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聽說：毛澤東建政僅7年 民眾就懷念蔣介石

送交者: ByStander 2011年09月25日20:26:1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從來沒聽說：毛澤東建政僅7年 民眾就懷念蔣介石 來源:博客 | 日期:2011-09-24 | 網址: http:// 在官方的歷史敘述中，1957年的整風鳴放是因為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趁機向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猖狂進攻，中共中央因此發動了反右派運動。右派分子的活動領域，主要是在民主黨派內、教育界、文學藝術界、新聞界、科技界、工商界和黨政機關等“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然而，在閱讀1957年的整風鳴放言論時可以看到，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能夠對黨國大政方針提出意見的，只是極少數具有良好文化素養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們的意見是在報刊上作為典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組織全民進行討伐，但大量的“右派”言論則是反映基層民眾“今不如昔”的生存狀況的。   特別在基層的“反右”鬥爭中，這類言論可謂車載斗量，是各地“右派言論”的主體方面。主要反映的是對統購統銷、合作化、農民生活和城鄉政策等方面。言論者並不限於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社會上的三教九流，工人、農民、職員、幹部和其他勞動階層都在其中。這些關於民瘼的大量言論，反映了社會真實的生活狀況和鮮活的民間輿情，發自於言論者親身感受的生活現實，其意義並不亞於那些大知識分子的治國宏論。從中可以看到，廣大民眾對於剛剛進入的社會主義是不認同的。   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反右”運動開展之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8、9月間接連下達了在農村和工廠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在工人農民中開展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大辯論。那些散布過不滿言論的幹部群眾都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和處理。   中共中央1955年3月正式試行的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政策，即所謂“三定”。而當時官方輿論稱：“三定”使農民安心生產了。從相關“右派言論”反映，此舉並沒有真正解決讓農民安心生產的問題。比如在浙江寧波，當地幹部講：“糧食統購統銷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糧食統購統銷是農民鬧事的根源”；“雜糧農民一貫來當菜吃，芋艿從封建時代以來就不當口糧；現在要抵口糧，使農民實際留糧減少。因此農民吃不飽飯了”； “糧食是農民生產出來的，農民反而吃不飽。”“糧食供應城市寬，農村緊……，(國家)只管一億城市人民吃飽飯，不管五億農民吃不飽飯。”   其他地區的意見，也是大同小異。山東、安徽、江西等地，雖然不及浙江富庶，但對統購統銷的不滿並無二致。再具體到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年齡段的人群，雖然大家生活圈子不同，具體感受不一樣，結論卻是相同的。如安徽一個農業廠的技術員汪朝元總結說：“農村有四死：賣糧逼死，買糧等死，買不到糧餓死，賣糧再買糧虧死”。江西等地的民眾說：“國家對農民的糧食限製得太死，農民無米下鍋，吃青菜，還要勞動。農民種田餓肚子，種棉花沒有衣服穿，牛耕田(農民)馬吃谷(幹部)。”河南的言論說：“我現在明白了過去梁漱溟說的‘工人生活在天上天，農民生活在地下地'，是完全正確的。”；“河南統購太狠了，都統到人民肉里去了。”；“解放初期糧食夠吃，物資不緊張，可是實行統購統銷後糧食不夠吃了，物資緊張了。”   具體接觸統購統銷工作的一些部門，特別是來自農業、商業和糧食等部門的言論，因為業務原因，了解具體情況比較多，對問題的感觸更深刻。這在各地的“右派言論”中是比較突出的。安徽蕪湖市財貿辦公室幹部樂平說：“統購統銷是一種主觀主義，是糧食工作上的最大的錯誤(不能認為是缺點)。過去農村是‘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可是現在是490斤原糧，怎麼叫農民夠吃?……農民不夠吃硬說夠吃。”；安徽六安專署農業局副局長何少桓說：“農民480斤原糧實在太少，民生問題是大事，民以食為天嘛!”；“國民黨是抓壯丁搞垮的，共產黨就失敗在統購統銷。”；“糧食是農民手裡種出來的，為什麼不給農民一點富餘呢?”。江西臨川縣委農村工作部長傅瑞林說：“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是勞民傷財，嘉溪區因買糧有20％的社員誤工，使農民吃虧5萬元。”；“政府購多了，我家吃了兩天糠，餓死老婆倒沒關係，餓死小孩更成問題。”；“480～520斤的留糧標準真不夠吃，現在比過去要多吃飯，沒有吃飽腳是軟的。”；“餓得難受……這是實際問題，不解決就反映到中央去。”；臨川縣糧食局幹部胡亦昌說：“撫州市掌握糧食定量不夠，米不夠吃是普遍的，小孩大了也不增糧，大人只有吃稀飯”；臨川縣糧食局幹部周龍光說：“統購統銷搞得不好，定量過死，搞的絕大多數農民把種子糧都吃了。……我家裡就沒有飯吃，仔女餓的吼吼叫”。   臨川縣報社的伍攀增說：“糧食供應價格不合理。購糧按質論價是合理的，地區差價是必要的。為什麼糧站供應群眾的稻穀不按質論價呢?買、賣一擔穀子相差五角錢，群眾說是剝削，我對這個問題思想上也鬧不通。”省供銷社臨川轉運站的陳清泉也有類似的意見，他說：“秋後把口糧都賣得去，以後又買回來，一反一復，非但耽誤了生產，影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價格上也多少有些差價，相差五毛錢一擔，這使得農民對我們國家、黨有不好的印象。建議政府應除下口糧來買餘糧，不應把人家口糧買得去，以挽回農民對我們黨的印象”。臨川縣溫圳糧食公司的喻瑞波說：“可能帶普遍性都是這樣：報喜不報憂，違背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本來購餘糧不購口糧，周轉糧還要批准。農民說：‘明明我是夠吃戶，硬要賣糧，上半年又要買回去。賣6.25元，買6.75元，這不是國家硬要我們吃點虧!'就拿白城鄉一戶農民賣糧來說，我問‘為什麼要賣?'他說：‘幹部要我賣啊!'而今年買進口糧，這是勞民傷財，耽誤農民生產”。   臨川縣供銷社幹部沈中基的話，更是一針見血：“統購是層層擴大數字，統銷是層層留指標，弄得農民吃不上飯”。統購統銷不僅是農民不滿，城市居民也不滿；不僅縣城和小城市的居民不滿，大城市的居民也不滿。天津市南開區稅務分局黨員幹部郝金耀說：“統購統銷以前生活是提高了，統購統銷以後生活沒什麼提高。我不同意人為的制度，一個月跑一趟派出所領油票、糧票。是真供應不上呢，還是人為的制度呢?”大沽化學廠共青團員邱清芳說：“統購統銷搞糟了，搞的市場買不到副產品。”塘沽區人民銀行張伯旋說：“過去串親戚不帶鍋，現在串親戚得帶鍋(指糧票)”。……   關於農業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論，全國各地非常普遍，但大同中又有小異。大同是都反對輿論宣傳對農業合作化的頌揚，不承認農業合作化的“優越性”，不承認農業合作化是自覺自愿的等等。小異是論證合作化“搞糟了”的個體經驗是不同的。   來自山東的言論說：“農業合作化以來農民缺糧，要求退社，有的搶糧鬧事，到底是優越不優越?”“工人每月四五十元，農民每年四五十元，我堅決說不優越。農民不參加合作社不只四五十元。農業合作化以後，農民收入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安徽的言論也是如此。如淮南市糧食局保管組長楊培成說：“農村里從貧農到上中農，都對農業合作化有意見”。浙江基層幹部的言論，除了一般性地說明合作化傷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外，對合作社和單幹的優劣做了詳細比較。如定海縣有幹部說：“合作化有七多六缺：(七多是)一、荒田多，二、糧食浪費多，三、生產懶漢多，四、盲目急躁推廣先進經驗多，五，砍伐森林多，六、爭工分吵架多，七、負債多。(六缺是)一、養豬缺，二、糧食缺，三、產量收入缺，四、燒柴缺，五、零用東西缺，六、零用錢缺。”   遂昌縣的幹部具體說了合作社空頭收入多的問題。即：“一、造水庫化工分多；二、社務開會誤工多；三、調換種子差價多；四、打稻機等廢物花錢多；五、搞副業損失多；六、社內開會旅費多；七、旱災減產空頭收入多；八、技術推廣工分浪費多。”安吉縣有幹部形象地說了合作化後的農民負擔重的問題：“一個農民種五棵稻：一棵是給國家種的，一棵是給社長種的，一棵是給會計種的，一棵是給五保戶、公積金種的，一棵才是給自己種的。”諸暨縣有的幹部說：合作社看不到優越性，單幹倒有十大優越性：“不用開會、不賣餘糧、不交農業稅、勿用排生活(即生產)、勿用評工分、用錢自由、休息自由，水利不做、修橋鋪路不管。辦好了合作社還可以坐享其福”。 江西臨川縣的幹部對合作社也是怨言多多。如臨川縣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傅瑞林講：“轉社後比過去增產我就不相信。入社前我家禾長得缽子大，過去每年都能收四十多擔穀子，入社後禾長得還沒點點大，收入減少了，生活不如入社前。”   在整風鳴放中，各地“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都提到合作化高潮搞糟了。大家都清楚，是1955年夏毛澤東批小腳女人，掀起了全國農業合作化高潮。所以各地都有言論，直接批評到了毛澤東的頭上。如山東的“右派言論”講：“農業合作化過去批評是小腳女人，現在是否是大腳女人?農民要退社不允許，死逼梁山。拿一縣來說好的占寥寥”。“農業合作化冒進了，這是毛澤東批評小腳女人的結果”。“中央說農業合作化成績是基本的，這是睜着眼說瞎話……我看缺點是基本的”。安徽的“右派言論”也是如此。如《安徽日報》在1957年7、8月間刊登的一些言論說：“安徽合作化速度太快了，規模大了。”；“入社後產量一年不如一年”。“1956年報上所載糧食增產數字是靠不住的。”安徽的謝競成說：“農業合作化搞快了，搞大了，毛主席報告沒幾天，全國合作化都搞起來了。這是一陣風，哪有那麼多的自願參加的，不少都是拉進來的。”蕪湖市公安局的宋治安說：“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報告，是走幹部路線來的”。 江西臨川縣的幹部對合作社高潮過快的問題是有切身體會的。溫圳供銷社的塗元怡說：“我村里原初級社都沒有，而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就將幾個村子合併一個高級社，領導能力薄弱，缺乏經驗，社裡的農具經常擺在外面無人照管。過去一樣農具能用五六年，而現在到社裡只能用一兩年。社員到田裡去做事是不願意的。……下田做事是拉夫湊數，派人下田。”   省供銷社臨川轉運站的蔣金華，講了親身經歷的農村搞合作化的情況：“五五年我在資溪搞農業合作化工作，當時去的時候還是互助組，後毛主席提出合作化的報告，批判了有些幹部小手小腳搞慢了些，下面一下就合作化起來。縣委書記到地委開會回來後向區委布置：你這個區限十天內要搞起來。區委書記作報告：你們發展多少社。下面不搞，怕受批評，說我們小手小腳。這樣一下就合作化起來。要真正做到農民口願、心願、全家都自願是不可能的。……(農民)不參加怕扣落後帽子，怕買不到東西，不得不參加。好多地方連初級社都沒有建立起來，就建高級社”。這段親歷者的話，非常具體地反映了當時各級幹部貫徹上級指示，違心地強迫農民合作化的情況。   山東的言論反映：“總的說農民生活是苦的，他們勞動強度大，收入比工人相差太遠。如果農民負擔不減輕，工農聯盟就成問題。現在農民千方百計進城，國務院限制農民進城。這是消極辦法，積極辦法是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不然百分之九十的農民生活改善成問題。”；“中央不關心農民生活，於心有愧，是忘了本”。河南的言論反映：“從理論上說農民生活提高了，個別的有所降低，實際上大部分農民生活沒提高，不但上中農沒有提高，有的貧農也沒有提高。”浙江在反映農民困苦的言論中，許多言論還用數據說明了工農生活不平等，城鄉差距大的問題。如金華市化工公司的一位職工說：“為什麼棉布上海16尺，杭州14尺，金華12尺，農民只10尺。糧食杭州30斤，金華27斤。食油城市5兩，農民2兩。總的工人好，農民苦。”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建政僅僅7年，民眾就開始懷念蔣介石。比如浙江省平湖縣地處長三角中心地帶，是江南有名的“魚米之鄉”，素有“金平湖”的美譽。當地幹部的不滿言論有：“糧食是搞糟的……平湖是餘糧之鄉，吃飯不放在心上，但目前吃不飽是普遍的。糧食‘三定'後農民拖老攜女外出求乞”。還有的直接說：“人民政府死要糧，共產黨好是好，三頓稀飯吃不牢；蔣介石壞是壞，三頓白飯不用憂”。江西臨川縣商業局長吳仁華反映說：“目前農民生活仍很苦，群眾反映很大。有一個農民對我說：‘農民一擔谷僅賣得七元多，而一擔谷釀成酒則要賣我們幾倍的價。政府比土匪還惡，如果我們有槍桿子，一定要和政府幹一場'。”他憂心忡忡地說：價格問題“如不及時研究解決，農民是會算賬的，‘匈牙利事件'應作為我們的教訓。”天津工會聯合會虹橋辦事處共青團員李松春說：“黨的統購統銷政策太苛薄了……就是叫農民賣得多，我大舅不樂意賣，鄉幹部動員。買糧食去只(給)賣幾天的，所以說太苛薄。……解放前糧食夠吃，解放初期還可以，到了(合作化)高潮後便不行了。”合肥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王義超說：“有農民說：現在分了地反不如以前幫工，以前還能吃飽飯”。……   （註：本文資料來自北京《炎黃春秋》雜誌2011年第3期刊登王海光《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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