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辛亥百年]

“校枉必须过正，”基于逆反心理，总是有人喜欢把一些埋在唾液下的历史人物，冲洗掉身上的污秽，换上干净的衣服再体面地埋葬一回。其实，这样做无可厚非，宽容的民族应该有胸襟理性地看待历史人物的功过，而不是只用脸谱化的评判。但是，对个别的历史人物，要想成功翻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某就是其中的一位。

提起袁世凯，人们想到的第一句就是窃国大盗，第二句就是卖国贼。这种简单的历史定论，也给试图翻案者带来了便利，以为只要证明袁如何老诚谋国，如何不卖国，就成了英雄人物。比如，说袁是卖国贼就有点勉强，事实上正是袁在适当的时候表现了一些民族气节，才让他显得不那么完全可恶。但是，这种简单的否定之否定，或许可以忽悠一个刚学历史的中学生，要是想让对历史有了解的国人都相信，未免天真了点。究竟怎样评价这位乱世奸雄的历史功过，笔者不惴鄙陋，探讨一二。

提到乱世奸雄，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有曹操，这俩兄弟也确实很相像，相像的也包括他们长期脸谱化的反面形象。现代以来，曹操的翻案比较成功。与其说是翻案，不如说是本来面目的回归。人们讨厌曹操的奸，一是因为他儿子篡了汉，二是因为他那句赤裸裸的自私名言。不过话说回来，汉家的天下又是篡谁的？“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这样想这样干的人有的是，敢这样说的只有曹操，这也是人家纯爷们的地方。其实，评价奸雄人物，奸与不奸在其次，是否是英雄才是关键。曹操能成为英雄，是因为他实践了他的另一句“惊天动地”的名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历史爱好者们在对曹操赤壁之败表示惋惜的同时，总是试图对曹操未能给天下带来统一找出这样那样的原因。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一条，就是他死得太早了。如果不是脑溢血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是有机会的。事实上后来的司马父子完成的统一正是继承了他打下的基础，至于司马父子为何没有开创隋唐盛世，这不是曹操的错。

对于历史人物，历史学家们习惯于巨细无遗地搜集陈芝麻烂豆子的材料，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搞得见木不见林。曹操的成功翻案告诉人们，评价政治人物可以复杂到让人晕厥，也可以简单到只有两条：第一条，他面临什么样的机遇？第二条，他怎样利用这样的机遇？说白点就是历史要他干什么，而他又是怎样干的？当然，在作这样的判断的时候，我们既不能放马后炮，也不能以今人的观点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像我们不能要求秦始皇去当华盛顿，汉武帝去做罗斯福。我们只要求看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所面临的，当时的常人即可以看清的历史课题，然后看他的作为。

袁世凯一生面临三次极大的历史机遇，即众所周知的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和实施共和。依据这两条来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评价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袁就个人能力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政治天才，他出身于官宦世家，政治生涯始于镇压捻军，在驻守朝鲜半岛和甲午战争中有上佳表现，获得李鸿章的赏识和信任，逐步继承了李的北洋衣钵，到戊戌维新时已经成为握有兵权的重量级人物，但是还不能说是掌控一切的人物，因为他的上头还有荣禄。

甲午战败，使当时的清政府开明之士普遍意识到维新的重要性，袁作为甲午战争的亲历者，不会不对日本因维新而迅速崛起的事实有所体察，事实上他也曾经毫无疑问地属于开明派的一员。在变法初期，袁世凯与维新志士交往密切，表现出倾向于变法、积极推动变法的热忱。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当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苦于投递无门时，袁世凯主动帮忙交给督办军务处，请求当时手握重权的荣禄代递，虽然为荣禄所拒绝，却反映出他对维新志士的态度。康有为因此很感激他。七月，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被列为发起人之一，他还捐资作为会金。十一月，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编练陆军时，与维新人士严复等定期相聚，在一起谈论维新事宜。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戊戌变法的重要支持者翁同龢被罢官路经天津时，袁世凯冒险派人持函送礼，以示慰问之意。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并通过徐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不断接触，表示自己对变法事业的关切，等等不胜枚举。

袁世凯对戊戌变法的关心，赢得了维新志士的信任，因此，在变法危急时才敢把重任托付于他。但是，袁世凯作为浮沉宦海多年的政客，他不会不明白，维新势力与守旧势力斗争的双方一边是皇帝，一边是太后。随着两方面斗争的加剧，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立场倾向不仅关系到顶戴，甚至关系到身家性命。也许他内心并不反对变法，但从残酷的政治现实考虑，他觉得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力量远远不是慈禧太后和顽固派的对手。光绪皇帝下了那么多的变法诏书，却基本上停留在纸面上就证明了这一点。经过权衡，他决定投靠后党走升官之路。

其实，从后来的事件发展来看，袁投靠后党也无可厚非，毕竟以康有为那样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性格，即使袁站在帝党这边，也多半是失败。过去人们认为戊戌政变因袁的告密才发生，后来的史料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是先有政变后有袁的告密。翻案者以此为纠缠，企图替袁的罪过开脱。袁的可恶之处在于，他明明知道维新是对的，却基于个人利益考虑，投靠不对的一方。一方面取得维新派的信任，当谭嗣同去找他时，信誓旦旦，慷慨激昂，说什么“诛荣禄乃杀一狗耳”的豪言壮语，然后清醒过来后，则采取告密的方法反咬一口。事实上，西太后之所以对维新派大下杀手，囚禁光绪帝，就是因为她从袁的口中知道了维新党的废后密谋。如果袁对谭嗣同的要求直接拒绝，或者政变发生后不要把秘密和盘托出，袁失去的最多只是官帽，而换回的却是帝后双方都后退一步，两派之间的矛盾尚不至于激化到无法挽回。而如果没有六君子的喋血，中国的君主立宪尚存一线生机！

袁用他的实际行动生动地诠释了曹操的那句名言，“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在民族利益和个人升迁发生矛盾时，袁经过挣扎终于选择了后者，并实现了人生第一次对良心的背叛。我们可以说没有无私的政治人物，但不可否认政治人物有无私的想法，搞政治不能靠政治家的正义感和良知，但政治家不能没有正义感和良知。但在袁的政治词典里，个人利益总是高于民族利益。在后续的两大历史机遇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二者相一致时，他便放出些许光彩；当二者发生矛盾时，他也不惜逆潮流而动选择前者，暴露出本来面目。

使袁放出些许光彩的正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后被后人称为“窃取革命果实”的行为。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及南方各省的公然蔑视中央，已经表明清朝气数已尽。其实，从武昌起义后，隆裕皇太后天天跟袁世凯讨论能获得多少银子，你就知道清朝贵族阶层已沦为什么货色。江山易色不可避免，问题是怎样实现江山易色？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该朝换代时所发生的权力真空期是最危险的，这时亟需一位能掌控全局的政治人物，以实现国家政权的平稳移交。而袁世凯就是当时唯一可堪此任的人。袁以他魔术般的政治伎俩，玩弄清廷和革命党于股掌之间。他一面以革命党的压力，威逼清廷退位；一面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与革命党讨价还价，最后终于实现了攀登权力顶峰的个人野心，同时也实现了清朝不流血退位的壮举，袁的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相一致，使他名利双收。

这时，历史的风云际会终于将袁推到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那就是中国宪政的草创和实施。在那些试图为袁鸣冤叫屈的人看来，袁当政时有种种无法实施宪政的不利条件：外有列强特别是日本的步步紧逼，内有封建官僚和封建制度的盘根错节。但我要说，袁也有他同时代甚至前后几十年的政治领袖都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当时全国除外蒙外尚维持统一局面，袁的北洋军足以镇服天下，官僚系统多系袁氏旧部，如果袁主观上为民族着想，他是大有可为的。再看袁的个人条件，袁在实现清帝不流血退位之中积累了个人声望；当时的国际大势，保皇派的思想旗手梁启超也加入到共和阵营；华盛顿和美国的成功在中国被奉为样板，国人普遍希望袁起而效之，当时孙文就有“袁将是中国的华盛顿”的善良期待。即便中国人脑中有2000年的辫子思想，一点点地改变总可以吧？我要问企图给袁翻案的人，在这个时候，让袁意识到国人让他做华盛顿的期待，不需要他太高的智商吧？即便让袁定期交权很困难，做个独裁的蒋介石总可以吧？而他偏要做中国的袁世凯！

翻案派总是说老袁称帝是受了周围亲信的迷惑一时失误。要说当年还有很多人劝华盛顿当国王呢，有人写信说“江山无主，华公其有意乎？”华盛顿讽刺地说“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没有让我当国王这句话让我感到受冒犯的了！”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之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政治人物的错误总有客观原因，但不能由此否定主观原因。当初，不少同盟会员对袁世凯效忠共和国的誓言及虚伪的姿态，并不信任。同盟会为了与共和党对抗，便改组国民党为当时的最大党派，一切党务都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为对抗国民党，袁世凯极力笼络梁启超，企图利用他与同盟会往日的敌对情绪，组织政党，以便牵制国民党的力量。但是梁此时的华丽转身还没完成，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议员选举中，选举结果实在难看。这使袁世凯十分气恼，宋教仁是对民主宪政具有深刻研究的政治家，这种人做上内阁总理非常可怕。在权力发生危机的时刻，袁氏从来主动出击，不择手段杀死宋教仁。

面对宋教仁被袁世凯杀害的现实，孙文毅然决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袁便不再伪装，血性镇压革命党人士。镇压“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便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解散国会，这并不是由于国会在战争期间俯首听命于他，引起了他的好感，而是因为他还需要利用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名正言顺地进行统治。袁世凯急于想当正式总统。于是，通过收买，恐吓，限制人身自由，外加断绝水粮供应等手段，迫使议员三次投票才勉强当选。

在国会战战兢兢地为袁世凯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以后，袁世凯便觉得没有必要再来掩饰他对国会的憎恶了，他立刻以“增修约法”为借口向国会发起了进攻，最后修改临时约法成为终身大总统。袁世凯成了正式大总统和终身大总统后便加快了称帝的步伐。他所采用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总统故伎的重演：即暗中指示心腹爪牙以“国家危机必须建立强固政权”为借口，上窜下跳，四出煽动；而公开他却不露声色，装出超然事外的样子，并用“毫无称帝之意”这句空话，作为搪塞一切“劝告”的手段。还指示手下精心炮制出来各种无稽之谈，诸如“上天垂象，帝星朗照”，“真龙显形”等等，哄传一时。袁世凯打算让杨度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曾吹捧袁克定是当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于谋臣房玄龄、杜如晦。本来他早已参与帝制密谋，得悉袁世凯的旨意，即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孙、李、胡、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袁特地选定由这些人和立宪派发起筹安会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恢复帝制并不是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共同的主张。杨度把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专制独裁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硬说成是实行民主共和的结果。他杜撰了两个完全不可信的论据，妄图证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大意是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按照杨度的论据，仿佛袁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缘故，只有奉献给袁氏以皇冠，才能换得宪法。

这种骗子的逻辑自然不能使人信服。当时就有人气愤地指出，这种谬论“是犹盗劫主人，尽取其财产负之而趋，而曰吾若还为主人，必与汝分享之，宁有幸欤！”其第二个论据和古德诺的一样，也是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出变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言论也立刻遭到人们有力的批驳，指出：“竞争与否，乃道德之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道德，法制何足以防闲？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若谓总统易位之时往往始于党争，终于战祸……则争皇帝之历史，如晋室八王之乱、明代靖难之师，昭昭在人耳目，又何以自解？而况乎君主政治残虐易逞，民不堪命，不得不铤而走险，十年一小乱，三十年一大乱，鼎革之际，杀戮尤惨　军政执法处和警察厅的警探，遍布北京城厢内外，滥施淫威。凡有出语反对帝制者，即被扣上“乱党”的帽子，逮捕治罪，搜查家宅，连坐亲属。茶馆、饭店、旅社等公共场所大都粘贴“勿谈政事，致干严究”纸条，一时竟使“共和国体之下人民，罔敢拥护共和国体”。人人“心实非之，而口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有一名叫崔启勋的警官，心怀愤懑。某日提笔信手在纸条上写道：“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纸条为另一警官捡得，乃投书告密。军政执法处立即将崔某捕去。不几天，经袁世凯批准处决。当囚车抵刑场时，观者如堵，崔某大声疾呼：“奉劝诸位同胞，当今之世有子弟者，千万莫教他读书，千万莫教他写字。我这是读书写字的结果！”其言词悲惨，观者多为落泪。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倒行逆施的顶点之日，也正是他走向灭亡之时。袁的翻案者，大概到今天也没搞明白，为何本来权力无边的袁总统，一称帝就人人喊打众叛亲离？对这一点，梁启超在他那篇值20万两银子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就说的很清楚。梁说，关于政治有国体和政体之分，政体需要改良，但国体不可随便变更。立宪还是共和，并没有优劣之分，目的都是保持国家稳定。一会立宪，一会共和，将国家神器置于何地？你玩电脑游戏不怕game over吗？！后来的戈尔巴乔夫那个大傻蛋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但莎士比亚说过，“愚人的蠢事算不得稀奇，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了自己的愚笨.”老袁一生与人斗其乐无穷，聪明自负，当他聪明到连自己是谁都忘了的时候，老百姓便开始玩他了。当初袁戴着“赞成共和”的假面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今人已看清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英雄”，原来却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血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要实行民主共和，必须铲除他。

袁世凯在人们的唾骂声中死去了，与他一同陪葬的，还有中国的国运。由于袁自我否定，失去资格指定权威的继承人，其嫡系大将相互争斗造成军阀混战的格局。如果不是老蒋成功领导了北伐，在即将面对的抗日战争中分裂状态下的中国面临的将是何等可怕的局面？而袁对国运更大的破坏在于他为中国刚刚兴起的立宪共和开了恶劣的先例。辛亥革命撑起共和旗帜，制定了临时约法，被袁当作擦脚布和厕纸用掉。其后的中国，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从心底蔑视宪政的权威性。

袁的翻案者有一个欺骗性的说法，让人以为是老共才开始骂袁世凯的。事实并非如此，不但国民党，即便在当时，袁早已就身败名裂，恶评如潮。袁的21条以及后来实际签字的民约四条，客观上导致了山东问题和五四运动的兴起。袁死时，有人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中华民国万岁”，下联是“袁世凯千古，”可见对袁氏的一生所为，当时的人就看得很清楚了。

而从长期来看，袁的历史评价也肯定会低于曹操。曹的儿子篡了刘家的汉，袁篡的是谁的？曹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表明他清楚地知道历史要让他做什么，在袁身上我们就看不到这种历史使命感。袁世凯的一生告诉我们，倘若一个政治家只把谋求无限的权力作为唯一追求的话，会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多么巨大的破坏。

中国人一提到自己落后，就爱打历史官司。老毛骂老蒋，老蒋骂老袁，老袁骂老孙，老孙骂老佛爷，老佛爷骂老朱，老朱骂老赵，老赵骂老孔，老孔骂炎黄，要说炎黄也很郁闷：“我俩是同志该多好！”　其实，德日和亚洲四小龙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崛起，不过就是100年的事情。在评价历史人物的得失的时候，只要依据“历史让他做什么，他干了什么”这两条，谁的功过最大，一目了然。

[后记：我并非要以此文跟袁氏后人过不去，不管祖先做过什么，人人都有权利做受人尊重的人。但对袁这种人物的吹捧，很容易导致对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否定。翻案式的文章或许令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感到新鲜，仔细考察并不能站住脚。不是有人爱翻案吗，那就请先过俺这个业余历史爱好者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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