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早期領袖對八七會議另有看法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8月07日16:47:4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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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章龍寫道：國際代表提名叫瞿秋白任書記，但他仍未露面，通過長江局專派交通員輾轉探索，才尋到他的蹤跡，隨後又派人到九江把他叫回漢口。他到漢口立即被任為臨時中央書記，但他初表示不願意干，自稱“無才無績，不能勝任”。但國際代表堅決叫他幹下去
◆高伐林 今天是8月7日，是中共“八七”會議84周年紀念日。 我曾經說過，我最早見到的中共革命紀念地，是位於武漢市江岸區的“八七”會議舊址，離我家只有咫尺之遙。不過直到“文革”中我進了工廠，才接觸到一些極其簡單的資料，了解這個會議大體上是怎麼回事。真正有比較深入的了解，還是2006年研讀《羅章龍回憶錄》，並與他唯一的外孫女羅星原詳談之後。
先介紹一下羅章龍其人。1949年之後，沒幾個人聽說過“羅章龍”這個名字了，倒是拜毛澤東在“文革”中一一列舉黨史上的路線鬥爭之賜：“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開頭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1928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李立三神氣起來了，從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1930年到1931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我們才知道，中共歷史上有個羅章龍，居然躋身於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和後來的王明、高饒、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等等大名鼎鼎的機會主義路線頭子之列。 鄧小平1981年6月22日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在提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對毛澤東的看法不以為然：“（毛）說羅章龍是‘路線錯誤’，老實說也沒有說中。羅章龍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另立中央。” 羅章龍（1896－1995）是毛澤東早年的摯友，也是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湖南瀏陽人，是胡耀邦和王震的同鄉。1918年，他與毛澤東一起發起組織新民學會，同年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與李大釗一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因為有些事務脫不開身，接到了到上海參加中共一大的通知，卻沒去，讓比較清閒的劉仁靜出席了（羅星原介紹說當時“他主編的《工人周刊》要按時出版”。說到底還是因為對這次會沒太重視）。後來的黨代會他都出席了，並從二大到六大，都當選為中央委員，擔任過中共中央工委書記、全國總工會委員長許多重要職務，是中國早期勞工運動的領導人，參與組織北方地區的工會，領導過隴海鐵路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二七”大罷工等。1931年因不滿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扶植王明篡權，推行“左”傾路線，發起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被選為書記，因此於1931年被王明、博古主導的中共中央開除出中共——這便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提到的“另立中央，搞分裂”。 羅章龍後來激流勇退，明哲保身，先後在河南大學、西北大學、湖南大學等校任經濟學教授，任湖南大學等校教授。1949年後在中南財經學院、湖北大學任教，著述時易名“羅仲言”。人們說，因為他與毛澤東早年有所謂“管鮑之交”，他又是“提前出局者”，政治上毫無企圖，謹小慎微，居然得以免遭一波接一波政治運動衝擊，“文革”後1980年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還被選為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享年一百歲，成為中共早期創建者中罕見的得以善終的長壽者。 羅章龍有一女二子，羅星原是其唯一的外孫女，1949年出生在位於長沙嶽麓山的羅章龍家，1954年她來到武漢市與先一年調入中南財經學院的羅章龍一起生活。她告訴我：“外公寫作回憶錄大部分由我謄抄，前後情況我都清楚”。羅章龍生前將著作的整理出版事宜委託給她，2005年在美國溪流出版社出版了上下兩卷本80萬字的《羅章龍回憶錄》，在海外發行。這部書是作者多篇回憶文章的文集，提供中共早期革命的諸多史料相當豐富，可惜印刷本發行不是很廣泛，但近年我發現該書一些篇章，例如作者記敘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的文章，在網絡上到處流傳。 2006年我跟羅星原長談之後，因為各種原因，一直沒有寫成專訪，耿耿於懷。羅星原離婚、病退、唯一的女兒畢業後求職一直不順利，致使她經濟狀況極為拮据，身心陷於嚴重困境，也讓我同情。後來經溪流出版社同意，將《羅章龍回憶錄》中所附她的一篇不長的文章《我的外公羅章龍回憶中共二大、三大》，推薦給《多維月刊》，幫她爭取到一點稿費，“聊補無米之炊”。 專訪羅星原談羅章龍的文章，我是一定要寫的，因為牽涉到1931年元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上台這麼一件中共黨史上的重大事件。 羅章龍認為，共產國際對中共人事橫加干預，多次指定自己屬意的領導人，動用違反黨章的手段，強加於中共，剝奪了中共黨員、中央委員的民主權利。1931年元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就是這樣，而更早，1927年的“八七”會議，也是這樣的一次會議。 羅章龍在《中共八月漢口會議》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敘述了1927年國內日趨緊張的政治危機終於爆發和“八七”會議的經過、文件如何產生。 他寫道，1927年7月間武漢醞釀革命危機期間，在中共五大二中全會上，曾經鄭重提出：鞏固全國革命陣地，加強鬥爭實力，以及有關應變諸問題，決定準備對於反革命政變實行全面進攻。當時通過中央機關遷回上海以利指揮，並決定大部分中央委員分散到各省地方黨部、武裝部隊、工會、農會等基層組織，加強領導，指揮實際鬥爭。 在五大中央執行上述重大政策與方略時，並決定在武漢方面成立長江局，位於漢口珞珈碑路（現名珞珈山街——老高注）。該局所留人員不多，具有看守機關的性質。在中央遷滬過程中，遷滬工作尚未完成以前，各省工作聯繫暫時由長江局代任其事。所以中央工作在半月以內實際上陷於停頓，一切等候中央遷滬完畢後再作處理。 當全部中央人員緊急動員分途出發奔赴各方面工作時，卻發生少數黨員畏縮不前，臨陣脫逃情事。如鄂省總工會向忠發席捲公款逃往湖南。劉少奇與瞿秋白等攜眷匿居廬山，他們均系自由行動，下落不明。又如所周知，周佛海首先發表“脫離赤都武漢”文章，施存統發表“悲痛的自白”，李達在報上刊登脫離黨啟事，其他繼起踵武投降南京者，亦不乏其人。 羅章龍具體介紹當時的背景說： （正當五大中央離開武漢，遷往上海途中，大批中委及幹部奔赴全國各條戰線的時候，）國際東方部卻在策劃新的行動，對中共中央採取自上而下的全面改組，實行奪權。國際東方部決策經過是非常周密的，而且是採取突然襲擊的行動。 ……自中國傳來噩耗，武漢形勢惡化，旋即急轉直下，一日數驚。1927年6月，國際代表羅易等自中國撤離回到莫斯科，報告武漢異動情況，國際東方部聆悉如同晴天霹靂，一時感到手足失措，乃召集該部全體會議研究對策，最後決定為穩定局勢起見，確定政治原則，中共繼續支持國民黨左派，中共可以退出武漢國民政府，但不得退出國民黨，仍應在國民黨內聯合左派，用國民黨左派名義反對寧、漢政府。 1927年7月15日武漢政府分共反水後，原先號稱國民黨左派分子譚延闓、孫科與實力派軍人馮玉祥、張發奎、朱培德等均跟隨汪、唐而去，陳友仁與鄧演達出國避難。剩下所謂左派分子人數既少，並無實體存在，有之亦不過瞬息多變的魔影，所謂“支左”實際是“支無可支”。但當時國際指示仍“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不知改變。所以南昌起義時，仍用國民黨左派名義，起義軍隊仍樹青天白日旗幟，所以8月1日賀龍自南昌發布宣言，強調總理遺教與擁護三民主義，通觀全文純屬國民黨口吻，無絲毫工農革命氣氛！…… 但是客觀事實的演變，前項政治邏輯終於破產，中共黨員已再無人理會，為了改弦更張是全黨與革命群眾共同的意向。東方部有見及此，不得不轉移了方向，同時為了維持國際威信起見，決定自上而下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撤換書記，另派繼任人選，部署既定，乃立即派代表赴中國召集特別（緊急）會議，貫徹執行。 羅章龍接着寫道： 大革命正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國際所派遣的代表Nomminotz、U.Neuman（以下稱二洛）（查Nomminotz，通譯為羅米納茲或羅明納茲，格魯吉亞人，為共產國際全權代表；Neuman，即一些中文史料中的“紐曼”，是德國人，暴動專家。不知為何羅章龍要將之譯為“二洛”——老高注）首先到達上海。時中央遷滬尚在途中，所以雙方沒有接觸，二洛乃乘輪溯江西上，來到武漢。 時在七月下旬，國際代表到達武漢先由蘇聯駐漢領事關係找到長江局（Blitz亦在漢），國際代表乃向長江局聯繫，開始進行一切工作。此次國際代表東來，帶來一個方案，其主旨在召集一個特別會議，超越五大所選出的中央，另行成立一個中央。當國際代表見到長江局負責人羅亦農，告以此行任務時，亦農聽說甚為詫異，不知所措。答稱：“五大中委幾乎全部離開武漢，會如何開得成。”對方稱說：“這樣正好，我們決定另立中央，與五大中央無干。”因問瞿秋白何往，亦農說：“也不在武漢，聽說到牯嶺避難去了，現在住址不明。”國際代表：“我們立即舉行會議，一邊設法找他。”當經商定於8月7日舉行緊急會議，由長江局通知有關方面代表到漢口出席會議。 這個特別會議（緊急會議），由二洛單方決定於8月7日在漢口舉行。漢口會議在漢口鄱陽街惠羅洋行樓上舉行（該洋行原為俄國商行，附近一帶均外籍商人居住。布里次即寓居惠羅洋行二樓）。 由於時間短促，參加會議代表主要為長江局及留漢共青團方面成員，外省只有湖南、九江代表參加，其它各地因路途較遠均無代表參加。漢口會議由於籌備非常倉促，所以會議時間很短，因此一切文件均在會後補寫發出。漢口會議政治報告中主要內容：A.強調大革命高潮中國際路線的正確與中國黨領導的錯誤。B.強調土地革命問題是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的核心問題，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社會經濟的主要內容。C.武裝工農，確定在湘、鄂、贛、粵四省地區舉行秋收暴動。 八月會議後，臨時中央原決定發動湘、鄂、粵、贛四省暴動計劃，由長江局通知各省執行，但除湖南外，即長江局所在的湖北亦無動靜，江西亦然，廣東遠在南方，寂無下文，俱屬空談。 出席八月會議代表事先既不知道會議性質，故無從準備，臨時又未見到任何系統文件，只憑國際代表所作簡單報告，所以也就無法開展討論。就這樣，大家聽取報告完畢，就算會議即告完成。此次會議出席人員均系臨時決定，所以來去匆匆，無所得益。漢口會議結束多時，臨時中央乃發布“告全黨同志書”及“最近農民鬥爭決議案”、“最近職工運動決議案”和“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等幾個文件，這些文件均未經會議討論通過，是事後補寫的急就章。 據中共黨史資料，“八七”會議對中共領導層推倒重來，選舉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員為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為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會後，臨時中央政治局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長江局。 羅章龍是這麼敘述的： 在八月會議舉行時間，關於臨時中央負責人的問題，國際代表提名叫瞿秋白任書記，但阿雙（秋白號）仍未露面，通過長江局專派交通員輾轉探索，才尋到他的蹤跡，隨後又派人到九江把他叫回漢口。他到漢口立即被任為臨中書記，但他初表示不願意干，自稱“無才無績，不能勝任”。但國際代表堅決叫他幹下去。 據（羅）亦農告人說：“二洛曾說過，當時如阿雙還不露面的話，只好由我擔任書記，姑且維持局面。” 羅章龍對這個臨時中央提出了嚴重的指責，他說，臨中（臨時中央，下同）成立以後，高高在上鮮所作為，當時工農兵革命運動事實上陷於癱瘓狀態，與此相應便發生重大瀆職問題。主要瀆職行為造成南昌暴動、秋收暴動與廣州暴動的連續失敗，犧牲慘重，招致黨與革命實力的浩大損失！ 羅章龍一條條列舉說： 1.南昌軍事行動於8月1日爆發，國際代表是7月下旬來到中國的，他親自知悉此事，漢口會議舉行已在南昌軍暴後一個星期。就常情判斷，對於如此重大的軍事行動，是國際代表與臨中應該密切注視並採取積極措施去爭取勝利的。但是事實卻完全相反，漢口會議並未把南暴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對當前這樣重大問題竟未加以討論，或專門研究。在此千鈞一髮的時候，臨時中央對於江西方面軍事行動，既未發出一項指示，指示作戰機宜，又未派出知兵大員隨軍協助，甚至更未派遣一介使者到前方進行聯繫，或提供有利於軍事的情報，或派人協助解決有關後勤事項的問題。當時臨中對此客觀上只是隔岸觀火，漠不關心，視同秦越。坐令前線幾萬大軍，盲目行軍，在失去與後方聯繫情況之下，進入東江方面敵軍預設的袋形陣地，陷於重圍。造成全軍潰散，幾萬人一齊繳槍（突圍北去者為數不多），鑄成大錯的嚴重後果。這是國際代表與臨時中央共同應該負責百啄不能辭其咎的。 2.湖南秋暴原是臨中成立時決定的。論理更應十分重視，全力以赴。但臨中對此除最初原則上作過一次決議外，以後並未作過具體指示。如對於作戰部署，亦未作過安排，只是坐待捷報。以致坐失機宜，最後造成平、瀏戰役先後失利，全局皆非！ 至於廣州暴動是國際二洛和臨中親自發動的，而且是在南暴與秋暴之後舉行。論理應接受上兩次暴動的經驗與教訓行事，但事實卻完全相反，在作戰計劃中對敵我估計不正確，粗心大意，結果又重蹈覆轍。終於是一敗塗地，精銳全失，死傷慘重。而且在戰鬥中又發生指揮軍事人員◇◇◇、◇◇（原書即空白，下同——老高注）臨陣脫逃，落港逃生情事。 據長江局同志峻川說：“國際代表與臨時中央，在八月會議前後時間忙於布置內部人事，併集中注意力到各省，繼續作奪權部署。所以對於軍事無暇顧及，坐視未理，客觀上是聽其自生自滅！”又當時國際代表坐鎮上海，君臨其上，發號施令，擔任對臨中的實際指導，所以應負聯帶責任！…… 此次南昌軍事發動時，中共所擁武裝力量約槍支五萬人，加上工農武裝為數稱足，如運用適當，指揮得人，很有可能克敵制勝，有計劃地逐步引導革命走向成功之道路。 羅章龍在文章的後半部分，記敘了共產國際代表與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後來數年重大決策中的失誤。與“八七”會議沒有直接關係，此處不贅。他在“結論”這一節中寫道： 漢口會議（即“八七”會議）在中國革命與中共黨史歷程上是一個明顯的標誌。在漢口會議以前，中共領導革命雖然曲折艱難，但是仍然循照正常軌跡運行。溯中共革命在中共領導之下，發韌於二十年代（1920至27年），歷備艱辛，始達到相當成就，1926年冬乃獲建立武漢革命政權。在前此革命進展期間，雖然遇到重重阻力與挫折，但從大體趨向觀察革命是前進不止的，政治路線一般是沒有遭逢到嚴重的失敗。但是自漢口會議起與成立臨時中央後，中國革命形勢卻引起質的變化，從此以後，中國革命勢力乃一蹶不振，由此至1931年第二個臨時中央成立，革命頹勢仍長期繼續存在。追源禍始，實與當時臨時中央錯誤的政治路線息息相關的。為了總結1925至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經驗與教訓，前章已對於中共中央五大會前後的政治上的錯誤政策加以論究，本章只就漢口會議臨時中央時期所發生的事項略加以分析與判斷。 首先應行指出，東方部導演的八月會議，雖然名曰“會議”，按其實質不得稱為會議，因為它既無合法根據，又沒有構成會議的形式與條件，只能說是政客導演的陰謀詭計的一幕。由於漢口會議按其性質是於黨章規定以外，鼓動幾個不逞分子，向中共中央進行奪權，另行成立非法的臨時中央，所以也就是中共黨內第一次非法分裂黨的行動；這種非法行動所採取的形式是不光明磊落的，是封建時代歷史上宮廷政變的重演。 中國共產黨是與廣大革命群眾有血肉聯繫的黨。中共中央的產生與存在是通過全體黨員的意志，並由中共成文法（中共黨章）所規定的，無論何人都不能用任何藉口，對此妄有所變更的；如果野心家不按黨章規定而擅自成立中央，篡竊黨中央大權，那便是非法行為。這是起碼的常識。但東方部卻冒天下的大不韙，違背中國革命權益，悍然於超越中共五大權力之上，召開漢口會議，解散合法中央，另立非法中央，並任意指派一個於法無據與眾不孚的人作傀儡，命他代行中央職權。這是完全違法亂紀不得人心的。 同時還應該說明，1918年第三國際在莫斯科成立之時，曾由各國共產黨會議通過第三國際組織法與規章（13點）。中共是1922年按照規章加入第三國際作為國際一支部的。按照規定國際兄弟黨間，必需遵守民主精神，彼此平等對待，並互相尊重、互相支持與友好相處。這是歷來國際兄弟黨間共同守則。但是這次東方部召集漢口會議卻違反平等、互助的精神，破壞第三國際章程，踐踏國際兄弟黨相處準則，違反公理，任意橫行霸道，實行以大國役使小國，以強凌弱，以上壓下，違背國際革命道義，莫此為甚！而且事實上，在國際方面自從漢口會議惡例一開，以後變本加厲援例發生，在第三國際內更僕難數。在中國，1931年東方部再度策劃召開四中全會，成立以王明、向忠發、劉少奇等人為僕從的第二個中共臨時中央，這也表明是再度對中共進行分裂黨的組織。其後果嚴重，毀黨與危害革命罪惡昭著，可謂後先一轍！ 自漢口會議以後，臨時中央的政治面貌以前後連續出現的三次“左傾”路線為其代表。三次“左傾”路線的發生與發展，用臨中的話說，就是：“搶占左方高地！”“唯我獨左！”“從左到左！”“左之又左！”臨時中央就是按照這些行動口號輪番接力前進。……由於東方部密孚（現一般譯為“米夫”——老高注）完全支持臨中意見與主張，對批評者十分嫉視，不懷好感，助長臨中氣焰。臨時中央在東方部支持下，更進一步把路線鬥爭變成小集團的宗派鬥爭，自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直到王明、劉少奇一伙人，先後代起都是在進行宗派鬥爭，互相傾軋，排除異己，把一個具有革命傳統的中國共產黨變成了地下小朝廷。黨的組織漸趨削弱，中國革命大業沉霾昏墊，蒙受到鎩羽不振的打擊！ 臨中的組織路線，是與其政治上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平行產生的。首先應該指出，漢口會議所採取的組織手段是違反黨紀與黨章的。當五大中央遷滬期間，密孚聞知立即派二洛乘虛而入，直趨漢口，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舊的合法中央立被解散，任命了一個眾望不孚的人為政治傀儡。……他對臨中頤指氣使，如對待奴僕。往往濫用“否決權”否決會議通過的決議，他作威作福，獨斷獨行，操縱會議，咄咄逼人。大家對他喧賓奪主，氣焰兇橫，感到無可奈何。東方部平日坐鎮莫京具有無上權威，遙制中國革命。東方部派到中國工作的人大都是屬於下駟人物。如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代表羅易Roy（印度人），年少不更事，受汪精衛愚弄，以共產國際機密文電私示汪，汪遂以此為口實，宣布國共決裂。東方部所派遣到中國擔任指導工作者的二洛也是一般幹部，既不甚通曉革命哲學與理論，又缺乏革命實踐經驗；平日深居簡出，更不了解中國具體情況，對於中國經濟、政治、敵我鬥爭的複雜情況均茫然無所知，只憑欽差大員身份，以國際路線為護符，閉門造車，師心白用；自以為是，強不知以為知，遇事照本宣科，削足適履。他們在中國工作時，諸般決策悉由主觀片面決定，並不反映客觀事實。所以遇到實踐，就如同盲人瞎馬亂闖起來。他們高高在上，不是決策失當，錯出主意，就是胡亂指揮，遺〔貽〕誤革命也就絲毫不足為怪的了。…… 到了1933年，臨中已日暮途窮，奄奄一息地步。他們把在白區的革命力量喪失百分之百，在蘇區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五，於是臨時中央倉皇脫逃，遷入江西蘇區，國際代表則撤離中國，一去不返。 這一切難道不是為親者所痛，為仇者所快嗎？！中國革命大業蒙受這番嚴重挫折之後，實際上延長至二十年始獲復興機運。在此期間中國人民水深火熱的長期持續的災難，與臨中倒行逆施是具有因果關係的，這又是邏輯的必然結果！ 上面我介紹了羅章龍對於“八七”會議的看法。他的說法，迄今並非中共官方和黨史界的主流看法。在新華網關於“八七”會議的詞條中稱，“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撤銷了他的總書記職務。會議確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為黨在新時期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黨在當時的最主要任務。” 一些“八七”會議參加者的說法，也與羅章龍不一樣。例如，羅章龍說“出席八月會議代表事先既不知道會議性質，故無從準備，臨時又未見到任何系統文件，只憑國際代表所作簡單報告，所以也就無法開展討論。就這樣，大家聽取報告完畢，就算會議即告完成。”又說：“告全黨同志書”及“最近農民鬥爭決議案”、“最近職工運動決議案”和“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等幾個文件，這些文件均未經會議討論通過，是事後補寫的急就章。 但參加會議的陸定一、李維漢的說法不同。《八七會議的是非功過：陸定一談中共黨史(之二)》一文中寫道： ……這份會議記錄還完整地保存着。有人說，它不是當時記的，是為了向共產國際作報告而在事後追記的。 陸定一說：“因為事隔多年，我已記不清是誰作的記錄，我看了記錄後，覺得它的真實性無可懷疑，是當場記的，不是事後的追記。”李維漢也認為記錄是在會場上記的。 陸定一還回憶說：“中午，洛卓莫娃為大家準備了午餐，我們吃的是麵包和午餐肉罐頭，一個罐頭有好幾斤重，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罐頭，因此印象很深。吃完午飯，又繼續開會了。下午首先討論羅明納茲的報告，然後瞿秋白代表常委會作報告。接着討論《告全黨黨員書》、《工人運動決議案》、《農民運動決議案》和《組織問題決議案》等文件。這些文件都沒有成文，只由主持人講一講大意和讀一讀稿子，即交代表表決。……討論常委報告和文件時，沒有發生意見分歧，很快就通過了，然後由常委去作文字修改。” 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有一篇《鄧小平七憶“八七會議”》的文章，寫道： 一代偉人鄧小平與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密切相聯。1927年夏，他作為黨中央秘書，籌備並參加了這次會議，他第一個來到開會的地方，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負責安全。他最早進入會場，最後一個離開。會議只開了一天，他卻在那裡整整呆了六天，他所作的工作為會議順利召開和圓滿結束起了重要作用。“八七會議”是鄧小平第一次參加中央級別的重要會議。因為這次會議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因為這次會議是鄧小平革命生涯的一個新起點，所以鄧小平對它有着特殊的感情。建國後，他曾在不同歷史時期，用不同的方式，七次回憶“八七會議”的有關情況，為我們留下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文中在“三憶”一節中說：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要求繼續為黨為人民工作。8月14日，毛澤東對來信作了批示，之後周總理以中央名義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對鄧小平解除監督，恢復黨的生活，安排一些參觀訪問、調查研究等活動。在這種情況下，1972年11月13－14日，鄧小平參觀了井岡山革命舊址。14日，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展廳，他邊走邊看，就像回到了當年。當看到“八七會議”會址的照片時，他不由自主地反客為主，向身邊的陪同人員介紹起這次會議的有關情況。介紹完後，他還對“八七會議”作了高度評價：“‘八七會議’決定在湘鄂粵贛四省搞農民暴動，舉行秋收起義，號召共產黨人拿起槍桿子，同國民黨反動派作堅決的鬥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鄧小平的生動介紹給在場的人們上了一堂令人難以忘懷的黨史課。這是他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談“八七會議”。 在“七憶”一節中說： 1980年7月15日，鄧小平故地重遊，重返“八七會議”會址。此時的三教街41號已是一座革命紀念館，一樓舉辦有輔助陳列，全面反映“八七會議”的背景、經過和意義，二樓恢復了開會時的原貌。53年過去了，當鄧小平再次站在會場時，眼前的一切勾起他的回憶。他對工作人員說：“當時我們二十幾個人是分三天進來的，我是第一批進來的。當時我在這裡呆了六天，最後一個走的。”他告訴工作人員，會議可能是在靠後面的房間開的（此時會場恢復在靠街面的前房）。湖北省委書記陳丕顯問：“怎麼樣，像不像？”鄧小平說：“記不得了，基本上像。”在一樓輔助展廳，他看得很仔細，對會議的記錄、會議的翻譯、代表的名單、共產國際代表、他當時的身份等問題一一作答，還對何時決定召開這次會議、會議的報告、各地武裝起義等問題一一作了介紹。 陸定一、鄧小平和李維漢都是“八七”會議參加者，他們關於會議情況的描述，肯定比羅章龍更有可信度。不過，羅章龍對當時的背景、對共產國際造成惡果的剖析，乃至對“八七”會議本身的合法性的質疑，還是頗有參考價值的。“八七”會議已成往事，合法不合法的爭論都沒有了現實意義，不過，它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中共許多問題的由來和脈絡、理解中共創始者、早期領袖那一輩人面對的紛紜複雜的國際國內嚴峻挑戰局面和他們的思路。借“八七”會議84周年的機會，在博客里做個介紹。
五十年代的羅章龍及其外孫女羅星原。（羅星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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