界遂 漸沉默了，“解放”二字所帶來的欣欣向榮的局面遂漸罩上了一層陰影。然而毛澤東所關心的不過是打掉知識份子的威風，確保他們沒有二心；待他們一一表示同舊 政府、舊時代劃清界線，“堅決向黨靠攏”之後，也就放他們過了關。教授還可以當，洋房還可以住，更沒有下鄉一說。好像雨過天晴，“黨的陽光”又從雲後鑽了 出來一樣。

但是，不願緊跟，不肯辱駡自己以換取過關的人，下場就悲慘了。

雲南大學的教授劉文典就是拒不檢討的一個。當初抗戰勝利，西南聯大解散，教授們紛紛北上，劉因眷戀昆明的氣候，謝絕了北大校長胡適的邀請留在雲南。 他是一個狂放不羈的學者。二十年代未，他在安徽大學校長任內，曾同蔣介石當面頂撞，說：“我和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時候，並沒有聽見過你的名字。我根本沒有聽 過蔣介石三個字。”以至一度被蔣拘留軟禁，在蔡元培等人的呼籲下方獲釋放。他一貫目中無人，自稱是三千年來唯一真正懂得莊子的人，自然不會因為來了共產黨 就肯“改造”自己。若共產黨能相容並蓄，容忍學術自由，大可任其教他的書，寫他的文章。但這有違階級鬥爭的哲學，而且聽任反動派“放毒”，危害、腐蝕青年 學生，是“喪失階級立場”的原則問題，黨的幹部自然不肯放過這樣的人。

但是劉氏放浪慣了，對於學校當局將他當作批判靶子毫不在乎。　批判他的大會上，他公然宣布：“我是一個國民黨同盟會的會員，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 徒。如果說的政治思想錯誤，那就是孫中山的錯誤。至於我的學術思想方面，正如你們所熟知的，完全淵源於莊子。倘若你們覺得莊子的思想有問題，你們可以不選 讀或是取消這一門功課。你們要清算我的思想，不如請你們先去清算孫中山和莊子。這才是正本清源。如果孫中山和莊子都是反動和應該被打倒的，則我的存在與 否，也不值一談了！”（引自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大陸學人浩劫》第二十頁。）

這個年愈花甲的學者，軟硬不吃，拒絕接受改造，終於落得個無課可教的下場。

追根究底，這一切都在中共中央少數幾個人的操縱之下。最明顯的證據便是一九五五年北京大學校慶的那一天，毛澤東的親信陳伯達和北京市長彭真代表黨中 央出席慶祝會，陳竟然當着全校師生的面，這樣聲色俱厲地訓斥名學者馮友蘭：“馮友蘭！你過去放毒，近來寫文章消毒，這遠遠不夠，遠遠不夠！”

可憐這位老教授，當初國民黨請他搭機南下赴台灣，他曾以極大的勇氣拒絕，並以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身份臨時擔任清華校務會議主席，迎接了共產黨。現 在受到如此侮辱，只因對方是中共中央的代表，他竟忍氣吞聲，不敢辯一個字。經過那場“改造運動”，中國的知識份子處於何種地位不是清楚得很嗎？

就統治者一方來說，把全國的專家、學者管束到了這種程度，當然是一大成功。毛澤東發動這場“改造”運動，本意也即在此。他是一個讀史書的人，想必讀 過明太祖朱元璋的“語錄”：“構大廈者，必資於眾工；治天下者，必賴於群才。”他自然明白治理國家不可不用知識份子，但是他太相信階級鬥爭高於一切的學 說，不明白愛國主義可以使那些不信奉馬列的學者獻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所以明知那些學者可以去台灣享受優厚的待遇而沒有去，明知他們從海外回歸的是大陸 而不是台灣，仍然對他們放心不下，唯恐他們“出則巷議，入則心非”，同新政權搗亂，非要將他們的腦子清洗乾淨不可。這就是為什麼按照周培源給自己定的罪， 他完全該進監獄，可是他反而因此而得到重用的原因。

僅在思想上“改造”知識份子當然不夠，組織上的控制更為重要。譬如東北工學院便利用這場運動將全校所有的系主任（均為老教授）撤掉，換上了清一色的共產黨員。（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毛澤東是否就此認為江山穩固，可以放心了呢？沒有。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的運動，等到反右派運動”在神州大地登台時，人們才看到，一九五二年的“改造運動”只是小菜一碟，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