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和我共事最久，從新四軍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少說也有十四、五年了。解放後，在華東局，我們同是書記。在政府機構，我是上海市長，他是華東軍委會主 席，我也是軍委會的委員。彼此的思想、作風、性格都是很清楚的。作為饒漱石的多年同事的我，現在來訴說饒的罪行，我的心情與其說是感慨，毋寧說是憤慨！
　　
　　饒的罪行也是很嚴重的。
　　
　　饒的第一大罪是「濫用職權、擴大個人勢力」。作為一個黨員，處事的最高原則，不論是多高級的領導幹部，都應該是「一切為了黨的利益」。而饒漱石處事的最高原則是「一切為了饒漱石的利益」。

遠在新四軍時期，饒擔任政治委員，我任軍長。按照黨的規定，軍長和政委必須緊密合作，我在這點上是嚴格遵守的。但饒派任了不少幹部，卻並不全都通知我。而且這種情形一直到三野和華東局都未有所改善。

華東區約有一億六千萬居民，長江下游是中國重、輕工業最集中的地方，農產品也占全國很大比重，福建沿海位於國防最前線，山東是老解放區，其地位何等重要，黨都主要的交給饒漱石負責，這是怎樣的一個重大而光榮的任務。

可 是饒漱石卻利用來培植自己的勢力，委派他賞識的幹部充任各重要機構的領導職位，利用第一書記的職權下條子直接派去，並不通過黨委會，只是隨後通知黨委會備 案。不少幹部事後經黨委會審查，並不夠資格，反映給饒漱石，饒卻擱置不理，並且還說：「你們別管，由我一個人負責好了。」這是嚴重的破壞黨紀的行為。照黨 的規定，書記是擁有較大的發言權的，但最後決定權在黨委會手裡，這是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只是有較大的發言權罷了。

就這樣，許多不稱職的 他的私黨被安插到各重要崗位；而同時，中共介紹到華東的許多有能力的幹部卻被饒漱石以各種藉口擋駕回去。以後更變本加厲，中央交下的許多指令，饒漱石不同 意的，就以「結合華東具體情況」為理由，或者推諉不辦，或者甚至隨意篡改，饒漱石指責說「黃逸峰①鬧獨立王國」。饒漱石自己才真是獨立王國哩。它不顧黨的 利益，只顧他個人卑鄙的欲望，卑鄙的野心。
　　
　　凡是以個人慾望出發的野心家，他安插和庇護他的小人，一定是感情用事，打擊耿直的正人君子。
　　
　 　剛才談到的黃逸峰就是被他打擊的君子之一。我現在正式代表華東局宣布，黃逸峰已被恢復黨籍，並恢復名譽。饒漱石是一個睚眥必報的小人，他容不下正直的 人。他和黃逸峰作對頭是遠自一九四一年新四軍時代就開始了。布爾什維克是應當不計個人恩怨的。饒漱石卻對個人恩怨一點一滴記在心頭。黃逸峰就作了犧牲者。 我還可告訴各位，一九五三年，轟動全國的所謂「黃逸峰事件」，徹頭徹尾就是饒漱石挾嫌報復，製造出來的，現在已經查明當時「解放日報」所登載的一切報道是 饒漱石授意捏造的。那些編輯現正受深刻檢查。饒漱石這種誣害他不滿意的人，手段下流，而且也是嚴重破壞了黨的紀律。黃逸峰只是比較著名的事件，其他較小的 還有許多，就不詳細說了。
　　
　　共產黨也是人，而且絕大多數是舊社會出身的人，舊的習染或多或少和大家一樣，共產黨人不是神仙。讓我再強調一次。
　　
　 　同樣重大的問題是，在饒漱石的「壓力」下，為什麼有那樣多的黨員幹部竟任他胡作胡為，默不作聲呢？這些黨員和「解放日報」的編輯一樣，都該檢查。黨章規 定的黨內民主那裡去了呢？什麼時候講過只許書記集中，不許別人集中？書記批評別人就可以，普通黨員就只能自我批評，這樣黨不就成了軍閥統治了嗎？這樣的黨 能發揮力量嗎？
　　
　　我定要抽空到華東各地去檢查一次工作。看看饒漱石的惡劣影響究竟到什麼程度，看看像「解放日報」竟然不敢站穩立場的編輯，只會逢迎巴結上級的不配做黨員的「黨員」究竟有多少。②
　

饒 漱石的第二大罪是「散布失敗主義思想」。遠在新四軍任政委的時期，我軍力量一般地說固然不如日軍和汪偽軍，也不及蔣介石的軍隊。中共指示以游擊戰為主，游 擊戰的戰略是：敵進我退、敵退我追、遇大敵則避、遇小敵則圍，以消耗敵軍的作戰力。打游擊決不是看見敵人來了就跑的，抓住機會還是要和敵人拼命，要包圍敵 人，消滅敵人，自己的力量要分散以能儘快轉移為原則，但也要迅速集中加入戰鬥。可是饒漱石對我們自己的力量總是估計過低，見着敵人就躲避。就這樣，我們新 四軍喪失了許多消滅敵人和取得勝利的機會。饒漱石缺乏對戰爭的機動性。

作為一個大軍的政委，他本來有權決定許多臨時性的戰鬥問題，而他總是遲疑不決，他的口頭話是：「如果我貿貿然決定了，延安方面不支持我，怎麼辦？誰來負責？」其實這全是藉口，為什麼在幹部的調動任用上面，他就不請示黨中央，而自己作主決定了呢？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解放戰爭接近全面勝利的時候，黨中央召集全會，決定在蔣介石不接受我們提出的和平條件之時，就渡江進擊，徹底消滅蔣介石集團。但饒漱 石在這點上表現得遲疑不決，畏首畏尾。他主張再等一下，觀望一下。最後，由於黨中央和毛主席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饒漱石才無可奈何地服從黨中央的指示，與 我帶領三野大軍進擊，終於取得了解放華東廣大地區的偉大勝利。這應歸功於黨中央。
　　
　　任何人都會犯錯誤的。饒漱石會犯錯誤，我也會 犯。自然，即使是同樣的錯誤，也要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分析，不能一律看待。戰爭是一場巨大的賭博，因為無數的人力物力投了進去，就為的要勝利；可 是，戰爭在實質上又不是賭博，因為勝利或者失敗主要在於事前的充份準備，而不是憑命運、靠手氣。從解放東北戰役開始，我們解放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這主 要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妙算正確。

可是，現在我告訴各位，我們也遭受過戰爭上的挫折，而且是很不小的挫折。有一件事報紙從來沒有發表過，這 本是軍事秘密，不該講到此地，我忍不住講出來，因為在座各位都是各民主黨派的領導同志，想來也不會對外傳出去。就在解放上海那年秋天，為了給解放台灣打下 基礎，黨中央決定首先解放金門。這是台灣的門戶。三野受命擔任這偉大的任務。

可是，當時我作為三野司令員，和饒漱石對如何執行解放金門的 任務，發生了分歧意見。一向是失敗主義思想的饒漱石，當時又產生了輕敵思想。這種思想似是矛盾，卻並不矛盾，勝則驕和敗則餒本質是一樣的，這就是辯證法。 饒漱石認為蔣介石已經完了，只要我軍一登陸，金門就會不戰而降，派一、兩師人進攻金門就能解決問題。在決策會議上，我和饒的意見不同。我認為列寧講的「敵 人越到垂死的階段，掙扎越是猛烈」這句話，對於解放金門戰役仍是適用的。因此，我的意見是蔣介石必定不惜一切犧牲，堅守金門頑抗，我軍必須以全力進攻金 門，並且在萬一戰局不利時，作最壞的準備。

饒漱石不同意我的意見，遵照黨的紀律，我放棄了我的意見。結果，那決戰役，我軍失敗了，損失了一萬多人。責任主要落在饒漱石的頭上，但我沒有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及時反映給黨中央，我還是犯了錯誤，對此，我也作了檢查。
　　
　 　一九五○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究竟中國參不參戰，不只是黨外人士都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黨內對此也意見不一，老實說，不少黨員以為美國是真老虎，怕惹 事，最後，還是毛主席斷然看透美國是紙老虎，提出有名的「美國三短一長，中國三長一短」的論斷③，說服了黨內外懷疑動搖的人士，志願軍就在該年冬天參加抗 美援朝戰爭了。這場戰爭的結局完全證實了毛主席的英明論斷，而以美帝國主義失敗告終。這是每個人知道的。

可是，就在抗美援朝期間，饒漱石 採取怎樣的態度呢？饒漱石作為華東局第一書記和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從山東半島直到福建沿海，又是國防的最前線，他卻在最初開始就對抗美援朝的勝利沒有絲 毫信心。毛主席說美國是紙老虎，饒漱石卻認為美國是真老虎。毛主席認定台灣最多偏安，決無力量反攻，饒漱石卻隨時怕抗美援朝闖了大禍，台灣會藉此和美國一 起再打回來。這種徹頭徹尾的失敗主義思想，既然指導着饒漱石，在他的言論和行動上就必然地暴露出來了。
　　
在華東局的若干次會議中，饒 漱石講話時常都說：「就是蔣介石回來，又有什麼了不起？我們打慣了游擊戰。蔣介石打不來游擊戰，上海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城市，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哩？就是放棄 了上海南京，有什麼關係？蔣介石拿回了上海南京，我們農村包圍城市，他還是沒辦法！」誰打算過放棄上海南京？誰打算再回到農村打游擊戰？黨中央沒有，我， 三野司令員也沒有。這只是饒漱石失敗主義思想在作祟。饒漱石的話說得很婉轉，但掩飾不住他的醜惡的失敗主義思想。這種說法只會在幹部思想中撒下懷疑的種 籽。
　　
為了證明他論點的「正確」，他又在外面散布謠言，說什麼「毛主席說過，必要時放棄上海和南京以南地區，而以徐州為國防第一線，以 鄭州、武漢為國防第二線……」毛主席什麼時候說過？我就不曉得。我還可以幫饒漱石補充一句：「以延安為第三線。」照他這樣說，這麼多年的解放戰爭就全白打 了，我們又到延安窰洞算了。要回延安，饒漱石去，我可不去，我覺得上海和南京都不錯。
　　
　　這些謠言若由普通老百姓說出來，我們都得追查一下，出之於第一書記和華東主席之口就簡直是真的別有用心，不可原諒了。這些謠言使幹部思想混淆，並且損害了毛主席的威信。這是饒漱石的失敗主義思想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嚴重損失。

饒 漱石又採取了若干行政措施來配合他的謠言。從一九五一年起，饒漱石藉口以「發展內地工業」為名，將大批原在上海南京一帶的工廠遷往內地，近者如安徽、江 西，較遠者如鄭州、開封一帶，更遠者有遷至西北新疆的。饒漱石對幹部宣布的表面理由是：「上海、長江下游一帶，工廠太集中了，許多都應當遷到內地去，協助 落後的內地建設新的工業基地，減少無謂的交通運輸費用；同時，工業原料運到上海南京一帶來加工，何不把工廠搬到原料產地呢？」

饒漱石如此 說，我雖不是經濟學家，不懂運輸費用如何能減少得了，原料運到上海加工的車費固然省了，但作成成品後，還不是得運回上海一帶來銷售嗎？長江下游是主要的內 銷市場。同時，又增加了一筆很龐大的將工廠成套設備運到內地的運輸費用。工廠搬家不是簡單的，不只是離原料產地的距離問題，還有若干連帶的、必須結合考慮 的問題，如當地的工業條件、廠址建築、電力供應、幹部的衣食住問題等等。特別是技術幹部問題，如必需調去內地，可是他們在上海一帶住慣了，不習慣內地如河 南和新疆的生活環境，即便他們勉強去了，他們的家屬怎麼辦？去是不去？不去不行，去了又過不了，怎麼辦？

可是饒漱石堅持遷廠，不考慮當地條件夠不夠，動員幹部思想工作又做得不夠，就這樣硬遷去了，弄得當地政府手忙腳亂，弄得幹部和他們的家屬人心惶惶，其實，饒漱石的真正思想是準備放棄京滬，這一切的措施只是為放棄京滬作準備而已！
　　

饒漱石的第三大罪是「思想資產階級化。」
　　
　　在座同志大概以為饒漱石是華東局第一書記，思想上總該百分之百的無產階級化了罷。但事實上饒漱石的思想真可以說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思想？【析世鑒：“？”，原文如此。】
　　
　 　饒漱石不止一次對他的親近同志說：他到過世界上很多國家，他認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美國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饒漱石欣賞的是那一種美國生活方式？華爾 街的呢？還是紐約貧民窟的呢？貧民窟的生活方式很不舒服，饒漱石恐怕絕對過不慣。華爾街的生活方式，汽車、洋房、窮奢極欲的享受，我沒有過過，不過一定是 很舒服的，但我更知道，這種少數剝削者的生活方式正是我們革命者流了無數鮮血發誓要打倒的目標，饒漱石如果歡喜那種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那我們就要打倒饒漱 石。再說，世界上有那樣多的國家，那樣多的民族，各國、各民族都有他們各自的生活方式，如果饒漱石談的不是物質上的生活方式，那麼就談精神上的生活方式， 美國的人們一天到晚萬分緊張，每分鐘都在追求利潤，金錢籠罩了一切，也籠罩了思想領域，也許美國人過得慣，我不認為作一個中國人會過得慣；作為一個共產黨 員，更作為一個華東區的第一書記竟會羨慕那種精神生活，不如乾脆去作美國人罷！
　　
　　可是，我並沒有否定美國的產品是很優秀的，我現在用的是派克鋼筆，鋼筆當然是派克好，可是，我知道派克是美國工人智慧和勞動的產物，不是華爾街資產階級的產物。
　　
　　生活方式要緊張，也要鬆弛，我認為精神上以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最為理想，我常常喜歡作些歪詩，做得雖很差，我卻自得其樂，如果變成了美國人，我想我就沒有時間來得到這種樂趣了。
　　
　 　饒漱石又常常說：「歷史上，我最佩服的偉人就是林肯和羅斯福。」林肯解放黑奴，羅斯福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作出巨大的貢獻，我也佩服他們，但 問題是歷史上是不是只有他們兩個人偉大？饒漱石如果是布爾什維克，他就應當記起至少有兩個人和林肯、羅斯福同樣偉大，他們就是創立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馬 克斯和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列寧。各民族、各國都可能有偉大的人，我就覺得孔子也很偉大，雖然我不百分之百贊同他的學說，偉大還是偉大，當然美 國也有偉大的人物。不幸的是，饒漱石最佩服這兩位「都」是美國的。幹部們聽了饒書記的報告，思想上必定難免這樣想，我們全國上下都在反美帝國主義，為什麼 饒書記最佩服的，恰巧都是美帝國主義國家的人呢？
　　
　　作為華東區黨的最高負責人，竟滿腦「美國第一」的思想，滿腦資產階級思想，又怎樣去領導本區一億六千萬人民的改造資產階級思想的偉大工作呢？
　　
　 　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的意圖。我們說：分別作為世界上的國家之一員而言，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和平共處；但在思想範圍上，社會主義思想和 資本主義思想是永不能和平共存的。這是一場艱難而複雜的、尖銳而長期的鬥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兩種思想必以一種思想之徹底勝利而結束，思想鬥爭是沒有 中間路線可走的。
　　
　　關於饒漱石的個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雖然也有缺點，但不是原則性的，所以我不在此多談。不過，我願提供一件事 實：饒漱石的一個女兒，長期住在巴黎，直到全國解放很久，在同志們不斷提意見下，饒漱石才勉強地把他的女兒接回上海。這位饒主席的小姐，從頭到腳，從思想 到生活，不但是整個資產階級化，這且是整個「巴黎小姐化」了。過不慣我們的生活，瞧不起我們土包子幹部，自不在話下。我擔心的是他瞧不瞧得起她的那位父 親，雖然她的父親已經資產階級化了，不過，離巴黎的水準恐怕還有一段路！
　　
我是一個腦無城府的人，我上面所談的都是從黨的利益出發。我 和饒漱石並無個人恩怨。他利用各種機會來打擊我，多講了顯得我器量狹小，不過，有一點我不得不鄭重聲明，饒漱石造謠說，我和袁雪芬④亂搞男女關係，人不能 沒有缺點，但我的缺點恰恰不在「好色」上。共產黨員在私生活上也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但對於男女關係是看得很嚴肅的。亂搞男女關係是超出了私生活範圍 的紀律問題，算是違反婚姻法，嚴重者要作刑事處分的。我不敢犯法。如果我和袁雪芬亂來，我的愛人張茜首先就不會放過我。饒漱石要毀我，竟無恥到捏造這樣下 流的謠言，真是黔驢技窮，無所不用其極，對我無損，只是顯得他更加卑鄙而已！
　　
　　我們黨員中固然也有像「解放日報」某些編輯那樣善於 逢迎他的一撮人；所幸我們黨中央還有堅持馬列主義思想原則並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的人，饒漱石的罪惡活動要想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終究是辦不到的，當黨中央接到 越來越多的關於饒漱石企圖把華東脫離中央控制和其他罪惡活動的反映時，黨中央感到事態嚴重了。

但黨是仁至義盡的，與對高崗的考慮一樣，黨 中央決定將饒漱石調任黨中央組織部長，但同時還保留着他在華東的黨和政府的職位，希望在京期間，他能改正錯誤，然後也許調派他擔任更重要的工作，雖然組織 部長也已經是夠重要了。誰知他不但不檢查錯誤，更不必說改正錯誤了，他竟心懷憤恨，和另一位差不多由於同樣原因被調到京的高崗，搞起反黨同盟來了。
　　
　 　饒漱石在一九五三年調北京任黨組織部長，高崗也調到了北京。黨中央用意是給他們以改造機會，同時保留他們的原職，也不傷他們的面子。共產黨本是不講面子 的，可是中國五千年來就是撕不掉面子，因此儘可能還是要照顧到。高饒兩人作了那麼多年的黨員，面子這一關還是過不去，那麼就不撕掉，他們總該滿意了罷。殊 不知蛻化變質而有無限權勢欲望的野心家，不管怎樣，永遠是無法滿意的。他們認為他們失意了，這自認為「失意分子」的兩人終於結合起來了。他們在北京常常密 談，他們互相埋怨着說：「中了毛主席的調虎離山之計，」「我們回不去東北和華東了。」可是他們並不死心，高饒兩人雖然身在北京，東北和華東他們的親信幹部 還是占有領導崗位，他們的影響力還是達得到的。他們計劃利用他們當時在北京和黨中央的地位，特別是利用饒漱石作為中央組織部長的地位，繼續調派大批親信干 部前往東北華東，打進重要崗位，企圖在時機成熟仗着東北和華東的地盤與實力來挾持中共，必要時造成割據局面。這樣，中國的統一就被破壞了，中國完蛋了，不 用說，共產黨也完蛋了。
　　
　　以上說的並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已查出了具體的事實。黨中央監視着高饒的行動，但是放手叫他們搞，看看究竟 搞得出什麼花樣。在饒漱石任組織部長的短期間內，我們發現黨員調動頻繁，計達十四、五萬人次，占總黨員人數百分之一強。這是一個很大的比例，而且我們還發 現很多是團級甚至團級以上的幹部，調離或調往的地點主要是東北和華東。原來他們視為非親信的被調離了，再調他們認為親信的去接替。根據黨章規定，黨員應無 條件地服從組織調配，於是高饒就利用它來東調西調，調得很多黨員昏頭漲腦，卻又有苦說不出。
　　
　　幸而黨中央早就採取了監視態度，也發現了高饒的反黨陰謀。被高饒認為親信的大部份黨員幹部，並沒有陷於高饒的陰謀為高饒所利用而從事分裂的罪惡活動，相反地，他們對黨中央表現了忠誠，紛紛揭發了高饒的罪行。
　　當黨中央掌握高饒反黨同盟的顯明而足夠的證據的時候，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全體會議，控訴高饒的罪行，並且為了發揚黨內民主，決定請高崗、饒漱石分別出席答辯。
　　
　　饒漱石對於政治局委員會議所控訴的罪名，基本上是認罪的，雖然對於個別的幾點，他不同意。饒漱石有不同意的自由，但事實勝於雄辯。