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紀念辛亥百年]

“校枉必須過正，”基於逆反心理，總是有人喜歡把一些埋在唾液下的歷史人物，沖洗掉身上的污穢，換上乾淨的衣服再體面地埋葬一回。其實，這樣做無可厚非，寬容的民族應該有胸襟理性地看待歷史人物的功過，而不是只用臉譜化的評判。但是，對個別的歷史人物，要想成功翻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某就是其中的一位。

提起袁世凱，人們想到的第一句就是竊國大盜，第二句就是賣國賊。這種簡單的歷史定論，也給試圖翻案者帶來了便利，以為只要證明袁如何老誠謀國，如何不賣國，就成了英雄人物。比如，說袁是賣國賊就有點勉強，事實上正是袁在適當的時候表現了一些民族氣節，才讓他顯得不那麼完全可惡。但是，這種簡單的否定之否定，或許可以忽悠一個剛學歷史的中學生，要是想讓對歷史有了解的國人都相信，未免天真了點。究竟怎樣評價這位亂世奸雄的歷史功過，筆者不惴鄙陋，探討一二。

提到亂世奸雄，人們首先想到的還有曹操，這倆兄弟也確實很相像，相像的也包括他們長期臉譜化的反面形象。現代以來，曹操的翻案比較成功。與其說是翻案，不如說是本來面目的回歸。人們討厭曹操的奸，一是因為他兒子篡了漢，二是因為他那句赤裸裸的自私名言。不過話說回來，漢家的天下又是篡誰的？“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負我，”這樣想這樣干的人有的是，敢這樣說的只有曹操，這也是人家純爺們的地方。其實，評價奸雄人物，奸與不奸在其次，是否是英雄才是關鍵。曹操能成為英雄，是因為他實踐了他的另一句“驚天動地”的名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歷史愛好者們在對曹操赤壁之敗表示惋惜的同時，總是試圖對曹操未能給天下帶來統一找出這樣那樣的原因。其實真正的原因只有一條，就是他死得太早了。如果不是腦溢血過早地奪去了他的生命，他是有機會的。事實上後來的司馬父子完成的統一正是繼承了他打下的基礎，至於司馬父子為何沒有開創隋唐盛世，這不是曹操的錯。

對於歷史人物，歷史學家們習慣於巨細無遺地搜集陳芝麻爛豆子的材料，簡單的問題複雜化，搞得見木不見林。曹操的成功翻案告訴人們，評價政治人物可以複雜到讓人暈厥，也可以簡單到只有兩條：第一條，他面臨什麼樣的機遇？第二條，他怎樣利用這樣的機遇？說白點就是歷史要他幹什麼，而他又是怎樣干的？當然，在作這樣的判斷的時候，我們既不能放馬後炮，也不能以今人的觀點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就像我們不能要求秦始皇去當華盛頓，漢武帝去做羅斯福。我們只要求看歷史人物生活的時代所面臨的，當時的常人即可以看清的歷史課題，然後看他的作為。

袁世凱一生面臨三次極大的歷史機遇，即眾所周知的戊戌政變，辛亥革命和實施共和。依據這兩條來分析，我們就可以清楚地評價他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

袁就個人能力來說毫無疑問是一個政治天才，他出身於官宦世家，政治生涯始於鎮壓捻軍，在駐守朝鮮半島和甲午戰爭中有上佳表現，獲得李鴻章的賞識和信任，逐步繼承了李的北洋衣缽，到戊戌維新時已經成為握有兵權的重量級人物，但是還不能說是掌控一切的人物，因為他的上頭還有榮祿。

甲午戰敗，使當時的清政府開明之士普遍意識到維新的重要性，袁作為甲午戰爭的親歷者，不會不對日本因維新而迅速崛起的事實有所體察，事實上他也曾經毫無疑問地屬於開明派的一員。在變法初期，袁世凱與維新志士交往密切，表現出傾向於變法、積極推動變法的熱忱。光緒二十一年（1895）閏五月，當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四書苦於投遞無門時，袁世凱主動幫忙交給督辦軍務處，請求當時手握重權的榮祿代遞，雖然為榮祿所拒絕，卻反映出他對維新志士的態度。康有為因此很感激他。七月，維新派成立強學會，袁世凱被列為發起人之一，他還捐資作為會金。十一月，袁世凱受命在天津小站編練陸軍時，與維新人士嚴復等定期相聚，在一起談論維新事宜。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戊戌變法的重要支持者翁同龢被罷官路經天津時，袁世凱冒險派人持函送禮，以示慰問之意。七月，變法運動達到高潮，袁世凱派徐世昌到北京與維新派聯系，並通過徐與康有為、梁啓超等不斷接觸，表示自己對變法事業的關切，等等不勝枚舉。

袁世凱對戊戌變法的關心，贏得了維新志士的信任，因此，在變法危急時才敢把重任託付於他。但是，袁世凱作為浮沉宦海多年的政客，他不會不明白，維新勢力與守舊勢力鬥爭的雙方一邊是皇帝，一邊是太后。隨着兩方面鬥爭的加劇，他越來越感到，自己的立場傾向不僅關繫到頂戴，甚至關繫到身家性命。也許他內心並不反對變法，但從殘酷的政治現實考慮，他覺得光緒帝和維新派的力量遠遠不是慈禧太后和頑固派的對手。光緒皇帝下了那麼多的變法詔書，卻基本上停留在紙面上就證明了這一點。經過權衡，他決定投靠後黨走升官之路。

其實，從後來的事件發展來看，袁投靠後黨也無可厚非，畢竟以康有為那樣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性格，即使袁站在帝黨這邊，也多半是失敗。過去人們認為戊戌政變因袁的告密才發生，後來的史料表明事實並非如此，是先有政變後有袁的告密。翻案者以此為糾纏，企圖替袁的罪過開脫。袁的可惡之處在於，他明明知道維新是對的，卻基於個人利益考慮，投靠不對的一方。一方面取得維新派的信任，當譚嗣同去找他時，信誓旦旦，慷慨激昂，說什麼“誅榮祿乃殺一狗耳”的豪言壯語，然後清醒過來後，則採取告密的方法反咬一口。事實上，西太后之所以對維新派大下殺手，囚禁光緒帝，就是因為她從袁的口中知道了維新黨的廢后密謀。如果袁對譚嗣同的要求直接拒絕，或者政變發生後不要把秘密和盤托出，袁失去的最多只是官帽，而換回的卻是帝后雙方都後退一步，兩派之間的矛盾尚不至於激化到無法挽回。而如果沒有六君子的喋血，中國的君主立憲尚存一線生機！

袁用他的實際行動生動地詮釋了曹操的那句名言，“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負我。”在民族利益和個人升遷發生矛盾時，袁經過掙扎終於選擇了後者，並實現了人生第一次對良心的背叛。我們可以說沒有無私的政治人物，但不可否認政治人物有無私的想法，搞政治不能靠政治家的正義感和良知，但政治家不能沒有正義感和良知。但在袁的政治詞典里，個人利益總是高於民族利益。在後續的兩大歷史機遇里，我們清楚地看到，當二者相一致時，他便放出些許光彩；當二者發生矛盾時，他也不惜逆潮流而動選擇前者，暴露出本來面目。

使袁放出些許光彩的正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後被後人稱為“竊取革命果實”的行為。辛丑條約的簽訂以及南方各省的公然蔑視中央，已經表明清朝氣數已盡。其實，從武昌起義後，隆裕皇太后天天跟袁世凱討論能獲得多少銀子，你就知道清朝貴族階層已淪為什麼貨色。江山易色不可避免，問題是怎樣實現江山易色？古今中外的歷史表明，該朝換代時所發生的權力真空期是最危險的，這時亟需一位能掌控全局的政治人物，以實現國家政權的平穩移交。而袁世凱就是當時唯一可堪此任的人。袁以他魔術般的政治伎倆，玩弄清廷和革命黨於股掌之間。他一面以革命黨的壓力，威逼清廷退位；一面以自己的軍事實力與革命黨討價還價，最後終於實現了攀登權力頂峰的個人野心，同時也實現了清朝不流血退位的壯舉，袁的個人利益與民族利益相一致，使他名利雙收。

這時，歷史的風雲際會終於將袁推到一個極端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那就是中國憲政的草創和實施。在那些試圖為袁鳴冤叫屈的人看來，袁當政時有種種無法實施憲政的不利條件：外有列強特別是日本的步步緊逼，內有封建官僚和封建制度的盤根錯節。但我要說，袁也有他同時代甚至前後幾十年的政治領袖都不具備的有利條件。當時全國除外蒙外尚維持統一局面，袁的北洋軍足以鎮服天下，官僚系統多系袁氏舊部，如果袁主觀上為民族着想，他是大有可為的。再看袁的個人條件，袁在實現清帝不流血退位之中積累了個人聲望；當時的國際大勢，保皇派的思想旗手梁啓超也加入到共和陣營；華盛頓和美國的成功在中國被奉為樣板，國人普遍希望袁起而效之，當時孫文就有“袁將是中國的華盛頓”的善良期待。即便中國人腦中有2000年的辮子思想，一點點地改變總可以吧？我要問企圖給袁翻案的人，在這個時候，讓袁意識到國人讓他做華盛頓的期待，不需要他太高的智商吧？即便讓袁定期交權很困難，做個獨裁的蔣介石總可以吧？而他偏要做中國的袁世凱！

翻案派總是說老袁稱帝是受了周圍親信的迷惑一時失誤。要說當年還有很多人勸華盛頓當國王呢，有人寫信說“江山無主，華公其有意乎？”華盛頓諷刺地說“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沒有讓我當國王這句話讓我感到受冒犯的了！”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之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政治人物的錯誤總有客觀原因，但不能由此否定主觀原因。當初，不少同盟會員對袁世凱效忠共和國的誓言及虛偽的姿態，並不信任。同盟會為了與共和黨對抗，便改組國民黨為當時的最大黨派，一切黨務都由代理理事長宋教仁主持。為對抗國民黨，袁世凱極力籠絡梁啓超，企圖利用他與同盟會往日的敵對情緒，組織政黨，以便牽制國民黨的力量。但是梁此時的華麗轉身還沒完成，在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院議員選舉中，選舉結果實在難看。這使袁世凱十分氣惱，宋教仁是對民主憲政具有深刻研究的政治家，這種人做上內閣總理非常可怕。在權力發生危機的時刻，袁氏從來主動出擊，不擇手段殺死宋教仁。

面對宋教仁被袁世凱殺害的現實，孫文毅然決定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袁。袁便不再偽裝，血性鎮壓革命黨人士。鎮壓“二次革命”之後，袁世凱便以為“兵威既振，則國會政黨不復足為輕重”。但是，他並沒有立刻解散國會，這並不是由於國會在戰爭期間俯首聽命於他，引起了他的好感，而是因為他還需要利用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以便名正言順地進行統治。袁世凱急於想當正式總統。於是，通過收買，恐嚇，限制人身自由，外加斷絕水糧供應等手段，迫使議員三次投票才勉強當選。

在國會戰戰兢兢地為袁世凱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以後，袁世凱便覺得沒有必要再來掩飾他對國會的憎惡了，他立刻以“增修約法”為藉口向國會發起了進攻，最後修改臨時約法成為終身大總統。袁世凱成了正式大總統和終身大總統後便加快了稱帝的步伐。他所採用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奪總統故伎的重演：即暗中指示心腹爪牙以“國家危機必須建立強固政權”為藉口，上竄下跳，四出煽動；而公開他卻不露聲色，裝出超然事外的樣子，並用“毫無稱帝之意”這句空話，作為搪塞一切“勸告”的手段。還指示手下精心炮製出來各種無稽之談，諸如“上天垂象，帝星朗照”，“真龍顯形”等等，哄傳一時。袁世凱打算讓楊度出面組織一個推動帝制的機關。楊曾吹捧袁克定是當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於謀臣房玄齡、杜如晦。本來他早已參與帝制密謀，得悉袁世凱的旨意，即串聯了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復，聯名發起成立“籌安會”。孫、李、胡、劉四人都曾參加過同盟會，袁特地選定由這些人和立憲派發起籌安會不是偶然的，其目的無非是要表明恢復帝制並不是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國各界共同的主張。楊度把辛亥革命以來袁世凱專制獨裁所造成的民族危機，硬說成是實行民主共和的結果。他杜撰了兩個完全不可信的論據，妄圖證明只有實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國：其一，大意是說中國人程度低，共和決不能立憲，只有君主才能立憲，與其共和而專制，不如立憲而行君主。按照楊度的論據，仿佛袁氏之所以專制是因為共和的緣故，只有奉獻給袁氏以皇冠，才能換得憲法。

這種騙子的邏輯自然不能使人信服。當時就有人氣憤地指出，這種謬論“是猶盜劫主人，盡取其財產負之而趨，而曰吾若還為主人，必與汝分享之，寧有幸歟！”其第二個論據和古德諾的一樣，也是共和國選舉總統時容易發出變亂。他說：“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唯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這種言論也立刻遭到人們有力的批駁，指出：“競爭與否，乃道德之關係，非法制之關係，苟無道德，法制何足以防閒？竊恐家族之競爭，為禍尤甚於選舉。”“若謂總統易位之時往往始於黨爭，終於戰禍……則爭皇帝之歷史，如晉室八王之亂、明代靖難之師，昭昭在人耳目，又何以自解？而況乎君主政治殘虐易逞，民不堪命，不得不鋌而走險，十年一小亂，三十年一大亂，鼎革之際，殺戮尤慘　軍政執法處和警察廳的警探，遍布北京城廂內外，濫施淫威。凡有出語反對帝制者，即被扣上“亂黨”的帽子，逮捕治罪，搜查家宅，連坐親屬。茶館、飯店、旅社等公共場所大都粘貼“勿談政事，致干嚴究”紙條，一時竟使“共和國體之下人民，罔敢擁護共和國體”。人人“心實非之，而口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有一名叫崔啟勛的警官，心懷憤懣。某日提筆信手在紙條上寫道：“匹夫創共和，孫中山不愧中華先覺；總統做皇帝，袁項城真乃民國罪人。”紙條為另一警官撿得，乃投書告密。軍政執法處立即將崔某捕去。不幾天，經袁世凱批准處決。當囚車抵刑場時，觀者如堵，崔某大聲疾呼：“奉勸諸位同胞，當今之世有子弟者，千萬莫教他讀書，千萬莫教他寫字。我這是讀書寫字的結果！”其言詞悲慘，觀者多為落淚。

洪憲帝制是袁世凱倒行逆施的頂點之日，也正是他走向滅亡之時。袁的翻案者，大概到今天也沒搞明白，為何本來權力無邊的袁總統，一稱帝就人人喊打眾叛親離？對這一點，梁啓超在他那篇值20萬兩銀子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中就說的很清楚。梁說，關於政治有國體和政體之分，政體需要改良，但國體不可隨便變更。立憲還是共和，並沒有優劣之分，目的都是保持國家穩定。一會立憲，一會共和，將國家神器置於何地？你玩電腦遊戲不怕game over嗎？！後來的戈爾巴喬夫那個大傻蛋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但莎士比亞說過，“愚人的蠢事算不得稀奇，聰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因為他用全副的本領證明了自己的愚笨.”老袁一生與人斗其樂無窮，聰明自負，當他聰明到連自己是誰都忘了的時候，老百姓便開始玩他了。當初袁戴着“贊成共和”的假面具，有極大的欺騙性，而今人已看清這個滿口仁義道德的“共和國英雄”，原來卻是一個嗜血成性的專制暴君。血的教訓使人們認識到要實行民主共和，必須鏟除他。

袁世凱在人們的唾罵聲中死去了，與他一同陪葬的，還有中國的國運。由於袁自我否定，失去資格指定權威的繼承人，其嫡系大將相互爭鬥造成軍閥混戰的格局。如果不是老蔣成功領導了北伐，在即將面對的抗日戰爭中分裂狀態下的中國面臨的將是何等可怕的局面？而袁對國運更大的破壞在於他為中國剛剛興起的立憲共和開了惡劣的先例。辛亥革命撐起共和旗幟，制定了臨時約法，被袁當作擦腳布和廁紙用掉。其後的中國，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從心底蔑視憲政的權威性。

袁的翻案者有一個欺騙性的說法，讓人以為是老共才開始罵袁世凱的。事實並非如此，不但國民黨，即便在當時，袁早已就身敗名裂，惡評如潮。袁的21條以及後來實際簽字的民約四條，客觀上導致了山東問題和五四運動的興起。袁死時，有人寫了一幅對聯，上聯是“中華民國萬歲”，下聯是“袁世凱千古，”可見對袁氏的一生所為，當時的人就看得很清楚了。

而從長期來看，袁的歷史評價也肯定會低於曹操。曹的兒子篡了劉家的漢，袁篡的是誰的？曹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表明他清楚地知道歷史要讓他做什麼，在袁身上我們就看不到這種歷史使命感。袁世凱的一生告訴我們，倘若一個政治家只把謀求無限的權力作為唯一追求的話，會給國家和民族造成多麼巨大的破壞。

中國人一提到自己落後，就愛打歷史官司。老毛罵老蔣，老蔣罵老袁，老袁罵老孫，老孫罵老佛爺，老佛爺罵老朱，老朱罵老趙，老趙罵老孔，老孔罵炎黃，要說炎黃也很鬱悶：“我倆是同志該多好！”　其實，德日和亞洲四小龍的歷史表明，一個國家或民族要崛起，不過就是100年的事情。在評價歷史人物的得失的時候，只要依據“歷史讓他做什麼，他幹了什麼”這兩條，誰的功過最大，一目了然。

[後記：我並非要以此文跟袁氏後人過不去，不管祖先做過什麼，人人都有權利做受人尊重的人。但對袁這種人物的吹捧，很容易導致對同盟會和孫中山的否定。翻案式的文章或許令對歷史一知半解的人感到新鮮，仔細考察並不能站住腳。不是有人愛翻案嗎，那就請先過俺這個業餘歷史愛好者這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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